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东征目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目的论文,红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1936年红军东征的目的，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彭德怀自述》曾有过明确的论述，就是“夺取吕梁山脉，开辟新根据地”。可是，在后来有关论著中，则认为红军东征的目的，是“试图经过山西开赴河北、绥远，直接对日作战，扩大抗日武装，开创抗日根据地，以推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1〕，“东渡黄河进入山西， 准备开赴华北直接对日作战”〔2〕等等。这些说法的意思都很清楚， 那就是红军东征的目的是为了“直接对日作战”，对山西只是一个“经过”、“进入”，并不打算在山西有什么作为。这样一来，不仅没能更清楚地讲明红军东征的目的，反而把本来已经讲清楚的问题搞得有些含糊不清了。
一、开辟新根据地，是红军东征直接的主要的目的
红军东征发生于1936年2至5月，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一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性上来看，还处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的中国社会，虽然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尤其是1935年的“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但这个矛盾尚未演变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同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性质，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工农红军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斗争。斗争的主要手段，就是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仍处于“非法”地位，工农红军在被“围剿”的情况下，如何保卫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并通过武装斗争进而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以求得自己的立足和生存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尽管由于民族危机日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队伍主观上也是主张坚决抗日，并想及早奔赴抗日前线，但如若不先解决好上述首要问题，那么这一良好愿望就很难实现，即使是真的能够实现对日直接作战，也需要先建立自己巩固的根据地。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自1935年10月始，继建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内蒙自治政府”后，又得陇望蜀，企图制造另一个“满洲国”，即策划建立包括“冀、鲁、晋，察、绥在内的“华北五省联合自治政府”，进而一举吞并华北。这一“华北事变”的发生，毕竟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日寇的这一侵略行经，不能不引起中国社会的极大震动，面对这一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不但广大工人、农民普遍地坚决要求抗日，就连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相当一大部分人士，也进一步改变了政治态度，认为挽救危亡的“唯一出路是全国一致对外”。甚至大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开明人士，对于蒋介石对日寇的侵略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也表示了强烈不满。这一政治形势上的新变化，显然对于动员并团结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共同抗日是颇为有利的。正因为如此，所以，还在长征途中的共产党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其中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同年10月，红军抵达陕北不久，党中央又相继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抗日救国宣言》，一再重申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紧接着，党中央在陕北瓦窖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并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及与此相应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它不但在政治上对于当前国内外的形势、阶级关系的变化和党的政策作了完整的分析和决定，而且在军事上确立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这三项方针。为此，《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就明确规定，为着坚决而有力地执行上述三项方针，“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同它密切的联系起来。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3〕
从中央在军事上的这个行动部署与步骤上来看，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完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坚定立场。然而，在当时陕北根据地尚被敌人重重包围，处于严重军事压力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巩固现有的根据地，并抓住时机扩大新的根据地，发展和壮大红军队伍，从而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积累和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那么，抗日的主张不仅难以实现，而且甚至连红军的能否生存也将成问题。因此，中央又强调要把“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与这个中心任务“密切的联系起来”。而中央对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主要方向的具体步骤，正是为巩固与扩大现有苏区而采取的必要措施。毛泽东主席于1936年大约1月中旬作出的“东渡黄河。 夺取吕梁山脉，开辟新根据地”的决定，正是为把这一具体步骤付诸现实。党中央的这个战略意图十分清楚，这就是为了打通前方，必须巩固后方，站稳脚根，要想消灭敌人，先要保存自己，壮大自己。因此，说红军东征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开辟新根据地”，是符合实际的。那种认为红军东征只是“经过”或“进入”一下山西，避而不谈东征红军在山西要干什么的说法，显然是忽视了党中央的这一战略意图。并未能触及问题的实质，所以，实际上表述红军东征的目的是含糊不清的。
党中央对红军东征目的的确定，是其对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现实和中国革命出路与前途全面而深刻分析的结果。是为把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结合起来，并进而实现由前者向后者转变的积极努力。它不仅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时代特点，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而且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挽救危亡、坚决抗日的正确决策，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更加成熟老练。
二、开辟山西根据地成为红军东征目的依据
党中央所以要把“东渡黄河，夺取吕梁山脉，开辟新根据地”作为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是纵览全局，对各方面情况慎密考察、深思熟虑的结果。从其最终意图看，当然是想要“打通”山西这条抗日路线，从而经过山西，奔赴前方，直接对日作战的。而在客观上，有两个主要因素，也决定了这一意图。其一，就是当时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处境已十分艰难险恶，必须打破这种局面寻找新的出路，其二，就是山西在政治军事的战略地位上异常重要及其自然条件和经济上的较为优越，可以为发展红军、扩大苏区提供一定的有利条件。
1935年10月19日，经过二万五千里艰苦跋涉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并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后，虽然通过直罗镇战役，粉碎了蒋介石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红军立足陕北奠定了基础，可是，蒋介石并不甘心，依然执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继续调集重兵，加紧对红军的军事“围剿”，必须置红军于死地而后快。敌人的巨大军事压力，无疑对尚未恢复元气的红军构成了严重威胁。因而，如何在军事上变被动为主动，争取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就成了红军所面临的紧迫任务。而要想完成这个任务，首先必须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为战争的进行，在物资供应上得到一定的保障。然而，实际情况却不如人愿。当时的陕北根据地自然条件极差，经济十分落后，正如彭德怀、聂荣臻等人所说的：“陕北是小红军的好根据地，大红军的落脚点，但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东侧黄河，北靠沙漠，四面荒凉，人烟稀少，虽不易形成白军四面‘围剿’的局面， 而红军本身的发展也有困难”〔4〕“陕北根据地面积不算小，可是的确太‘穷’。人口有限，出产不丰。即使陕北群众都踊跃交公粮，能养活得起这么多部队吗？再说，我们也不能都蹲在陕北吃老本呀！得向外发展，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呀！要抗日，要革命，队伍总得有个前进阵地和供给粮草的后方呀！”〔5 〕显而易见，要有效地克服这些困难，使红军得以壮大，陕北根据地得以巩固，就必须另辟蹊径，向外发展。
向外发展，首先必须选择准发展的主要方向。因为一则红军不能再遭受大的挫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什么抗日、革命等一切将无从谈起，二则这个发展的主要方向必须具备有能使红军发展和苏区扩大的条件。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央领导通过对陕北根据地周围环境的比较及当时军事形势的分析研究后，认为“向北没有地方去，是沙漠地带。向西也是沙漠的边边，是回族聚居区，没有多少人口，而且蒋介石嫡系部队正纷纷向这个地区集中。向南也没有地方好去，西安是国民党在西北的大本营”〔6〕，“向南发展，就要同东北军打仗； 且陈诚于洛阳及其以西控制三个军，放在机动位置，这是专门对付我军的；向南发展就会把蒋军嫡系引进西北，加强对西北的控制。这些，对于当时的发展和总的局势都不利”。因此，只有向东发展，“东渡黄河，开展吕梁山根据地，再向晋中和晋东南发展比较理想。东征可以把抗日主张发展到华北去，可以解决粮草问题，补充兵员问题，以及筹款和其他物资问题”〔7〕。总之，“只有向东——一切找阎锡山要去！ 如果在山西有了立脚点，再向东进打日本就好办了”〔8〕。
这些分析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从山西的情况来看，确实是发展红军、扩大苏区的理想去处。首先，它在战略地位上十分重要。山西位于华北腹地，它东邻河北，北连察绥，其西与其南，则是仅一河之隔的陕西和河南，若能在吕梁山地区开辟出新根据地，即可与河西的陕北根据地互为依托，并成为党中央所在地陕北的一道强固屏障。而山西又多为山区，素有“表里山河”之称，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若红军能在山西立足，那它对于苏区的巩固壮大，以及对日的作战，在战略展开上将发挥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其次， 山西人口众多有1200万人，煤、铁、硫磺等资源极其丰富，经济上也较发达。盛产谷子、 小麦、棉花、油料。阎锡山于1932年重新上台当上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后，着力进行“造产建设”，通过对《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的实施，使山西的农业、工业、商业和铁路交通事业，在原有的基础上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他所建立的“西北实业公司”就集中有36个大型工矿企业，除军火外，还能大批生产煤炭、机械、水泥、火柴、卷烟、皮革、纸张等。到1936年初，全长850多公里贯通山西南北的同蒲铁路， 已经筑了近五分之三，它将来与已有的正太、平绥铁路接通后，在经济与军事上的意义，自不必说。至于农业，经过几年的努力，就连比较贫困的晋西北地区，其粮食生产也大为增加。临县20多万人口，每年即可输出粮食10万石左右，占到全县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岢岚、岚县、静乐、宁武、神池、五寨等县粮食丰收一年便可供地方人口3年食用， 因而粮食以及黄牛、食油的输出相当之多，在神池、静乐、五寨一带流行的“赶不完的牛，流不尽的油”这句民谣，即生动地反映了当地农牧业生产的兴旺景象。凡此，都可使红军的给养问题，兵员补充问题和款项筹集问题，易于解决。再次，就是在政治上，山西有比较好的革命基础。 1924年共产党在山西建立了组织后， 一直领导广大党员与阎锡山的反动统治进行着顽强的斗争。自1927年至1935年，即发动了5 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运动，1931年又组织了两次武装暴动。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和省军委书记谷雄一等人于1931年5月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 曾活动在汾阳、中阳、离石、孝义四县之间，并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同年7月，郝光、谷雄一组织的由平定兵变部队整编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后来也曾转战于灵邱、平鲁、左云、右玉、偏关等晋北八九个县。这些农民运动和武装暴动虽然被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下去，但是它却沉重打击了阎锡山的反动统治，扩大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并为党培养锻炼出了一批骨干力量，而这显然对于红军在山西发动组织群众，开辟新根据地是相当有利的。
当然，一贯坚决反共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决不会让红军进入山西的。还在中央红军尚未抵达陕北时，阎锡山为防止陕北苏区对河东沿岸各县群众影响的扩大，就成立立了“防共委员会”，开办“防共保卫团”，并且一面派遣五个旅渡河协助张学良“围剿红军，妄图把“匪患”消除于陕北，一面在全省实施“军事防共”、“政治防共”等措施。将其从农村抽调的壮丁成立的12个防共保卫团中的5个团， 分驻于沿黄河的河曲、兴县、离石、乡宁、永和，其余则分驻于大同、浑源、洪洞、长治、平遥、隰县、阳城，虽然党中央声明停止内战，枪口对外，要求阎锡山允许红军通过山西开赴前线，但阎锡山不仅置若罔闻，反而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调遣杨耀芳、杨澄源两师在沿黄河东岸北起河曲南至永济一线布防，于兴县峪口、永和县永和关、永济县渡口等重要关隘渡口，利用天险修建碉堡，构筑工事，加强防守，还将太原、大同、长治等地的部队抽调到河防后方，以备接应。阎锡山的重重设防，无疑成了红军东渡的严重障碍。只有打掉这只拦路虎，才能实现打通抗日路线和扩大苏区这两个目标。因此，红军与阎锡山的军事对抗势在难免，国内战争将在山西展开。
中国共产党从其主观愿望上讲，在国难日深的情况下，不愿双方兵戎相向，再起内战，而是想尽力通过政治谈判，来求得问题的解决。然而，由于阎锡山的顽固不化，红军不得不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所以，党中央毛泽东审时度势，把武装东渡黄河，推进山西，夺取吕梁山脉，开辟新根据地作为红军东征的直接目的。
三、东征目的部分实现及其意义
毛泽东主席于1936年大约1月中旬作出东征的决定后， 由于东征红军军事、组织领导有力，政治思想工作深入，东征任务明确具体，安排部署详细周密，在对前后方的配合与后勤保障上也进行了充分准备，广大指战员又斗志旺盛，所以，2月20日晚开始的东征进展相当顺利。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行渡过黄河，并摧毁了东岸被阎锡山自诩为固若金汤的军事防线，而且乘胜前进，向阎锡山发起了强大的军事战略进攻，先是红一军团在中阳县关上村，“关门打狗”，对号称“满天飞”的阎军周原健独立第二旅予以重创，击溃旅部和一个团，全歼一个团。红十五军团则在向石楼、隰县方面的出击中，消灭了阎军三个营，从而使东征红军在军事上处于了主动地位，在河东初步站稳了脚根。接着，红军又在孝义县兑九峪同准备向大麦郊推进、把红军挤压回黄河边的阎军十二个团展开激战。原本计划利用兑九峪的有利地形，将敌三面包围，聚而歼之，但因布袋口子张得太宽，致使战斗一天，双方相持。有鉴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在对敌予以大力杀伤之后，毛主席即改变了计划，乘晋军后方空虚，将红军分为三路，实行新的战略展开。以十五军团为左路军，向北推进文水、交城、威胁太原；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八十一师为右路军，进占孝义，向灵石、介休北扩张，威胁平遥、榆次、太谷、太原；红二十八军和红十三军为中路军，向石楼、中阳、蒲县等地进发。这一战略，既调动了集结于兑九峪之敌回守太原，也便利了红军对吕梁山地的深入并进而向晋中地区的发展。
三路红军按照这一计划，分头推进，势如破竹。左路军灵活穿插，越文水、交城，其先头部队曾逼近距太原只有60里的晋祠，右路军直冲猛打，沿汾河流域南下，曾围困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浮山等县城，并攻克了襄陵、侯马、汾城等城镇。中路军则机动灵活，相机杀敌，活跃于石楼、中阳、午城一带。三路红军的凌厉攻势，把阎锡山一统的山西搅得天翻地覆。阎锡山根本未曾料到红军竟如此厉害。他花数十万大洋修配的黄河防线竟一夜之间全线崩毁。之后，与红军的交战又屡屡失败。兑九峪会战之前，他还认为凭着自己的实力，不愁打不退入晋之红军，却没想到红军不但跳出了重围，反而兵分三路，深入内地，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这一下他才感到力不从心，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挽回颓局，阎锡山一面调兵遣将，倾其晋绥部队，对红军围追堵截，同时让太原绥靖公署颁布了紧急处置法“十二条”，规定触犯其中一条者执行枪决，并饬令各县严密稽查行人，通令各县捕杀共产党和红军，一面赶紧请蒋介石派兵援晋。早就想让自己亲信嫡系取代阎的蒋介石，认为这正是天赐良机，遂即应阎之请，任命陈诚为“陕甘宁晋四省剿匪总指挥，调集汤恩伯、关麟征、商震等10个师15万人马，分为两路，由潼关北上和沿正太路西进，开入山西，并辅以数十架飞机前往助战。阎锡山得讯后，也狐假虎威，将其残部编成7路纵队， 分头向东征红军压了过来，受蒋介石驱使，陕西境内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也沿黄河北上，准备将各个渡口予以封锁，企图堵住东征红军退路，一举围歼。
在吕梁、晋中和晋南一带地区转战的三路红军，虽然当时在政治军事形势上“所向皆捷，全国响应”，处于有利地位，同时由于沉重打击了当地的恶霸豪绅，积极帮助了广大贫苦群众，并严格执行了商人、富农和小地主的有关政策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加之红军的大量战争缴获，使红军队伍得以壮大，并在物资供给上得到了有力保障，因此有能力打破蒋阎的军事进攻，并坚持在吕梁山脉与敌周旋，并且伺机东进，实现直接对日作战。但是，党中央、毛主席考虑到如此一来，势必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这样对于红军的发展以及整个国防实力的保存都十分不利，于是为从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遂取忍让态度，在蒋阎集中兵力向吕梁山进攻时，毅然班师返陕，将东征红军撤回河西。并于5月5日向国民党政府及全国各界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宣告红军东征胜利结束。
东征红军自2月中旬至5月初，在山西转战两个多月，虽然由于上述原因而未能实现其在山西开辟新根据地的目的。但在其他方面却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并由此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作用和影响。这主要是：
首先，红军东征，有力地调动了敌人，巩固和发展了陕北苏区。东征红军渡河入晋，迫使敌人不能集中力量对陕北苏区的“进剿”，如当红军突破黄河防线，胜利占领吕梁山之隰县、石楼、吉县后，就吸引了阎锡山原派往陕北进占绥德、米脂的两师兵力，迫其东调返晋，从而使无定河西两岸苏区联成了一片。不仅如此，原先布防于陕北南面的陈诚3个师，当红军主力东渡黄河后，明知陕北苏区后方空虚， 但却未敢冒然乘机“围剿”，而是离陕入晋，援助晋军，这就使陕北苏区南面的军事压力大大减轻。并且由于陈诚所部不敢就近从潼关北渡黄河入晋，直接由南向北对东征红军进行压迫，而是舍近求远，绕道郑州、石家庄乘火车集结榆次、太谷地区，然后逐步南压，这样就不仅为陕北苏区争得了一定的发展时间，而且也使东征红军能有机会更好地进行军事展开与群众工作。因此，东征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实现了“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战略方针，达到了以发展来“巩固与扩大现有苏区的目的。”
其次，红军东征，壮大了红军队伍，筹集了大量物资和款项。东征期间，由于红军积极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打土豪，因此深受群众拥护，通过动员，许多群众踊跃参加红军，短短的两个多月就有5000多人加入红军队伍，加上被红军俘虏后愿意弃暗投明的阎军士兵，使红军扩充了共约7000人。同时，在战斗中缴获了大量枪枝弹药，并通过打土豪和群众捐献，筹集到了一批粮食和40万元左右的现金。这就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并使其在物资供给上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从而为陕北苏区的巩固，以及今后的对日作战，奠定了相当的物质基础。
再次，红军东征，促使了阎锡山立场向好的方面的转化，并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在山西的形成。红军在山西转战期间，对阎军曾予以了重大创伤，先后共击溃了阎军6个多师， 歼灭阎军兵力七个多团计1700余人，俘虏其官兵4000余人。红军在军事上的凌厉攻势和取得的巨大胜利，使阎锡山受到极大震动，虽然红军已主动班师返陕，但他仍心有余悸。而与此同时，虽然红军退回陕北，晋陕北境暂时相安无事，可是，在山西北边的局势却日趋紧张了起来。日本帝国主义自1936 年8月起，不断向绥远增调部队，运送作战物资，在一些战略要地构筑工事，并派遣汉奸特务四处活动，组织日本浪人寻衅滋事，向当地驻军进行挑衅，把侵略魔爪伸到了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内来。面对这种日军进逼日甚，大有侵夺晋绥之图谋的局势，阎锡山更是忧心忡忡。不仅如此，另外，红军陕返后，阎介石却仍然要他的援晋部队继续赖在山西，不仅想依赖这部分武装牵制阎锡山，并策动所谓“河东道独立”，以在政治上打破阎锡山独霸山西的局面，而且还要阎锡山再派出5 旅人马去陕北“追剿”红军，企图顺手牵羊，把这部分人马归为己有，在军事上搞垮晋军，进而用他的嫡系取代阎锡山。
阎锡山面对红军还有可能东进抗日，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绥远，而蒋介石又居心险恶这种形势，其处境当然不妙，用他的话来说，真可谓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那一颗也不能踩破，”也就是说，阎锡山当时临深履薄，与哪一方也不敢把关系搞僵。采取何种对策，方能化险为夷，确实令阎锡山大伤脑筋，最终不得不改弦更张，“联共抗日”。
对于与阎锡山建立“合作关系”极为重视的毛泽东，于红军回师陕北后不久，即在5月25 日让东征中被俘后愿做阎锡山工作的原晋军团长郭登瀛，利用返晋之机，委托他面致阎锡山手书一封，表示与阎“联合一致，抗日反蒋”〔9〕。并派人对阎做了大量工作，不久， 阎锡山派人专往陕北要求共产党派代表秘密到太原来洽谈。阎终于认识到，“只有与共产党合作，才能抵制日帝的进攻和蒋介石的排挤，”作出了“联共”的正确抉择，而正是这一抉择，才促成了国共两党首先在山西的合作，也才使抗日民民族统一战线在山西很快形成。可见，促使阎锡山态度发生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乃是东征红军在军事上的巨大胜利。如果说，“七七”事变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帷幕的话，那么，红军东征则是帷幕拉开前的一曲威武雄壮的序曲。
注释：
〔1〕《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纲要》第1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年出版。
〔2〕《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册，第188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3〕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下）第286—287页。
〔4〕《彭德怀自述》，第21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5〕《聂荣臻回忆录》（上），第304页。战士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6〕《聂荣臻回忆录》（上），第304页。战士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7〕《彭德怀自述》，第21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8〕《聂荣臻回忆录》（上），第304页，战士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9〕《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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