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人员90年代新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留学人员论文,中国论文,走向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17年前邓小平关于“增大向外派遣留学人员数量”的高瞻远瞩，就绝不会有今天全国留学工作的显著效益。不久前，国家教委副主任韦钰对此作了如下概括：从1978年12月至1995年12月，中国已有近25万人出国留学（包括国家派4万多人，单位派8万多人，自费留学近12万人），其中8万多人学成回国（包括国家派3.3万多人，单位派4.6万多人，自费留学3000多人）。这来来往往的留学人数之多，被一些发达国家的舆论界称为“历史性的突破”。
开放留学新天地，进出国门任去来。纵观这股17年奔涌不息的时代潮流，人们会发现一个双向流动正在加快的明显特征：前12年，出国留学8万多人，回国服务近3万人。而最近5年，出国留学净增了16万多人，回国服务也净增了5万多人。特别是1991年以来，回国服务人数一直以年均13%的速度攀升。其中1995年的回国人数，已达到1989年的 3.4倍。
在我们这样一个各方面条件相对较差的发展中国家，17年没有改变、尤其近5年又日趋完善的外派留学人员的方针，是怎样顺应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出国深造的意愿，从而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出国潮？较之于出国更为敏感的回国，经历过一段起伏不大的过渡，又是怎样出现了今天如此大比率的留学人员回国潮呢？
把“支持留学 鼓励回国”落在实处
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始终是我国改革开放总方针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即将告别80年代之际，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多次强调：“我们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不是多，而是少，90年代还要继续大量向外派遣留学生。”时至1992年底，中国的留学政策，又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向前迈出了具有实际意义的一大步。
“支持留学”政策日益务实和规范
留学工作的不断发展，首先有赖于“支持留学”的政策要不断务实。在国家教委’93出国留学选派工作会议上推出的改进留学工作的几项新举措，成为这一政策不断务实的重要标志。在“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的出国留学选派工作方针指导下，其新的举措主要包括：
——对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实行贷款制，以经济手段代替行政管理手段。选派权力下放给地方，选派方法为实施按国家实际需要而设立的出国留学项目，选派对象为访问学者，留学期限为半年和一年。今后硕士、博士将立足于国内培养，以保证学科需要为前提，由国家统一、少量派遣硕士毕业生出国攻读博士学位。
——部门和单位公派出国留学，仍为各部门和单位公派留学队伍的中坚力量。
——对自费留学进一步放开。以取得外汇资助或国外奖学金、并办好入学许可证为前提，高中毕业生、大学自费生可随时提出自费留学申请。大学公费毕业生在服务期限内，只要按不足部分缴纳一定的培养费（本科生按一年2500 元计、 硕士生按一年4000 元计、 博士生按一年6000元计），就可申请自费出国留学。这一切，被称为中国留学史上对自费留学资格的最宽松的规定。
这些新举措实施以后，很快出现了留学人数上升的强劲态势。首先，国家公费出国留学政策向访问学者的倾斜，使公派的短期访问学者明显增多，仅中国科学院系统1994年公派留学人员就有5000多人次，若与教育、文化、卫生等系统的公派人数相加，更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
其次，国家自费出国留学政策的进一步放开，使自费留学开始成为中国青年出国留学的重要渠道。其中，名牌大学的青年教师和毕业生的出国留学热情尤为高涨。1995年，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前生物系）的145名本科和硕士毕业生中，自费出国人数已占36%。近3年，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35岁以下教师，已有半数自费出国。90年代以来，在京、沪、穗三大托福考点的考生数，每年都不下万人。1992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达到1万人，占美国所有亚洲留学生的44.9%。1994年，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达到2.3万人，占日本所有外国留学生的43.2%。 有关方面预言，众多的自费留学人员将成为中国未来的一个“人才宝库”。
今年起，我国全面试行公费留学人员选派工作改革的新办法，可以说是“支持留学”政策的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据国家教委外事司介绍，过去10多年沿用的选派办法，潜在的弊端已越来越暴露出来。这次的新办法，旨在有针对性地在两个方面加以重新规范。
以往，出国留学名额由上级下达，留学人选往往由各单位领导决定，缺乏竞争机制，不利于中青年人才脱颖而出。有些部门和单位的选派有“轮流排队”、“照顾出国”的现象，没有做到保证质量、按需派遣。在指令性计划下选派的留学人员，出国研修的方向和国别以及专业选择往往缺乏自主性。而新办法实行的“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就体现了选派工作的科学性。
大约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个别国家制定了一些特殊政策截留我们的人才，而我们又缺乏强有力的制约机制，致使国家每年几亿元的投入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我国是世界上利用国家财政拨款派遣公民出国留学经费数额较多的国家之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使国家有限的财力得到有效的使用。而新办法实行的“签约派出、违约赔偿”，其特点是以国家留学基金资助方式派出，被录取的留学人员必须交存保证金，一般为全部资助经费的50%。这样，既可以提高留学经费的使用效益，还能更好地保证国家的人才需要。
营造“鼓励回国”的小环境
与“出国热”几乎同时出现的“回国热”，或许更加令人鼓舞。中国留学服务中心1994年的统计表明，当年从美、英、法、德、日等8 个发达国家回国定居的留学人员，超过了3000人。
究其原因，首先应归于一个不断务实的“鼓励回国”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了为获得博士学位回国长期工作的留学人员，解决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落户、配偶的工作安置、子女的入学入托等问题，包括了为他们提供在工作、生活条件及投资立项、技术入股等方面的优惠，还包括了为他们提供回国的科研资助金。据了解，仅国家教委设立的这方面资助，总额已有1.2亿元，使4000多名留学人员受益。同时， 许多地方和部门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纷纷颁布“鼓励回国”的优惠政策。因此有人说：“国内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日益务实的留学政策深得人心，将对在外留学人员回归家园，有一定的吸引力。”
那么，这些留学人员为祖国带回了什么？
在各种明星被炒得如雷贯耳的“八五”初期，人们还很少听说“青年学科带头人”的字眼。 曾几何时， 留美博士白春礼打破了沉寂。 1990年11月， 他用自己研制的扫描隧道显微镜， 使人类第一次看到了DNA结构。为了纪念这一生物工程的巨大突破， 中关村地区竖起了一个DNA结构模型。白春礼说：“当初院领导们从支持年轻人的角度考虑， 对这个有苗头、有一定基础、有可能取得进展的项目，采取了特批的方式，使我得以在回国后的不太长时间里就有了突破。”
回国9年的白春礼，已成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可以说， 成千上万像他那样回国后迅速成长起来的留学人员，是国家一系列有关“鼓励回国”优惠政策的当然享受者。然而，他们回国后的迅速成长还靠什么样的外在条件呢？记者在一次欧美同学会组织的联谊会上得到了答案。几位年轻的留学人员，津津乐道地向大家讲起吸引他们回国干事业的那个小环境，讲起它那令人心情舒畅的温馨与和谐，讲起他们“士为知己者用”的由衷的感受。
北京大学英特尔斯实验室的杨芙清，就是成功地营造出这块情感圣地并使之发挥效益的杰出知识女性。这位50－60年代曾两次留学苏联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从“六五”到“八五”孜孜以求的，是一项被称为“中国版权软件”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这个在中国形成软件产业化的大思路，将改变计算机软件传统的手工生产方式。她深深知道，搞软件的规范和标准，各国都在同一起跑线上，谁先突破，谁就能成为国际标准。为此，只有组织大家团结协作，才能解决有关的基础理论、实用技术以及面向市场等一系列相当复杂的难题。她决心在实施这个浩大的工程中，带出一支队伍，开拓一个领域，创出一番事业。
听杨芙清教授谈话的感觉，没有矫饰，没有夸张，全然一种搞实证科学的味道。在她那时时融洽、处处默契的实验室里，亲切、稳健、平易的她，与一批由海外慕名归来的年轻留学人员和睦相处，以真诚关心他们，以勤奋感染他们。“我回国至今，唯一思考的人生大题目，就是怎样把所学的东西，更好地奉献给人民。所以，国家需要我做什么、学什么，我就努力做好什么、学好什么。在这个做和学的过程中，你从事的事业必然得到发展，你自己也会在这个发展中成长起来。”正是由于她有一个充满感情与思考的精神世界，也正是由于她的热情与冷静、纯朴与深邃浑然一体，她的这些至诚之言，才“润物细无声”地变成了他们的自觉行动。他们每个人在考虑个人的发展时，几乎都能考虑到为自己的实验室尽力。他们甘愿献身于眼下还属于清贫的事业，来共同维护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色。
榜样的力量确是无穷。作为这种品格在另一个生命中的延续，留英博士孙方臻1994年的归来，应该说是中国科技界的荣幸。他的生物发育学研究目标，在揭示高等动物受精及早期发育分化的机理，进而以基因工程和胚胎工程手段，创造出牲畜品种改良的奇迹。孙方臻的难得之处在于，他既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学科带头人，又是一个极有管理天赋的组织者。他把回国不久即受命担任中国科学院发育所所长，当作是时代对自己的一次挑战：“要做个出色的现代所长，就不再是单独的做学问人。”于是，他以智慧和才华，团结起一个志同道合、人人都能奋力冲刺的科学集体，又创造出一个尽量让大家都出人头地的民主氛围。他解释说：“面对国际竞争，这个集体必须有凝聚力才可能取胜。这个凝聚力的形成，首先需要它的组织者必须有一个高尚的品格。”
回国5年就被请到了博士答辩评委席位上的陈竺， 以其获得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卓越成果，扭转了我国在国际血液学科研竞技场上的劣势。他也和孙方臻一样，在引进科学技术的同时，还把科学的管理方法、合作精神、竞争意识引入了国内的科研工作中来，身体力行地营造着自己的科研小环境。在他的实验室，他往往让具体操作的研究生署第一作者。他给学生找课题、找经费，联系出国进修和发表论文，还把自己的各种奖金补贴给学生。虽然他无法保证他们将来也能回国，但他愿意用自己的行动，构筑一块有感召力的天地。因为他总是想“国外有许多像我这样的人，如果能更多地回来一些，我的压力就不会这么大了”。他向人们展示的，不仅有为祖国争得第一的科学业绩，还有率真和挚诚的可贵品格。而正是后者的魅力，照亮着周围所有年轻人的心。
“如果我直接面对的小环境不能使我发挥所长，我肯定还会离开它。”这是不少回国留学人员共同的心里话。“哪里有一个‘人尽其才’的小环境，我就去哪里‘才尽其用’。”这是不少留学人员回国后的首要选择。
一个和谐的小环境，对学有所成想回国干事业的留学人员竟如此重要！这至少可以给人们三点启示。其一，对一个单位来说，吸引并留住留学人员的外在条件，还不能仅仅依靠各展优惠的政策。以陈竺所在的上海瑞金医院为例，近几年它吸引来的年轻博士们，在国外都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收入可观。其中有的得到了主治医师的就业资格，有的被国外多所医学院聘为客座教授，还有的拿到了课题、经费和所在国的长期签证。凭借这些，他们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可以找到立足之地。瑞金医院既无法为他们提供像国外那样完备的科研条件，也无法为他们提供像国外那样的独栋住宅和私人轿车。而院领导却用满腔的赤诚和爱心，不仅留住了一批高层次的留学人员，还吸引到北京协和医科大学8 年制的毕业生。
其二，对一个回国留学人员来说，祖国不仅需要他们贡献杰出的才智，也需要他们展现良好的品格。这就是孙方臻博士所说的“时代迫使留学人员中真正有能力的人，具备一流科学家的素质”。人类的科学史早已证明：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品格，其重要性不亚于他的才智成就。用爱因斯坦的话说，科学成果终究还是“取决于品格”。对此，浙江农业大学副校长朱军的体会尤深。他以留美博士身份回国后，首创出一种新遗传模型和新统计方法，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而像他这样一批走上领导岗位的留学人员的勇气，更在敢于为实现科学理想，在非科研事业上付出代价。为了学科的梯队建设，他甘愿咬紧牙关更多地消耗自己。这与杨芙清教授营造那个学术小环境的用意，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三，一些留学人员回国后，在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取得的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在客观上起到了“鼓励回国”的作用。倪光南是位计算机专家。他从北美回到中国科学院，本可以在计算机所搞世界尖端，日后出几个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但他却选择了联想公司。此后，在走向市场的第5个年头， 他开发成功的“联想汉字系统”，产值达到5000多万元。他和他的助手由此获得了公司奖励的100 万奖金。近年，在各地的高技术开发区，一些科技人员以这种实现自身价值的最直接方式，开始成为中国大地上真正的“骄子”。他们在改变着社会公众对科技和科技人员的认识的同时，也得到了物质方面的实惠，有的买了住宅，有的还买了轿车。所有这一类事实的不断涌现，也越来越构成对海外留学人员回国的一个挡不住的诱惑。
留学人员为何越来越多地“回国服务”
北大教授丁石孙，曾在1988年考察过美国的哈佛大学。他后来回忆说，那里的不少留学生，都问过我同一个问题：“你看我们现在是回去好呢，还是不回去好？”我也总是给他们同一个回答：“这要由你们自己来决定。我这里只能告诉你们这样一个情况，如果你们现在回去，国内正有很多地方可以发挥你们的才干。如果你们留在这儿，过10年8 年再想回去，就不如现在回去的好。因为那时许多位置上已经有人了，也就是说你们选择的余地将要小得多。”
为祖国参与国际竞争出把力
1993年荣获中国第三届青年科技奖的清华大学教授李建保，就是不失时机地投身祖国怀抱、参与这种实践的一名佼佼者。他作为80年代初国家教委首批选派的留学生之一，1988年在东京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国，不久便成为国内新型陶瓷材料研究单独立项、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第一人。
李建保在这个处于国际前沿的高科技课题的追踪中，显示出非凡的实力。他在一些理论研究取得重要突破的基础上，一面向高技术领域频频冲击，一面又不断把阶段性成果向生产力转化，以推动他那大跨度的研究课题，向最终目标逼近。短短几年，他就为我国在晶须陶瓷复合材料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作出了突出贡献。国家“863 计划”结构材料专家组将他列为重点培养的学科带头人。他说：“我在外留学，一直觉得中国没有得到它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因此我总有一种紧迫感，或者叫危机感，希望中国强大。但在国外又出不上力。所以我必须回国。”
这种希望祖国强大的国际竞争意识，成了许多中青年留学人员回国服务的动力。
陈永川研究的离散数学和组合学，在计算机科学和通讯科学的交叉处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1991年，他在美国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后，即被一家曾是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研究基地的著名实验室，聘为终身研究员。这个职位，意味着他在美国科技界有了一块金灿灿的敲门砖。然而，他并不想只埋头于数学，他的目光一直关注着祖国迅速发展的信息产业。他认为，目前中国计算机软件产业落后于国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软件的数学基础研究和应用方面不足。于是，一个要为中国建立离散数学研究基地的强烈愿望，使他决定回国创业。临行前，一些在美国的中国人问他：“你现在回国去到底有什么前途？”他听了也反问一句：“你们呆在这里又有什么前途？”
回到南开大学的陈永川，最关心的不是学校为他安排什么住房和给他什么待遇，而是国内的通讯条件。他说：“通讯便利，就能及时获得国外最新的科研信息与科技情报。这样，就跟生活在国外没有什么区别了。”1995年，他获得首届国家青年科学基金。他建立的把组合数学与计算机软件研究相结合的开发中心，又与美国一家国际技术交流机构签订了合作项目，开始致力于中美信息产业领域的合作。他认为：“回国，并不是要隔绝自己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而是为中国的科学研究赶上和超过国际同类水平。这是一个科学家保持‘国际意识’的必要途径。”
清华大学的老教授梅祖彦对留学回国，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说，现在国外的许多留学生对回国有各种各样的考虑。我觉得他们主要考虑的，恐怕还是一些不大肯定的工作条件。报纸上经常宣传某某人放弃了优厚的物质待遇及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国，我看了以后总觉得不太满意。因为它让人感觉在国外的留学生很没志气，只追求物质享受。其实他们在国外的生活并不见得有多么优越。从收入看，折合人民币当然不少，但要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就得纳很多税，还必须参加很多社交活动，算起来消费也是很高的。所以说他们最没有把握的，还是回国以后有没有很好的工作条件。怎样才算是好的工作条件？梅祖彦教授说：“我想，不应是跟你留学时的那个实验室、图书馆的条件一样才算好。因为国内任何一所大学的条件，要与国外比都会有差距。好的条件还要靠自己来参与建设，因为建设学科本身，就是整个科学研究的一部分。经历了这一部分，往往会使研究更加深入。我1954年回国时，祖国的建设刚刚开始，搞科研完全是白手起家，它对我后来的研究就非常有益。所以我一直认为，工作上作出成绩，不能完全靠事先具备了多么好的物质条件。”
已成为国际分子血液学领域代表人物的陈竺，80年代末期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组建上海瑞金医院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经历，就证实了上述观点。从基因水平去认识白血病的发病机制，是当代世界医学界的一个前沿课题。陈竺所以把他的实验室选在了瑞金医院，是要走出一条将高深的基础理论直接用于指导临床的路子。半年后，他已从临床病人血液中，发现了一种国外从未报道过的新型白血病，成了一个初见成效的开端。“要结合中国的病人，使用中国的药物，结出中国的花朵，首先就要让它的最先进水平的研究，在中国的实验室实现。这当然需要有人回国来做。”他面对一些“别人出都出不去，你怎么倒回来了”的问话，经常做这样的回答。
回国伊始，陈竺冒着酷暑蹬三轮车到机场海关拉设备。实验室运转起来，他又不辞辛苦地亲自洗试管、制蒸馏水。对此，他的表白也十分令人诚服：“回来以后的现实的确很沉重。但仔细想想，我在国外很现代化的实验室里，其实是在享受人家创业的成果。国外许多实验室在初创阶段，差不多都经历过艰苦磨难，很多科学家也都做过一些公务员、技术员的工作。我回来是做好吃苦准备的，这也是一种必要的牺牲吧。现在是祖国最需要人才的时候，所以我很庆幸自己抓住了回国的最佳时机。”
曾在德国做博士后一年的侯晓远，一听说复旦大学正在论证筹建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便毅然回国。他认为，尽管国内在后勤保障、信息传递方面与国外实验室还有很大差距，生活待遇上的差距更大，但国家对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已经使设备手段和学术环境大为改观。更重要的是，“在我国自己的实验室里工作，自由度大得多”。
回国：一种“爱国情结”的释放
在浙东的仙居县，出了个深受一方百姓拥戴的县长应一民。这位曾留学美国获得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的年轻人，回国后一度就任北京印钞厂副总经济师。1993年初，他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做国内第一个“留学生县长”的理想，千里迢迢只身前往括苍山区的那片穷乡僻壤，带领父老乡亲振兴家园。三度春秋，仙居的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全县财政收入提高到1.2亿元，跃居省内各县的第三位。对此， 海外留学人员的反应使他宽慰：“你能够当县长，说明了国家对我们留学生的信任。”有的还找上门来对他说：“就冲你这留学生县长，我也要把投资放在仙居。”这种信赖，应该说正是他最珍视、也是最需要的东西。
博士后李伟在留德期间，曾以智能机器人研究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使原来独占鳌头的美国著名学者退出了该课题研究。他从1992年落脚到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后流动站至今，又率先在国际上进行了基于模糊逻辑的行为融入技术的课题研究，以及利用模糊逻辑和遗传算法解决室外机器人的视觉处理问题。当了解到如果能解决全国60万台锅炉的复杂控制问题，就可减轻技术人员的繁重劳动并节约能源时，他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一课题。他表示：“我们这一代科学工作者，既要有勇气和实力参与世界竞争，又要为祖国建设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另一位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的张军，向挽留他的日本朋友告别时表示：“中国，现在年轻人的机会多。我把这里学到的本事带回中国，更能干出一番事业。”果不其然，他1994年回到中国农业大学后不到两年，就在实验田完成了他首创的“移栽灵”防治水稻旱育秧立枯病的实验。我国著名水稻专家苏宝林，将这一成果推荐到国家科委。这位老专家称，“移栽灵”的广泛应用，无疑是促进水稻增产增收的一项重大措施。
留英博士谢从华接受电视节目主持人采访时谈道：“我所在的马铃薯研究中心，地处湖北恩施。那里的老百姓很苦，基本上还是靠马铃薯为生。因此，我出国留学就研究马铃薯，为的是学成回国改变家乡贫困面貌。我在中心切切实实地为乡亲们脱贫做些有益的事，也是为加快祖国的科学化进程作贡献。”他的研究成为国家人事部对优秀回国留学人员重点资助的项目。
同样表明自己“如果为了钱，就没有必要回来”的留日博士蔡德龙，回国调查研究后，推翻了“黄淮海土壤不缺硅”的结论，进而开发出的可增产粮食20%的“中国式硅肥”，被国家科委称为继杂交水稻之后的“第二次绿色革命”。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玉芬提出的“磷是生命化学的调控中心”，有可能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揭开生命起源的奥秘。她祖籍河南，毕业于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当她走了一圈回到大陆的母校任教时，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油然而生：“以前在台湾，我对自己的祖先很茫然，没有根，人好飘浮啊！”
这种感觉，使赵玉芬在大陆的实验室里格外自如，她转来转去，和学生谈笑风生。那纤细的身材混在高高大大的博士生、博士后中，就像是一个女大学生。她身上具有一对矛盾的和谐统一：学术研究上的西方开放性与文化取向上的东方传统。学生们从不认为赵老师属于“女强人”行列，而是那种善解人意、心地善良、富有感染力的知识女性。她的人生轨迹沟通着海峡两岸，也沟通着大陆与海外学子心间的那份深情。
可以说，所有把自己的一切标定在“祖国”坐标上的留学人员，他们报效祖国的信念和自觉奉献的精神，都有着一种不可动摇的坚定性。29岁学成回国的李建保博士，不久前向记者坦露了自己扎根国内的两点最深感触：“回国8年来，国家提供了那么多的财力物力，放手任凭我尽情地发挥，使我得心应手地组织起众多的青年人才投入课题研究，并且出了成果，而在国外我绝不可能组织起一支外国人的科研队伍。还有，我已经多次短期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洽谈国际合作项目，都是理直气壮地代表中国参与竞争，而在国外我即使有了成果，到那些会上也不会感到多么自豪，因为那只是代表我个人。”这两个对比，简单而朴实，却又极有说服力。它所勾勒出的，正是新一代留学人员那挥之不去的“爱国情结”。□
一个“充分开发留学人才资源”的新思路
回顾17年来的留学工作不难看到，留学人员学有所成后，大部分还留在国外。他们中的很多人经过奋斗，进入了所在国的主流社会，分别当上了公司经理、大学教授、工程师、医生、律师、会计师等。这些留学人员在人才济济的发达国家崛起，其明亮的智慧之光引人注目。
现代科技的发展压缩了时空，使非本地甚至非本国的人才资源为我所用，已是顺理成章的事。既然我们可以引进国外的智力，为何不能开发利用暂时还在国外的中国留学人才资源呢？这个数量可观、拥有相当智力优势的海外人才群体，目前分布在103个国家和地区，专业遍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 他们同样是中国的一笔宝贵财富。 1995年11月，国家人事部部长宋德福在一次留学工作会议上强调，关键在于他们的智力优势在哪里转化为生产力，并为谁服务。既然党和国家对留学有“来去自由”的方针，我们就应该既吸引他们回国服务，又争取他们在国外期间以各种方式为国服务。
回国服务是报效祖国，无论身在何地为国服务也是报效祖国。这个已在政策上予以肯定的新思路，足以说明了我国留学工作的一次意义深远的观念更新。
留学人员企业崛起的示范效应
上海市自1993年推出鼓励海外留学人员来沪创办企业，可享受等同于外商企业的优惠政策，便是在上述认识层次上，创造性地开拓留学工作新局面的有效尝试。据统计，两年多来留学人员已在上海创办企业185家，其中已经营业168家，总投资额达到了1257万美元。在已申请并取得优惠资格认定证书的留学人员中，有博士或硕士学位者逾80%。留学人员自身具有的学历高和信息来源快捷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所办企业结构的特殊性。其中，信息技术咨询型占54%，高技术产品生产型占24%，投资中介及法律服务型占22%。
这些留学人员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已表现出明显的优势。比如，在生产填补国内空白的高技术产品方面，留美博士冯进安创办的公司，研制生产的OX—11型系列测氧仪，有的产品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价格仅为进口同类产品的1/20。在为引进外资牵线搭桥方面，留澳博士姚何敏创办的公司，为上海陆家嘴、金桥、虹桥的开发项目引进数亿美元外资，进行了成功的中介。在帮助国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方面，留美博士姜庆国创办的公司，已为上海、浙江的近10家乡镇企业在美国设立了贸易机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留学人员创办的两家律师事务所。他们既代理国内当事人在海外开展法律业务，也代理海外当事人到国内进行法律活动。这两家企业的出现，打破了国内律师难于代理国内当事人办理国外法律事务的状况，并使国内律师事务所到国外开办分支机构成为可能。其中，留美硕士段祺华等创办的“段和段律师事务所”业绩不凡。它不仅通过引进外资赚到外汇，而且还为中国代理多起涉外经济纠纷官司，均胜诉。其中一起，迫使败诉的美国几家公司，支付了拖欠我国劳务人员上千万美元的工资和赔偿金。
段祺华，是一位已经得到了美国“绿卡”的法学硕士。中国司法部特许他创办律师事务所，实际上是开了类似这种身份的留学生，在国内注册律师事务所的先例。开这个先例，一方面说明了党和政府对留学人员可以不分地域为国服务的认可和事实上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海外学有所成的留学人员，在中国与所在国之间做事，必须立足于中国，服务于中国。
对于上海留学人员企业的示范作用，韦钰副主任日前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她说，学有所成的留学人员，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专业技术知识，又掌握了某些产品、项目、专利技术及相关信息。这就决定了他们创办的企业，往往具有起点高、技术含量大、管理方法先进的特点。他们凭借这些优势，立志回国投资办实业，不仅体现了他们报效祖国的愿望，而且也是留学人才资源尽可能得到充分发挥的一种重要方式。留学人员的情况各不相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只要是以自己所长，为国家做贡献，我们都欢迎。
为响应江泽民主席关于“热忱欢迎留居海外的科技人员回国，或以各种形式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号召，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从1992年起设立的专项基金，已择优资助了学有所成的留学人员短期回国服务近千人次，项目近600个。 其突出的成效表现为：他们带回了国际上最新的科研信息资料，为筹建国家和部门重点实验室，引进了新的实验技术、软件系统及先进的管理方法；直接参加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工作，促进了基金项目研究水平的提高并为国内科技人才的培养发挥了积极作用；促成了许多合作研究项目的交流活动等。目前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已有1.5万中国留学人员拿到“绿卡”， 但每年以多种形式短期回国服务的留学人员，已持续两年超过了万人。
“为国服务”引发出的智力回流
上海采取的这种方式之所以受到留学人员的欢迎，是因为它为学成之后仍留居国外的留学人员，开辟了一条更为广阔的报效祖国之路，即身在国外，智力回流。
留美期间获得过美国总统青年科学家奖的姚大卫博士，以自己切身的感受谈到，美国社会并不埋没人才，也不兴靠“裙带”、搞“钻营”那一套。英语词典里没有“伯乐”的名字，但那里绝不乏赏识千里马的人。只要你肯学肯干，有真才实学，就总会有你崭露头角的用武之地。凡是在那里获得很高就业资格的中国留学人员，除了有他们自己的努力外，就是靠这个供他们崛起又令他们留恋的空间。然而，他们并非事事称心。他们必须面对一个犯罪率高得防不胜防的社会环境。“比如，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遭遇歹徒把枪口对准你，把你推倒在地，抢走你的钱和车。而你只能望其逃窜的背影慨然长叹。”因此，只要他们还在异国工作和生活下去，一种“亦去亦留”之间的权衡取舍，就一天不会停止。
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给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带来的压抑感也是难以言喻的。一些已经走上日本大学讲坛的中国留学生，面对那么多日本学生对他们的轻蔑，总有一种民族的屈辱感。一个留学美国取得硕士学位、又较早考得注册会计师执照的留学生，现在作为美国一家公司的高级雇员，与中资公司的业务交往频繁。他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只停不下来的陀螺，那条要他必须为公司玩命赚钱的鞭子年复一年的抽打，注定了他的心永远有一种在赚了自己同胞钱之后的痛苦煎熬。
“很多还没有回国的留学人员，心理负担是很重的。”北京大学留美博士唐小峰的分析，或许也能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学有所成又暂未回国的留学人员的心态。他说：“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和工作环境都很有吸引力，使一些留学人员不甘心轻易放弃。但是，在那里得永远跟着人家干，你根本别想独当一面。因为你只是某个科研机构或某个老板的雇员（俗名‘打工仔’），雇主就是你每一项科研成果的第一所有者。于是，为了调整由这种西方式的科研占有法所带来的不平衡心态，有些留学人员一学成，就索性回国。有些则希望以所在国为自身发展基地，将技术、信息、设备、资本引入国内。智力回流的方式恰恰为这后一类人提供了符合他们情况与愿望的报国方式。”
回国有回国的道理，暂未回国有暂未回国的想法，但有一个事实谁都不否认：祖国的四化建设，正迫切需要留学人才参与其中。为国服务，也日益成为不少海外留学人员认真思考的严肃主题。他们中越是学术造诣深的人，对国内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的关注就越强烈。在留学人员日益“进出方便，来去自由”的形势下，1995年末，美国华纳集团董事长、中国旅美科技协会首任会长周华康博士，率领由13人组成的“旅美学人《九五规划》考察团”回国内考察，旨在为祖国的智力引进、技术引进、信息引进和资金引进有所建树。结果，他们先后在内蒙古、辽宁和北京等地，达成了一些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项目，还分别向四川青年科技基金会和四川省希望工程，各捐款10万元。寄意神州，情之所至。它的启发效果在于，以身居海外的“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觅处”之情，作脚踏实地的为国服务之举，来回应国家“充分开发留学人才资源”的呼唤。
改革开放17年，中国留学群体来来往往的方向、数量与速度，一直被视为检验社会开放程度的一根敏感神经。发达国家对人才有较强的吸引力，包括了它的开放政策、移民政策、培养人才的环境以及研究生以上层次的教育的发达，因而为决意急起直追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派出人才学习先进技术的机会。 亚洲“四小龙”的人才外流高峰始于60—70年代。对此，它们都大胆地面对现实，积极调整有关政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为人才的开发利用创造有利的条件，结果从8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人才回流，伴随经济腾飞逐渐形成了规模。
没有发展的意识及其相应的策略，就不可能吸引人才。面对人才大流动，闭关锁国绝对不可行，而用行政手段加以控制或限制也非长远之计。国家人事部人才科学所博士陆振兴认为，只有从人才资源投入产出效益出发，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制定必要的鼓励性而非行政性的政策措施，才能为留学人员积极发挥自己报国的才智创造条件。人们看到，在这种不断开放的环境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部门，为留学人员的成长创造着日益优越的条件，进而使越来越多的学有所成的留学人员，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自己的特点，正在不同的领域、以各种方式显身手、领风骚，报效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