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机制--基于不确定性管理的视角_创业论文

制度对创业家行动的影响机理——基于不确定管理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理论文,不确定论文,视角论文,制度论文,创业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提出

      创业对国家和区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它促进了创新，推动了就业增长，提升了生产率。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创业越活跃的区域在后续阶段有着更显著的经济增长，制度对于创业的重要性已受到广泛认可。制度分为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两者构成社会游戏规则，指引行为人的认知、思维、判断、决策和行动[1，2]。两类制度同时作用于创业家与利益相关者群体，对创业过程有重大影响。当行动(如研发与商业化)得到制度支持时，创业家更易于获得所需资源开展行动。在新企业成立的早期阶段，创业家大多是在既存制度框架下行动，制度与创业家行动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前者影响后者。随着创业过程的进行，创业家开始主动地影响制度。揭示制度如何作用于创业家行动，以及理解行动又是如何影响制度的，将有助于探索制度与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

      已有研究从多个方面探讨了制度对创业家行动的影响。McMullen et al.[3]研究了制度如何影响创业活动的出现与类型，Valdez and Richardson[4]研究了个体对制度的认知维度如何影响创业决策，Lu and Tao[5]研究了中国法律制度环境如何调节个人特征与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De Clercq et al.[6]研究了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如何调节个人资源禀赋对创业活动的正向作用，Kim and Li[7]研究了非正式制度如何调节正式制度与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已有研究更多回答的是：制度对创业家行动有着怎样的影响，为什么产生这些影响。相较之下，对制度如何影响创业家行动的探讨尚显不足。Peng et al.[8]指出，不同维度的制度对行动产生有利或消极的影响，能否最大化制度的有利影响并最小化其消极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成败。创业家会策略地遵从和偏离某些制度以增大成功可能性，制度的影响取决于创业家如何感知和应对它们的存在，集中体现在对制度的遵从和偏离上[9，10]，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揭示制度如何影响创业家行动，已有文献对此的研究尚显不足。

      借助于塑造社会与经济之间的互动，两类制度共同减少了不确定，这被视为其之所以出现的根本原因[1，2]。创业家行动(如为了捕获市场机遇而开展的研究及将成果商业化)内含高度不确定性，其在行动过程中持续承受不确定感的困扰[11]。制度减少了行动相关的不确定性，为创业家提供了心理保证(即少了不确定感)[7]，缓解了不确定感带来的困扰，进而作用于其行动。融合管理学的不确定性管理思维及心理学的不确定感管理思维，本文推论减少不确定是管理不确定①的一种途径，制度有助于创业家管理不确定性和不确定感，进而作用于行动。本文创新地将遵从和偏离视为创业家管理不确定的策略，从不确定管理这一视角探索制度对行动的作用机理。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包括多个维度，其强弱及对行动的支持程度存在差异，形成了差异化制度区域。本文将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创业家对不确定的管理如何影响行动，如何策略地遵从和偏离制度以借助其管理不确定，差异化制度区域中行动选择和路径有何不同。

      二、不确定管理与创业家行动

      1.不确定性、不确定感与创业家行动

      行动内生的不确定性与创业家对它的感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更为客观，后者更为主观，前者通过后者影响行动。行动的过程和产出的实现都需要时间，在结果呈现出来以前，创业家只能预期行动的投入和产出。不确定性是指事件结果概率的不可知[16]，创业家可能拥有充分的信息和知识从数量上度量不确定性，从而转化为风险。另一种不确定性是所谓的奈特不确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由于无法事前度量，只能承受并在行动中加以解决。在创业情境中，相较于产品和市场均处于稳定的成熟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创业家往往缺乏能够将不确定性转化为风险的信息和知识。创业活动天然地包含着创新的成分，两者的区别仅在于程度和形式上的差异。创业家面临严重的资源约束，这会对行动产生不利影响，即创业家的行动内含更多的不确定性。

      创业是创业家搜寻机遇、建立新企业对机遇加以开发的过程[17]。创业机遇是市场中需求和供给间的不均衡状态，将引致新的产品和服务、原材料、生产组织方式的出现，且最终产品能够以大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创业家试图开发出一些需要技术创新的机遇，并开展研发及成果商业化，而研发本身却内含较高的不确定性，创新程度越高，不确定性越高，成功研发的难度也就越大，而能否成功实现成果的商业化也是不确定的，这些都决定了一个新企业的成败[18]。以汽车企业为例。当前，市场对包括纯电动汽车在内的新能源汽车有着巨大的需求，而供给尚无法很好地满足需求，这就存在重大的市场机遇，谁能以合理价格向市场提供可媲美甚至超越传统汽车的高性能纯电动汽车，谁将可能获得巨大的成功。特斯拉(Tesla)公司成立于2003年，专门从事纯电动汽车的研发与商业化。刚成立不久，该公司在研发方面就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成果商业化方面的失败使其一直处于亏损。直至2012年6月成功推出了Model S车型，该公司才开始扭亏为盈。对于创建特斯拉的伊隆·马斯克等创始人而言，在性能卓越的纯电动汽车呈现之前，能否成功研发是不确定的；在得到足够市场订单之前，能否成功商业化也是不确定的。高度不确定性引致较强的不确定感，特斯拉的创业团队同时管理不确定性与不确定感，有效地应对了不确定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赢得了创业的成功。

      在行动之前，创业家会对行动的过程和产出进行想象且形成预期，用以做出是否行动、如何行动、何时行动等一系列重要决策，由此形成了对行动内生的不确定性的感知。不确定感使得创业家对行动的诱因、可行性和合意性产生疑虑，可能妨碍、延迟甚至阻止其创业行动。当其愿意承受这种不确定感时，就会投入资源开展研发和成果商业化。近年来，中国政府制定诸多策略以激励有条件的个人或企业开展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研发和商业化。2014年7月21日，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提出多项政策的指导意见以加快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这会扩大市场规模，减少创业成本，促使更多资源流向该领域中的新企业，催生出更多富含科技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创业活动。这些政策究竟是否能够催生出政府所期望的具有创新的创业活动，取决于政策是否使得创业家愿意承受相关的不确定感。

      创业行为是以组合的形式存在的，研发与商业化是其中两类有代表性的创业家行动，同时或先后发生。在这个过程中，创业家持续地承受着组合行动产生的不确定感，其承受意愿决定了行动的发生或终止。①行动诱因，是指引致研发与商业化的机遇信念。当创业家认为市场中存在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不均衡且能够找到好的创意予以缓解时，对机遇的信念便会形成。供求不均衡是随市场波动而不断变化的，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这使得创业家对机遇感到不确定，产生了对机遇信念的疑虑。如果其愿意承受不确定感，则投入资源开展研发。②可行性，是指研发与商业化成功的可能性，强调的是能否实现期望产出。研发需要知识和资源，两者的缺乏对可行性产生不利影响。行动所需知识指的是关于做什么、如何做、何时做、在哪儿做等与行动相关的知识。研发还需要资源，包括有形资源，如资金、设备、场地，以及无形资源，如技术、人员等。在研发成功前，能否获取所需知识和资源都是不确定的。创业家形成不确定感，对可行性产生疑虑。在展开研发之前，当愿意承受不确定感时，则投入资源研发新技术新产品；在开展研发之后，不确定感持续存在，当愿意继续承受时，则持续对研发进行投入。③合意性，是指研发和商业化的产出对于投入而言是值得的，或者这些产出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个体对合意性的判断反映了其对行动产出的心理效价[19]，在创业结果实现之前，合意性都是未知的。创业家可能对研发和商业化的成本—收益关系感到不确定，或者对研发成功之后的产出是否满足自己的偏好感到不确定，这就引致出对合意性的疑虑，同样影响研发与商业化。

      2.创业家对不确定的管理

      不确定感会引致心理不适，带来压力、焦虑和恐惧，将对认知、判断与决策产生不利影响。如果无法有效地应对不确定感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则可能实施不恰当的行动。创业家有意无意地在行为上管理不确定性以及在认知上管理不确定感，目的是消除不确定感的不利影响，提升决策和行动的质量，增加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对不确定的管理包括减少不确定感和强化对不确定感的承受力，其中，前者强调的是在心理上对不确定感加以缓解，后者强调的是提升对不确定感的心理承受力。行动内生的不确定性会引致不确定感，可以通过减少不确定性来有效减少不确定感。例如，客户偏好的变化引致了商业化内生的不确定性，创业家更加细致地了解客户偏好，不仅能够减少不确定性，还可以从心理上减少不确定感，因而在提升对不确定性承受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对不确定感的心理承受力。

      (1)减少不确定感以管理不确定。在行动过程中，缺乏信息、知识、资源、自我确定感、控制感等，将引致对行动内生的不确定性的感知。当缺乏信息和知识时，创业家难以做出判断，或者对自己的判断缺乏信心，引致其对行动诱因、可行性和合意性的疑虑。通过积极搜寻信息和知识，如向其他人寻求建议、遵循标准的作业程序以及规范准则等，或者干脆减少对信息和知识的需求，如赌一把、依赖直觉、基于假说的推理、忽略不确定等，创业家能够减少不确定感[15]。资源的缺乏使得创业家对行动是否可行感到疑虑，进而对行动诱因也感到不确定，无从判断行动是否合意。此时，通过获得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创造性地使用和积累资源，创业家可以减少缺乏资源所引致的不确定感。缺乏自我确定感是个体在主观上对自己感到不确定，即对自我认识、世界观、价值观及其相互关系有着疑虑或不稳定[13，14]。自我确定感的缺乏直接影响着其对行动的不确定感。当对自身胜任力存在疑虑时，创业家会对行动诱因和可行性感到更多的不确定。创业家如果对自身价值观存在疑虑，就难以判断行动的价值，即对合意性会感到更多的不确定。在进入创业之前，个体形成对自我的想象，其对想象感到越确定，则越可能进行创业活动[20]。通过从所处社会情境中获得信息，或借助于文化、价值观、世界观，个体得以减少个人不确定。控制感是指个体感觉自己可对环境、生活、行动、事态、风险、不确定等保持一定的控制，不论这种控制是真实存在抑或只是幻觉[21]。行为人在心理上渴望控制感[22]，创业家同样如此。当缺乏控制感时，创业家难以预测和想象未来，因而感到较强的不确定。此时，创业家会尽力去对所处的环境和可能的行动加以控制，或者寻求外部支持以强化控制感，这都减少了缺乏控制感所引致的不确定。

      (2)强化对不确定感的承受力以管理不确定。创业家对不确定感的承受力包括心理、能力和资源三个维度。在心理上，可强化行动的动机。行动涉及知识和动机，需要同时考虑两者对行动的作用。知识减少了不确定感，但不能将其完全消除，此时，当动机使得其愿意承受不确定感时，就可能产生行动，随着动机不断强化，对不确定会有更多的承受力。在能力上，可提升关于如何认识和应对不确定性及其对自身影响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在创业过程中，创业家承受着不确定性，如何识别并应对不确定性是伴随整个创业过程的，创业家在认知和应对不确定性方面的能力越强，对不确定感的承受力就越强。识别和应对不确定性需要资源，资源越丰富，对不确定性的承受力越强。创业家始终努力拥有或控制更丰富的有形或无形资源，这些都直接提升了其对不确定感的承受力。

      3.作为不确定管理产出的创业家行动

      行动不仅是愿意承受不确定感的产出，也是主动管理不确定的产出。承受意愿取决于不确定感程度及其动机水平，即动机驱使个体承受不确定感。创业家对研发的不确定感越少且动机水平越高，其承受意愿越强，研发会更可能发生。在同等动机水平下不确定感得到缓解，以及在同等不确定感程度下动机水平增加，都会引致更强的承受意愿。不确定感和动机有着多维内容，两者之间存在匹配关系，不同类型动机在驱使个体承受特定类型的不确定感方面存在差异。对不确定的管理包括：减少不确定感以及增强对不确定感的承受力将会引致不确定感程度、动机水平以及两者之间匹配关系的变化，最后作用于行动，所呈现出来的两类路径见图1。

      (1)不确定管理影响创业家对行动的不确定感及动机的形成，见图1中的路径Ⅰ。诸多因素引致不确定感，因而尽力消除这些因素的影响，则减少了不确定感。随着对不确定感的承受力的提升，可以更自信地应对诸如缺乏信息、知识、资源、自我确定感、控制感等的情况。有信心获得所需的信息、知识和资源，更懂得认识自我、行动及所处环境，也拥有更多能力和资源来化解可能不利的影响。上述因素对不确定感的作用效果有着不同程度的削弱，创业家感知到更少不确定性。创业家对不确定的管理，也直接作用于动机的形成。创业家有着制度、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需求，这些需求共同引致了行动的财务与非财务动机[23]。前者强调对经济财富的追逐，后者则强调对多维成就感的追逐，如自主性、生活方式、社会尊重、人际竞争等。

      

      图1 不确定管理对创业家行动的作用机理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创业家的不同需求在强度上存在差异，对行动能否满足需求的确定感也有所不同。为了满足特定需求，创业家有动机去实施一些能够满足需求的行动，即承受相关的不确定感。制度对组织有着广泛而显著的影响，管理者必须策略地满足制度需求[24]。需要及机遇驱动型创业家在需求和动机方面存在差异[5]，前一类创业家在满足经济和安全需求方面的动机更强一些，后一类则在满足成就与社会需求方面更强一些。需求越强烈，就越有动力实施能够满足需求的行动。当创业家对于行动能够满足需求感到足够的确定时就开展行动。不确定管理对动机所形成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不确定感的减少使得创业家对不同需求及其优先级、行动能否满足需求等有更多信心，进而反映在动机上；另一方面，增强对不确定感的承受力使得创业家在认知上有能力承受为了满足需求而实施行动相关的不确定感。创新程度越高的研发更满足创业家需求，但内含更多不确定性，随着不确定感承受力的增强，创业家有更强动机实施研发。

      (2)不确定管理影响着不确定感和动机之间的匹配关系，见图1中的路径Ⅱ。不确定感和动机都是多维的，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匹配。当开发创新的市场机遇时，研发和商业化内含高度不确定性，引致更强的对行动诱因、可行性和合意性的不确定感。财务动机水平可能不足以驱使其承受对研发的不确定感，创业家可以强化非财务动机，如通过创新，提升组织技术水平、鼓励创新氛围、弥补财务动机不足，有助于实现动机与不确定感之间的匹配。

      三、创业家借助制度管理不确定的策略与效果差异

      为了管理不确定，个体从所处情境中获得所需的信息、知识和资源[13-15]。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构成创业家行动所处情境，有助于管理不确定。正式制度是制度的正式构成，如法律、法规等正式社会基础结构，其以正式文本形式存在且由法定机构强制执行，包括财产所有权、知识产权、正规金融、合同法、公司法、税法、创新创业政策、社会保障等。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的非正式构成，如习俗、惯例、规范、价值观、信念等，其存在于社会成员大脑中且由成员共同自觉遵守，而不是依赖于法定机构的强制执行，包括社会信任、社会公平、文化价值观、非正规金融、创新创业意识等[1，2]。非正式制度的范围更为宽广，形成需要更长时间，而一旦形成就很稳定且变化缓慢。根据是否稳定且有效运行，制度被区分为强或弱[1，25]，强弱不同则对行为人的作用效果不同。当非正式制度较强时，如果其对个体和组织的激励作用与正式制度不相容，则产生替代效应，即代替后者发挥作用。当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相容时，则产生互补效应，非正式制度促使行为人服从正式制度，强化正式制度对个体和组织的激励，弥补其存在的不足。当非正式制度仍处于缓慢形成中，相容正式制度的积极改变会加速其形成。比如，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正式制度安排激励创新创业，加速了创业创新文化的形成。

      根据上文对不确定管理的阐述，制度在两个方面有助于管理不确定：①创业家借助制度减少因缺乏信息、知识、资源、自我确定感、控制感所引致的不确定感。制度有助于对环境及其他可能有着互动关系的个体或者组织做出预期，弥补了行动所需信息和知识的不足。当行动得到制度支持时，更容易获取利益相关者的资源，将对得到行动所需资源有更多信心，减少了缺乏资源所引致的不确定感。制度提供了指导个体如何在认知上认识自我以及如何行动的角色与行动规则。借助与制度的互动，个体知晓我是谁(自我认同)、我们是谁(群体认同)以及对我有什么样的期望(角色)[24]，有助于减少自我不确定感。稳定且有效运行的制度有助于创业家预期社会与经济互动及所处环境，对未来有更稳定想象，减少了缺乏控制感所引致的不确定感。②创业家借助制度强化对不确定感的承受力。制度对行动支持与否在心理上显著地影响动机强度。制度强化行动动机与不确定感之间的关系，使其更愿意承受。当制度支持创新时，创业家有更强动机承受相关不确定感。制度提供了关于不确定性的信息和知识，有助于懂得如何正确认识和应对不确定性及其带来的影响，即提升承受不确定感的能力，从而强化心理承受力。制度的支持程度在较大程度上有助于创业家获取认知和应对不确定性所需有形和无形资源，这从资源方面提升了其对不确定感的承受力。

      制度在管理不确定方面的效果差异取决于两个方面：制度本身强弱及对行动支持程度、创业家借助制度的策略是否恰当。不同维度制度之间强弱有别且对特定行动的支持程度不同，在管理不确定方面所能发挥作用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传统区域，有些高新科技园区已形成较强正式制度(包括税收优惠、正规投融资金融服务、财政补贴等)与非正式制度(包括创新创业氛围、非正规金融等)以支持新兴产业科技创新活动。借助制度管理不确定的策略指的是遵从哪些制度及偏离哪些，表现为行动处于被认为有利的制度区域，见图2。

      根据行动手段—目标是否得到制度认可，研究者使用合理性(Legitimacy)和合法性(Legality)两个维度区分创业行动[9，10]。前者指的是行动得到非正式制度认可，后者指的是行动得到正式制度认可②。据此Webb et al.[9，10]将创业行动分为三类：正式经济中的创业，既合法又合理；非正式经济中的创业，不合法但合理；地下经济中的创业，不合法也不合理。行动必然得到某些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不同程度支持，这为策略地遵从和偏离提供了空间。创业家选择遵从某些有利于自身的制度并偏离另一些，在偏离某些制度的情况下其仍然可能获得较高合法性及合理性。合理性比合法性更宽泛一些，构成了后者的基础。如果不合理，则不合法，而不合理却合法的情况不会出现。采用高—低分类，可以区分出高合法性/低合理性的情况。常见情形是，在非正式制度对创新的支持程度较低的区域，可以通过强的正式制度(政策法规等)来支持创新。如果完全不合法或不合理，则行动失去制度基础，此时，制度成为行动内生不确定性的来源，增强了创业家的不确定感而非有助于其管理不确定。

      根据制度强弱及对行动的支持程度，细分出16个制度区域。创业家借助制度管理不确定的策略，表现为行动对不同制度有着适当的遵从和偏离程度。既存制度框架下，对制度强弱及支持程度的判断有较高主观性，借助制度以管理不确定的需求不同，策略和效果表现出较大差异化。

      在象限Ⅰ，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均强。Ⅰ-1区域，行动高度遵从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两类制度之间显著存在互补效应，制度在管理不确定方面的效果最显著。Ⅰ-2区域，行动高度偏离正式制度且高度遵从非正式制度。两类制度维度之间同时存在互补及替代效应：如果是前种情况，可以同时借助两类制度，非正式制度效果相对较强，正式制度效果较弱；如果是后种情况，更多借助非正式制度，相对较少借助正式制度。Ⅰ-3区域，行动高度遵从正式制度且高度偏离非正式制度。两类制度之间同时存在互补及替代效应：如果是前种情况，可以同时借助两类制度，正式制度效果相对较强，非正式制度效果较弱；如果是后种情况，更多借助正式制度，相对较少地借助非正式制度。Ⅰ-4区域，行动高度偏离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两类制度之间存在互补效应。相较于Ⅰ-1，创业家较少借助制度，必须更多依赖自身力量。

      本象限内，可以优先选择区域Ⅰ-1作为行动所处区域，这样可以最大化借助制度以管理不确定。区域Ⅰ-2、Ⅰ-3次优，需识别存在互补效应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尽可能发挥制度作用。区域Ⅰ-4相对较差，更多依赖自身力量的同时更审慎地发挥制度作用。存在两条较佳行动路径，分别是由Ⅰ-2进入Ⅰ-1、由Ⅰ-3进入Ⅰ-1。通过转换区域，创业家更佳地运用制度。

      

      图2 创业家借助制度管理不确定的效果差异比较

      注：*表示制度在管理不确定方面的效果最弱，****表示制度在管理不确定方面的效果最强；N/A表示不作讨论。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在象限Ⅱ，正式制度弱且非正式制度强。Ⅱ-1区域，行动高度遵从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两类制度之间显著存在互补效应，非正式制度在管理不确定方面的效果相对显著，正式制度效果弱一些，两者共同发挥作用。制度整体效果弱于Ⅰ-1区域。Ⅱ-2区域，行动高度遵从非正式制度且高度偏离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弱使得其在管理不确定方面的效果更弱。两类制度之间存在互补及替代效应：如果是前种情况，可以同时借助两类制度，非正式制度效果相对较强，正式制度效果有限；如果是后种情况，更多借助非正式制度，较少借助正式制度。Ⅱ-3区域，行动高度遵从正式制度且高度偏离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弱使得其效果相对较弱，低合理性使得非正式制度效果也相对较弱。两类制度之间存在互补效应时，整体效果相对强些。存在替代效应时，整体效果比较有限。Ⅱ-4区域，行动高度偏离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两类制度之间存在互补效应。制度整体效果要弱于Ⅰ-4区域，较少借助制度而更多依赖自身力量。本象限内，创业家可以优先选择区域Ⅱ-1作为行动所处区域，区域Ⅱ-2次优，区域Ⅱ-3、Ⅱ-4相对较差。较佳行动路径是由Ⅱ-2进入Ⅱ-1。

      在象限Ⅲ，正式制度强且非正式制度弱。Ⅲ-1区域，行动高度遵从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两类制度之间显著存在互补效应，正式制度在管理不确定方面的效果相对显著，非正式制度弱一些，两者共同发挥作用。制度的效果弱于Ⅰ-1区域。Ⅲ-2区域，行动高度偏离正式制度且高度遵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弱使得其效果较弱。两类制度之间存在互补及替代效应：如果是前种情况，可以同时借助两类制度，正式制度效果相对较强，非正式制度效果有限；如果是后种情况，更多借助正式制度，较少借助非正式制度。Ⅲ-3区域，行动高度遵从正式制度且高度偏离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弱使得其效果更弱，高合法性使得正式制度效果较强。两类制度之间存在互补效应时，整体效果相对强些。存在替代效应时，整体效果比较有限。Ⅲ-4区域，行动高度偏离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两类制度之间存在互补效应。创业家较少借助制度管理不确定，更多依赖自身力量。制度的效果要弱于Ⅰ-4区域。本象限内可以优先选择区域Ⅲ-1作为行动所处区域，区域Ⅲ-3次优，区域Ⅲ-2、Ⅲ-4相对较差。较佳行动路径是由Ⅲ-3进入Ⅲ-1。

      在象限Ⅳ，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均弱。Ⅳ-1区域，行动高度遵从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两类制度之间显著存在互补效应，制度在管理不确定方面有一定效果，但可能不显著，创业家必须更多依赖自身力量。其中，Ⅳ-2、Ⅳ-3、Ⅳ-4区域不作讨论。行动高度偏离制度，创业家几乎无法借助制度而不得不依赖自身力量。

      四、差异化制度区域中创业家的行动选择：不确定管理的分析框架

      根据制度强弱及对行动的支持程度以及自身管理不确定的力量，创业家选择行动所处制度区域，确定行动遵从某些以及偏离另一些制度。创业过程中，遵从和偏离处于动态变化中。一方面，创业家对制度及其对自身影响拥有更多知识，还可能在偏离制度方面拥有更强能力，因此，会主动改变对制度的遵从和偏离状态，以更好地从中获益。另一方面，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本身也在变化，行动的遵从和偏离需同步调整。创业家始终仔细观察和理解所处环境中的制度以及变化，识别行动处于图2中的哪一区域，判断行动受到的支持和约束程度，进而最有效运用制度。在运用制度方面的能力存在着显著差异，表现为差异化制度区域中行动选择和路径的异质性。

      当行动存在多个备择项时，需要进行评估及权衡以选择最佳项。创业家形成对备择行动内生不确定性的感知，且对所处制度区域做出判断，进而评估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借助制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依赖自身力量管理不确定。不同备择行动的内生不确定性程度相异，不确定感也不同，运用自身力量及制度管理不确定的需求也不同。各备择行动可能处于同一或不同制度区域，创业家的考虑也不同：①备择行动处于同一制度区域。制度在管理不确定方面发挥着相似的作用，效果究竟如何取决于针对特定行动运用制度的能力。创业家能力强时会选择内含不确定性更强的行动，反之则选择不确定性较弱的行动。②备择行动处于不同制度区域。制度发挥着差异化的作用，效果取决于创业家能力、行动与制度区域的匹配程度。仍以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创业家行动为例。《指导意见》提供了若干行动选项，如开展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充电设施建设、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商业运营模式创新、充电设施关键技术攻关等。当备择行动都位于图2区域Ⅰ-1，具备高合法性高合理性。创业家能力强，则选择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充电设施关键技术攻关等内生更高不确定性的行动，反之则选择其他不确定性低一些的行动。当部分行动位于区域Ⅰ-2时，具备高合法性低合理性。创业家自身具备的管理不确定能力越强，运用正式制度的能力越强，则更可能选择位于Ⅰ-2的内含更多不确定性的行动。总之，在差异化制度区域中，制度在管理不确定方面的效果不同，借助制度的能力不同，其行动选择就不同。

      当备择项是单一行动时，对不确定的管理相对简单，见图3(a)。当备择项包含一组相互依存的行动，评估及权衡就复杂很多，在管理不确定方面就面临更大挑战，见图3(b)。对于创业家来说，发现机遇、形成机遇信念固然重要，但能否成功开发才是最为关键的。有着更多创新内涵的机遇，在能否成功开发上有着更多的不确定。创业家在搜寻和评估机遇时，就已经充分考虑了能否运用制度以管理不确定，这直接影响其对机遇的判断。针对需要科技创新的机遇，开发机遇以获利的过程可以分解为研发及其商业化，创业家要考虑针对一组行动管理不确定。《指导意见》提到的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燃料电池、驱动系统、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充电设施关键技术攻关等，都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研发与商业化。创业家不仅针对单一行动考虑如何管理不确定，还针对一组行动来考虑。

      如果制度有助于针对一组行动管理不确定，创业家更可能开展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研发和商业化。如果认为自己难以借助制度来管理不确定，则可能延迟机遇的开发甚至不去关注这类机遇。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中涌现更多机遇型创业而另外一些国家中涌现更多需要型创业。普遍存在的情况是，制度对研发及商业化提供了信息、知识、资源等方面支持。但是，制度维度有强弱且对特定行动的支持程度不同，呈现出若干差异化制度区域。为了开发机遇所实施的研发和商业化可能处于不同区域中，弱化了制度的效果。同时开展研发与商业化时，内含不确定性太强。如果制度提供的支持有限，就不得不更多依靠自身力量。当力量不足时，会倾向于不需太多制度支持的科技创新较少的研发和商业化。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政府已充分意识到政策对研发与商业化的帮助。根据《指导意见》，各级政府在大力支持研发的同时，必须同等重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培育，如公务用车必须使用较大比例的新能源汽车、鼓励充电设施建设等。

      

      图3 制度、不确定管理与行动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创业家选择制度区域开展行动之后，随着自身能力增强以及行动调整，会主动在区域之间转换以更好地运用制度，呈现相异行动路径，如图2箭头所示。处于同一象限的制度区域之间差异相对小一些，更易于转换。在象限Ⅱ，选择Ⅱ-2区域开展初始行动，高度遵从强的非正式制度且高度偏离弱的正式制度以从中获益。随着创业进程，调整行动进入Ⅱ-1区域，高度遵从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这有利于未来从象限Ⅱ转换到象限Ⅰ。在象限Ⅲ，选择Ⅲ-3区域开展初始行动，高度遵从强的正式制度且高度偏离弱的非正式制度以从中获益。随着创业进程，调整行动进入Ⅲ-1区域，高度遵从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这有利于未来从象限Ⅲ转换到象限Ⅰ。处于不同象限的制度区域差异较大，转换的难度更大。通过在象限间转换，创业家得以借助强制度来获益。

      如果创业家自身管理不确定的力量有限，则应优先选择象限Ⅰ作为大的行动所处区域，然后在子区域间转换。尽管在行动选择上面临更多约束，但可以最大化运用制度，提升行动成功可能性。如果可以更多依赖自身力量管理不确定，可以选择象限Ⅱ、Ⅲ作为行动所处区域，究竟选择哪一个取决于其能更多借助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尽管在运用制度方面受到限制，但可以有更多行动选择。如果自身不具备足够力量以管理不确定，象限IV较不适宜作为行动所处区域。

      相较于单一行动，当创业家开展组合行动时在制度区域之间进行转换的难度急剧增大。即使自身拥有较强的力量，也需要更多的借助制度来实现有效转换，制度在管理不确定方面的作用就更为关键。因此，创业家会更加谨慎地辨识行动及所处制度区域，更精确地判断制度强弱及对行动的支持程度以设计运用制度的策略，其行动路径就表现出更多的差异化。

      五、结论与启示

      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构成行动情境，作用于创业全过程，创业家并未被动受其影响，而是主动运用其以获益。行动是创业家考虑制度影响且试图运用其获益的结果，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揭示制度究竟如何作用于行动。在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制度减少行为人面临的行动相关不确定性并减少不确定感，进而作用于互动各方的行动，这是制度的本质功能。融合管理学的不确定性管理思维及心理学的不确定感管理思维，本文提出制度有助于创业家管理不确定性和不确定感，进而作用于行动，且从这一视角探索了制度对行动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①行动可视为愿意承受不确定感的产出，而不确定感承受意愿是管理不确定的结果，因此，行动可视为管理不确定的特殊产出。创业家通过两个途径管理不确定：减少不确定感及强化对不确定感的承受力。对不确定的管理显著影响着创业家对不确定感的承受意愿，反映在行动选择与路径上。②根据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强弱以及对行动的支持程度不同，创业家选择了适宜行动的制度区域以策略地遵从和偏离制度，其借助制度管理不确定的效果存在差异。③制度深入影响创业家对不确定的管理并作用于行动，创业家借助制度管理不确定的策略和效果不同，其行动选择及路径也显著不同。相较于单项行动，由一组相互依存行动构成的行动组合内含更多不确定性。在针对行动组合管理不确定时，创业家需要更谨慎地借助制度，引致了差异化的行动选择和路径。当组合包含的行动位于不同制度区域时，差异化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启示：

      (1)研究者可从不确定管理视角来探索创业家如何影响制度以获益。既存制度框架下，创业家策略地遵从和偏离制度以管理不确定。这个过程中，行动持续地强化所遵从制度且弱化所偏离制度，事实上影响了制度。为了更好管理不确定，创业家主动地影响制度以使其更有利于行动。在包括创业家群体的各方推动下，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有力政策鼓励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研发和商业化。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行动影响正式制度的结果。创业家还在推动非正式制度的变化，如宣传新能源汽车的环保促使社会大众消费观念改变以增大市场规模。探索创业家如何影响制度及如何从中获益，可以揭示行动与制度的协同演进。归根结底，从制度中获益规模取决于多大程度上借助其成功实施行动。新能源汽车支持政策(属于正式制度)和社会大众积极观念(属于非正式制度)对行动有利，但如未能借助其成功研发且将成果商业化，则并未从制度支持中获利。创业家能否有效管理不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能否选择恰当行动，显著影响创业成败。借助制度以有效管理不确定，直接提升了行动成功可能性，这是从制度中获利的根本途径。从不确定管理视角探索制度与行动的互动是研究者的理想选择。

      (2)结合自身情况与行动类型，创业家可选择在适宜的制度区域开展行动以有效借助制度管理不确定，提升行动成功可能性。在自身力量之外，创业家力图运用制度来管理不确定。制度维度的强弱不同，对行动支持程度不同，在管理不确定方面的效果有显著差异。创业家首先选择适宜区域开展行动，增加成功几率。进而主动在制度区域之间转换，获取最有利制度环境，尽可能借助其管理不确定。制度的效果最终取决于其运用制度的能力，包括结合自身情况和制度区域状况选择适当行动，或结合自身情况和行动类型选择适宜区域。如果缺乏这方面能力，就不得不更多依赖自身力量管理不确定，这弱化了其对不确定的管理能力，妨碍了其开展内含更多创新的研发与商业化。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充电设施关键技术、储能系统、燃料电池、驱动技术等构成产业技术基础，如果成功研发并商业化，则获利巨大。此时，创业家需要更多地借助制度以管理不确定。创业家应意识到运用制度能力不足对创业过程的重大不利影响，并有意识改进，这有助于提升行动成功可能性。更仔细地评估行动相关的不确定性以及不确定感对自身影响，正确认识自身在管理不确定方面的力量，准确辨别具体制度的强弱及对行动的支持程度，进而有效地运用制度及自身力量以管理不确定。

      (3)政策决策者可从不确定管理视角考察单项政策如何支持研发与商业化，以及创业家如何影响制度以获利，进而分析政策组合的作用机理。政策是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在创业家管理不确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政策决策者已意识到这一点，并反映在制定和执行中。政策决策者已制定政策以有助于针对组合行动管理不确定性，有效催生研发与商业化。《指导意见》提出一系列政策以鼓励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研发与商业化，如推广补贴政策、税收优惠政策、规范市场秩序、加大新能源汽车政府采购、加强舆论宣传等。可以预期，这些政策有助于创业家管理研发与商业化相关的不确定，可能催生该领域的创新创业。政策决策者有时也会在政策实施和执行过程之中一定程度上忽视不确定性的存在，未充分重视政策在不确定管理方面的作用，可能给行动带来不利影响。如果地方政府未能切实落实《指导意见》，则政策在管理不确定方面的效果被削弱，可能并未催生预期的创新创业。政策决策者可以评估新能源企业支持政策对行动的可能影响，勾画创业家在不同制度区域间的转换路径。评估政策绩效的目的是为了优化已有政策以及制定和实施新的政策。政策决策者如果能更精细准确地理解制度对行动的作用过程与机理，以及创业家如何理解和运用制度，则会提升政策制定和执行质量，进而更好地实现预期效果。政策决策者还可以通过推动制度变化而使行动所处区域发生变化，增大或降低制度在不确定管理方面的效果，实现催生或抑制特定类型创业行动的目标。

      ①不确定感引致心理不适，创业家努力管理不确定感以在认知上对其加以容忍或者承受[12-15]。与心理学研究强调不确定感管理相区别，管理学所探讨的不确定性管理强调的是对行动相关不确定性的管理，包括环境不确定性、组织特有的不确定性等，以避免其对行动过程和产出的不利影响。前者侧重于不确定感，后者侧重于不确定性，两者相互之间是共通的。行动的不确定性通过不确定感反作用于决策与行动，对不确定性的管理可视为管理不确定感的途径[13，14]，因此，使用不确定管理更适于完整反映行动情境下个体在行为上对不确定性的管理以及在认知上对不确定感的管理。

      ②合理性指的是一种普遍的感知或假设，即：在包括规范、价值观、信念和定义的社会构造系统内，一个实体的行动是合意、恰当和适当的。在创业情境下，合理性可以被视为各利益相关者群体对创业家行动的适当性、可接受性和合意性的社会判断[24]。当创业家行动得到正式制度认可时，利益相关者认为其具备社会政治管制合理性。与之对应，当行动得到非正式制度认可时，则被认为具备社会政治规范合理性。将合理性同时用于描述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认可，不利于区分两者之间差异。因此本文采用合法性与合理性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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