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玉[1]2001年在《论发展教育产业的必然性及其政策引导》文中研究指明深化对教育产业的认识，对于认清教育与经济、教育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对于教育主动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深化教育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产业问题的提出有其客观必然性。教育产业问题来自于教育实践。一方面，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需要教育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发挥其独特作用，并通过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有效缓解长期的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要通过教育产业的发展来促进教育改革的深化，使教育改革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教育产业具有若干特点。对这些特点的认识是管理和发展教育产业的先决条件。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水平分析，当前发展教育产业的重点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在发展教育产业中，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以至职工教育，都可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都可以发挥作用。 要大力发展教育产业还必须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用经济手段发展教育产业。要自上而下地、循序渐进地为教育产业的发展提供法制保障条件。
杨信礼[2]1999年在《发展哲学引论》文中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由于发展本身的总体性和多维性，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视野和层面对其进行审视和研究。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诸方面对发展作实证性和政策性研究是必要的，但为了把握发展的总体特征，还必须从宏观上和整体上对发展作反思性、规范性研究，对于发展的基础、前提、本质、动力、目标、尺度、路向、模式、趋势以及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难题作哲理思考。发展哲学就是通过对发展作前提性批判和元问题研究，以求解发展之谜，探寻发展的内在逻辑。 从发展哲学的视野来看，发展本质上是人类不断提高主体能力、从自然和社会中获得解放、追求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本质力量发展的历史，而人的本质力量是通过主观与客观、理性与价值、目的与规律、观念与活动相统一的总体性的实践获取和展现的。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是考察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根本观点。实践是人类自我创生、自我肯定的方式，是人的本质力量得以获得和展现的方式，是社会有机体建构和发展的方式。实践是人类社会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起点，也是作为社会发展历程之反思以及发展道路、发展前景之构想的发展哲学的逻辑起点。确认实践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的意义，就为认识和理解人的现实世界，理解人与社会的发展，观照当代社会发展的本质和整体框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视界，也为发展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意蕴宏富但又有待延展的理论生长点。(第一章)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处于一种相互缠绕、相互塑造的对立统一关系之中。人作为有生命的存在物起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结果；人类社会依赖于自然界，必须以实践为中介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在与自然界不断加强的联系中得到发展。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提高与实践方式的变换，人类不断拓展日益广阔的发展空间，但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资源的安全利用标准以及作为系统而起作用的铁的自然规律，则设定了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不可逾越的界限。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人对自然的依赖性、人对自然的独立性以及人对自然的自由性叁个阶段。与此相适应，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反思也大体有叁种理论形态，即天人合一、因顺自然的思想，天人对立、宰制自然的思想以及以实践为中介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思想。在现时代，人与自然、社会发展与环境支持能力的矛盾以环境污染、资源耗竭、能源危机、生物多样性消失等方式凸现出来。要谋求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必须更新环境资源观念，由机械环境观向系统的生态环境观转变，由资源无价的旧观念向资源价值观转变；必须建立合理的交往方式，实行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变革；必须转变实践方式，按照生态化的要求发展科学，形成有利于环境优化、资源节约的工艺技术，实现物质、能量的自
杜鹏[3]2012年在《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通过其跨国公司生产体系的纵向分离，将重心集中在产品的研发、设计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与此同时将生产制造等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了某一产品不同工序或环节在空间上分布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格局，全球价值链成为推动分工深化和协调产业转移的主导力量。在以利益分配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中，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利用自身的市场势力，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纵向压榨，获得了大部分的分工和贸易利得。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轨迹似乎验证了这个规律：从产业的空间变迁到产品的空间变迁，再从产品空间变迁到同一产品不同工序的空间变迁。专业化带来的收益推动着分工进入到某一产品的不同生产工序和环节；分工则开始进入到产品内部的分工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制造业依赖在规模和成本上的优势，通过承接全球价值链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产业，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迅速成为全球的制造业大国。一直以来，常见观点是坚持以比较优势进入全球价值链低端，中国可以借鉴韩国、新加坡等成功经验，沿着“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的升级”的路径实现产业升级。然而，单纯依靠以出口为导向的比较优势或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思路无法解决我国制造业难以摆脱陷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困境。现有产业升级研究之所以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和指导性，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充分考虑国家规模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比较优势不能自动转化为竞争优势，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一直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来参与国际分工，将永远成为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因为在科技创新突飞猛进的情况下，技术能力已经远远超越了资源、劳动力等传统比较优势的范畴，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才能获得竞争优势。如果这种竞争优势具有可持续性，才可能形成产业竞争优势，实现产业升级。因此，中国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企业战略以及相应的产业发展思路，以推进产业升级，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位置，谋取更大的利益。充分发挥后发大国的各方面优势，通过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学习吸收，依靠国内市场对技术引进和创新的强大推动作用，实施技术本地化战略、应该是中国制造业实现产业升级和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一条可行途径。本文在上述背景和研究思路下，探讨了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问题。全文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在这一部分中明确了本文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对产业升级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与评论，进而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逻辑框架和研究方法，总结了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构建了全文的研究框架。第二部分，相关概念和理论简述。在这一部分中对本文研究的基础概念：制造业、产业升级和后发大国进行了定义；对后发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和后发大国产业发展主要涉及到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生产力理论和大国综合优势等理论作一个简要的归纳、总结和介绍，为全文的研究进行理论铺垫。第叁部分，制造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启示。在这一部分中总结了发达国家（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后发大国（俄罗斯、巴西、印度）、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制造业发展的经验，世界各国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的一大成功经验是充分、适度的发挥了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作用，而技术进步是各国制造业发展升级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资源的优势并不是制造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些经验从历史和现实角度为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模式和路径选择提供了帮助。第四部分，“后发大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框架构建。一国制造业产业升级问题，需要顾及产业升级的原则、方式、机制和路径。当前成功的制造业业发展模式有以下两种：传统发达国家的大国模式、新兴发达国家的小国模式。然而，由于所处环境、国情的不同，上述模式对后发大国并不适用。后发大国的产业升级应该选用开放自主的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在保持开放的前提下，从本国的利益出发，以培育、促进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壮大为目标。产业升级的本质在于产业内企业依据国内外市场机会和自身资源和能力状况进行动态的适应性调整。后发大国的产业升级应该提倡的是建立在本国市场基础上的多样化技术能力的提升。在上述前提下，后发大国的产业升级路径如下：引进国外技术（代工）→依托本土市场发展壮大，构建国内价值链→针对本土市场技术创新→国内外市场技术创新。第五部分，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必要性与障碍。通过相关数据分析，中国已经是世界制造业大国，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产品附加值低，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从国际、国内角度看，现有国际分工与贸易体系、发达国家对制造业的重新认识、国家政策的不足、国内市场的缺陷和国内技术创新能力落后对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造成不利影响。第六部分，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对策建议。针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存在的障碍，从国家政策、国内大市场构建和国内技术创新的培养叁个方面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第七部分，本文结论及研究展望。对全文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同时对产业升级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了相关建议。
庄叁红[4]2012年在《劳动价值论的时代化研究》文中认为劳动价值论的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时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理论在当前寻求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当前劳动领域和分配领域的新变化和新发展对科学理论的现实需要。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首先,论文从国内外角度,分别对劳动价值论百年论战的历史进行了纵向回顾,也对论战的主要观点加以介绍评析,探讨了国外学者在劳动价值论的意义、价值创造源泉、劳动还原及价值转形等问题上的主要观点,也探讨了国内学者在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界定、劳动是否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劳动价值论的适用范围界定、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核是否偏颇及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局限性等问题上的主要看法,最后从中提取出其对当下坚持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启迪。其次,论文分别从马克思主义内在的四大品格入手,揭示了劳动价值论时代化的必然性；从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地位和实践价值,揭示其时代化的重要性；从劳动价值论本身、其涉及的问题、蕴涵的精髓和理论的意义等四个角度,揭示了劳动价值论时代化的可能性；最后揭示出劳动价值论时代化的基本任务,即要尊重理论前提、回归理论真相、挖掘理论精髓、指出理论局限和丰富理论内涵。再次,论文回顾了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历程,进而系统分析了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涵,为劳动价值论的时代化分析作理论的铺垫。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论文又从劳动价值论在当下的理论与现实挑战入手,分析劳动价值论在理论层面受到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均衡价值论、创新价值论等的挑战,在现实领域受到劳动新特点和分配新情况的挑战,揭示了劳动价值论时代化的现实必然性,也是指出了理论的局限。结合现实情况,论文着重分析了劳动价值论时代化的具体表现和现实启迪,既从社会劳动论的角度,对劳动形式的划分、劳动性质的界定、多种劳动分工的地位进行分析,实现劳动价值论的时代化与生产力发展的结合；也从价值论的角度,结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现状,厘清价值创造与分配的关系、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正视收入分配影响因素的多元化,实现劳动价值论的时代化与共同富裕目标的结合。最后,论文对整个研究进行结论分析,得出在当前推进劳动价值论时代化应该把握的叁个方面：其一,从劳动价值论的提出背景和历史贡献出发,既要看到劳动价值论的时代性,也要正视其合理性；其二,从劳动价值论的理论价值出发,要坚持和挖掘劳动价值论所具有的重大理论价值,指导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其叁,从推进劳动价值论时代化的具体做法出发,既要重视研究劳动价值论其所揭示的一般规律,对劳动价值论进行时代拓展和理论创新；也要重视研究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中劳动和分配领域的新特点、新动态,最终保护劳动者利益和优化分配关系。
肖泽群[5]2005年在《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研究》文中指出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外生的、可以由政府选择的变量。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是决定一国经济发展成功与否、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胜与负的关键因素。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如何谋划经济发展战略是中国在加快发展和国际竞争中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本文围绕经济发展这一主题,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论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以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在详细分析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对中国新阶段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矛盾和挑战作出了判断,进而系统地分析了形成这些问题、矛盾的原因;然后再从理论上详细阐述了影响经济发展全局的六个重大理论认识问题,并结合中国实际从全局的高度提出了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对策;最后,提出了制定、调整或实施经济发展战略必须遵循的五条基本要求。本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国内外主要理论观点和历史资料的收集、分析和综合,从整体的高度进行了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研究,形成了具有一定创新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1)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矛盾和挑战的判断。本文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表面的问题概括为五大方面,即需求结构不协调,生产结构不协调,城乡发展不协调,以及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和经济整体效率不高;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深层次的两难选择及矛盾概括为提高增长质量与经济高速增长的矛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高投入的矛盾,保持经济稳定安全与深化改革开放的矛盾;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外在挑战概括为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发达国家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挑战和对中国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的挑战。(2)关于形成主要问题和矛盾的原因分析。原因主要是理论认识、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及其贯彻实施的经济政策还存在一些片面性。首先,在理论认识上,建国初期把苏联模式看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样板,没能清醒地看待实施计划经济所需要的条件,把适合特定条件的计划经济的成功做法当作长期建设的方针;把社会主义优越性等同于经济的高速增长,把发展简单地看作是经济增长,片面追求总产值和 GDP 的数量扩张及其增长的高速度。其次,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主要包括国有经济和政府职能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不合理、投融资体制还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还不完善等。再次,实施的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经济政策还存在片面性,主要包括以高积累高投资片面追求高产值高速度的发展战略,以投资代替消费、压低居民消费过分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战略,以牺牲“叁农”利益片面追求工业和城市发展的战略,过分依赖国有经济、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战略,过分保护落后、忽视科技创新的粗放型发展战略。(3) 关于消费需求问题。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是受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制约的,投资需求最终是由消费需求决定,投资率并非越高越好,过高的投资率必然出现消费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基础的、主要的和持久性的拉动力。其中,根据马克思社会扩大再生产理论,推导出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消费与投资的比值 a =[(n1p′+ n1n2p′2-(1+n2p′)(⊿v1/ v1) )/[(1+⊿v1/ v1)(1+ n1 p′)]。中国第Ⅰ部类扩大再生产程度过高是形成投资率过高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当改变投资替代消费的战略,确立以消费需求为基础的发展战略。(4)关于国民收入分配关系问题。城乡发展不协调的根本原因是国民收入过分向城市和工业倾斜,地区差距和个人差距不断拉大是政府均等化职责不明显的重要表现;长期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实质是劳动者报酬过低。改革开放后,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有所提高是对过去这一比重十分低下的相对调整,但调整后的比重仍然较为低下,并不存在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过分倾斜的现象。实际上,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既要遵循市场机制的基本要求又要弥补市场机制的失灵,这是实现宏观经济良性循环的基础。因此,应当改变投资替代消费的战略,确立以消费需求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改变以物为本的发展战略,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改变牺牲“叁农”利益的战略,确立城乡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战略。(5)关于社会力问题。生产力(PF)本质上是自然力(NF)和社会力(SF)的相互耦合,生产力的大小为:PF=NFcosα+ SFcosβ= cosαf(ST)+ SFcosβf(ST,M,I) = g(ST,M,I)。其中,科学技术(ST)既是社会力的主要体现,又是利用自然力水平的反映。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社会力都表现为资本的力量,由分工协作形成的社会力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更加明显。充分发挥社会力,比如加大科教投入,大力促进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体制创新,才能培育国家竞争优势。充分发挥社会力才是加快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改变片面强调数量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战略,确立充分发挥社会力的发展战略;改变只讲产出不计代价和后果的发展战略,确立惠及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战略。(6)关于产业结构问题。叁次产业的演进取决于产业发展的自然联系。其中,消费结构的变化是导致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动因,科技进步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工业化并不?
尹朝安[6]2002年在《现代化赶超中的制度创新：历史考察与理论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自从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以来，现代化赶超一直是后进国家发展的主题。在过去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先有美国、德国等后进国家成功实现赶超英国的样板，后有日本等国赶超先进欧美国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的范例，而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虽然尽力赶超，却没有实现既定的目标。成功的少，失败的多。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时期，同时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深入探讨和借鉴世界各国现代化赶超成败的原因和经验，是非常必要的。 比较世界经济史的深入研究表明，制度创新是导致美国、德国及日本相对于英国后来居上的最重要因素。在东亚地区，受到日本近代以来现代化赶超成功范例的影响，许多东亚国家都把日本而非欧美发达国家工业化模式作为模仿、修改和适应并加以创新的学习对象。积极发挥跨国制度创新是众多后进国家现代化赶超战略成功，保持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但这一点却很少被现代化赶超的研究者所注意。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技术创新比制度创新的重要性更容易被认识。 新制度经济学派主要代表人物诺斯等人成功运用案例分析方法分析了英国、荷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度创新实践过程。对于东方等非西方国家的制度创新论述较少。关于对于二战以后兴起的现代化赶超战略的实施背景，过程以及在历史上的功过，学术界已有较多的论述。但是，还没有人从制度创新的角度对英国工业革命以来长时段世界范围内主要后进国家和地区实施的现代化赶超实践和有关理论进行全面系统的历史总结和理论解释，有关各后进国家现代化赶超理论和实践早已出现，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历史就是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历史。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懂得不同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不同国家的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业绩的，更能准确地了解诺斯的结论对后进国家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所进行的分析所应该具有的解释力，本文结合各国制度创新的历史背景，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来分析和解释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下主要后进国家的制度形成和运行的制度经济学原理，将研究范围从当代追朔到19世纪各主要后进国家赶超英国的历程，探讨这些后进国家在不同或者相同文化背景下实施现代化赶超战略成功与失败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导致不同的制度变迁过程和结果，找出其演变背后成败关键的制度性原因，对后进国家现代化赶超战略与实践进行制度分析。 由于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一些非连续、间歇和持续时间长等的特点，因此本文不能像一般世界经济史教科书一样按照编年史的体例来撰写制度创新的历史，而是在第一、二、叁章中完成基本理论框架的建立之后，在第四到九章共六章的篇幅运用逻辑演绎的方法，分别叙述各主要后进国家在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实施现代化赶超中制度创新的产生、发展、运行和演变情况。同时采取比较分析的方法把那些在世界经济史上比较重要的时段上产生的典型国家制度创新案例排列起来，分析比较他们的制度创新的历史来源、创新过程、创新主体、主要影响因素、背景、特点等等。最后一章通过叙述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再创新作为后进国家今后的挑战和新目标。所选择的全部制度创新成功与否的案例都是那些现代化赶超搞得比较成功或者不成功、在世界经济史具有重大影响和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对于其他各洲没有重大影响和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故而舍去，这种研究方法并不影响本文有关制度创新范例选择的代表性和论述结论的有效性与合理性。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目前已经进入属于“深水区”的第二阶段：在加入WTO之后到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前的未来20年里，将是我国制度创新关键的时期，面临着许多十分复杂而重大的创新任务。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制度创新不仅是创造性的模仿，而且是一种以民族文化底蕴为背景的制度超越。本文以现代化赶超中的制度创新为题，在进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为我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提供实例和理论支持，因此，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际意义。
姜英华[7]2016年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和不可逆转的趋势,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和精髓,是现代化艰难挺进的重要驱动力。经济现代化的实质是经济的市场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市场经济的先驱国家,置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家最早对市场经济进行了思想阐发,开启了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思想研究的先河,为后发国家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思想启发。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意识反映,映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况,同时也折射出民主政治的框景,对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成功转型和顺利建设市场经济,实现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最早开创了西方研究市场经济的思想传统。亚当·斯密在描述和界分分工与市场、价值与价格的关系基础上,提出市场主体的“利己心”和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主张,进而指出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是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运行机制的经济思想。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市场机理的剖析和探究中,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的劳动耗费决定(劳动价值论)的思想、资本主义社会叁大阶级及其分配关系的思想、经济自由以及限定政府职能作用范围的思想和利用各国比较优势发展国际自由贸易的思想,达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能达到的极致和顶端,李嘉图之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庸俗化和内卷化。马克思、恩格斯置身于大工业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思想进行了客观的批判继承,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结构和历史作用进行了追溯剖绘和客观评价,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未来进行了大胆科学的预测。马克思站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巨匠们肩膀上的超越和创新,成为后来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追求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指导和价值遵循。实践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首先在经济社会落后的东方国家——俄国建立,成立后的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着经济建设向何处去的艰难抉择。列宁最早明确提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概念以及利用市场机制的混合经济思想。到斯大林时期,市场经济思想被否弃,取而代之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最早借鉴的是苏联的思想。虽然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点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曾采取排斥态度。但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商品货币经济的不可替代作用,从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张闻天和李先念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顾准、孙冶方、卓炯和薛暮桥为代表的经济思想家的艰辛探索中,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思想得以萌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十年文革动乱极左思潮对经济的破坏,东欧改革得失和市场经济思想,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关系的重新认识带来了可能性。在以邓小平为总设计师的改革开放的探索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课题,并最终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与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思想的交叉和激烈碰撞中,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逐渐定位,包括现代企业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和法律体系在内的市场经济思想框架日渐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由于部分改革红利的释放、强势利益群体的束缚、居民收入水平的分化、价格机制作用的扭曲、财税体制改革的滞后、政府职能转变的梗阻、市场竞争的区域分割和经济社会的协同困境,这些都是因市场经济本身的固有弊端和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而遭遇的现实的发展困境,同时也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诉求和表现。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思想,就发展思路而言,市场经济思想反映了市场经济增长速度由超高速到中高速的换挡,市场经济结构调整由低端型向中高端的迈进,市场经济发展质量由线性增长到科学发展的转变,市场经济转型升级由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过渡和市场经济福利分享由非均衡型到包容共享的转换。中共十八届叁中全会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思想——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奠定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前提,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以巩固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根基,构建现代市场体系以夯实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以适应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要求和建立法律体系以提供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保障,为突破发展难题,跨越发展困境提供了思想指导。“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深化了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的四个维度,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为构筑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蓝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思想支撑。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发展,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包括生产发展的社会主义物质价值取向、人民主体的社会主义人本价值取向、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取向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价值取向。彰显了引领性、开放性、实践性和渐进性的思想发展特点,并且得到了经济理论发展完善、市场化指数稳步提高、综合实力持续提升和市场经济地位获得逐渐认同的实践映证。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发展路径,基于马恩经典文献观点的梳理,可以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发展脉络和要义做出展望性的分析,即创新宏观调控体系,确保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市场经济的包容发展;坚持政府职能转型,努力创建适应型现代政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升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益;完善统一市场体系,协调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实行开放经济战略,吸收全人类市场经济成果和坚持法治经济建设,努力遏制市场经济的弊端。
罗归国[8]1998年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问题》文中提出本文分析的论题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问题，共分为七章。文章以世界现代化为大背景，结合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主要从思想方法论的角度来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的成功经验，探索有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的一些新问题，从而加深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和理解，以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一章《如何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问题》，主要是探讨研究战略问题的方法论原则。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巨系统。我们研究战略问题的方法论，不是满足于在观念中再现对象的复杂性，而是力图透过这种复杂的外观深人其内，达到对于现代化系统整体之本质的和规律性的了解，从而寻求现代社会协调发展的机制。 第二章《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点》，论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国情和世界环境问题。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历史形成的客观国情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现实运动。用以指导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科学理论，须以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为基本依据。因此，若要建构科学理论以正确地指导中国现代化实践，就必须科学地认识中国的国情。 第叁章《现代化发展战略比较与抉择》，回顾世界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所采用的种种发展战略及其作用，进一步阐述了我国现代化战略抉择的内在根据。 第四章《持续、稳定、协调的经济发展战略》，阐述中国现代化建设选择的持续、稳定、协调的经济发展战略。该战略的主要精神是把发展速度、经济效益、人民实惠叁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把赶超战略和满足基本需要战略结合起来。 第五章《非平衡发展与平衡发展相结合的发展战略》，探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平衡与不平衡发展战略问题。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的地区和部门经济发展只能走不平衡到平衡的发展道路，但是我们又要尽量照顾好局部与局部之间的关系，兼顾各方面的发展和各方面的利益。 第六章《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分析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实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我们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们把加速科技进步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第七章《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战略》，分析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实施的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我们坚持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既要抓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既要抓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要抓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
郑家昊[9]2012年在《论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兴起》文中研究指明对于人类社会治理而言,“政府职能及其模式”的问题得到了人们持续的关注,公共行政学甚至政治学的研究集中了很大的精力探讨这一问题。本文在人类社会治理的历史脉络中去研究政府职能模式,试图描绘出一幅政府职能模式的历史演进图谱。研究目标决定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因而,这篇论文是以历史主义反思性阐释为研究的基本取向的。通过反思性阐释,本文对诞生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发展于中国的一种全新的政府职能模式——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兴起进行了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叙述,力求作出理论提炼,确立起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理论范畴,用以作用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实践。如果将人类社会模糊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叁个阶段,与之相对应,人类的社会治理也先后经历(或正在经历着)统治型、管理型和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这叁种模式的结构图中,处在核心地位的是叁种基本的政府类型：统治型政府、管理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农业社会的“统治型政府”本质上就是“王朝”,所拥有的是一种阶级统治的职能。这种阶级统治职能是统治型政府藉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基本途径,并且呈现出“混元一体”的特性。也就是说,在这种政府职能中尚未分化和离析出其他的职能。这是因为,在整个农业社会中,尚未实现领域分化,政治与经济都尚未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领域,社会的同质性决定了它必然以“家长制”(或类似于家长制)的形式出现,社会的等级关系决定了它必然借助于权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治理。总之,农业社会的治理体系并没有实现统治职能与管理职能的分化,统治与管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统治过程与管理过程是同一个过程。“职能分化是职能模式化的前提”,所以,在农业社会还不存在政府职能模式的问题,在这个社会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仅仅是王朝的阶级统治职能(在现代意义上,或称为“统治型政府职能”)。近代早期,西方国家率先借助于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的推动而进入了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在每一个方面都呈现出迅速分化的特征,工业与农业的分化之下,政治与经济的分化、科学与生产的分化、人群的分化等等,构成了工业社会凯歌行进的主旋律。与社会的分化一道成长起来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也在结构和职能上进入了与社会同步发展的过程,农业社会那种“混元一体”的阶级统治职能也逐渐分化为政府自身的管理和社会管理职能,而且,社会管理也是以领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当然,历史的进步虽然可以在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发现“结构性断裂”(阿尔都塞语)的痕迹,而在逻辑上却并不存在这种“断裂”,从阶级统治职能到社会管理职能的转变经历了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直至这一过程走到了“质变”的关节点的时候,才呈现出社会管理职能模式确立的特征。而且,由于社会管理职能模式的确立而使政府的性质实现了根本性的改变,即实现了从统治型政府向管理型政府的转变。历史地看,管理型政府的职能模式先后出现过两种典型形式：保护型政府职能模式和干预型政府职能模式。保护型政府职能模式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产物,是西方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政府职能模式,它主张政府担任“保护人”或“守夜人”的角色,尽量少干预或不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任由市场机制去调节经济活动,让市场自己在运行中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换言之,保护型政府职能模式的产生,源于西方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对“自由竞争”原则的信奉,源于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对“市场力量的自由运动可以造就经济的均衡状态”的广泛认同。这一模式终止于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将“市场万能主义”彻底击翻,让人们明白了“市场失灵”的客观事实,人们必须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用另一种政府职能模式去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因而,一场倡导政府干预主义的思潮随之兴起,干预型政府职能模式也因此而产生。干预型政府职能模式是由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做出的政治设计,它主张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手段来调控市场经济的运行,实现对整个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以弥补市场自身力量的不足和达到经济持续、稳步增长的目标。在二十世纪叁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的这一段时期内,欧美各发达国家普遍选择了这种类型的政府职能模式。但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起,特别是1973年发生了“石油危机”事件之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停滞和膨胀。这种“滞胀”意味着“政府失灵”,意味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于纠正市场失灵的能力的有限,这也直接促使人们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干预型政府职能模式及其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以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学派、合理预期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全面干预论,通过分析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和政府失灵的成因及表现,提出限制甚至取消政府干预的要求,希望再度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这一思潮一经流行就得到了实践的响应,其中,“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实践这些理论的典型代表。事实上,“新公共管理运动”并不意味着一种新的政府职能模式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新公共管理运动所代表的只是对“保护型”和“干预型”模式不断地进行随机性选择的实用主义倾向。当人类社会走出工业社会这个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这种在两种过往的职能模式的基础上进行随机性选择的做法也暴露出了其缺陷。因而,二十世纪后期以来,即使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成功地实现了行政改革的西方国家,也经常性地陷入方向不明的盲动主义状态,以至于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显得无所适从。正值西方政府陷入盲动主义的时候,东方世界出现了“东亚崛起”的景象。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在实现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政府职能模式的“第叁条道路”,对属于管理型政府的保护型和干预型职能模式造成了冲击。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出现了对“第叁条道路”的研究热潮,代表性的解读有：现代化理论、依附关系论、发展型国家、新古典论、市场增进论和治理式互赖理论。通过对这些理论的批判性审视和对实践中的“第叁条道路”的考察,可以发现：所谓“第叁条道路”,实际上就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管理型政府在其制度框架下对政府职能模式的创新实践,属于向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靠拢”。遗憾的是,这些亚洲国家(地区)由于缺乏服务型政府理论基础而未能实现对这种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政府职能模式的理论认识,当这些国家(地区)实现了经济腾飞之后,在西方话语霸权的影响下纷纷放弃了这一创新性实践。这也就意味着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初次尝试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戛然而止。可喜的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在实现社会和经济发展时自觉地发展了这一模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当中国开始尝试运用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作用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时,迅速展现出了它的巨大魅力,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在不到叁十年的时间内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强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是与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中国政府不是在实践中走出了建立和应用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之路的话,我们很难想像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子。在“亚洲四小龙”实现经济腾飞的时候,大致有叁个因素发挥了助力作用,其一,这些国家和地区制定了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目标；其二,这些国家和地区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也恰好处在西方国家资本剩余而急需开拓新兴市场的时机；其叁,处在冷战决战期的西方发达国家希望通过促进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而扶植起遏制“东方”的力量。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是缺乏后两项因素的。而且,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恰恰是人类社会开始转型的时刻——一场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开始兴起,从而使中国制定的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目标未付诸实施便已失效。所以,中国改革开放后所面对的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社会开启了后工业化进程,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陡增。在这种历史大转型的条件下,亚洲四小龙所走的道路已经不适应于中国了,尽管中国一度认真地研究了他们的经验。这是因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实现经济腾飞的时候所面对仅仅是实现工业化的单一课题,而中国政府则必须面对发展的“双重历史使命”——既要实现工业化、又要面对后工业化。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在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为：(1)经济领域：实现领导力制度化和建立政商合作体系,制定战略性规划和构建“全方位、大开放”战略发展格局,建立“现代防护墙”下的金融运行体制；(2)社会领域：实施旨在改善民生的“惠农政策”,加强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维稳系统,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而且,中国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实践先行凸显了政府变革。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服务型政府”理论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实践。从此,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获得了服务型政府理论的支撑,并且被赋予了更加深远的意义——一种“面向后工业社会”的政府职能模式。如果用“主体—功能”的框架来窥察,可以发现：服务型政府是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主体归属,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是服务型政府的功能体现。必须申明的是,无论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还是在中国出现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都是一种实践成就,还没有得到理论证明。一种实践成就如果得不到理论证明是很容易被忽视和抛弃的。关于这一点,“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腾飞后屈从于西方话语霸权体系而弃用引导型模式的事实足以证实。中国政府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尤其是中国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正“处在十字路口”——之前过度强调经济领域的发展而相对地忽视了社会领域的进步,致使中国社会出现了“片面性”发展的失衡局面,使中国社会面临着一场新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其一,就是抛弃了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其二,需要对引导型政府职能实践的经验进行总结,实现理论自觉,使其科学化。我们希望推荐的是后一种选择,那就是致力于实现对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理论确认。如果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对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进行理论描述,可以概括为：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是一种面向后工业社会的、自觉的、旨在通过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而引导社会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种全新的政府职能模式。总的说来,本文将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放入社会治理历史发展的脉络中进行批判性阐释,试图拓展以往关于政府职能及其模式研究的视角,力求建立起适应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政府职能及其模式理论。我们的设定是：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是服务型政府所特有的政府职能模式,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自觉建构是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自觉建构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处于互动的过程中,能够发挥相互促进的作用。随着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的深入,中国的一切积极性的创造都会影响世界,如果我们能够在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理论建构方面取得建设性成就的话,也将会作用于世界,会成为中国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特别是中国对人类社会治理方式的进步,所作出的一项伟大贡献。
蒋学杰[10]2006年在《论马克思“跨越”思想的发展观意义》文中研究指明唯物史观形成时期，马克思指出落后国家只能以资本现代性形式展开自身发展之路。相应带来的资本主义灾难是进入“世界历史”建立现代性而必然付出的代价。随着时代变革，当“单独的历史”进入“整体的历史”之后，各个民族都分别以自身的方式进入“资本的时代”。这其中有些民族对于自身的现代发展就产生了“跨越”完整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可能。马克思对于一些落后国家的发展关注，在资本批判的意义上实际上以“跨越”的方式显示了一种“解放”的道路。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不再是一切民族“注定要走”的具体历程。马克思晚年实际上展开了一种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与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之间差别、转换和发展的关系研究，唯物史观成为建立在生产方式顺序更替“一元”逻辑之上的现代发展“多线”论，成为马克思“改变世界”哲学在发展观上的自觉。
参考文献：
[1]. 论发展教育产业的必然性及其政策引导[D]. 张良玉. 华中师范大学. 2001
[2]. 发展哲学引论[D]. 杨信礼. 中共中央党校. 1999
[3]. 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研究[D]. 杜鹏. 武汉大学. 2012
[4]. 劳动价值论的时代化研究[D]. 庄叁红. 兰州大学. 2012
[5]. 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研究[D]. 肖泽群. 中共中央党校. 2005
[6]. 现代化赶超中的制度创新：历史考察与理论分析[D]. 尹朝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2
[7].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研究[D]. 姜英华. 兰州大学. 2016
[8].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问题[D]. 罗归国. 中共中央党校. 1998
[9]. 论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兴起[D]. 郑家昊. 南京农业大学. 2012
[10]. 论马克思“跨越”思想的发展观意义[D]. 蒋学杰. 吉林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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