读者批评与马克思文本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批评论文,文本论文,读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语境中，所谓阅读，也就是考察作者、作品以及作者、作品与世界的关系。这 是因为，在现代语境中，作者对于自己作品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作者是自己作品意义 的决定者，而作品又决定了读者的理解视域。既然作品的意义是由作者决定的，要理解 一个作品，明智的做法自然就是考察作者的生平和他所处的社会境遇，以及作者写作的 意图、动机和提出的见解。虽然也会谈到读者，但所涉及的只是作品对读者的教育作用 ，而对读者自身功能的研究微乎其微。这样，在既有的作品面前，读者处于一种被动的 感知的位置，他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等待影响和教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作品(work)开始被置换为文本(text)。依据巴特的观点，“作品 是具体的，占用了一部分的书籍空间(例如，在图书馆中)，而文本是一个方法论的领域 ……这种对立让我们回想到拉康在‘现实’和‘真实’之间作出的区分：一个是明摆着 的，另一个则是被证明的。”(注：Roland Barthes,“From Work to text”,In Josue Hariri ed.,Textual Strategies:Perspectives in Poststructuralist Criticsim.
Ithaca:Comell University Press,1979,p74.)随着作品被置换为文本，阅读所关涉的 “主体(作者)/客体(作品)”被置换为“实践(写作)/(互文性)领域”。后者貌似二元对 立的形式下，没有任何具体的对立。比较而言，作品是一个具体的客体，文本则是一个 始终开放的领域中的游戏，并必须在这个领域中得到解释。换言之，作品是已经完成了 的东西，而文本则始终处于生成之中。因此，从文本的渊源、作者的声音或文本的语境 来寻求文本的意思和解释，是不可取的。
随着作品被置换为文本，作者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福柯在《什么是作者》中考察了 作者的谱系，提出，我们习惯于说作者是著作的天才创造者，在他那里蕴藏着无比丰富 的经验，并拥有一个不可穷尽的意指世界，而事实正好相反：作者不是灌注一部作品意 指的无限源泉，作者并不优先于作品；在我们的文化中，作者是人们进行限制、排除和 选择的某种有效性原则。(注：参见福柯《什么是作者》，载王岳川等编：《后现代主 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04页。)福柯认为，作者概念是一种意 识形态的产物，它表征的是人们惧怕意义膨胀的意识形态形象。现在面对文本，我们不 应再追问“谁在真正说话”，而应思考：这些话语以何种形式存在?它曾在哪里使用过? 它怎样才能流通?谁能将它据为己有?在它内部什么地方可接纳一个可能的主体?谁能承 担主体的这些变化不定的功能?
在福柯看来，19世纪出现了一类可称之为“话语的创始人”的作者，他们不只是他们 自己著作的作者，而且创造出其他文本的可能性与规则。马克思就属于这样的“话语的 创始人”，他不只是《共产党宣言》或《资本论》的作者，而且奠定了话语无穷无尽的 可能性。具体地说，马克思既使某些类同成为可能，也使某些差别成为可能；不但造成 了以后的文本能够采用的相似性因素，也为一些差异打开了闸门，为引进一些异质性因 素开辟了空间。因此，不能依据现代的作者概念来理解作为话语创始人的马克思。福柯 还提出，一种话语的创始与其后生成的转换是不同构的，扩展一种话语的类型，并不是 给予它一种在开始时并不具备的普遍性，而是打通某些潜在的应用道路。在此转换过程 中，人们并没有宣告这些创始人著作中的某些命题是错误的，所谓的“错误”或者被视 为创始人著作中无关紧要的陈述，或者被视为是“史前的”因素。总之，一种话语实践 的创始并不参与其以后的变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这些话语领域里“返回始源”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
人文科学中的作者之死和社会中的立法者之衰落是并驾齐驱的。现代作者在社会中， 承担的是“立法者”角色，这一角色具有优先接近真理、理性和科学知识的特权，对争 执不下的各种意见纠纷做出仲裁，并最终决定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和应当遵守的。而在后 现代语境中，阐释者取代了立法者。阐释者不提出普遍的真理主张，也不提供任何强制 性指令，他只是勾画出各种选择，并以一个平等的身份参与各种公开的争论；他调停社 团内部的争论，并对拥有不同真理观念的其他社团解释和说明这些论述；他时刻提防沟 通过程中的意义扭曲，但并不认为其中哪一个解释具有绝对的优越性。(注：参见鲍曼 《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第5-7页。)
随着读者地位的提升，读者批评脱颖而出，它特别强调读者在批评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把读者的接受和反应作为批评的主要内容，着重探索读者与作者、文本的相互关系和 相互影响。而且，相比较此前批评模式致力于真实与虚假的分界，读者批评更多地关注 阅读的趣味。读者批评最初仅局限于文学批评领域，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弥漫播撒，抛弃 读者、重置读者的做法，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比较普遍的现象。
任何一部文本，都是为阅读而写作的，这样，在文本的写作过程中，读者始终是“在 场”的。伊瑟尔提出了隐含的读者(implied reader)，这一概念。所谓隐含的读者，不 是指实际进行阅读的读者，而是文本的一种特殊构造，是文本结构的组成部分，它提示 了透视文本意义的若干角度。埃尔文·沃尔夫提出了有意向的读者(intended reader) ，意在重新建构作者心目中所具有的读者概念。在他看来，常常不是现实读者的趣味， 而是在作者想象中构成的读者意念限定了文本的形式和主题思想。普莱提出了虚构的读 者(virtual reader)这一读者类型，它一方面是作者对读者构想的外溢，另一方面是阅 读指示的楷模，是为真实读者(real reader)提供的标准读者。也许，最重要的是重视 真实读者亦即实际阅读文本并做出反应的读者。真实读者不是单数，而是复数；真实读 者的处境也是各不相同的。
意义并不内在于文本，而是在文本和读者的相互作用亦即阅读过程中产生的，文本制 约着读者，读者也可以建构文本，所以，接受过程不是对作品简单的复制和还原，而是 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反作用。这种创造性特别体现在读者对空白的发现上。在读者批 评看来，即使是追求完整统一的传统文本，也不可避免地出现省略、遗漏甚至神秘，读 者应有意识地去发现文本中的空白，充分体味文本中那些沉默的因素，分析空白在文本 结构和技巧中的作用，用想象和理智去参与文本的创作。在此意义上，空白是阅读中不 可或缺的积极动力，它促使读者不断增补和调整，充分发挥文本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
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可以看到一些相似的见解。在1857年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中，产品一经完成，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种 外在的关系，产品回到主体，取决于主体对其他个人的关系。”马克思还表达过这样的 意思：作家“绝不会把他的劳动看作是手段。他的劳动是自我目的，对他自己像对别人 一样，它都不是手段，因而假使必要的话，他会为它的存在而牺牲他自己的存在。”(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7页。)马克思的这些表述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艾柯的话：“为了不致给通往文本的道路制造麻烦，作者最好在他 完成写作时立刻死亡。”(注：Eco.Postscript to the Name of the Rose.Orlando,Fla.:Harcourt,Brace and Jovanovich,1983,p7.)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是否 颠覆了现代的主体概念。(注：参见张汝伦《主体的颠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载《 学术月刊》2001年第4期。)如果我们承认这种颠覆，那么，发挥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读 者批评理论，就是完全可能的。当然，马克思主义的读者批评理论，不会坚持“作者的 死亡”，而是在读者、文本、作者和时代之间斡旋。
就对于马克思的理解而言，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讲，塑造了经典的马克思画像。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重读马克思；70年代末以来，国 内也开始重读马克思。对马克思的阅读何以成为问题?为什么需要重读马克思?对这些前 提性的问题，大家的思考是相当有限的，答案也是相对简单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发现本 真的马克思上。在这种解读中，读者和马克思文本的关系，是一种被动接受的关系：文 本静止地待在那里，等候着读者的走近；读者则力图摆脱自己的各种主观愿望，期望原 原本本地把握马克思。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读者也曾试图发挥主体的作用，那也只是 为了更好地接受文本发出的各种指令。对于阅读-接受过程本身，则几乎是完全忽视了 。也正是由于这种忽视，我们无法在不同的阅读结论之间进行调停和对话。
因此，不能把马克思的作品孤立起来，将它绝对化成一种没有时间的物，绝对化成一 种供人观赏的静止不动的纪念碑；而马克思文本的时间性的发挥，有赖于读者的时间性 。基于这种认识，在解读马克思的文本时，就需要具体考察马克思的文本的“隐含的读 者”、“有意向的读者”或者“虚构的读者”：是工人、资本家，还是自己的同志?是 本土的居民，还是外国人?是当时代的人，还是未来的人们?我们也需要思考“真实读者 ”：在不同时期，现实地阅读马克思文本的读者是哪些人?他们的反应如何?工人、革命 者、同盟、敌人各自的反应何以形成?例如，《共产党宣言》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 人的委托而写的，其目的是为了整合组织，因而不难推断，这个文本不能不考虑当时的 现实，不能不考虑全体盟员的认识水平和觉悟程度，不能不针对当时统治阶级和各国资 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具体态度。这种面面俱到的考虑，以及党纲的写法，也都限制了马 克思和恩格斯对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论证。换言之，这个文本必然有各种缄默不语的地方 。事实上，马克思的确采取了各种写作策略，以适应包括编辑在内的“有意向的读者” 的旨趣。在恩格斯替马克思为美国的一家报纸撰稿时，马克思特别提醒：“要写得俏皮 而不拘束。这些先生们在外国栏中是非常大胆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2页。)另外还应考虑到，马克思撰写的新闻作品在问世 时，可能经过了编辑的加工处理，以合乎他们的要求。所以，只有具体辨识马克思不同 文本的“隐含读者”、“有意向的读者”和“具体读者”及其反应，才能比较客观地看 待马克思文本的意义，看待马克思文本在历史流变中的不同效果。
特别需要考虑的是，恩格斯作为马克思文本的第一读者，在相当程度上确立了马克思 文本的“接受指令”。依据Carver的考证，马克思似乎没有对自己和恩格斯关系的性质 有太多描述，只是在一个新闻记者写到“Marx and Engels says”时，他抱怨说，这把 他们两个人视作一个人了。(注：参见Terrell Carver,The Postmodern Marx,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8,p165.)另外，在《反杜林论》第一版序言中，恩 格斯仅仅说“在德国的友人”再三请求他写这本书，而在1885年(——这时马克思已经 去世)的序言中，恩格斯提出，这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 的，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他的。他还说，在付印之前，他曾把全部原稿念给马克思听 ，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就是由马克思写的。Carver追问到：“为什么要读给马克 思听?(马克思自己能读!)即使他是大声朗读，马克思在听吗?奇怪的是，恩格斯没有谈 到马克思自己对《反杜林论》说了些什么。”(注：Ibid.,p170.)Carver认为，虽然马 克思1880年为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写的前言向读者推荐《反 杜林论》，但也只是肯定它的“政治”内容，这就是说，马克思对《反杜林论》的认可 是有限的。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诸多作品写了导言或序言，在恩格斯的叙述中，马 克思成为“年长的合作者”，他则是“年少的合作者”，一旦马克思离去了，共同的任 务就交给他了。恩格斯以“一致同意”和“工作分工”等，确立了自己作为“标准读者 ”或者说“理想读者”的地位，并绘制出标准的马克思“肖像”。在一些人看来，忠实 的后人们所做的工作，只能是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这幅肖像。恩格斯提供的马克思肖像是 唯一合法的肖像吗?如果承认读者是复数而非单数，承认读者不是无时间性的抽象存在 ，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在恩格斯的解读之外，势必还有其他的合法的阐释和理解。 各种不同的阐释之间是否具有或者说可以达成一种基本的共识?如果承认读者和文本之 间不是单向的被动接受关系，而是互动的关系，即：读者受文本的召唤，按照自己的主 观条件去实现文本的潜能，使文本成为“他自己的文本”；与此同时，他也按照文本规 定的范围和方式改造自己，从而扩大了自己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 什么把马克思的文本视作单纯的学术作品来读，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歧异，甚至得出截 然对立的结论，发挥出不同的理论思路。由此我们需要着重思考的，就不再是认知的“ 真实性”，而是这样的问题：在阅读马克思文本的过程中，读者自身的历史文化经验发 挥了怎样的作用?马克思的文本又如何影响了读者及其所处的社会和时代?
如果把读者大致划分为消费者类型的读者、批评者类型的读者、作者类型的读者，(注 ：参见朔贝尔《文学的历史性是文学史的难题》，载瑙曼等著《作品、文学史与读者》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那么，我们大致可以说，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 科书培养出的，是消费者类型的读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属于批评 者类型的读者，而马克思自己，当然是属于作者类型的读者了。消费者类型的读者，把 马克思的文本视作自明性的绝对真理，随时用它来证明自己观点和路线的正确。作为批 评者类型的读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带着一副理论的面具来阅读马克思文本，其结 果自然是生成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类的东西；中国 马克思主义者则是从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出发，创造性地阅读、运用和发挥 马克思的思想，从而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作为作者类型的读者， 在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回顾和反思自己的道路。
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史，不过是作者和作品的历史，即生平加作品的编年排列。如果首 先关注的不再是“作品的意义是什么”，而是“读者如何使得意义产生”，如果承认没 有绝对的、独立的文本，也没有不变的接受意识，文本存在于时间系列里视野的不断交 替演化中，而且它只有被接受并产生影响才能流传下来，马克思主义史就应当被视作马 克思文本和不同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交融的结果。期待视野决定了读者对所读文本 的取舍标准，也决定了他对文本的基本态度和评价。而读者期待视野的历史性和开放性 ，也决定了文本价值会不断发生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史的撰写，必须参照马克思文 本接受的历史性，考察不同的接受者和接受活动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梳理不同时代 接受状况的变化。
读者批评启示我们，“马克思是谁”这个问题，和“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是密切相关 的，离开了对“我们是谁”这一问题的关切，对“马克思是谁”这一问题的解答，就成 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批判的“旧唯物主义”。随着对“我们是谁” 这一问题的不断追问，“马克思是谁”这一问题也将不断获得新的答案。换言之，随着 读者所处时代境遇的变迁，马克思的文本呈现出自身的“意义多重性”，读者其实也只 不过是这个过程的见证人而已。在这样的阅读中，马克思的文本不再是外在于我们，外 在于当代生活的东西，相反，它就在我们的思想和生活之中，它就是我们的一种思想传 统。对于既有的各种理解，我们不能简单地遗弃，相反，我们需要做的，正是详细描述 各种具体的阅读和阐释过程，揭示各种不同的理解得以形成的历史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