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多维世界中——第四届国际传记研讨会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述评论文,第四届论文,传记论文,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04)10-0062-02
第四届国际传记研讨会于2004年3月14至18日在香港中文大学英语系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7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的议题是“居住在多维世界中——（反）全球化时代的传记”，由于在香港这个多元文化地区召开，会议的议题似乎格外贴切，具体的议题涉及到移民的自我、散居的自我，尤其是散居的中国人；作为自传和传记的旅行写作，包括日记和书信等；电子自我和在线的全球化身份；全球化媒体——电影、录像、电视、网络和身份构建；以及多语的(multilingual)自我等等，可谓丰富多彩。
许多当代的自传／传记作家的作品涉及到在多重世界中的生活，即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语言、意识形态、话语、处所、领域或不同的经历中。他们的叙事经常具有多重的归属，可同时属于此处和彼处、过去和现在、实际和想像、传统和现代、中心和边缘、承袭和认可(descent and consent)。这意味着什么呢？似乎在多元化的社会中，由于快速的洲际旅行、全球性的媒体、教育和通讯，人们不再仅仅在国家、处所、性别、种族和民族的范围内界定自己的身份了，但与此同时，一些作家却为自己选择了某种身份，作为对语言一统化、多元文化主义和经济的跨国主义等的抵制。所谓的“全球文化”是刚刚开端，还是它的末日已经开始？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次大会议题的背景。
一、主题发言概述
也许是由于香港的感召力，会议大腕云集。提出“关系的自我”、出版《我们的生活如何变成故事》等多部专著、善于理论出新的Paul John Eagan主题发言的题目就很新颖——《自传式地生活》(Living Autobiographically)，他分析了《纽约客》上Andre Aciman的文章“Arbitrage”中的一些片断，说明记忆与时间、身体的关系，提出自传是为将来而写的观点。虽然遭到了一些与会者的质疑，他对文本深入浅出的分析、对普鲁斯特式的叙事的顶礼膜拜还是使人相信：自传与记忆的关系、“对记忆的记忆”等仍是传记理论中一些根本的症结所在。
与Eagan的执著不同，《传记》杂志的主编Craig Howes选取了新的视角，讲述了在制作一组夏威夷民族人物的传记纪录片时，他如何利用女性传记纪录片突出女性人物的面部、身体等近景的惯常做法，穿插画外音的讲述和采访人的声音，使影片突现人物的历史作用而不再是容貌等外表。这其实探讨了文本、声音与图像的关系，可以说在当今的数字时代，传记写作也进入了多模式(multimodal)的阶段。
无独有偶，被主持人介绍为“澳大利亚传记写作大腕”的Gillian Whitlock以“柔软的武器”为题，分析了阿富汗几部女性自传封面上的面纱意象与阿富汗妇女境遇以及女性主义的关系，也可被看作是多模式话语分析。这样不局限于印刷介质的分析还有关于电影中跨民族的身份建构、以及传记叙事如何被拍成电影从而进一步商品化等。
二、多维世界“多”重声音
很大一部分论文分析的是跨文化自传的实例，这是大会的主旨，大会特邀了马克辛·洪·金斯顿作了主题发言《关于和平的第五本书》，讲述她的人生故事和自传式写作。她出版于1976年讲述父亲从中国非法移民美国的《女勇士》为她在美国引得了广泛的声誉。
会议为来自大陆的几位学者设立了“中国自传”专题，赵白生“跨文化的我：民族、教育和西化”分析了荣洪（音）的《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1909)和江梦龄（音）《潮从西方来》(1947)，指出这两部自传不仅讲述了自我的教育，而且有关一个民族的教育，剖析了传主提出的“西化”的理念以及跨文化体验在民族身份形成中的作用。许德金的“形式、体裁和身份形成：我在金斯顿《女勇士》和奥德瑞·罗德《查米》中如何成为他者”，提出这两个作者创造了一种新形式的生命写作，“传记神话学”，不仅打破了传统的自传／历史／神话的严格分类，并且在一片父权中心社会的话语中形成了一种新的女性话语。李战子的《身份策略的矛盾境地》指出以语言习得和文化身份转换为主线的跨文化自传充满了对文化价值和身份的评价，并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评价理论的框架，分析了严·安格《论不说汉语》一书中对“中国人特质”的评价，以期揭示书作者对散居中国人身份的矛盾情感和暧昧态度。刘岩等分析了《上海宝贝》中的主人公在多元文化的城市中对身份的探求，也引起与会者众多提问。
几位有影响的美籍华裔作家的作品受到了相当的重视，如对金斯顿的作品中的父亲形象的分析，对谭艾美的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的分析等。此外，Mike Ingham剖析了香港人用英语书写的传记；Jane Jackson分析香港学生访英时的日记，说明跨文化交际的体验。Koo分析了马来西亚的中国人和多元文化的主体性；Tam关注的是南亚（全球化时代中文化纷争的典型例子），通过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作家对身份的混乱、混杂和丧失的描写，她描述了那里上演的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宗教语言和文化等纷争。而身为华人后裔的Chiristina Wei未停止她对根的寻求，她把中国文化看作是给自己的下一代的遗产。Stuyfbergen通过对澳大利亚的移民自传的分析，提出我们不应再把移民看作是离开和到达之间的尴尬的间隔，而是看作一种存在模式。Zee探讨全球化媒体的各种形式泛滥，怎样影响我们的身份，特别是在亚裔美国人的半自传语境中亚洲人如何通过全球化媒体重建身份。
可以说在这个会上，我们能听到来自多维世界的多重声音，但遗憾的是，这些声音都是用英语说的，组会者的解释是由于会场技术上的原因，使用全球化的英语更方便些。这是否也让我们想到所谓的“多元”表象后的东西呢？
三、跨文化自传与语言
使笔者最感兴趣的是，一些论文从语言的角度研究自传中的跨文化身份的形成，例如《生命写作》杂志的主编Mare Besemere在《国外的英国人：浸润在一门外语中的回忆录》中综述了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一些作家在外语中浸润的回忆，发现他们既是当代经验的主导语言和文化的代表和承载者，又以某种姿态参与到抵制着英语上升趋势的一股大潮流中，因为他们心甘情愿地跨越英语的边界去探索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其他方式，虽然有的作品难免有屈尊的嫌疑，但总体上还是展示了一种对话的艺术。
Manuela Constantino的论文阐释“针对说英语读者的自传中的语言和语篇策略”。许多移民传记作者探索过移入另一个国家会如何影响他们重建自己混杂的身份，这些作者也可以被叫做“语言移民”，他们在作品中采用对话表现等多种语言和语篇手段再现多元的自我。她提出了一些问题，如：在母语中成型的自我是如何在英语中重建的？自传中的“自我翻译”有什么特征？所谓的“自我翻译”指的是从母语翻译为外语，或者说从自我翻译到他者，而我们通常理解的翻译更多的是把外语翻译成母语，让本国的读者能接触到外国文化。她引用了Paper Shadows(Wayson Choy)中的一段话：
"the toughest one to write...a killer ideogram,drawn with seven breathtaking strokes.One upward-dash;two long,opposing-facing curves with hooks;and three criss-crosses-or was that two dashes and three criss-crosses?"(221)
显然对汉字“我”的书写笔画经过这样的一种翻译，在英语读者看来是神奇了，在我们看来则是一种曲解。似乎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语言移民在英语读者中身份的重建也是以他们在本族语读者中身份的扭曲为代价的。
Katarzyna Bartoszynska在《伊娃·霍夫曼的自传项目：放逐给人的痛苦和放逐给人的力量》一文中指出，霍夫曼《迷失在翻译中》更接近于人类学而不是传统的自传，她提供我们一种阅读和书写放逐的自我的新方式，使痛苦与力量这一对矛盾变得更为复杂。她认为霍夫曼的写作具有独特的距离感，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放逐的体验，同时又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既不会回避描写痛苦，又利用了放逐赋予人的力量，从而达到对自我、自我与历史的关系的更丰富的理解。
在笔者看来，对于跨文化传记的语言以及语言所能揭示的东西，似乎还可以寻求语言学理论的支撑，从而展开更为系统、深入的分析。
四、新的趋势：作为研究范式的自传
与会者达成了一个共识：时至21世纪，“移民”已经成为寻常，这里的移民不仅理解为移居他国，而是广义地指人们多元文化、多种语言的体验变得极为普遍，与会者既是理论上的提升者，更有一些人是多元文化体验的现身说法者，这对英语教学无疑具有丰富和新鲜的启示。
传记／自传本身成为研究的范式，仅举一例，如Annesley Carole《流沙：折衷混杂和自传》是她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讲述了像她这样的混血儿，在澳洲社会被标记为“亚洲人”，并受到种族方面的歧视，其他的加连字符的人（如亚裔－澳大利亚人、欧裔－亚洲人、原住民－澳洲人等）也会有类似的遭遇，她决心通过自己的写作为这一沉默的部落发出一个声音。
五、新的热点：传记研究中的伦理
旅行写作(travel writing)因其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也成为会议的一个议题，其实旅行写作之所以日益受到传记研究者的重视，还因为日益增多的全球化旅行蕴含了一个伦理上的问题，那就是旅行者如如何理解来自其他文化的人。
John Barbour的论文《托马斯·默顿的朝圣和东方主义》分析了默顿的《亚洲日记》，该日记记录了他生命的最后旅程，即在印度的两个月的旅行，他在这次朝圣之旅中展开了宗教间的对话，以克服基督教的征服心态，作者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评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默顿试图通过和异文化接触来理解自己，这也可看成是东方主义的一种形式，但他同时也在试图克服自己西方人的偏见，质疑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亚洲人。默顿的例子有助于我们思考全球化旅行中的伦理问题。
还有相当一些论文讨论了网络的发展如何使自我进驻网络，如个人主页、在线旅行日记等；博客和网络身份、网络杂志中的生命写作(Poletti)等也成为新的关注点，而其中都涉及到伦理问题。随着公众对隐私揭秘之类的题材越来越感兴趣，传记研究似乎正呼应人文学科中的伦理学转向，开始探讨生命写作如何为善，又如何可能带来危害。由Paul John Eakin主编的《生命写作》由康乃尔大学出版社在2004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