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系、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研讨会综述[1]_央行论文

金融体制、金融风险与金融调控学术研讨会综述[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风险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金融体制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国内市场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我国经济面临的金融风险也迅速增大。怎样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改善金融宏观调控效果，提高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能力，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是摆在我国金融理论和实际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为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研究这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财经大学、上海财大财务金融学院、《经济研究》、《财经研究》、《外国经济与管理》等学术机构和杂志编辑部，于1997年9月13日～14日在上海共同举办了“金融体制、金融风险与金融调控”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论文150多篇，来自北京、上海、广东、福建、浙江、湖北、四川、陕西和内蒙古等地的金融管理机构、经济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和金融企业的八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围绕金融体制改革、金融风险防范与金融宏观调控的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对当前金融形势的判断和金融风险问题

与会者对我国当前面临的金融风险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戴根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高级经济师）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存在较大的金融风险。这种金融风险主要是从宏观经济角度考虑的，而不是教科书上讲的金融企业的经营风险问题。这是对我国近年经济运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这几年我国经济增长很快，主要是靠贷款支持的。而金融资产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实质经济增长。这既是金融深化的标志，也反映了我国金融虚的增长过快。中央抓了几件事，强调把不良资产降下来；连续3年亏损，行长要让贤，因此银行贷款比较谨慎。1993年非法集资很严重，中央抓得早，避免了问题的恶化。王华庆（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认为，我国存在系统金融风险导致支付危机的可能性，主张建立存款保险的安全网络，以防范这种金融风险。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不力，内控机制不健全，非法集资，金融秩序混乱，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严重等，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盛松成（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教授）则认为，我国20%的坏帐率虽然很高，但并不如西方那样可怕。它已被我国的通货膨胀和企业的商品滞销消化掉了。问题在于这个帐是算在银行头上还是算在企业头上；是通过企业破产部分收回，还是永远把它摆在那里。现在的坏帐率已经没有多大意义。曾令华（湖南财经大学教授）认为：①泰国金融危机的环境与我国完全不一样。我国人民币没有与美元挂钩；我国外贸长期顺差，人民币没有实现资本项目的兑换，可防止外国短期投资在我国的活动；房地产投机在1994年已被制止，金融监管加强，因此我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②我国金融机构产生支付危机的可能性比不产生的可能性要小，我国银行负债在中短期内是否会发生大的波动取决于通货膨胀和政治稳定。现在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很好，政治稳定，因此发生支付危机的可能性较小。

二、当前金融风险的成因

戴根有认为，金融风险增大主要表现为银行不良资产的大量增加，其深层原因在于：①企业经营体制，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深层矛盾的反映；②金融企业内部控制和监管不力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戴国强（上海财经大学财金学院教授）认为，这种金融风险来自：①金融体制本身。金融企业对利润缺乏必要的法规限制，提高金融效率需要自由竞争，需要宽松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竞争秩序，而我国正是这两个薄弱环节导致了金融机构违规现象比较严重；②国际因素影响。对外依存度的提高、外资的大量进入和外国货币投机商的频繁活动。张亦春（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认为，改革前，企业投资主要依靠财政拨款，较少依靠贷款，内源性投资多，外源性投资少，这是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改革以来，财政投入减少，企业投资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内源性投资比重变小，外源性投资比重增大，不对称。国有银行吸收居民存款，再贷款给企业投资，企业效益差，使风险集中到国有银行。盛松成认为，我国银行坏帐率高是改革的成本，而不仅仅是银行的问题。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贷款、社会安定贷款和企业工资贷款等，并不仅仅是银行经营问题，而是改革的代价。只有企业改革搞好了，坏帐率高的问题才能根本解决。

三、金融风险的防范与改革的深化

戴根有认为，要防范金融风险首先必须深化企业体制改革，改变企业融资结构，将直接融资渠道打通，将大风险分散为小风险。从十五大报告看，这个问题基本可以解决了。但必须注意防止走向另一极端。其次，中央银行要加强金融监管；商业银行要加强内控机制，减人增效。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将由几家大的银行和众多小的银行组成，相辅相成。尽管金融自由化是当今世界潮流，但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还未达到那种程度，分业经营仍是必要的。这是防止金融秩序混乱的经验总结。该管的仍要管，资本市场的开放不能太快。有人建议B股市场对国内居民开放。这在目前是不适宜的。日本金融目前尽管很开放，但它仍然留有便于实施采取紧急避难措施的机制，以恢复对经济的控制。王华庆认为，B股市场是离岸市场，不能与在岸市场混合。泰国这次金融危机就是在二者混合的情况下，外国投机者从离岸市场低利借入泰铢购买美元开始炒作的。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不宜对居民开放B股市场。

于祖尧认为，研究我国改革问题不能不考虑我国与前苏东地区和东南亚地区不同的特殊背景，我国经济面临三重转型：①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换；②二元结构向现代化的转型；③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否则，我们的政策指导就会失误，要么畏难守旧，固步自封，退回到计划经济；要么就拔苗助长，照搬西方；要么就陷入盲目性，走一步算一步。我国搞市场经济是在理论准备不成熟、不充分的情况下开展的，存在较大的盲目性，因而要求理论家多做研究，多做宣传。现在金融改革和经济改革都到了关键时刻，其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把市场化的改革完全交给市场。但目前庞大、低效的官僚机构也不能胜此重任。

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教授）认为，①改革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极大变化，从消费性收入向收入资本化转变，这必然要求金融资产的多样化；②发展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的风险比传统的间接融资风险低；③整个体制改革变动的背景将支持证券市场的发展，股份制改革是其重要形式；④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本配置格局和宏观经济背景也可支持证券市场的发展，由此证明资本市场的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他还认为，我国的金融体系存在公认的缺陷，对商业银行体系的过于倚重，使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形成一种天然屏障，必须塑造二者直接融合的构架。不能期待证券公司代替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不能承担资产重组的重任，也不能把资产作为商品来经营。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将我国的金融改革与独联体国家的金融改革进行了比较，指出独联体国家走金融自由化道路，经营成本低，发展速度快，国家很小，银行数量却很多，经过市场的筛选，剩下少数效率高的。我国金融改革进程较慢，居民存款过于集中在国有银行，使金融风险加大；资本市场的改革应解决资源配置问题，造就更多、更有效率的机构投资者，而这在目前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张亦春（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认为，要控制风险向银行的集中，必须明确界定财政与金融的职能。规范有效的财政制度环境是控制国有商业银行风险集中、构建新型银企关系的基本前提。优化资本结构，推进国有企业债务重组，实现资产存量合理化和增量优化的良性循环及培育、发展和规范资本市场，推进融资机制市场化，确立市场金融主导型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是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

戴国强认为，要控制金融风险，必须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调控水平。为此，必须正视我国经济的现实问题：①经济结构失衡和有效需求不足并存；②“软着陆”后货币政策的具体实施；③金融机构内部制衡机制尚不完善。

张庆渭（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认为，消化金融风险的关键在于解决国有企业问题和金融机构内部自律机制问题，应重视投资基金的制衡机制和行业自律机制的作用。

杨大楷（上海财经大学万泰投资学院教授）对我国债券市场今后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重点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们将集中在：①债券发行利率市场化；②债券市场机构职能化；③债券电子化；④债券国际化；⑤债券市场规范化。

四、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效应的改善

戴国强回顾了1993年以来我国经济宏观调控的历史，指出这次调控具有3个特点：①货币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②注意了控制需求与促进供给相结合；③注意提高调控的艺术性，所制定的政策较好地利用了经济主体的心理预期；注意了总量与结构的协调，时机与力度的配合；加强了中央银行在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新情况下的新问题主要是金融风险增大。

易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认为，我国外汇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汇率并轨是一奇迹。去年“贷款通则”实施以后，银行开始惜贷，宁愿将钱存到中央银行也不增加风险大的贷款。这使专业银行长期的贷差向存差转变。这反映商业银行的行为发生了较大变化，人民银行监管水平有很大提高，宏观调控逐步从主要靠行政手段向法律和经济手段转变。这说明通过深化体制改革，金融宏观调控水平已有很大提高。问题主要是银行呆帐率较高，国有企业是一死结。

陈学彬（上海财经大学财金学院副教授）通过对我国近期货币乘数变动态势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发现，作为中央银行间接调控货币供给总量之重要依据的货币乘数，近期主要受银行超额准备率变动的影响（对狭义和广义货币乘数变动的影响分别占各因素影响61.06%和56.83%）。后者急剧变动且不象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那样与市场利率负相关。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目前仍实行严格的利率管理和贷款规模控制体制，以及资金拆借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育和规范程度的制约。为了避免超额准备率的急剧波动对货币乘数以及对货币供给总量控制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必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来建立一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商业银行超额准备决定机制，使超额准备率和货币乘数的变动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更为稳定、可测，从而为有效的宏观金融间接调控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陆世敏（上海财经大学财务金融学院教授）认为，近年来我国的宏观调控传导机制发生了较大变化：过去主要通过货币供给和利率，现在商业银行改革，贷款更加谨慎，需要贷款的企业效益不好，得不到贷款；效益好的又不要贷款。货币供给与经济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金融资产价格只有股票放开了，利率调整对企业没有多大影响，主要影响储蓄和股票价格，全民炒股。宏观调控应该考虑这种传导机制的变化。

陈学彬、王国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和刘乃全（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采用博弈论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效应问题进行了分析。陈学彬通过对非对称信息与政策信息披露对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机制的分析，指出信息的非对称性、公众的学习过程和货币政策制定者的信誉损失是制约货币政策行为与效应的重要因素。信息的非对称性降低了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倾向，但也增加了公众面临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货币政策效应。为了正确引导公众预期，降低其面临的不确定性，提高货币政策效应，应建立规定的政策信息披露制度，降低小道消息对公众的误导作用。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中央银行的货币需求预测精度、货币政策信息披露准确度和可信度、货币控制误差及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偏好、时间偏好等因素对货币政策效应具有重要影响。要改善货币政策效应，提高宏观调控效果，中央银行应立足长远，经常小幅微调，力戒急功近利，避免政策急剧多变；努力改善操作技术，提高货币需求预测精度和货币控制精度；讲究信息披露艺术，正确引导公众预期。

关于货币控制与金融控制这一信用经济的政策选择问题，骆玉鼎（上海财经大学财金学院）通过对西方学术界就该问题讨论的回顾，指出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正在从货币控制逐步向金融控制转变。目前我国理论界许多人看到了货币供给量与利率双目标控制的矛盾，据此提出放开利率，健全货币供给机制的政策主张，这是对原有体制的改进，但把利率与货币的位置互换，盯住利率，放开货币供给量似乎在学理上更站得住脚，如能同时对金融总量（如股票、债权规模）在监测基础上加以调控，我国的宏观金融政策将更为有效。

五、资金投向调控和产业政策取向

与会者还对宏观调控与资金流量和投向问题，鼓励消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问题进行了讨论。马强（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研究员）认为，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不能就事论事，仅就某个地区的问题来讨论，而应该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资金的流量和投向问题。上海近年的资金投向已出现两个变化：对农业和商业投入加大；对支持中小企业并购和搞活企业投入加大。对当前出现的银行惜贷和企业资金紧张的问题要正确看待：①不必照顾所有的企业；②改革是有代价的；③改革只能首先解决主要问题。陈学彬认为，资金投向不仅有地区投向问题，更有产业投向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必然投向收益好的地区和行业。80年代流通领域收益高，物质生产部门收益低，结果是“全民经商”；90年代经商不行了，而炒股票、期货、债券收益高，资金都流向这些行业。个人、企业、银行都用大量资金炒股，结果金融资产膨胀，物质生产部门却得不到应有的投资。股份制企业发行股票筹到资金也不用于生产，而是投入股市，这不能创造任何物质财富，而只能导致泡沫经济。改革以前过于强调物质生产而忽视非物质生产；改革以来又出现了过于强调第三产业而忽视物质生产的倾向。这都是有失偏颇的。我国应该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鼓励物质生产的发展，限制金融行业的过度投机。王利民（《经济研究》副编审）、戴根有认为，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和资本利得税有利于抑制金融业的过度投机。吴晓求则认为，增收证券交易印花税会降低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对其发展不利；征收资本利得税将鼓励消费，不利投资。陈学彬认为，我国现在已出现有效需求不足，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就应鼓励消费。袁志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认为，金融风险与宏观经济形势紧密相关，特别是产业结构的问题。泰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就在产业问题上。有效需求不足是目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汽车工业无法大规模发展；住房问题在短期也难以解决；农民无法仅靠农业进一步致富，企业剩余生产能力不可能依靠农民来消化。如何刺激有效需求甚为重要，一定要有好的产业政策。

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风险比较

与会者在肯定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的重要性的同时，指出对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风险要有正确认识，不可失之偏颇。易纲认为，在目前各地大上股份制时更有必要反思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风险问题。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密西根认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风险在不同国家是不同的。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由于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体制变化快、内部人控制严重，间接融资的风险较低。而米勒教授则认为，直接融资虽然信息成本较高，但信息可靠，不存在象银行官员与企业勾结而导致的信息不可靠问题，因而风险较低。然而，二者究竟谁的风险低，并无定论。我国国家领导人关于老百姓的风险也是政府的风险的认识是正确的。这几年国有银行发生很大变化，出乎意料。他原来认为银行所有制不改不会有大的变化。其原因何在？是《货款通则》的公布，还是对银行领导责任的加强？在此情况下，股份制更要慎重：①股份制改造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上市公司，重点何在？②仅靠沪深两市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股票流通渠道？上市批准程序是否继续维持现状？③各地产权交易中心应规范发展，发挥作用。

袁志钢认为，改革以来企业资金来源经历了从“吃”财政到“吃”银行，再到“吃”证券的转变。前一转变无疑是进一步，后一转变的效果怎样还“吃”不准。政府推动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的动机是想解救国有银行。老百姓由债权人变为股东，分散银行的风险。通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效益变好，股民将不断进入；如果企业效益好，100%的负债也不成问题，如果效益不好，连成本相对较低的银行借款都付还不起，那就更承担不起证券市场较高的融资成本。股民不进入，股市就会出问题。上市公司应该是效益好的公司。张庆渭认为，金融风险不仅银行有，证券市场也有。目前谈金融风险偏重于银行而忽略了其他。

七、存款保险机制建立问题

王华庆认为，为了避免金融危机，必须改善宏观金融环境和加强金融监管，建立存款保险的安全网络，尽量减少金融机构的破产。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美国战后无金融危机（支付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体系。我国在此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在资本和货币市场可能出现金融风险问题，因而必须为之编织一个安全网，让这种非常敏感的社会性很强的存款机构在这个网内，而不是将其（面临的风险）完全推向存款者和投资者。这也是政府和监管者的责任。戴根有指出，对存款保险问题国内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国有银行暂时不能搞，信用社和其他银行应先搞；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是一种歧视。王华庆认为在现有体制下国有银行暂时不宜进入，因为：①国有银行仍为国家独资；②资产存量风险大；③还有政策性业务。首先进入存款保险体系的是风险较大的其他银行和信用社。分两步走，不存在歧视问题，这是一种监管，从另一角度进行的监管，也不存在监管重复问题。易纲认为：①《商业银行法》公布后，国际银行评级机构对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评级降低，此前它们为主权级；该法规定商业银行可以破产后，我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就不再被评为主权级，风险增加，信用等级下降；②存款保险要求对所有存款机构应该是一致的，存款机构风险等级的差别可从收费差别上体现，不能先搞一块，后搞一块，否则就乱了；③存款保险是政府行为，而非保险公司行为。

八、进一步市场化过程中民间金融业发展的问题

史晋川（杭州大学教授）等以浙江路桥城市信用社为例对进一步市场化过程中民间金融业的兴起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他们认为，我国民间金融业的兴起，其制度需求源自经济的市场化，尤其是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制度供给则是政府为满足自身经济发展目标的策略选择。路桥信用社的成功，在于经营机制的转换：寻求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有机结合，基本实现了员工目标与信用社自身发展目标相一致的激励相容。时至今日，无论是机构覆盖面，服务领域和资金实力，民间金融机构都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金融深化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其发展也面临不少问题：业务发展受行政区划的限制，多数机构规模较小，抵御风险能力差，现代金融管理人员缺乏，经营管理方式落后等问题。要鼓励其发展，政府应允许其跨行政区域发展，鼓励其在自愿基础上通过收购和兼并扩大其经营规模，放松对其的业务管制，通过优胜劣汰过程来达到银行业内部规模重组和资源优化配置。

九、金融风险度量、理性与非理性分析问题

与会者对金融风险的度量问题和理性与非理性分析问题进行了讨论。张尧庭（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认为，讨论金融风险首先要解决风险的度量问题。现在大学缺乏一门基础课程：度量课。经济学将风险视作一种效用或损失，但并非所有的风险都能用效用来度量。即使能用效用来度量风险，其效用函数的选择也要慎重。人们在进行决策时并非都是理性的，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定导致其模型结论脱离实际。王闻（南开大学国经系）从基本的噪声交易（非理性交易商以噪声而非信息为基础进行的交易）模型出发，分析了噪声交易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噪声交易使金融市场的存在成为可能，但又使其成为一个完全有效的市场；同时还造成资产价格的波动和长期偏离其均衡值。他认为我国股市中噪声交易商过多，导致股市的效率较低和风险过大。60年代出现的理性预期分析对宏观经济学产生过重要影响，80年代出现的噪声交易理论把视角转向非理性分析，必将改变经济学家的思维，对金融和经济理论产生重要影响。

十、其他问题

与会者还对货币替代理论、国际收支的弹性分析逼近理论、利率期限结构理论的最新发展、银行资产定价问题、金融风险的法律控制问题、完善中央银行金融监管体系问题、建立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问题、保险公司的风险防范问题、现代银企关系模式特点和市场化银企关系的塑造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宋吟秋（中国科技大学）从理论上对有或没有中央银行干预及共谋时商业银行的资产定价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价格领导决策中，如果中央银行对资金价格不干预，则领导银行能在满足市场需求的条件下实现最大利润，且整个行业能实现供求平衡。但在央行对资金定价时，资金市场将出现供求缺口，并导致信用配给、回扣和增加手续费，使实际利率上升。另一方面，由于资金短缺，地下资金市场将趋于活跃，名义利率就不能正确反映资金市场状况，其信息不能正确引导资金流向，导致资金的浪费。

注释：

[1] 王晓群、尹庆红、叶伟春、高允珂、陶茹丽和张书人等参加了会议发言的录音和记录工作。本文由陈学彬执笔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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