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汪静之的本来面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面貌论文,汪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6)04-0001-07
20世纪20年代享誉文坛的现代诗人文学家汪静之于1996年去世。我们经近10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汪静之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文集分编6卷：诗歌卷上《蕙的风》，诗歌卷下《六美缘》，小说卷《耶稣的吩咐》，文论卷《诗歌原理》，书信卷《漪漪讯》，以及回忆杂文卷《没有被忘却的欣慰》。[1]这套文集肩负的使命是重现汪静之的本来面貌。这一使命是历史现状提出的：从“五四”时代至今80多年间，汪静之曾得到不同的解读，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间，一些文学史书曾将汪静之一笔勾销，另一些文学史书则对“有些资产阶级分子狂热地要求抒发个人情感”进行批判。[2]汪静之的旧作早已绝版，能见到的《蕙的风》版本都是以1957年删改本为基础的，已非其本来面貌。
从20世纪80年代起汪静之重新受到人们关注，2002年汪静之诞生一百周年之际上海鲁迅纪念馆编辑出版《汪静之先生纪念集》，召开汪静之学术研讨会，讨论文学史著作的失误和历史局限性，要求对汪静之进行历史的再评价，可看作是一个标志。为了满足读者和研究者的需要，保留一份20世纪的文学遗产，此次编辑出版的《汪静之文集》搜集了久已绝版的20世纪20-30年代文献，也搜集了大量初次公开的作者手稿、佚诗，对1957年以来屡屡重版的《蕙的风》（其中包括《寂寞的国》），则全面恢复了其“五四”时代初版本的原貌。
阅读和理解是具有历史性的，而不是超越时空的。诚如伽达默尔所言：“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承认并正确地看待这种历史性。”[3]8本文要讨论的，是80多年来对汪静之作品的解读史、汪静之删改作品的历史原因以及《汪静之文集》恢复汪静之作品原貌的理由，重点则是对汪静之个性解放和存在意识的重现。
一、个性解放的重现
胡适在“五四”前夕指出：“社会的最大罪恶莫过于摧残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4]作为“五四”运动基石的个性解放思想深深打进了少年汪静之的心，1919年在屯溪上茶务学校的汪静之开始学写新诗，次年转赴杭州第一师范学习，并发表诗作，1922年他的诗集《蕙的风》出版，刚过20岁生日的汪静之就在关于《蕙的风》和爱情诗的一场争议中引起了全国瞩目。
汪静之由于天真率性，不顾封建礼教和习俗，为爱情自由而歌唱，“言人所不敢言，发人所不敢发，”[5]291成为新诗运动中个性解放最彻底的一例：“我只是我的我，我要怎样就怎样，谁能范围我呢？”[6]148《蕙的风》之引起全国关注，是作者的青春期和一个民族的青春期的合拍造成的，是作者的性格和时代的碰撞——“这一个”和“这一刻”的碰撞造成的。正是“这一个”天真任性的汪静之唱出了中国青年人的心声，又正逢中国性爱禁区的千年冻土终于遭到“五四”春水冲击的“这一刻”，竟使他充满稚气而前无古人的诗句变成了如朱自清所说的“猛烈无比的炸弹”。
这时胡梦华从传统礼教观点对《蕙的风》作了他的解读。他一一列举《蕙的风》中不合礼教的诗句加以抨击，诸如：“梅花姐妹们呵，怎还不开放自由的花，懦怯怕谁呢？”“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那夜的亲吻异样甜蜜”，“我昨夜梦着和你亲嘴，甜蜜不过的嘴呵！醒来却没有你的嘴了；望你把你梦中的那花苞似的嘴寄来吧”等等。这些诗句，从礼教观点看，实在无法容忍，封建礼教要保证传宗接代、维护父权体制，必须严禁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为此胡梦华接连发表文章批判道：“汪君这些句子，做的有多么轻薄！多么堕落！是有意挑拨人们肉欲呢？还是自己兽性的冲动之表现呀？”“看见‘无赖文人是淫业的广告’触目惊心的十一个大字，不觉令我对于《蕙的风》生出同感的联念。”他把这些诗句解读为“故意公布自己兽性的冲动，挑拨人们不道德行为”；是“表现罪恶”并且“引诱他们去做罪恶”；“这种兽性冲动的话，老成读者看了只觉其肉麻，血气方刚的读者看了，又梦了一番诱惑。可怜不知加添了多少青年男女的罪恶。”[7]
对如此严厉的批判，汪静之当时一笑置之：“我希望梦华君有能力再做几篇文章来骂我，那我万分感谢，更要自庆成功，静之的诗终不失为静之的诗！”[8]87当然，汪静之能有这份自信，还得依靠新文学的主将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的支持作为后盾，正是他们，从全新的角度对《蕙的风》作了解读。鲁迅的《反对“含泪”的批评家》早已为人熟知，这里仅引周作人的评论以见一斑：“社会把恋爱关在门里，从街上驱逐他去，说他无耻；扪住他的嘴，遏制他的狂喜的歌；用了卑猥的礼法将他围住；这样的社会在内部已经腐烂，已受了死刑的宣告了”，“所以我们要说情诗，非先把这种大多数的公意完全排斥不可”，“静之的情诗……可以相信没有‘不道德的嫌疑’。我对于这些诗的印象，仿佛是散在太空里的宇宙之爱的霞彩，被静之用了捉蝴蝶的网兜住了多少，在放射微细的电光。所以见了《蕙的风》里的‘放情地唱’，我们应该认为是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9]155-156
但“五四”时代的个性解放兴起后不久就失却了自信，并且随着新文化运动让位于政治和文化的民族主义，越来越受到贬斥。到了20世纪50年代，个性解放已被等同于“腐朽的个人主义”，成了“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顽强的自我表现”，而再次不被容忍了。上海刚解放时，《文汇报》上还曾有一场关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不可以作为个别作品主角”的讨论，结果责任编辑唐弢为此作检讨说：这样一场讨论“是对毛泽东文艺路线的一种含有阶级性的抗拒。”[10]43-44这样的政治鉴定，不是也可以加在汪静之及其抒情主人公头上吗？
如果脱离了历史，汪静之的删改《蕙的风》就变得不可理解。所以让我们介绍一下此事的历史语境：1952年汪静之应湖畔诗友冯雪峰之请调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岂知不久后冯雪峰就遭打击，被解除《文艺报》主编职务，汪静之则被出版社无故解职，生活无着。本来汪静之认定他的早年作品不可能再版，但由于冯雪峰的努力，于1956年争取到了《蕙的风》再版的机会，不过很快“反右派”运动就开始了，冯雪峰未能幸免。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汪静之在重印诗集前不得不自己动手，对早年作品大刀阔斧地作了删改，并在自序中作自我批判。
上一次面对封建保守势力，《蕙的风》的作者可以一笑置之，我行我素；这一次面对政治的权威话语，这位一直怀有革命情结，又经过思想改造的作者无法再天真率性了。结果，如前所述那些个性解放的、对封建礼教有如炸弹的、在1922年引起骚扰而遭到保守派抨击的诗句，在1957年版《蕙的风》中被删除净尽。还记得，当初胡梦华就曾告诫《蕙的风》的作者说：“倘若《蕙的风》不要二百四十页之多，肯把那些肉麻的，堕落的，纤巧的，说白的，一句两句无味的，删了或许不至于失败”。[11]很具反讽意味的是，1957年的汪静之实际上全盘接受、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一无理要求，删除的量竟达到《蕙的风》一书的三分之二（比胡梦华要求的还多），保留的少数诗也磨去锋芒，作了无害化处理。曾遭保守派抨击的诗句，在1957年版中仅保留一句“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若不是鲁迅曾经引用过这句诗并为之辩护的话，那么我们不难断定：这一句也是不会幸存的。
汪静之当年以个性解放冲击了封建礼教，此时却在纳入宏大叙事的过程中为个性解放批判自己。他在1957年版《蕙的风》自序中说：“我本来以为这些诗今天没有再印的必要，后来听说是要作为‘五四’新文学史资料而再印的，我才想到当作断砖碎瓦破骨残齿，供人参观，亦无不可。”他检讨：“写出来的东西不成其为诗”，“思想浅薄，技巧拙劣”，“《蕙的风》尽管发挥过作用，仍旧是坏诗。”[12]363-366以后他又屡屡为自己写爱情诗检讨：“解放后读到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乔林的《白兰花》等诗，感到汗流浃背。他们唱的是民族独立阶级斗争的战歌，而我在“五四”时代唱的不过是个人爱情的悲欢。为民族为阶级而唱，自然伟大；为个人而唱，自然渺小。”[13]38-39“我自己一直因为爱情诗有副作用，可能对革命有不利影响，而感到惭愧。又因为我的知己至交应修人、潘漠华、赵平福（柔石）三位烈士都为革命而牺牲，而我对革命没有丝毫贡献，这使我感到写爱情诗简直是有罪的。”[14]416
从20世纪的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汪静之是在权威话语和负罪感的压力下度过的。“文革”结束后的宽松使压力逐渐减轻，经过长久的等待，直到确信个性和个人情感已经解禁时，汪静之才回归他的个人旋律，不过仍然小心翼翼。在90年代初汪静之最后的岁月里，他决定整理出版已经封存60年的爱情诗稿《六美缘》，但在《六美缘》前言中，他还是诚心诚意地把这本玫瑰色的诗纳入宏大叙事的政治话语，他引经据典，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直到报纸社论，天真地试图在齐家治国的框架中为爱情诗寻找一角安全而不受攻击的地位。另一方面，在90年代初出版的《蕙的风》版本中，他也在1957年版的基础上增补了一些诗，但总体上仍维持着1957年版的口径和规范。例如曾遭胡梦华猛烈批判的“我昨夜梦着和你亲嘴……把你梦中的那花苞似的嘴寄来吧”这几行诗，是《别情》中核心的一节，在1957年版《蕙的风》中全诗被删除；不过汪静之心中难以割舍，所以在1992年增订版中重新收入《别情》，但受批判的这一节却使他犯了难，——由于这节诗处于中心位置，汪静之只截取《别情》一诗的前后部分裁剪成两首小诗，而受批判的这节诗最终还是割爱了。从这些地方我们感到，“胡梦华”和“1957”的影子仿佛已经合二而一，胡梦华变成了权力话语代言人。
雁雁曾在《〈蕙的风〉及其引起的争论》一文中指出：“汪静之（对1957年版《蕙的风》）的这一修改，从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不能不说是对当年争论的一个莫大讽刺，就诗人本人来说则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当年闪光的思想，如今变成忏悔与反省的对象，这个转变发生在曾作为个性解放运动先锋者的诗人身上，确实是意味深长的。”[15]289-290晚年的汪静之把雁雁这篇论文收入他最后一本书《六美缘》作为附录，说明他从内心认同了雁雁的观点。因此我们决定恢复《蕙的风》初版本的面貌，不仅是因为应该把“五四”时代发生过重要影响的《蕙的风》原貌重现在读者面前，而且知道这也不会违背作者内心的意愿。
二、存在意识的重现
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汪静之诗集，书名叫《蕙的风》，其实是《蕙的风》和《寂寞的国》两本书的合集。汪静之在自序中解释说：“这是淘汰过的两册诗集合印成一册，不是诗的选集”，其中《蕙的风》删弃三分之二，《寂寞的国》删弃三分之一（可见作者自己对《寂寞的国》更为偏爱），对删剩的诗都作了修改。但比较一下就可看出，对两本书的删改有所不同：删改《蕙的风》是为了除掉其“个性解放”的核心，而删改《寂寞的国》则是为了除掉其“存在意识”的核心，——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这二者都构成危险的罪状。
汪静之写作《寂寞的国》的历史背景是：他于1924年辍学任职进入社会后，在社会现实面前频频遭受挫折，他在再版自序中说：“写《寂寞的国》时，我已经稍稍有一点阅历，稍微懂一点世事，对于旧社会的庸俗丑恶、黑暗肮脏，处处看不顺眼，因而格格不入，落落寡合，因而寂寞苦闷以至悲观厌世。”其实也不仅是汪静之个人如此，在“五四”启蒙运动落潮的20年代中期，许多青年诗人都发生了类似的转折，感到了兴奋之后的失落与孤独，从“五四”时代的朝气蓬勃落入悲观苦闷。
从诗性哲学角度看，贯串《寂寞的国》的“寂寞”实际上是一种存在意识的表征。从“个性”到“存在”，有其规律可寻。由于汪静之阅历和挫折的增加，思想逐渐深入，开始意识到存在的困境，并且全心崇尚波德莱尔的忧郁美。①到处遭到社会排斥的作者在《寂寞的国》自序中说：“在这冷而硬的铁的路上的旅人，只有落寞，苦恼，厌倦：三者已凝为大气，把地球牢牢封了。我因为落寞，苦恼，厌倦，所以做诗。”而孤独寂寞是与存在意识结缘的，克尔凯郭尔就认为，只有孤独的个人才能在其内心体验到自己的存在，其他物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因此只有孤独的个人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16]10年轻的汪静之不一定读过这位存在主义先驱者的著作，但他通过寂寞的感悟和间接通过鲁迅的作品，达到了初步的存在意识。这种意识看似消极颓废，其实具有积极意义，因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异化力量剥夺了人的个性，使人失却自己的存在，而孤独寂寞的体验则能唤醒存在意识，从而追寻失落的自我，负起存在的责任。于是我们看到，个体的孤独、存在的困境成了汪静之这个时期诗的主题，寂寞、忧郁、烦闷、死亡成为频频出现的关键词，这一现象在其他诗人同时期作品中也有突出表现。②还应指出：存在意识属于孤独的个人，但它却与人类的共同命运相通。
表现存在主题真正深刻的，则无疑是鲁迅的《野草》，鲁迅曾说他的哲学都包括在《野草》里面。[17]《野草》中义无反顾的过客、战士等形象都是绝对孤独的个体，带有明显的存在主义意味。对此鲁迅解释说：“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18]21“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19]477-478针对人们对坟的忌讳，鲁迅还故意把一个杂文集题名为《坟》，他说：“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20]300这个主题当然不讨好，因为中国的流行语是大吉大利，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鲁迅早就预见到：谁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必将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而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有所掩藏而在死亡面前闪避，这种情形顽强地统治着日常生活，……理所当然之事就是对人总有一死这件事实漠然处之。这一种‘自觉优越的’淡漠的教养使此在异化于其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存在。诱惑、安定与异化却标识着沉沦的存在方式。”“日常沉沦着在死亡之前闪避是一种非本真的向死亡存在。”[21]304-305,310
汪静之不能达到鲁迅的思想深度，但看得出他当时所受鲁迅的影响。尽管艺术功力不足，汪静之还是一方面直面死亡和虚无，另一方面正视社会的荒谬和黑暗，于是他也试图同时向存在的荒谬与社会的荒谬作绝望的抗战。在他的作品中，这两个主题是并存的。
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存在意识（更不必说西方存在主义了）被解读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意识，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望星空》，因为含有“在无限的时间的河流里，人生仅仅是微小微小的波浪”的句子，被解读为“极端虚无主义的思想”，“极端荒谬的诗句”，并定性为“政治性的错误，……在读者中间散发了腐蚀性的影响”。③汪静之如果重印比这还要“虚无”得多的《寂寞的国》，尽管属于旧作，也有“腐蚀读者”的罪嫌。但是在1957年版中，他还是冒险保留了一些题材犯忌的作品，如《髑髅歌》哀叹“是谁用尘土把你塑起，又将你化成尘土”，《挖窖》则以存在主义和西方现代诗的关键词“烦闷”为主题。当然，更多情调悲观的作品已被作者删去，选留的诗也作了若干重要修改。由于作者的偏爱，对《寂寞的国》的删改较《蕙的风》为少，但这些修改具有关键性质：他试图把存在主题改成爱情主题（从而把存在之思改成恋爱之思），甚而把存在主题改成阶级斗争主题（从而把寂寞绝望改成乐观积极）。虽然作者声明他的修改原则是“只剪枝，不接木”[12]364，但究其实质，他勉力进行的是一种“变性”手术。例如：
《我结的果是坟墓》的标题改成《我结的果是忧郁》，内容也作相应的修改，如这一节：“河水呀，你在赶你的道路，我也在赶我的程途；但你的目的是大海，我的终点是坟墓”，末句改成“我的终点是失恋”。《野草全已枯黄》、《秋风歌》的情况与此相似，删除了存在意义的追问，把它改成恋爱过程的个别事件，可谓“点金成铁”。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这恰恰是因为李煜后期作品超越了个别事件的悲欢。汪静之的改诗由于抽掉主题，大事化小，遂造成诗的失重。
《上帝造了一个囚牢》主题就有存在主义色彩，末句“（囚奴们）只得永远在囚牢里受罪”在1957年的语境中当然是政治错误。作者修改时将标题换成《囚歌》，这样，诗中的“人”仿佛变成了“革命者”，而诗中的“上帝”全部改为“恶魔”，末句则作了180度的逆反，变成“万万不能永远在囚牢里受罪”，从而实现了“变性”（当然是标语口号式的变性）；集子的主题诗《寂寞的国》最后两行也作了180度逆反。
附带再说一个细节：对在1957年版中冒险保留《髑髅歌》，作者事后心有余悸，于是在1992年版中追加一首《新骷髅歌》附在该诗后面，作为对原诗的逆反和“补正”。这首补正的诗是标语口号组成的，可概述为：“假如你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做出伟大的贡献，你的精神就不死了。”（不过若是在突出政治的年代，就连这补正也保护不了作者，因为他把专家置于工农之上，又犯了“专家路线”错误。）
汪静之的一生缺乏安全感，他总是处于被解雇的危机之中。小女儿汪伊虹曾这样回忆父亲1954年那次被最后解职的情景：“如果能把痛苦和痛苦的原因看清楚，那么也可以咬紧牙关去面对，然而那时的痛苦是无形的，它虽然无处不在，笼罩着压迫着，却不可被认知，它甚至化身为革命的伟大形象而出现，它让你只能怀疑自己，却又无法了解自己罪在何处。如果说爸爸在解放前就曾屡屡被任教的学校解雇而致失业，那是因为他思想左倾，把五四精神带进了课堂，加以性格耿直拒绝奉承，而遭到顽固势力的嫉恨，他不但不会被压倒，而且还为自己不随波逐流而感到骄傲。这次打击却发生在不存在解雇不存在失业的新社会，发生在自己一贯有强烈归属感的共产党领导之下，而且是一家解雇别处不得录用的联网解雇，它使爸爸无法正确思考而在精神上首次遭到重创。”[22]283然而汪静之又是幸运的，因被解雇造成没有单位管，加以“文革”前被打发回杭州，隐居不为人知，尽管生活贫困，却使他幸免政治运动的打击。但权力话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汪静之的头上，因为即便在“文革”结束后的年代，文学史中仍不乏像这样措辞严厉的、对文学作政治鉴定式的评述：
“（‘五四’到‘五卅’）这个期间创作上不健康倾向也很明显。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青年……一时找不到正确道路，容易感到孤独，空虚。……这种悲观思想侵蚀着当时不少文艺青年。反映在创作上，许多作品不仅题材狭窄（所谓“首首离不掉‘伊’，句句抛不开‘爱”’的现象），内容也往往成为病态的感情宣泄或至于无病呻吟。部分作家的作品则更严重地发展了消极颓废，逃避现实的倾向。”[23]60
8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重出汪静之的诗集，汪静之感到“文革”结束后文学环境宽松些了，便准备在1957年版《蕙的风》的基础上作一点增补，他从原来删弃的作品中补选了一些，同时又对全书作了一些修改润饰。他在1982年写的《〈蕙的风〉三版后记》中说：其中有9首诗的修改打破了他自己原定的“只剪枝，不接木”的规定，有5首还“把原作悲观消极的思想改成乐观积极的思想了”，“这便提高了原作的思想水平了”（按：这些诗全属于《寂寞的国》，包括《播种爱情》、《海上吟》、《立志贡献的誓辞》等）。但结果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不接受增补本，只于1983年重印了1957年版《蕙的风》。
又经过了几年解放思想的过程，在汪静之为漓江出版社提供的1992年版《蕙的风》增补本中，我们发现他增补的诗更多些了，而上面列举的那些改了的诗却并没有改！也就是说，他一度曾“改成乐观”的诗全又恢复了“悲观的”原貌。标语口号式的标题《立志贡献的誓辞》也终于没有采用，恢复了原来的标题《我若是一片火石》及其存在主题。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改，还是不改？这是一个问题。汪静之始终清楚《寂寞的国》有遭遇政治鉴定式批判的危险。他的删改和自我检讨虽然是“自觉”的，但毕竟是在权力话语的压力下作出的，并非出自本心，这种“变性”式的修改，表面是“提高原作的思想水平”，实质是降低思想深度和破坏诗的境界。一旦压力减轻，他还是愿意恢复作品原貌的。④
由于汪静之的被边缘化和一度被遗忘，他比许多作家幸运，在政治运动中他没有受到特别的关注，对《寂寞的国》的批评也姗姗来迟，直到他最后的岁月。1992年汪静之收到了批评《寂寞的国》“思想谬误”的论文，——他知道：假如这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遇到是足以致命的；幸亏现在大环境不同了，已经有了容纳不同解读的空间，况且论文作者又是常常来访的研究者，汪静之可以用平和宽容的心态来对待。
这篇论文持的是对《蕙的风》基本肯定而对《寂寞的国》基本否定的态度。评论者对《寂寞的国》的解读是：有“思想内容上的重大缺陷”，“整部诗集的情绪走向，是越往后越低沉、消极、颓伤”，“诗就像枯木朽株”，“色调灰暗，悲观厌世的诗占了《寂寞的国》的主要篇幅”，“不但此也，还有《我结的果是坟墓》这样颓废的诗，……以坟墓为结穴，不能不说是对生命的厌弃和揶揄”。论文认为：《寂寞的国》中绝望厌世成为主调，“因颓伤消沉，缺乏生气而脱离了读者”，“如出山之水，容受了过多的腐枝败叶，令人有渣滓沉浮之感”，究其原因，则是诗人“缺乏站在时代前列、顺应时代发展的思想的烛照，也缺乏足够的艺术功力……不能把现实的丑转化成艺术的美”，“《寂寞的国》的最大欠缺或者说致命伤正在这里”。论文分析汪静之写《蕙的风》表现的勇敢“并非出于对先进思想理论的理性掌握，……因而不能避免盲目性和狂热性”，“如果说《蕙的风》思想较浅还是可以原谅的不足，《寂寞的国》思想的谬误却是膏肓之疾。”
对汪静之1957年的删改诗作，论文评论道：（果如诗人所言这是‘坏诗’的话，）“‘坏诗’果真经过一番‘整枝’就不坏了吗？”“如果说对《蕙的风》的打磨修饰是为迎合时尚的‘遮丑’，那么对《寂寞的国》的删汰修整则具有‘拔高’的性质。……但《寂寞的国》的缺陷是如此明显，它的基本面貌绝不是‘整枝’所能改变得了的。”⑤
汪静之在收到这篇论文后复函论文作者说：“大作已看过，对《寂寞的国》和《蕙的风》的比较，和我的意见不一，我不会生气。”[24]400论文对《寂寞的国》的解读与汪静之的意见不一，与本文的解读也颇有差别，但毕竟还是有个共同点：大家似乎都并不赞成“整枝”。
《寂寞的国》是汪静之的艺术探索之作，其得失成败，我们在《汪静之文集》的序言、前言中已试作探讨，此处不赘，只想说明：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语境中，存在、孤独、异化、死亡主题已不再成为禁区；回归文学本体已成为批评家的共识。《寂寞的国》的缺点不在“思想谬误”而在于深度不是，诗的优劣并非由题材决定，政治鉴定式的解读源自话语的惯性，然而对艺术作品已不见得合适。
汪静之在写《寂寞的国》之后转向小说创作，这些小说与《寂寞的国》有缘。但他的小说已有70余年没有重版了。汪静之晚年对要求他编全集的提议一直犹豫不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觉得这些小说很难处理。
汪静之的小说表现的是社会的残酷和冷漠，底层的不幸和痛苦，他把这些写得颇为惊心动魄，并且与《寂寞的国》一样，其中也充溢着作者寂寞、孤独、绝望的情绪。所以尽管作者把目光从个人转向了社会，写作方法也转向了写实主义，然而他的小说依然是一个“寂寞的国”。汪静之未能写无产阶级革命主题，而且由于对人的失望，他从来也没有塑造过完全的“正面”人物。他小说写作的内核是继续向虚伪的仁义道德发起攻击；在他用小说开掘人性的实验中，要数对吃人者、道学家的残酷伪善所作的冷嘲热讽最为成功和犀利。对处于底层的工农，他满怀同情写出他们的深重苦难，⑥但是其形象远不“高大完美”，并且他们身上似乎都体现着胡风所说的“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按照50-70年代的政治标准，他这种写法必然被解读为“丑化工农”，汪静之感到了危险。如果说可以简易地把诗改成正确的标语口号的话，那么用此法处理小说却行不通。由于找不到方法来修改润饰他自己也觉得有缺憾的小说，汪静之就此放弃了全集的编纂，并听任他的小说淡出视野。
我们现在重现的是汪静之小说的原貌。因为这是历史，用不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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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重现作品的原貌外，《汪静之文集》重现的还有坚守在边缘的汪静之。汪静之在淡出人们视野后，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从来没有选择放弃，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边缘，坚持创作（这实在是一场绝望的抗战，直到像果戈理那样焚毁诗稿），坚持诗学探索，坚持纪念亡友。这一切都在《汪静之文集》中留下了记录。《没有被忘却的欣慰》是汪静之纪念湖畔诗友的一篇文章，作于1993年，但不久之后这个题目就也适用于汪静之本人了。他为纪念亡友开创的湖畔诗社纪念馆虽然终于夭折，汪静之和湖畔诗社“重新被发现”的过程却在继续。所以我们把《没有被忘却的欣慰》用作了文集最后一卷——回忆卷的卷名。
收稿日期：2006-07-01
注释：
①参看戴望舒《〈恶之华〉掇英译后记》：“对于指斥波特莱尔的作品含有‘毒素’，文学史会给予更有根据的回答，……以一种固定的尺度去度量一切文学作品，无疑会到处找到‘毒素’的，而在这种尺度之下，一切古典作品，从荷马开始，都可以废弃了。……只要不是皮毛的模仿，能够从深度上接受他的影响，也许反而是可喜的吧。”戴望舒诗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214页。
②如戴望舒的《流浪人的夜歌》：“怪枭在幽谷悲鸣，饥狼在嘲笑声声，在那残碑断碣的荒坟，……我是颠连漂泊的孤身，我要与残月同沉”，冯至的《寺门之前》：“我不久死后焚为残灰，里边可会有舍利两颗？一颗是幻灭的蜃楼！一颗是女尸的半裸！”，闻一多的《葬歌》：“我就让你睡，我让你睡，我把黄土轻轻盖着你”等。
③参见《文艺报》1959年第23期。
④这里指的是出于政治原因作的修改，这些修改都是失败的；汪静之出于诗学原因作的修改则有得有失，间或有剪裁极佳的。因此，我们编《汪静之文集》时把重要的修改附注在原诗后面，目的是既要呈现汪静之作品的原貌，又可看出他后来修改的意图，从中并可看出新诗的一些历史轨迹。
⑤贺圣谟《无心插柳与有意栽花——〈蕙的风〉与〈寂寞的国〉中的爱情诗的比较研究》，《宁波师院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1期；此文在成书时文字作了修饰，故引文根据贺圣谟《论湖畔诗社》，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79-82页，85-87页，95页，98-99页。
⑥汪静之在小说《翠英及其夫的故事》的前面题词道：“没有冻过没有饿过的人呀，这是你们的羞耻。”他自己有挨饿受冻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