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汉对音与中古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梵汉对音研究小史
运用传统的方法、材料研究汉语音韵学，到清儒那儿已臻极致。要想有所发展，就必须拓宽研究视野、方法，挖掘新的材料。正因为这种时代要求，1923年北大《国学季刊》发刊词提出“用梵文原本来对照汉文译音的文字，很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古音学上的许多困难问题”，加上外国学者马伯乐、钢和泰等人的研究成果相继介绍到国内，终于导致了音韵学史上古音研究的一场大辩论，掀起这场辩论的是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后来钱玄同、林语堂、唐钺、章炳麟、徐震都加入了辩论的行列。大辨论的结果，使得“梵汉对音是研究音韵学的重要材料”这一观念为人普遍接受（徐通锵1980），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忽略了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即所采用的材料与所考证的古音时代有参差，如钢和泰用唐宋时的译音材料来论证上古汉语语音，这显然违背了常理，所以罗常培（1931）认为应用梵汉对音考证汉语古音的方法有相当的限度，但他又认为用它来推证守温字母的音值，比较用别的方法还更靠得住一点。罗氏的这个意见影响了后来的一大批人，人们运用梵汉对音材料只是为了考订某些声母的音值，或考察个别韵部的古今沿革，象陆志韦的《古音说略》、李荣的《切韵音系》、邵荣芬的《切韵研究》等，都是如此。直到1979年俞敏先生发表《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之后，梵汉对音的研究才出现新局面，人们开始用这些材料来考察断代语音系统或某一地域的方音系统，深度有所加强，视野也较前期开阔。
国外学者研究梵汉对音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早期学者只是注意到梵汉对音的拼法，并没有用它来考订古音；高本汉（1915；1954：22）利用过很多译音材料，唯独对梵汉对音材料怀疑有加；马伯乐（1920）注意到密咒对考证语音系统的功效，到1923年钢和泰发表《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才正式从理论上论述了利用梵汉对音材料考证汉语古音系统的可行性，由于是草创，这个理论还不完备，因而后人多有修订，罗杰瑞（1995:37）就认为域外借音只是邻国所用的交际媒介， 服从于他国语言内部发展的历史规律，只有对译音进行系统研究之后才可作为构拟古音系统的参考。但这些学者都没有对译音材料作过具体分析，真正致力于整理梵汉对音材料、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较早的有日本的水谷真成和加拿大的蒲立本，而近期则唯有美国的柯蔚南独撑大局。这三位的研究涉及到梵汉对音的方方面面，对上中古汉语语音系统多有阐发。但他们也有个致命的弱点：过分相信材料，把有些可能是校勘上的问题极力解释成汉语语音上的某种特殊现象，大大降低了结论的可信性。
二、对中古音系的发明及质疑
2.1.0.声母的音值
2.1.1.梵文C组对音的参差与汉语精庄章三组的分合
从表中可以看出，C组的音值，前后分为两大部分， 不空之前对译汉语的章组，不空之后改对精纽，标准梵文的C读
，与前贤的章组拟音相合，对精组，表明它的音值变成了[ts] 等，这确实令人疑惑不解，因为从语音学上说，
容易，而
这样的演变在今天的方言中很少见（云南、 山东方言中有这种演变，见何1985、张1992）。究其原因，罗常培（1931）认为是梵文方音不同抑或是宗派的关系所致，水谷真成（1956）也认为读精是北天竺一系的方音。对于这种改读，简单地归之于梵文方音不同有失偏颇，它可能与当时的西部方音不无关系，详见笔者未刊稿《不空系统探源》。目前学界流行的意见是，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但汉语方言中精章仍然有别，精是舌头音，章是舌面音。
从表中可以看出，船、禅的音值与传统的说法不一样：禅纽对jh、j，船纽僧伽婆罗（东晋）与周隋经师同对j，不空、施护、惟净对s ，所以陆志韦（1947：10—2）认为唐朝方言里一定有分不清楚的， 《切韵》系统里禅是塞擦音，船是擦音，这与同期的反切材料相吻合：《玉篇》《经典释文》有禅无船，《集韵》船禅相混，另外守温字母有禅无船，唐五代藏汉对音材料床审禅不分。从对音看，唐中叶以前船禅位置颠倒，陆志韦之说大抵可信，到宋初某些方言里船审禅合一。
先看看历代经师C组对音的情况（表一）
c
ch jjh
鸠摩罗什
法显章 昌 禅
禅
阇那崛多 章 昌禅/船
玄奘
义净章 昌 禅
不空 从
慧琳精/章
清/昌
日/从/禅
施护
惟净精 清 日
从
s
s
鸠摩罗什
法显
阇那崛多 书
玄奘书/生
义净书 生
不空书/船
慧琳书 生
施护
惟净生/书/船书/生
从对音看，照系二、三等在宋以前有别，C组对章组，ks对初纽，s对生纽，s对书纽。到宋初，ks对昌初二纽，s、s混对生、书二纽， 可见此时照系二三等已合流，但与知组有别，因为th只对彻纽，从不对昌、初二纽。
2.1.2.知端两组的混用与分化
后汉三国两组混用不分。在鸠摩罗什译音里，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从译经来看，t对知纽。来纽，th对透纽，d对定、来、澄纽，dh对定纽，n对泥、娘、日纽；一方面，《悉昙章》字母译音里，t组是端知混对，如ta/tā吒。tu/tū嘟，thai/the虿，du/dū唗，ni /nī尼，nu/nū呶，ne/nai耐，从这种情形看起来，端知合中有分的大势，也就是说知纽已开始了分化。除了上面的证据以外，还有两点可以证明：①圆明字轮译音ta对吒，na对拏，tha对咃，②t组译端组，不混入知组字，而且对t组的端组字多加口字旁， 表明与端组有异，但又没有适当的用字。到周隋以后的译经里，端知两组塞音完全分用，只是泥娘两纽有参差（参见表二）；周隋经师完全区分，玄奘虽有混用但分势明显，不空以后分用不混。
2.1.3.轻重唇音的分化时间
历代对唇音的是p组及半元音v。周隋以前p组轻重唇音混对，v对匣组合口、喻三、帮系（主要是帮、亚、奉三纽）唐以后，p组对帮组，v的对音情况是：玄奘对併奉两纽，不空对非奉微（非又对ph，奉微又对b），义净对併奉，施护对明奉微， 惟净只对微纽。古吠陀语b、v可互换，所以v可对併。从对音看， 玄奘以前还找不到轻重唇分化的痕迹。玄奘译音对前代的改译，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前代拿p等对轻唇的字都改为重唇，如subhuti苏部底，旧曰须扶提，讹也。据此，施向东认为七世纪轻重唇已有别，稍后的于阗文转写《金刚经》中，帮组对p、ph、b、m，非组对hv、v，绝不相混，轻重唇已然分开（张1963，水谷1959，高田1988）。不空以后，由于v 主要对奉微，非纽对ph，而惟净只对微纽，据此推测，非组音值该是[pf]一类。
2.1.4.晓匣喻音值的变迁
后汉三国晓纽对h，匣纽合口、喻三对v，匣纽开口对g，喻四对y，鸠摩罗什的译经格局相同，到周隋经师那里，晓纽与匣纽开口对h， 匣纽合口与喻三对v，喻四对y，到玄奘以后，晓匣都对h，喻四对y，喻三不出现。由此可见，晓纽一直是[x]，而匣纽却经历了一个“二合一”
g
的变化过程： 〉x，也就是说， 中古匣纽的上古来源有两个：一是读
v
g类，一是读v类，这与罗常培（1937），邵荣芬（1991）的考证相合。
现在的问题是要确定匣纽合口与喻三的音值。对音的参差表明两者之间关系非浅，柯蔚南（1993：888—890）认为v是一个强擦音w，可以把匣纽合口与喻三当作是同一音素的两个音位变体：
喻三和
匣合。俞敏（1979）认为两者都是w，“看起来这些字从来没经过
一阶段。到唐朝， 人们把它们和另外一部分来源不同的音合成一个匣纽，那是两支合流。”王力（1985）认为中唐以前（836A·D ）匣纽喻三读同
，晚唐以后喻三并入喻四，读j，匣纽读浊擦音
仔细考察历代对音材料，我们发现译音中出现的喻三纽字也全是合口字，但偶尔也有对h的，如rāhul罗云（支谦），brhatphala 惟于潘（支谶），据此，可将匣合，喻三合拟做
，到唐中叶，匣纽开合口合流，进而与晓纽合并：
而喻三纽合口的演变是
〉w（它是一个强擦音，也可作 v），可能从来没有并入过喻四纽（至少在译音方言里如此），因为中唐以后y都用喻四对， 从不夹进一个喻三纽字，唐五代藏汉对音（罗1933）也是喻三合口对
，喻三开口和喻四对y。另外，下列材料也能说明匣、喻三的参差及其音值（冯1982，季1993）：
a.Uigur（维吾尔）《魏书》称袁纥、乌护、乌纥， 《隋书》称韦纥、回纥，《旧唐书》称回纥，唐中叶改称回鹘，元代碑记则称卫兀、伟吾尔。袁韦卫伟是喻三，回护纥鹘是匣纽。
b.Awar：《大唐西域记》译活国，《旧唐书》译遏换城，《新唐书》译阿缓城。活换缓皆匣纽。
c.Waxs：《大唐西域记》译镬沙。镬是匣纽。
d.楼钥《攻媿集》卷72：上梁文必言“儿郎伟”，旧不晓其义……“
”本音闷，俗音门，犹言辈也。独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伟不如今夜去”云……所谓儿郎伟者，犹言儿郎，盖呼而告之，此关中方言也。
“伟”是喻三纽字（唐代又作“弥”、“弭”，见《因话录》卷4 ），“”是明纽字，两者之间要构成音近关系，只有喻三是w或v，读同微纽，而在中古的西北方音里（秦州即今甘肃天水），m（明纽）读[m]b（参下节），《阿弥陀经》藏汉对音’bwan正是用“往”字对，今甘肃甘谷县（属天水）称崖为va[22]，又音
，还可看到其演变痕迹（何天贞1995）。
2.1.5.泥娘疑早期混用的面貌及日纽音值
上文说过，n对泥，n对娘，在周隋以后的对音里一直维持这种格局。
的对音，请参看表二，分成两类：玄奘以前对日纽，不空对娘纽、日纽，施护、惟净对疑纽，天息灾对日纽。前后颇有不同，施护对是研倪两个四等字，惟净
对的是：誐岩谔，一二等字；嶷诣虞，三四等字；对的是倪倪也切语尧，有音无字的均加注以倪为切上字的反切（储1996），除ai外，全是三四等字，三四等有i介音， 易使前面的η发音部位前移，变成
，这与今天很多方言古疑母字逢齐齿呼读一致，可见这种现象可上溯到宋初。
中古日纽的音值，王力认为是颤舌音，正好与梵文r相合， 若日纽是r，则梵文r应对日纽字，可实际情形是对来纽，所以日纽不是颤音、卷舌音。日纽早期对，其音值是，后来改对j，读作[ndz]〉[nz]。
2.1.6.鼻冠浊声母问题
中唐以后，对音出现了一些不同于前代的变化：汉语的疑日娘泥明五纽既用来对梵文浊塞音g、j、d、d、b，又用来对鼻音、、n、n、m。这种现象是马伯乐1920年在研究不空的梵汉对音时首次发现的。他看到不空用鼻音尾的鼻声母汉字对梵文鼻辅音，用无鼻音尾的鼻声母汉字对梵文的浊不送气塞音，如na曩ba麽，据此他认为汉语的鼻音通常在除阻时带有一个塞音，如n〉nd，m〉mb，但如果这个音节带鼻音韵尾，那么在鼻音的影响下，整个音节就会产生鼻化，不再保留鼻声母除阻时的塞音。十多年后罗常培（1933）根据唐五代的藏汉对音材料和厦门方言印证了马伯乐的观点，后来陆志韦（1947）在研究唐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仪凤四年，679 年）时发现佛陀波利就已应用了不空系统，所以他认为唐初的长安音就已有了上述现象。但不久周法高（1948）通过不同版本对勘，发现只有高丽本大藏经和法崇《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疏》所载属不空系统，而宋本、明本大藏经是玄奘系统，唐代石刻此经咒文多与宋本、明本同，而法崇曾游学于不空三藏门，鉴于此，周氏也倾向于马伯乐的说法。根据刘广和（1982）的研究，马伯乐对不空译音中这种现象的考察是极其片面的，其结论有待推敲。于是人们提出新的解释：聂鸿音（1985）根据《悉昙字记》认为这是梵语方音的反映；刘广和（1982）认为中古的长安方言鼻声母有浊塞音成分，有鼻音尾的鼻声母字由于共鸣作用而鼻音成分突出，所以较多地对梵文鼻辅音；尉迟治平（1985，1986）认为这是古汉语鼻塞复辅音声母流变的结果，因为鼻塞复辅音声母的分化要经历一个鼻音和浊塞音自由变读的阶段，中唐以前，次浊字仍为鼻塞复辅音，大约鼻音成分明显，所以用来对梵文的鼻音，而在八世纪前后的西北方言中，次浊字进入了自由变读的阶段，所以不空学派既用以对鼻音，又用以对塞音。
以上三种解释，第一种梵语方音的反映，笔者（1996）多有辩驳，刘先生之说与马伯乐并无本质区别，但他没有说明不空时期的长安音为何突然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在此之前很多在长安译经僧人并没有以鼻声母对浊塞音，尉迟先生以鼻音成分强弱与自由变读解决了这个问题，但这个说法似乎要依赖下面这个前提：中唐以前的方言中这种鼻塞音都是鼻音成分强于浊塞成分，首先在西北方言里进入自由变读阶段，因为在此之前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的译音中都没出现过鼻声母的这种两对现象，不过这个说法仍有很大的解释力。
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原始汉藏母语在汉语中的遗留，西北地区由于多民族长期杂居，民族间交流频繁，使得它有可能更多地保留原始母语的特点。随着唐代国力的逐渐强盛，文明远播，长安音逐步取代中原音成为通语的基础方音，而译音采用的正是通语，因而盛唐以后不空系统逐渐推而广之。据我们观察，这种对音现象始出自隋阇那崛多，至善无畏、金刚智，不空而臻其极，这正好反映了长安音取得通语地位的曲折过程。据此，对音反映出的这种鼻声母音值是：
疑[[η]g] 泥[[n]d] 娘[[n]d] 日[[n]dz]（〉[nz]） 明[[-m]b]
2.2.0.韵母的音值
梵文元音不象辅音那样丰富，总共只有14个，而常出现的实际上只有11个，再除去长短的音素，梵文的元音就显得更加贫乏，而根据前贤的研究，中古汉语的韵母是相当丰富的，这种对比悬殊，给我们全面探讨韵母的音值带来诸多不便，但是大的发展脉络还是一清二楚的。
2.2.1.辅音韵尾的格局及其变化
从苻秦的鸠摩罗什到宋初三大士施护、天息灾、法天，对音反映出来的汉语辅音韵尾面貌是（表三）：
表三：汉语韵尾辅音在对音中的表现
从表中可以看出，对音虽然有点混乱，但是-p、-t、-k与-m、-n、-η相配的面貌还是整齐的，混乱还不足以动摇三分天下的格局。 入声尾里，只有唇音尾比较完整而单一，看起来它是最顽强的。收舌尾从鸠摩罗什开始就有不同程度的混乱，反映出它的消变和弱化过程很早就已开始，其中又以-t尾变化幅度最大，变化早期可能只是个别词的脱落，到晚期才是成批成系统的，折射出入声尾由塞音到喉塞再到开音节的变化步骤。阳声尾对音不象入声那样混乱，从表中可以看到唇音尾消变的轨迹。舌根鼻音的脱落以及对前鼻音-n，只出现在宕摄、梗摄清青韵，曾摄登韵，这可与同期的汉文材料如敦煌别字异文相印证。
2.2.2.介音的类别及音值
由于梵文音节构成是辅音永远冠于音节之首，多数音节都是一个辅音加一个元音构成，译音时也是用一个汉字去对一个梵文音节，这样从对音中来考察汉语的介音就显得相对困难，但也有两种音节的对音让我们窥测到介音的某些珠丝马迹：
①辅音+y+元音 用三四等字对译，四等字常是阳声韵先、 添韵字。从比例上看，三等占绝对多数，鸠摩罗什不用四等字，据此推测，三等韵有j介音，四等没有j介音，用来对这种音节是受元音的影响（ya平化是e）。三等字也有不对这种音节的，但起首辅音限于k组、c组、s等几类，除k组外，这些辅音都容易衍生出元音i。以i 为主元音的韵也没有j介音。另外，遇流通三摄和臻摄合口韵的三等字也从不对带y的音节，特别是唇音字和舌音字。到不空以后，这种音节三四等字混对，可能反映出汉语语音的变化导致音素的重新组合，因而研究对音的诸家都认为中唐以后三四等合流。
②辅音+v+元音 这种音节只对合口字，看来合口字有u介音，但在下列情况下，合口字没有u介音：第一，主元音是u的，第二，唇音字，第三，匣纽合口字和喻三纽字（周隋以前）。从对音看，唇音字不存在开合口对立，因为除了带v的这种音节和u、o元音对合口字外， 一般不出现合口字，只有唇音字例外，开合口字交替出现，看不到明确的分野。
③重纽介音 说重纽介音不同，主要是受到下面三个方面的启发：第一，梵文r、r、l、ī四个元音本是拿响辅音（liquid ）作主元音用，汉语没有这种音，翻译时分成两派：一派译鲁流卢楼（谢灵运：十四音叙），带有u音色，这是南印学派， 多见于隋以前：一派译乙上乙去力上力去（慧琳：一切经音义），这是中印学派，见于唐以后（俞1984；另参饶1993：190，199—202）。诸家从ri（〈r ）对乙上、rī（〈
）对乙去推测，重纽三等有介音[
]；第二，上文说到，“辅音+y +元音”音节主要用三等字对，零星地用四等字，但在重纽韵里，却调换了位置：带y的音节只用重纽四等字对， 而从不用重纽三等字对，这个规律无例外（玄奘、不空）；第三，对音中出现了重纽三四等的对立：ksi绮器／khi企弃（不空、义净），grid姞krit讫grān乾vrij 佛／khya企ki吉（玄奘）；第四，藏汉对音出现了类似情形：Zan k'ri bZer尚绮立热（唐蕃会盟碑），绮是重纽三等字，对k'ri。综上四点，各家都认为中古北部方言里存在r介音， 出现在重纽三等韵，这样重纽三四等的区别就是介音r、j的区别。这种对立到宋代译音里已不复出现。
2.2.3.各摄主元音的变异
各摄对音用字数量参差不齐，有些韵对音用字很多，而有些韵字则干脆不出现，同一韵，不同的译主用字数量也不相同。各摄对音情况请看表四。（见52页）
对照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各摄韵类分合的大致情形。
山摄、咸摄主要对a，四等先韵又对i、e，仙韵僧伽波罗， 不空也对e。僧伽婆罗又以u对覃、谈，义净以u对覃、凡， 颇与后汉三国对音格局相同。
梗摄庚耕韵各家均对a，三等隋代对i，唐初四等对e， 唐中叶以后三四等合流，对i。
曾摄历代对音比较一致，一等登韵对a，三等蒸韵对i。
深摄对i，但唐代玄奘、义净、不空又对u，出现在阳声韵字上。另，隋南天竺僧人达磨笈多，梵名dharmagupta，gup译笈，是隋代缉韵也可对u，这也与后汉三国相同。
臻摄开口一般对i，偶或有对e的。其中痕韵有对a、o，臻韵字历代各家几乎不出现，只有阇那崛多与施护用se译瑟；合口一般对u，偶尔也对o。
止摄与蟹摄：两晋南北朝时期两摄多相混，隋代以后分野逐渐清晰。鸠摩罗什与僧伽婆罗颇为相似，支韵、齐韵主要对e，偶尔有对i的，脂之微（罗什无之韵字，婆罗无微韵字）对i，脂韵个别字罗什i、e两对，祭泰废韵对ai、ac（〉ai，c代表辅音）。隋以后，止摄主要对i，蟹摄主要对e、ai。
遇摄与流摄：遇摄模虞韵历代均对u、o，而鱼韵字则很少出现，后汉三国译音鱼部、歌部多有牵涉，晋以后鱼韵对a， 也是这种现象的遣留（至少存留在某些方言中）；流摄多对u。
表四：各家十六摄主元音对音表
说明：①字母右下方数字表示等，如i[,4]表示i只对四等；②a、i、u均包括各自的长音ā、ī、ū；③括号中的元音表示出现的次数极少；④效摄对au、av、（〈au），果麻宕江四摄历代对a，ā，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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