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女性小说落潮原因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原因论文,女性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粉碎“四人帮”后的头几年里，女性小说创作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坛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之一。张洁、谌容、张辛欣、张抗抗、王安忆、铁凝、程乃珊等相继登上文坛，她们以其细腻的文笔，丰富的情感，独特的经验不可置否地表明：具有独立的女性意识的女性文学在经历了一场摧残人性的大浩劫之后终于迎来了继“五四”文学革命后的又一次高潮。然而这种繁荣仅仅维持了几年，八十年代后期，这第二次崛起也如同二十年代那次一样，很快从高潮走向低谷。这主要体现在：一、理论上，有的女作家不愿正视自己的性别身份。她们有的以男女平等，共同关心国家大事，为社会创作来搪塞自己的性别身份，有的压根就不承认中国有什么“女性文学”值得提出来研究；二、与以上相对应的是题材开始转向，许多女作家从女性特有的题材开始转向。许多女作家从女性特有的题材领域中走出来，转向一般题材写作；三、写作风格上男女作家的差异越来越小。大凡男作家笔下所有的思维形式、表现手段在女作家那里都找得到，而属于女性特有的情感手段、描写天地越来越难寻觅；四、与前几年相比，八十年代后期的女作家作品在文坛上鲜有“轰动效应”，给人的感觉是女性作家群体在逐渐缩小。
一个文学潮流从兴起到衰落似乎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规律。就本世纪女性文学发展来看，的确也经历了从“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女性意识萌醒——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女性意识弱化——新时期女性意识恢复这样一个“螺旋形上升”的演变历程；这种演变的重要方面是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妇女素质不同所造成的作品在妇女问题、气质风貌、思想境界等方面的变异。从中，人们不难发现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女性文学的兴旺其实与那一时期整个文学的繁荣密切相关。当某个时期思想解放，理论活跃，创作自由时，那个时期的女性文学就会以她特有的内容和气质投入到这个时期的文学交响曲中，和着整个文学大潮一起奏响文学时代的最强音。反之，她也和整个文学大潮一样走向疲软，尤其是文学作为某种宣传工具或为某种功利性而存在时，女性文学甚至会莫名其妙地消失。这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反映社会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就女性文学来说，其特殊还表现在：由于女性文学主观情感抒发比较其它题材文学更为强烈些，内心的自由度也更宽泛些，因而外部环境对她的影响也更为明显。所以，对于当代女性小说的这次退潮，笼统地看，与变革时期文学受商品经济大潮冲击、文学创作主潮不明、整个文学创作有所衰退有关。但这只不过是所有种类文学的共性，作为当代女性小说还应该有不同于其它文学的特殊原因。
（二）
如果说，五四女作家在作品中所抒发的是冲出封建牢笼的女性心灵与情怀，所高声呐喊的是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的呼声的话，那么新时期女作家所关注的却是在貌似“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社会现实中所存在的一些妇女实际问题。例如：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世俗偏见，婚姻道德，职业妇女与传统角色的矛盾，男女双方在事业上、人格上的平等权利，女性价值的社会实现，女性自身因袭的惰性，女性为争取进一步解放自身应具备的品格与素质等等妇女在更高层次上的问题。这些问题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在二十年代女作家笔下不可能出现，又由于男女各自的体验不同，一般男作家也不易察觉，新时期女作家却能从女性特有的情感经验和内心感受出发，去进行审视和评价，从而反映当代女性的历史进步，这应当看作是新时期女作家创作对当代文学的贡献。
问题由此而来，人们注意到，在反映当代妇女问题时，不少女作家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超前意识和理想人格，不论与现实理论或是现实生活都产生抵牾，这就使得她们将多年的苦恼，困惑一古恼儿地发泄出以后，再很难在这块天地中发掘出新的审美意蕴。
这种观念与现实的矛盾我认为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女性价值的认识上与男性的不同步。什么是理想的女性人格？比较一下男女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形象是有意思的。一般来说，女作家笔下塑造的大都是知识女性，她们有理想、有抱负、富于幻想、不安现状，大胆追求、格外看中女性独立的人格价值，追求与男子在人格、事业上的平等地位。如：《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祖母绿》当中的曾令儿，《爱，是不能忘记》中的钟雨，《北极光》中的岑岑等。张辛欣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作为一个女性分析自己，我深知自己的软弱和渴望依靠的天性。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你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往前走。”她的中篇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比较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思想。作品女主人公希望自己的事业和丈夫一样也有所成就，当她发现丈夫并不肯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地位而要她作出事业牺牲时，便再也不肯继续生活下去，果断与丈夫分手。可以说，这种自强独立的意识是这一类女性的性格核心，在爱情婚姻中，她们同样清醒地认识到；女人既不是一件商品，可以任意买卖，也不属于任何人的附庸，可以受人摆布，作为一个独立的女人，她既有结婚的自由，也有离婚或不结婚的自由。
比较起来，男作家笔下的理想女性则大相径庭，属于另一种类型。她们没有脱离传统的“贤妻良母”范式，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心地善良，宽厚爱人，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如路遥《人生》中的刘巧珍，周克芹《和他的女儿们》中的许秀云，张贤亮《灵与肉》中的李秀芝等，作者在她们身上体现的主要是中国妇女善良、纯朴、勤劳、坚韧、无私的传统美德；至于另一类被神化为能够拯救男性的“圣母”型女性（如《天云山传奇》中的女主人公和《绿化树》中的马缨花）表面上看，似乎脱离了“依附男人”的藩篱，令人肃然起敬，可细细品味，她们的骨子里蕴含的仍是自古以来便有的母性的牺牲意识，她们的价值就在于为男性做出了全面的牺牲。
对女性价值认识上的不同步正反映出男女两性作家对妇女问题认识上的差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为数不少的男性似乎从来没有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妇女观的洗礼，他们对女性的认识仍停留在封建意识的水准上，就是有着较为现代意识的男作家，其笔下也鲜有对女性的文明的理解与认同，还是局限在女性的青春、相貌和牺牲意识上，这怎能不令女性失望？更令人悲哀的是，男性的这种认识与理解，在相当程度上又代表了当今现代社会对女性的一种普遍看法。当日益文明的女性自主意识与仍旧停留在原有水平上的社会意识不相融合时，女性作家衍生出了一种失望和不为人理解的悲哀，这不仅仅是对男人，也是对男人所代表的整个现实。
2、在恋爱、婚姻观上的超前意识。爱情、家庭一直是女作家热衷的题材，从古到今，久写不衰。与“五四”女性不同的是，新中国的妇女，除少数偏远地区山村外，大都是获得了自主婚姻的权利，因此，当代女作家在小说中更关心的是婚姻、道德的实质，即有无真正爱情作基础。如果说，五四女性为追求一种身心自由结合，往往把肉体结合的自由与精神个性自由看成同一回事；那么，新时期女性文学的理想爱情却表现为一种超越物质的灵与肉的精神企念。对于爱情、婚姻，女作家思考，忧虑的是：“当他成为我丈夫，我也成为他妻子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妻子和丈夫的义务承担到底呢？也许能够。因为法律和道义已紧紧把我们拴在一起。而如果我们仅仅是靠法律和道义来承担彼此的责任和义务，那又是多么悲哀啊。那么还有不有比法律和道义更牢固、更坚定的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呢？”①出于这种思索，我们看到：《爱，是不能忘记》的主人公钟雨在刻骨铭心而结合无望的爱情中度过了幸福而痛苦的一生；《北极光》中的岑岑抱着“宁可死在回来了的爱情的怀抱中，而不活在正在死去的生活里”的信念，在拍结婚照时毅然离开未婚夫；《方舟》中的三位女主人公都结过婚，因为不能忍受没有爱情的婚姻，先后放弃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做了寡妇，在爱情这片神圣的感情领域中，这些女主人公的追求的确象“诗”、象“梦”、象罕见的“光”。圣洁透亮而容不得半点尘土。她们大胆冲破世俗，确认在爱情生活中只有剔除了一切世俗的偏见和物欲的垢污，以感情作为唯一基础的时候，才能获得解放和自由，获得真、善、美。应该说，女作家的这种婚姻观，爱情观本身具有超凡脱俗的意义，而且也更接近婚姻实质，表现了社会本身的文明与进步，令人遗憾的是：在现阶段，这种进步的婚姻观也明显表现出某种超前意识。
以爱情为基础的道德婚姻是令人向往的，可它并不普遍存在于现实。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曾说到这种婚姻的前提：“吸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和它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天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很显然，当代社会并没有为我们提供这种道德婚姻的可能，现代爱情也没有超越历史的发展的特征而恢复到其本主义。相反，爱情的非纯粹性和世俗性仍然是当代社会的重要特色。大量事实表明，现阶段的爱情非常复杂，除两性心理、生理的共鸣外，还伴随着许多附加条件，比如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等，生在现实社会中的人，对此无法超越。当代女性文学非常强调男女双方感情的融洽、和谐，她们或是渲泄爱情、婚姻分离的痛苦，渴望理想婚姻，或是对不能超越具体历史背景的异性进行潮弄，对附加爱情果断抛弃，总的来看，属于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化，浪漫的恋情，这就难免不与现实产生隔阂。比如，大家熟知的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女主人公钟雨是带着不能忘记的爱的呼号走主文坛的，可钟雨本人就是婚姻生活中的第三者，在作品发表的1979年，大多数人对于“婚外恋”行为并不能容忍和理解，所以，尽管她饱含深情与热泪，心力交瘁地大声呼唤爱情婚姻的到来，却仍然难以得到广大读者的应答。
理想与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不仅是所有理想主义者的痛苦，也反映女性文学创作情绪的无奈，理想观念与现实生活的相违，使得女性文学创作陷入了深深的情感痛苦，这种空中楼阁，虚无漂渺的幻想迫使她们不可能再继续沿着此路思考下去，其结果必然导致创作上的转向。
3、“雄化”女性与本质女性的冲突。所谓女性“雄化”是指一些文学作品中所出现的某些以其外表的强悍，刚烈而隐去内在的柔和与温情，并渗进男性的性格特征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往往凝聚着作家自身在闯入男性的世袭领地之后的种种感受，其间既有对于来自外部世界的不理解和不容忍所感到的精神上的压抑和孤独，也有女性在改变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之后必然产生的某种心理上的不适应和精神上的不平衡。应该说，女性“雄化”是女性在自强不息的征途上所迈出的一步，是女性意识觉醒的表现，也是女性文学发展的必然，但由于女作家在表现时情绪的偏激，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有的不仅像男子一样拼命工作，甚至像男子一样能抽烟、喝酒、骂人，（《方舟》即如是）还有的女主人公虽然外表上没有男子一样的举止，但生活中却不自觉地将家庭与事业对立起来，并毫不犹豫地将前者作为阻碍事业发展的绊脚石给予否定。如：谌容的《错！错！错”》的主人公惠莲为了事业不仅全部家务都推给了丈夫，而且连孩子也不要；胡辛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写四个大学时代的好友，二十年后重逢，三个成了贤妻良母，得到了家庭幸福，但事业上却一事无成。唯一的一个事业成功者，则抛弃了家庭。显然，在这些作品里，作家是把传统角色作为非理性的东西加以控诉和嘲讽的。
女作家的偏激情绪强化了女性文学的尴尬处境。朋不说女性“雄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家庭结构的变化，对于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和维护这种父权制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极大的冲击，由此必然会引起传统社会的和传统文化的反击，就是站在妇女解放的现代文明角度，人们也普遍认为这种缺少“女人味”的“雄化”女性形象并不代表妇女解放的终极，充其量，可以理解但并不欣赏。实际上放弃家庭和感情，以男性意识作为己有的“雄化”女性和束缚在家庭中处于人身依附状态的家庭奴仆一样，同样都是扼制了女性作为“人”的发展。耐人寻味的的，西方女权主义经过轰轰烈烈的发展之后，大多数女性又转而认为作母性乃是女人的天伦之乐。②就国内来说，“家政学”的兴起，认为离职在家当“贤妻良母”，也不失为实现女性自我价值的途径之一的职业女性也大有人在。这是不是一种“倒退”或“回归”，我暂且不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妇女解放的意义却不仅仅只是为了在事业上取得男子同等的权利与地位，它还应该包含更加广泛、深刻的内容。
一阴一阳为之道。只有真正的男性和真正的女性才为之和谐的人类世界。女性意识一旦为男性所取代，同样将丧失女性自我存在的价值，而作为人类整体，“若没有女人，这世界上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④对此，女作家显然有所意识。人们注意到，“雄化”女性越来越少在女作家作品中出现。然而，任劳任怨、逆来顺受、贞节女德这种“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形象依然是女作家所不愿描绘的。既不超越自我，又不作简单女性“回归”，女性文学创作进入两难境地。
观念与现实的矛盾表明：由于社会发展还没有给妇女自由发展提供充分条件的可能，女作家的创作因为理论上的不成熟和客观的社会条件的限制进入困惑，使得大部分女作家不愿问津女性文学的这块特殊的园地。
（三）
现代心理学认为，一般来说，妇女天生适宜于多血质，这种气质的特点是灵活好动，感情充沛，情绪多变，因而她们长于形象思维，有更敏锐的直觉能力和更为丰富的感情生活。作为文学这棵大树的分枝，女性文学如同儿童文学、民间文学、军事文学、知青文学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领域。虽然新时期女作家在描写领域上更加开阔，大凡男作家笔下涉及到的题材与内容在女作家作品中都能找得到，但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真正能够使女作家作品轰动一时，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那些具有女性特点与个性，风格阴柔优美的作品。请看：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主人公对意中人那刻骨铭心的爱，撼人心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中的大森林，被作者描写得美丽、温暖而富有灵性。这与出自同一作者手中的《沉重的翅膀》比较，其个性风格更加突出而明显；谌容的《人到中年》提出了在新的历史变革时期重大的社会问题，其尖锐、深刻为读者所关注，可细细读来，女主人公陆文婷那种对丈夫、儿女深深的挚爱，分明又是女作家特有的情感，它撼人肺腑，催人泪下，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位读者心灵，正如美学中的阴柔与阳刚对照，优美与崇高互补一样，“女性文学”这种柔和，纤巧，细腻与“男性文学”（估且这样称呼）的雄浑、刚健、粗犷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它们互相补充，互相调剂，共同浇灌着新时期文学的百花园地。
女性文学一般还带有纯净、理想、哲理的色彩。这与女性爱幻想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女性的“洁癖”使她们对赤裸裸、血淋淋的武打、色情描写有种本能的反感和厌恶。她们似乎更习惯生活在如诗如梦般的幻想中，更愿意营造感情的氛围，与读者进行心灵的交谈。因此，孙犁对铁凝的《哦，香雪》有过如此评价：“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它是一泻千里，始终如一的。这是一首纯净的诗。”而王安忆早期的“雯雯系列”，也被评论家认为：“雯雯周围有一种特殊纯净，她没有让生活表层那么多平凡的困难和琐碎的扰透进来，伴随雯雯的更多是认真的追求和晶莹的感情。”③在女作家描写的爱情、婚姻题材作品里，这种特色更为明显。
不管评论界怎么认识，我认为，男、女作家在创作方面实际是存在差异的。例如：细腻、擅长内心描写、重感情、作品风格纯净、透明、理想化等等，而且女作家最擅长的还是小题材写作。一个最明显而具有说服力的佐证是这些年在小说不太景气的情况下，女性散文异军突起。个中原因，耐人寻味，但有一点不容忽视的，因为散文就本质上看，是一种主观抒情而不是客观描摹的文体，当女性小说限于困惑，一时难以找到突破口时，散文便代替了小说，成了一种最适合女性表达的内心情感的载体。甚至，我们还可以这样判断：在女性小说兴旺时期，那些曾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女性小说或多或少都带有散文的抒情特性，那种讲究竟境、文字优美以及小题材的创作与散文的特质竟是那样不谋而合。
不论是主观上的刻意摆脱还是客观上的试图模仿，女性文学一旦失去了自身的这些赖以生存的条件，其结果必然是走向衰落。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女性文学的这次落潮有客观的社会原因，也有女作家本身的主观因素。首先，重物质而轻精神的社会大气候于女性理想化、浪漫化的情感特质相悖，使女性文学丧失其创作和发展的动力；其次，女性创作中理想与现实、超越与“回归”的矛盾都因为理论上的不成熟而得不到完美解决，使女性题材创作因此步入了茫然与无奈：第三，一些女作家对自己头顶所冠之的“女”不满，从心底刻意想抛弃其特有的阴柔、优美风格，这也逐渐造成了女性小说整体上的隐退。
这种局面将持续一段时间，女性小说的再度兴起将意味着女性文学又一个辉煌时期的到来。
注释：
①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
②彭子良：《理想人格：女性文学的美学内涵》，《当代文坛》1988年第5期
③南帆：《王安忆小说的观察点：一个人物一种冲突》《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2期
④冰心：《关于女人·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