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改革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历时九年多了，其间，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农村的变革和农业的发展，更是举世瞩目。然而，中国今天的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成功和希望必然伴随着困难和摩擦，这类问题和矛盾主要靠中华民族自己的智慧和创造来解决。
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始终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二者相互作用，有力地推动着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我们曾经出现过把改革和发展割裂开来的倾向：讲改革的时候，忽视了经济发展能为改革创造什么样的环境，应当通过改革解决哪些当前面临的发展问题。更多的时候是只讲发展，而让僵化的经济体制长期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民积40年之经验，深深体会到不改革，国民经济持续健康高效发展就没有希望。
经济体制改革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惟一正确选择
中国近4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近10年多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全面改革旧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发展惟一正确的选择。历史上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证明了这种选择的正确。
纵观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曲线，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高而不稳，大起大落（见表1和表2 ）。 据统计， 中国在1952 —1985年的33年间，尽管在人口已经很多的情况下又净增4亿人， 人均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仍达4.7%。而据世界银行的资料， 同期世界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为1.2%，中等收入国家为3.8%，发达国家为3.6%，“非市场经济国家”为4.2%。可见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较高的。但是，这种较高的增长速度往往伴随着相当大的不稳定性，而大幅度的“涨落”常常又导致了宏观经济的巨大损失。30多年来这种周期性的波动，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1.周期性波动的振幅大。据分析（注：卢建：《我国经济周期的特点，原因及发生机制分析》，《经济研究》1987年第4期。）， 周期波动从“波峰”到“谷底”的落差最高为66.2%，最低为8.5%， 平均为23.1%。波动系数（注：张磐：《探求长期稳定发展理想模式》，《世界经济导报》，1987年10月26日。波动系数是周期内年最高增长率同最低增长率的平均差。）为11.75，约为美国的4.3倍，苏联的4倍， 日本的2.8倍，联邦德国的2.4倍。这种大起大落给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例如1958—1962年的经济大涨落，振幅已接近美国1929—1933年大危机时期的波动幅度。
2.周期长度不规则。中国的经济周期长者7—8年，短者2—3年，平均约4—5年。如此不规则的周期，很难用一个标准的周期函数或其它数学模型来描述、模拟和预测。这表明非正常的和非经济的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很大。
表1.社会生产总值。
表2.国民收入增长率，社会生产总值增长率。
3.周期波动的幅度趋于减缓。中国改革开放九年多来，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已明显趋于减缓，其间除1981年发生过一次微小的下降外，大多数年份都处于较高的增长。这反映了体制改革对经济稳定发展的显著作用。至于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最重要的还是经济管理和决策体制。显然，把经济周期简单地归结为某种偶然的、外生的因素在起作用的观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从表面上看，周期性波动的直接诱因是投资的周期性波动。有人做过这样的分析：1953—1985年，中国投资增长率和社会总产值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88，并且据此断言“投资波动决定经济波动”（注：卢建：《我国经济周期的特点，原因及发生机制分析》，《经济研究》1987年第4期。）。诚然，不可否认， 投资波动对经济波动有很大影响，但说到决定关系，我们更倾向于经济波动决定投资波动的观点，而不是相反（注：据分析，国民收入每波动1%， 固定资产投资就波动2—2.5%。参见：孙健、李振宗《固定资产投资不规则周期性波动的趋势及其现实意义》，《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69期。）。实际上，投资的周期性波动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乘数原理”和“加速原理”交互作用的结果。无论是高速度引起大投资，还是大投资引起高速度，从根本上说，都是由于政策和决策上的失误造成的。然而，如果我们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政策和决策因素不过是体制的“函数”。如果没有高度集权的僵化的管理和决策体制，没有大规模的财力、物力掌握在高度集权的决策者手中调度使用，那么体现决策者意志的任何政策和决策都不可能有效地贯彻执行。此外，高度集权的僵化体制还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难以真实地、灵敏地获取国民经济涨落的信息，这对于国土辽阔差别大、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中国来说，更难于及时地做出正确的决策。因此，国家对经济扩张和紧缩的调控，便很容易像两个稳定性极差的“冷热水龙头”，要么容易过热、要么容易过冷。
中国面临挑战的现实，表明了改革的紧迫性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视野一下子从国内扩展到整个世界。在这种横向比较面前，我们深深地感到挑战的严重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经过近40年的艰苦奋斗，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十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困扰着中国经济。特别是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政治动乱，给中国经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中国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国民经济几度出现负增长和衰退。处于发展中的中国，经济结构的二元性相当明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经济景观是：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目前，我们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还在继续扩大。据世界银行的调查，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28个国家中的位次一直在倒数二十几位上徘徊， 仅与非洲的索马里、坦桑尼亚等国相当。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NP ）占世界的份额为4.7%，1980年下降到2.5%；196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与美国的绝对差为4600亿美元，1985年扩大为36800亿美元。196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与日本接近，1985 年仅为日本的1／5；50年代初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的“亚洲四小龙”，目前的人均收入、出口商品结构、教育卫生投资和水平都远远超过中国。仅就经济方面而论，之所以如此，除了“左”的指导思想、政策和决策上的失误等因素外，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历史上形成的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要求不相适应的高度集权而僵化的经济体制。
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矛盾焦点和难点
当前，中国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双重经济体制和双重经济运行机制的僵持局面，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及如何在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加速工业化的进程。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形成了双重体制、双重经济运行机制并存的总格局。由于两种原则上不同的体制和运行机制相互作用、摩擦和掣肘，导致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旧的即高度集权、以行政手段为主的产品经济管理体制的某些调控功能逐步弱化，甚至丧失；另一方面，新的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管理体制却没有建立健全起来，以致出现了一些宏观控制的“真空”，体制内部的不协调更加突出。目前改革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既不能继续依靠行政指令强制性地控制经济活动，又不能有效地运用经济手段诱导和调节经济活动。这种新旧体制对峙的局面不消除，经济中的不稳定、不协调就难以避免。
资金紧缺是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中国正在向工业化社会过渡。中国发展所处的阶段及其客观环境使经济发展既有着多种机会和选择，也面临着各种困难和挑战。最突出的矛盾是资金不足。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都普遍遇到资金不足的问题。然而，对于有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中国来说，要完成工业化、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资金问题尤其突出。生活水平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需要资金，产业结构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高级化转变需要资金，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更需要资金……这些矛盾的焦点是经济活动的效益太低。1986年与1957年相比，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百元资金利税率下降了41%，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润率下降了57%。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资金供求的矛盾。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的短缺、总需求和总供给及其结构矛盾、积累和消费的矛盾都将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以致影响中国工业化的顺利完成。
农业基础脆弱是改革和发展的一大难点。经验证明，中国经济要稳定增长必先使农业稳定增长，特别是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当前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的状况如何呢？中国农村改革的重大成功就在于在短短几年内用占世界7%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0%的人口的温饱问题。 然而由于农业生产条件还比较差、抗灾能力不强等原因，继1984年粮食总产达40731万吨、人均粮食产量登上394公斤的新台阶之后，粮食生产又出现了连续三年徘徊不前的局面，三年平均粮食产量39101万吨，1987 年人均粮食产量下降到373公斤。其结果波及肉禽蛋菜的供应， 食品涨价，以致一些城市又恢复了肉蛋凭证供应。如果农业特别是粮食不能持续增长，最终可能拖城市改革和发展的后腿。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还得从改革和发展两方面找。
近十年来农业之所以有较大的增长，一方面是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过去多年的农田水利建设起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在农村改革第一步获得成功以后，如何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规模经营、发展经济联合等方面都没有及时提出切实有效的重大措施，以致政策调动起来的积极性得不到进一步的提高和扩展。在农村改革见效的同时，本应继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以增强农业的后劲。但事实上，农业投入却逐年递减。据统计，改革前29年中国农业投资占基建总投资的比重平均为11.9%，“六五”期间降为6%， 1986年则进一步跌到3.3%的谷底。虽然一些农业专项投资没有包括在内，但投入减少的趋势是无疑的。根据莫利特定律（注：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简·A·莫利特分析了世界88 个国家的农业与经济发展关系后，得出的一条规律。）：人均收入每增加1%， 农产品总产值中再投入农业的比重应增加0.25%，农业才能稳定发展；但是，中国1986年农副产品收购总值比1980年增加了一倍多，而农业基建投资却减少了27%。其次在人均耕地面积连年下降的情况下，近几年，农田水利设施因缺少资金而得不到正常维护。“六五”计划期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减少了1000多万亩，机械化作业面积减少了6800万亩，基本农用物资又连年涨价，这些都影响农业的稳定增长，导致粮食三年徘徊。由此可见，发展农业光靠政策和科学是不够的，还要靠追加投入。
农业基础脆弱，还表现为小生产与大需求的矛盾。从农业的基本生产方式看，粮食问题乃至肉禽蛋菜问题不过是落后的小生产与迅速增长的社会大需求矛盾的反映。据调查，中国农民目前实际经营的土地规模还不到合理规模的1／10。没有合理的经营规模， 一切现代科学技术和农机具的广泛应用以及对传统农业的改造、直至社会化大分工和协作都是不可能的。当前中国农业的合理经营规模问题，实质上是土地使用权的转移和集中受到梗塞的问题。据测算，到本世纪末农村劳动力总数将增至4.5亿人，而农业本身的容量只有2.2亿人，剩余的劳动力都要逐步转向非农产业。然而，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到种种限制：（1 ）资金和资源限制。据估算，转移2.3亿农村劳动力约需资金7000亿元。 这势必导致城市和农村发展争夺资金和资源的矛盾。大量廉价劳动力本来正是工业化过程中不可多得的资源优势，但是资金不足，优势就成为劣势。
（2）城市的发展也受到资金不足和农业基础薄弱的限制。 大城市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生产物资和人民消费物资的供应不足，用水、用地、住房、环保等方面都存在难以解决的困难，不可能主要靠发展大城市来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何在？根据国外的经验，规模在20—50万人口左右的中等城市，集聚效益和规模成本都明显优于大城市和小城市，所以积极发展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不失为合理选择。尽管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受到上述限制，但是，近几年中国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却为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开辟了重要途径。1985年，全国乡镇企业已发展到1222万个，职工人数已发展到6980万人，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9%，就是说有大约1／5的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1987年乡镇企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预计到1990年乡镇企业容纳农村劳动力的总数将达1亿人以上，约占农村总劳动力的25%。 这标志着农村经济的历史性转变，同时也表明发展乡镇企业很可能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最有效的途径。
农业的稳定发展，除增加投入外还要进一步深入改革。改革的重点应是：
1.进行以土地使用权为中心的土地制度改革，实现规模经营。
2.清理农村政企关系，实现村民的真正自治，企业试行股份制，进行以经济组织多样化为中心的农村组织改革。
3.抛弃平价和议价两种价格并存的“双轨制”，确立以市场调节为中心的流通体制改革。
城市经济改革的中心：企业改革。
继农村经济改革取得进展以后，1984年，企业改革逐步成为城市经济改革的主旋律。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税利改革，再到转变经营机制，改革的实践一再冲破传统理论的桎梏。目前，企业改革的焦点已聚集到所有制和内部经济机制的改革。
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改革的探索
近几年，为了推动企业改革，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减税、让利、扩权方面的措施，取得了初步效果。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在新旧体制僵持的总格局下，尽管简政放权初步刺激了企业的利润动机，增强了竞争意识，强化了市场约束，但由于受到旧的管理格局和利益格局的制约，企业行为具有明显的“双重依赖”特征。比如，既想保住计划渠道的平价“优惠”，又想利用市场获取议价的“实惠”；由于传统体制和运行机制仍占统治地位，行政干预大量存在，企业的预算约束依然“软化”；由于各方面改革不配套，企业的正常经营和竞争遇到重重困难；由于价格体制的弊端和利税改革的缺陷，导致企业收益同企业的努力和风险不对称，新的“苦乐不均”普遍存在。企业改革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从近期看，承包制确有效果；但从长远看，又隐含着不少问题。实行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的企业1987年已占80%；明显的效益是调动了企业与职工的积极性，实现了工业产值和利税的同步增长。去年全国工业产值增长了14.6%，财政收入增收3.8%。承包制得以迅速发展，一方面， 它是在保持国家所有制的前提下，通过契约形式界定了承包双方的权、责、利，突出两权分离的中心思想，着眼于强化企业经营权，从而巧妙地绕过产权关系这个敏感的难题，既没有与传统产权制度决裂，也没有破坏原有的利益格局，改革的阻力较小，而且简便易行。进一步说，承包制的意义还在于试图寻找一种新的企业制度，使人们像爱护自己的财产一样关心公有资产。但另一方面，从长远看承包制未必是企业改革的理想模式：由于它没有涉及产权制度这一实质性问题，企业并未取得真正的法人资格，因而企业行为难以合理化。首先是由于财产约束“软化”，导致预算约束“软化”。其次是一旦企业亏损或破产，真正的损失和责任承担者仍然是国家。实际上是包盈不包亏。再次是企业新增资产的归属权尚不明确，承包期和承包基数又有限，容易诱发企业行为的短期化。
由于市场很不发达，企业还不是市场的真正主体，因此，企业仍然具有既对国家又对市场的双重依赖性。在这种情况下过分强调收益刺激，会助长企业与国家之间讨价还价，加剧企业的不公平竞争和企业收益同风险的不对称。面对企业改革的两难选择，寻求企业改革根本出路的一种思路便自然出现，这就是所有制改革。
所有制改革：消除公有制和商品经济对立的最后屏障
近几年，中国理论界在所有制问题上有三方面的突破：一是重新明确了所有制结构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结构所决定的思想，破除了越公越好的旧观念。二是确立了不同所有制之间可以相互渗透和融合的思想，抛弃了越纯越好的旧观念。三是确立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离的思想，摈弃了越统越好的旧观念。理论上的重大进展总是与实践中的成就相伴随的。近年来中国坚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变单一公有制为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多元结构。据统计（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六届全国人大期间我国的经济改革》，《改革与发展》第19—30页。），截至1987年，以工业产值计算，全民所有制工业所占比重已由1987年的80%下降到57.5%；集体经济已由20%上升到40.2%；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从几乎为零上升到2.3%。 全民所有制商业的比重由90%下降到38.7%，集体商业由7.4%上升到35.8%，个体和其它商业由7.3%上升到25.5%。 目前全国城乡个体工商从业人员已达1700万人，比改革前增加了100多倍。
今后中国所有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基本趋势将是：
（1）继续调整所有制结构， 将一部分国营企业变为集体企业或个体所有和其它非公有制企业，提高非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比重。在这方面，必须继续破除那种认为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根本对立的旧观念。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都证明，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并不根本排斥社会化。
（2）在目前所有制格局基本不变的情况下， 把大中型全民所有制企业资产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交给企业，强化企业的经营责任，把企业推向市场竞争和自负盈亏的轨道，逐步建立起内有动力、外有约束力的经营机制。
（3）国家所有的企业应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即限于某些关系国计民生、或保障社会公众利益、或非盈利性、或易于形成垄断的产业或事业，但这些部门仍然可以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向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其它所有制形式转化。
（4）进行各方面的配套改革，以创造所有制改革的外部环境。 其中包括逐步建立起商品、劳务、资金、房地产、技术、信息和产权等市场在内的完整的市场体系；以企业为中心进行计划、财政、金融、投资、劳动工资等体制的改革；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消除经济生活中的混乱和波动，保障改革的深化。
深化改革，增强企业活力，必然要相应处理好宏观调控与微观活力的关系，深入进行计划体制和市场体系的改革。
计划与市场
经过几年的改革，中国抛弃了社会主义经济排斥市场调节的产品计划经济的陈旧观念。继而又改变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从而确立了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为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目标模式。因此，计划体制改革是关键的一环，并且也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指令性计划的范围不断缩小，市场调节的作用有所增强。例如，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品种由1984年的120种左右减少到1987 年的60种；统配物资由259种减少为26种；小商品和计划外产品均改由市场调节。
通过投资体制改革，扩大了企业和地方的投资决策权，1987年在全国基建投资中国家财政拨款只占32%，其它几种资金来源已达到68%。投资主体开始趋于多元化等。但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转变，不能不受生产力水平低、市场欠发育、信息差和总供给不足等因素的制约，将经历长期而曲折的过程。因为：
尽管国家缩小了指令性计划的范围，但很快就被地方政府所截留，行政干预和直接控制仍很严重。“分级管理”的新财政体制导致新的利益冲突和摩擦，地区之间出现了某些经济“封锁”和“割据”，这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规模双膨胀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使经济生活仍然绷得过紧，改革的回旋余地不大，不能很快奏效。新旧体制对峙，各种矛盾和摩擦较多，从而增加了改革决策的难度。如果处理不当，失去必要的宏观计划调控，经济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就不能消除，会导致改革徘徊不前。经过几年的改革，中国的市场体系已初步形成，消费品市场已趋于成熟。据统计，截至1987年，全国已有贸易中心2200多个，城乡农贸市场60000多个，社会商业网点1099 万个，个体网点908万个。
生产资料市场开始形成。目前全国有100 多个城市相继开放了钢材、水泥、木材、煤炭和机电产品市场，国家投放市场的重要生产资料已占物资总量50%以上。资金、技术、劳务、房地产、信息市场也有了一定发展。价格改革使市场调节的作用增强，价格长期扭曲的状况初步得到改变。然而总的来看，中国的市场体系还很不发育。国营企业对政府的双重依赖性决定了这些企业还不能成为市场的真正主体。
由于传统的行政干预依然在资金、劳动力、物资、商业等领域起相当大的支配作用，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之间的市场结构和市场机制不健全，在很大程度上还得依赖直接控制。新旧体制的胶着状态使国家在引进市场机制解决旧体制的种种弊端时，又不得不用旧体制的各种手段去对付市场运行中的问题。由于价格体制改革遇到各方面的压力而进展缓慢，市场的基本传导机制始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改革不能不因为市场体系还不完善而受到约束。尤其是当前，不能不受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速度过热、投资过多、消费过旺等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影响。
通货膨胀和价格改革是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大环境中的又一个焦点。
通货膨胀与价格改革
通货膨胀是当前中国改革与发展中非常敏感和棘手的难题。“涨价的幽灵”近几年一直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游荡，成为群众议论的热门话题。尽管这几年通过价格改革使长期以来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的状况初步有所扭转。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指导和市场调节的价格已占50%；国家定价的农产品已下降到30%，工业消费品下降到40%。但是价格改革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据有关部门统计， 1985年以来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23.6%，大中城市更甚；1987年，因物价上涨而使实际收入下降的居民已近21%。然而，如果因此而停步不前，中国经济将继续处于严重扭曲的状况。时至今日，价格改革只能逐步进行小步调整以实现大的合理调整。实践证明，不改革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固然不行，企求在一、二年内便把价格体系全部理顺，给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条件，也是不现实的。价格改革必须立足现实，考虑到社会承受能力和生产企业的消化能力，否则就会失去改革的社会基础，欲速不达。
改革作为一种社会转变过程，必然会引起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之间的摩擦和利益再分配。关于“公平和效率”的热烈争论是这个问题的一种突出表现。这个问题现已越出经济范围而在更广泛复杂的社会领域中引起关注。
公平与效率问题
公平与效率问题始终是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个热点。公平与效率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在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之间做出合理的选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平均主义曾被奉为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而广为流行。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国家利益完全排斥和取代了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驱动经济运行的不是物质利益而是道德观念的精神作用。结果是严重束缚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全社会普遍的“大锅饭”和整个经济运行的低效率。这种情况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曾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后果。其实，把平均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公平观完全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它既违反了商品经济的原则，也违反了按劳分配原则，因而难以持久。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过去单一的按劳分配形式被打破，逐步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格局。这一政策在农村经济和个体工商经济的发展中产生了明显的刺激作用，目前其影响正在向科技、商业、工业等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扩展。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效率逐步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也随之提高。同时，居民的贫富差别也在扩大。一方面各地都出现了一些万元户、几十万元户，甚至百万元户和千万元户；另一方面却有15%的居民入不敷出。此外，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别也在拉大。沿海发达地区和边疆落后地区形成鲜明对照。这一社会现象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争论。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公平观的着眼点应该是机会均等，因为机会均等是效率的源泉。它可以使个人和企业产生不断扩大收入的内在动力。否则，如果用结果均等（收入无差别或差别很小）代替机会均等，那就必然导致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经营）成果的无偿占有。值得庆幸的是，机会均等的国民意识正日趋强烈。据有关方面的调查（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社会研究室：《改革的社会环境：变迁与选择》，《经济研究》1987年第12期。），公众的不满情绪已由过去集中于物价上涨一点，扩大到针对以权谋私、任人唯亲、不能自由选择职业、收入不平等等多方面的不满，而这些都与机会不均等有关。
应该承认，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无论个人还是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在新旧体制并存的条件下市场体系很不完善、价格扭曲以及宏观管理上的某些漏洞，致使不合理的收入差别还大量存在。因此国家必须采取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加强宏观调控，以防止过分的贫富两极分化。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是实现机会均等、公平竞争，从而提高效率的最重要外部条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攀比作为平均主义、大锅饭在改革新形势下的一种变形，仍然困扰着我们的经济生活，成为一种社会心理顽症。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攀比效应”，如投资饥饿症、消费饥饿症、涨价风、吃喝风、出国风、摊派风等等。这说明，破除平均主义、引入竞争机制的任务还很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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