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若干问题探讨_中俄论文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若干问题探讨_中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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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访华, 与中国政府发表了《中俄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决心发展平等与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并决定成立“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以加强两国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关系的基础。〔1〕 与此同时,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

一年之后,江泽民主席又与四国元首签署了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他认为这一协定“作为亚太地区第一个关于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国家级文件,具有重大的政治、军事意义”。〔2〕 1996年12月李鹏总理访俄,与俄方签署了建设连云港核电站和中俄两国国家银行合作的两个协议,开始了中俄工业和金融合作的新阶段。1997年4月,江泽民主席访俄,双方签署了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江主席在莫斯科发表了题为《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的重要讲话,对冷战后的国际秩序的建立提出了明确的主张。〔3〕6月27日,江泽民会见访华的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肯定中俄两国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定会把一个良好的中俄关系带入21世纪。切尔诺梅尔金则表示“坚定不移地发展俄中关系是俄对外关系中的优先领域”。〔4〕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其意义和影响已成为国际舆论的热门话题。50年代,中苏两国曾经结盟,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恶化以至到70年代出现了以美中合作抗衡苏联的“大三角”。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原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的关系虽然逐渐改善,但中俄确立战略伙伴关系毕竟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次大飞跃。俄国是西方认为“正在加速民主化进程”的国家,中国则是“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大国”,这两个国家的结合对现实世界会产生什么影响,西方世界对此有种种评论。笔者拟专门谈谈由于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引出的几个需要弄清的问题。

一、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理解

西方舆论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的“战略”和“协作”两个词特别敏感。“伙伴关系”是近年来国际关系史中的一个时髦常用词,只要两国或两个集团之间不是敌我关系,就可以说成是伙伴关系。明显的例子一个是美俄1992年6月建立的“友好伙伴关系”, 另一个是北约和前苏集团成员国之间建立的“和平伙伴关系”,都是在宣布双方不再视对方为敌手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因此,伙伴关系实际上已很普通,是朋友关系的别称。

“战略”和“协作”则不同。按西方的理解,凡战略,其内容必然涉及军事利益;而“协作”则必然要结成针对第三国的联盟。有的西方舆论看到中国向俄国购买武器装备就得出结论说,“俄罗斯和中国在军事和政治合作上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5〕 有的认为中俄联合声明中的关于反对霸权的提法“明确地显示出中俄牵制美国的色彩”,说中国“一方面要推进与美日两国改善关系,另一方面是要通过显示加强中俄关系,牵制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6〕 美国李海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拉吉·梅农则将中俄的这种关系称之为“战略辐合”,认为“维系这种关系靠的不是信任和善意,而是靠精心打算的自我利益和与第三国特别是美国搞平衡的欲望”。〔7〕

其实,中俄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不象西方所说的那样神秘。首先,中俄今后的关系是面向21世纪的长远关系,需要有长远的规划和设计,这当然具有战略的意义。第二,中俄是大国,在欧亚两洲、在联合国、在当前国际有关事务的处理中举足轻重。它们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密切,对外界的影响就决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毫无疑问具有战略的性质。第三,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的“协作”二字,据报道是叶利钦总统在来华途中临时提出的修改意见,将准备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中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改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此建议随即为中国方面所接受。〔8〕笔者认为,加上“协作”二字只是突出了两国今后共同努力、相互信任的合作精神,并没有暗示更多的东西。协作即合作,我国对外行文和俄方关于中俄关系文章的英文译文中,“协作”都用“cooperation”或有时省略不用, 仍统称“战略伙伴关系”或“建设性伙伴关系”,可见重在关系的实质,而不在其名称。

二、中俄新型关系不是针对第三国的

这要从中俄两国各自对建立新型关系的需要谈起。

对中国来说。首先是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俄国是中国的北方近邻,历史上中国曾受到俄国军事威胁的压力,尤以60年代末中苏直接军事对抗为最。与俄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中国就有了一个安全的北部国际环境,可把原来用于北部军事建设的大部分人力和物力资源改用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其次,中俄新型关系可以保障两国开展广泛的长远的经济合作。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很强:俄国资源丰富,工业基础雄厚;中国则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潜力巨大。经过努力,两国贸易额在下世纪初达到200亿美元不是没有可能。第三,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 一个与中国有着战略伙伴关系的俄国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更有力地促进世界多极化。中俄在亚太地区有着共同的安全利益,中俄合作是亚太稳定的有力保证。

对俄国来说。首先,俄国希望在它的周边建成“睦邻地带”,“优先发展同作为俄罗斯直接地缘政治环境的邻国的关系”。〔10〕第二,想同中国建立长期的经贸合作关系,认为“中国是销售俄罗斯机械和技术产品的巨大市场,同时又能向俄罗斯市场提供品种繁多的消费品、食品和重要的战略原料商品。”〔11〕俄国期望中国成为俄经济的较大投资者,成为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参与国之一。第三,更重要的是,与中国结成新型关系是俄国重温大国梦的需要。俄国和西方主要大国打交道有着沉重的教训,现在它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成为一个自主的独立大国,必须有自己的独立外交政策。俄国认为中国这个未来的强国在东亚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新型的俄中关系将帮助俄国打通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关系,从而在东方确立并巩固俄国的大国地位。

因此,中俄建立新型关系是两国地缘政治的需要,是确保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以利于各自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是实行独立外交的需要。这里谈不上什么针对第三国,更谈不上什么结盟。

西方舆论中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认为中俄战略协作关系是近年来中美和俄美关系转坏的产物,两国联手是为了与美国抗衡。其论点有二:1.“大三角”论。如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罗斯认为:过去在大三角时期,“70年代美中之间外交关系的建立是为了对付一个共同的敌人,即苏联的扩张势力”;“现在美国将北约扩大到俄国边境,又将先进武器卖给台湾,这就把俄中两国推向一条新的统一战线。”〔12〕 2。反霸论。说1997年4 月中俄关于多极世界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显然是针对美国而言的,说声明“表明了为建立多极化世界秩序进行合作的态度,向欧美主导下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垄断统治表示了不满”。提出“反对霸权主义”是为了“防止冷战结构崩溃后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独霸世界。”〔13〕

对于战略大三角,美国国内也评价不一。有的说大三角已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告终。有的说大三角是客观存在,但其作用已经不同,美国既不可能打俄国牌,也不可能打中国牌,美国同时与中俄搞好关系是明智的选择。乔治城大学的汤姆·罗宾逊就说:“鉴于中俄两国的关系已接近结盟,但又没有坦率承认——因为这意味着反美,美国就应该与中俄两国同时发展自己的战略伙伴关系。”〔14〕尼克松中心的彼得·罗德曼则认为原大三角已经破裂,现在是美中日三角,美国在其中依然可以起到关键性的平衡作用。〔15〕

在大三角问题上中国是有深刻教训的。历史上中国和前苏联曾经有过结盟关系,也曾经发生过对抗。事实证明,两者都不是成功的选择。中俄两国关系经过几年的磨合,终于发展成今天的不对抗、不结盟的新型国家关系,是有着长期实践和认识基础的,因此不是权宜之计。西方和美国若是继续用冷战思维来看问题,以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必然是针对美国,那就犯了认识上的错误,而且必然会导致政策上的错误。罗宾逊和罗德曼的观点,尽管反映了他们对冷战后大三角关系的重新思考,却并没有摆脱冷战思维的传统观念。

反对霸权主义是中国的一贯主张,因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历来是违背国际关系的准则和各国人民的意愿的。西方舆论说,在今年4 月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中,虽然没有直接点美国的名,但反霸权主义的矛头明显指向美国。的确如此,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狂妄自大,自以为应该插手世界上的一切事务,而从不考虑是否干涉了别国的内政。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帮办南希·索德伯格1996年10月说:“美国在全球处于领导地位的必要性显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不存在美国强大的领导地位,我们就不能希望应付这些迫在眉睫的危险,更谈不上继续实现我们的理想和促进我们的利益了。”〔16〕这段话明确说明霸权主义对维护美国利益的重要性。

现在美国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宣扬输出美国文化、美国价值观的文章,说什么“美国文化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对外政策”,而美国的经济“是促使其他国家开放其市场的主要诱饵”。〔17〕这些露骨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思想,不但中俄两国反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也必然反对。中俄联合声明中关于反对霸权主义的词句反映了两国在国际交往中的切身体会,除了美国及个别与美国有密切结盟关系的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没有理由不赞成。美国对这一提法所表示的反感正好说明美国不愿放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三、如何看待俄国向中国出售武器

中俄结成新型关系后,西方舆论炒得很热的一个话题就是中俄军事上的合作将使中国迅速实现军队现代化,从而威胁到亚太的安全。他们说,中国急于搞军事现代化,是想在东亚安全领域与美国分庭抗礼。说中国购买的俄制“现代”级导弹驱逐舰上装备的导弹是用来打击美太平洋舰队中的主要舰只的。〔18〕对于中国获得制造苏27战斗机许可证一事,美国更是耿耿于怀,把它和南沙群岛的争端联系起来。为此,美国众议院准备再次限制对俄经济援助,以表示对俄国的惩戒。〔19〕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一种全面的面向21世纪的协作关系,当然可以包括军事合作,这种军事合作当然也是长期的。但既然两国的关系不针对第三国,就不能把它们之间的军事合作与有着军事同盟的国家间的关系等同起来。而且,中国从俄国得到的武器装备十分有限。连美国学者罗德曼也认为:“中国的军事建设起点很低,人民解放军要想成为一支能持续投送兵力的现代化全方位部队,还需要几十年。”〔20〕大多数西方学者也持类似的观点。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大惊小怪呢?中国的国防现代化是中国四个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在目前有的国家声称台湾也属于其自卫范围,有的国家向台湾提供成百架先进战斗机并在中国周围搞了四、五个军事联盟的情况下,中国进行一点点连保护自己的海防线都不够的现代化军事建设,难道还要经过哪一个超级大国或“政治大国”同意吗?

顺便提一下,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武器销售国仍是美国。据美国军控与裁军局显然是缩小了的数字,1992~1994年期间美国共出售了 394.6亿美元的军火,其中将近半数卖给发展中国家和地区。〔21〕如果硬要说俄国把有限的武器卖给中国是影响了东亚的安全,那末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军火出售国所产生的对世界安全的威胁岂不是要大得多?

四、中俄关于多极世界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声明是符合世界潮流的

这个问题其实是第二个问题的延伸。西方认为这一声明是“为了阻止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对世界的控制”(美《洛杉矶时报》语),是“为了同华盛顿在全球的影响相抗衡”(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语)。江泽民主席指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地区范围,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领域,多极化趋势都在加速发展。极少数大国或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22〕人所共知,多极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个世界不是个别大国所能控制的。这里谈不上谁阻止谁,谁与谁相抗衡的问题。

在两超争霸的冷战时代,世界秩序实际上为美苏两国所左右,联合国成为为少数大国服务的工具。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世界处于过渡期。美国因冷战的胜利而冲昏头脑,自以为是硕果仅存的唯一超级大国,可以为所欲为。特别是在海湾战争一举击败一个并不强大的伊拉克之后,美国的领袖欲极度膨胀,急于建立美国主宰下的“世界新秩序。”但严正的现实告诉美国,世界正出现多极化,美国所希望的“单极世界”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实际上对美国一再鼓吹的“世界新秩序”,响应者寥寥无几。

现在,美国也开始认识到它并不能包打天下。索德伯格就承认:尽管克林顿说美国仍是不可缺少的国家,但“美国不能无所不在。我们不能做每件事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明确指出,美国“忽视了冷战后特有的结构性变化”。〔23〕一方面是世界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力量中心正在崛起,要在世界事务中争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则是美国仍抱着僵硬的冷战思维不放,继续走违背世界潮流、脱离世界人民、甚至脱离其主要盟国的道路。但国际政治是无情的,它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并不以一两个大国的意志为转移。

中俄联合声明确实是向美国发出了一个信号,它表明了中俄两国对美国力图强行建立单极世界和以强权政治为标志的“世界新秩序”的不满和反对。世界的现实要求建立一种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建立新秩序是全世界人民的大事,一两个大国说了不算。江泽民主席在1997年4月23日的讲话中, 对于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提出了五条明确的原则。这些原则是战后50年国际关系史的经验总结,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西方大国如果没有偏见,就不难看出这些原则是光明正大的,实现这些原则不但能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必然能维护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正当利益。

中俄关系中尚有一些需要两国互相谅解的问题,如中俄东段边界的最后划定问题,在军事合作中消除某些顾虑问题,经贸合作方面的进一步扩大领域和吸引中方投资的问题,以及由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隔阂而造成的一些观念相左的问题等,都不利于中俄新型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也是两国政府和人民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面对的挑战。

注释:

〔1〕《人民日报》1996年4月26日

〔2〕《人民日报》莫斯科1997年4月24日电

〔3〕《人民日报》1997年4月24日

〔4〕《人民日报)北京1997年6月27日电

〔5〕美《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1997年5月12日

〔6〕共同社、时事社北京1997年4月20日电

〔7〕拉吉·梅农《俄中之间的战略辐合》, 美《生存》季刊1997年夏季号101页

〔8〕李静杰《试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2期第4页

〔9〕参见俄驻华大使罗高寿1997年4月21日对《北京周报》记者的谈话,以及《北京周报》1997年5月11日关于中俄关系的报道

〔10〕安·科济列夫《俄罗斯对外政策》,俄《消息报》 1996年12月3日

〔11〕俄驻华商务代表卡恰诺夫谈俄中贸易经济伙伴关系

〔12〕凯文·普拉特《俄中要重摆政治棋盘,以遏制美国的主宰》,《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7年4月24日

〔13〕日《读卖新闻》1997年4月24日;共同社1997年4月20日电

〔14〕〔18〕英《远东经济评论》1997年3月13日文章《战友》

〔15〕彼得·罗德曼《破裂的三角》第65页

〔16〕美新署华盛顿1996年10月18日电

〔17〕美前商务部高级官员戴维·罗特普科夫文章《赞美文化扩张吗?》,美《外交政策》季刊1997年夏季号

〔19〕汤浅博发自华盛顿的报导,日《产经新闻》1997年8月20日

〔20〕罗德曼《破裂的三角》第7页

〔21〕美国军控和裁军局“1995年世界军费和武器转让”报告;据我国统计,美国在1989年11月至1993年共出售了824亿美元的武器,《人民日报》1997年9月2日。

〔22〕江泽民主席1997年4月23日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的讲话

〔23〕日《读卖新闻》1996年7月22日基辛格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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