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近代中华民族的思维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中华民族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甲午中日一战，清政府被一个小小的日本打败，割地赔款，使中国人感到屈辱之极，紧接着帝国主义列强本着“利益均沾”的殖民逻辑，援引“最惠国待遇”特权纷纷来到中国筑路开矿，投资设厂，强占租借地，划分势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深重的民族灾难面前，有良知有血气有责任心的国民对民族命运问题的关切与思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刻，“救亡图存”、“启蒙觉醒”成了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在民族自救之路上，近代国人走向了思想的多元化，并使独占两千多年领导地位的儒学常道面临生存危机，最终导致了近代中华民族的思维转型。
一 传统君主观的迷失
自古以来，“明君”和“清官”一直都是中国人顶礼膜拜的偶像，同时也是他们“太平盛世”愿望的寄托之所，因而“忠君”、维护王朝统治始终是国人最高的道德理想追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为人们不可逾越的伦理天条。可是，当近代的史卷翻开的时候，国人已朦胧地意识到要想济世匡时就应该走出“王朝政治”的梦乡。为什么扎根于人们心中两千余年的“皇权至上”信念会在此刻发生动摇呢？
第一，官方意识形态的政治保障与经济基础受到冲击。自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作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成为维系封建王朝统治的一个强有力的思想工具，它之所以能够长久流延是历代王朝鼎力护持的结果。因此，封建王朝是儒学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政治保障，而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其生存与发展的经济基础，就这样，儒学凭借它政治上的优势和经济上的封闭牢牢地禁锢了国民。但是，当西方人一手拿着大炮，一手拿着商品以血与火的强盗掠夺方式涌入中国时，中国被迫卷进了国际资本主义市场。鸦片战争的惨败使满清王朝“天朝万国之主”的声威扫地，在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种种政治经济特权的情况下，中华民族逐步丧失了主权和利益，尤其是中国败于日本，不能不引起国人对清政府统治能力的质疑，“政治保障”已自身难保。随着外国商品大量倾销中国，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小农经济初步分解，农民改变了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生产状态，开始同商品市场发生日益紧密的联系。《马关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由商品输出转为资本输出的特征明显地表现出来，更进一步地解体了自然经济。正如毛泽东所言：“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1]商品经济作为自然经济对立物出现，标志着儒学赖以依附的经济基础受到冲击。
第二，封建君本位的观念被民族危机所击沉。在西方人炮火的威胁和丧权辱国的现实面前，近代国人不得不从君王的神话里反省，寻求抵御外侮的力量和新路，林则徐、魏源等就是第一批从“天朝上国”、“神明华胄”的迷梦中觉醒过来的人。他们开始承认，彼辈“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2]。魏源在鸦片战争中既看到了西方人的船坚炮利，也看到了沿海渔民、义士同英国侵略者英勇斗争所显示的威力，提出了“天地之性人为贵”[3]的观点，一反封建士大夫尊崇“圣君贤相”而视民众如草芥的一贯之道，接受并发挥了林则徐“民心可用”的思想。近代国人在震慑于西方“船坚炮利”之后，又朦胧地觉察到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比中国要先进。冯桂芬就提出“君民不隔不如夷”[4]，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对封建君本位意识作出了部分的否定。稍后的郑观应更是大胆地认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5]由此可见，他们要求限制君权，扩大民权，建立新型的“君民共主”的政治关系。但这些并未使传统的君本位观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有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民族新危机形势的推动下，资产阶级维新志士才开始认识到，中国败于日本的原因不仅仅是武器的落后和指挥的无能，更重要的是体制的陈腐。谭嗣同一针见血地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相交相资，而网不托之于孔。”[6]在对旧体制进行猛烈抨击的同时也引进了进化论和民权、自由、平等的新理论，构建了一种新型的君主立宪政体，“采择万国体例，定宪法公私之分”[7]，“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故民贵而君贱，易明也。众民所归乃举为民主，如美法之总统”[8]。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当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学西方从科技进入到政体层面的时候，君王神秘的面纱就被揭开了。
二 对西学的普遍认同
中国人接触西学可追溯到16世纪80年代初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的来华。为了便于其传教，他们向中国人介绍一些西方有关历算、水利、测量等方面的科学知识。至17世纪末叶，康熙帝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更加重视，他非常注意招徕具有各种科学技能的西方人前来中国效力，并给他们以优厚的待遇，如擅长天文历法的西方人汤若望、南怀仁等曾主持过钦天监的工作。当然，康熙帝是从巩固其封建统治出发，以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和对西方人的傲视态度来接受西方科技的。
1840年，列强炮声震惊了朝野，一批有识之士在无情的炮火硝烟中清醒地意识到“军无利器如徒手同”[9]，因此大声疾呼“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他们所认识的西方长技仅局限于造炮制船之术和军事制度，而西方其它的科学技术则被视为伤风败俗的“奇技淫巧”。然而，随着国人对世界大势的深入了解，他们看到西方各国比中国先进的地方远不止军事，“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阨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10]。这样，以军事技术为开端，引进了大量的“格致学”，如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矿物学、地质学、医学等。但在引进西学的过程中，又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11]。
甲午海战，使拥有近代武器装备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人在震惊之余再次醒悟，“西人之强者兵，所以强者不在兵”[12]，中国要自强，仅仅引进军事技术和自然科学的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仿效其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文化理念等社会科学的内容。于是，他们大声疾呼：“盖中国之人震格致难，共推为泰西绝学，而政事之书，则以吾中国所固有，无待于外求者，不知中国之患，患在政治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平者不专在格致也。”[13]基于这样的认识导向，爱国志士们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革新运动，他们试图打破静态发展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传统观，不仅要采取西学之“用”，还要兼采西学之“体”，也就是说，不仅要引进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还要吸取其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梁启超说，民主“固非泰西之所得专，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将举五洲而悉惟民之从，而吾中国亦未必能独立而不变，此亦事理之无如何者也”[14]。民权政治的倡导曾辐射和渗透到近代文化思想的各个领域，于是，在中国大地刮起“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革命”及“戏剧改良”等文艺革新的旋风，搅动了封建专制文化的一潭死水，形成了初具规模的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而且其影响还延续到民族心理和社会风俗习惯等更为广阔的空间。
由此可见，中国人在广度和深度上认同西学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他们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心理负担非常沉重，在西学认识上的每一次突破都以中华民族付出惨重代价为前提，因而对西学的普遍认同也意味着一种新型的救国思潮的昂扬。
三 近代国家观的萌生
几千年来，中国人深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观念的熏染，总是把国家和朝廷等同起来，报国即报效朝廷，也习惯了把自己称作“臣民”或者“子民”而不是“国民”，因而国人麻木在奴隶般的王朝政治里始终不醒，“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每一朝之废兴，而一国之称号即与之为存亡”[15]。当千余年来一直是中国学生的身材矮小的日本人迫使千余年来的先生割地赔款时，一个精神崩溃的幽灵开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边缘徘徊，近代国人扪心自问，中国将怎样面对世界呢？清王朝的腐朽无能和丧权辱国令国人的答案只有一个：以国家对国家。
第一，民族强胜心理的复苏。当中国人在“被动挨打”的噩梦中惊醒过来的时候，危机感也由此而生。《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惊呼：“然辱国之事小，外国皆启觊觎，则瓜分之祸大，割地之事小，边民皆不自保，则瓦解之患大。”[16]通过中西对比，中国人看到了中西之间从政治制度到民族心理素质的差距。严复曾说：“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下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17]这是一种空前落伍的感叹，民族危机感和落伍感与过去光荣的历史发生碰撞，随即化作了巨大的求强求胜的民族心理，激起了中国人民炽烈的爱国情感，并把振兴中华民族视为自己的崇高天职。“立国自强”的组织纷纷成立，“振兴中华”的口号响彻中国大地，中国要变革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康有为曾这样说：“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1895年“公车上书”）
对国家充满企盼的呐喊终于使近代国人走进了一个新的思想境界。
第二，国民意识的更新。传统儒学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把它一层一层剥离，似乎落脚点在于治理天下。其实，中国人最要紧的是“修身”，在国家民族问题和人生问题上，国人侧重于经营人生，强调德治，主张中庸。然而，中国传统主义者的世界被西方列强的闯入打乱了，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把中国爱国救亡的思潮推向了顶峰，激发出国人一种新型的价值观念和自救意识，导致国民意识的更新。具体地讲，首先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价值观在政府腐败和民族危亡的时刻已经没有参考价值了，对仕途的厌倦以及对国事的关切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再把人生最高的理想定格在“入仕做官”，而是转向于兴办实业、教育等。如状元出身的张謇弃官从商，办大生纱厂，他的行为代表了这一时期旧式士大夫在价值观上的转型。其次是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政治观替代过去的臣民意识、天下观。近代国人认为，中国人只有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做一个有尊严、有独立人格的国民，依靠自己不懈的斗争，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才能彻底摆脱被侵略和被压迫的命运，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梁启超曾强调“自主独立之国民，为今世文明之国所最尊重者”[15]，“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18]。维新志士把成为独立的国民、建立民族国家和争取民族独立三者紧密联系起来，这就说明一种突破传统观念的新思想已悄然滋长。
由此观之，中国的思想界经历了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世思潮、洋务思潮到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思潮的量变过程后，在这里发生了质的变革。而甲午中日战争就是民族思维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转折点。
收稿日期：2000-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