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改造国民性”的主张是正确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性论文,陈独秀论文,正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辛亥革命至五四时期，民主革命的先躯者从挽救民族危机的愿望出发，揭示出有关“国民性”改造的问题，这是文化思想启蒙中的一项重大课题。陈独秀从辛亥革命前到五四时期，将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作为救国方案之一。多年来学术界对此褒贬不一。
陈独秀早年将改造“国民性”作为改造社会的起点
社会各阶级分别有其特性，然而同属一国之民，由于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共同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共同的地理环境、共同的风俗习惯，也就必然在各阶级特性之外，还有国民共性，这就是所谓国民性。
以往学术界凡是涉及陈独秀早年批评中国“国民性”落后的论著，多认为陈独秀蔑视群众，并由此推论出陈独秀一贯缺乏群众观念，至少是早年心目中根本没有群众。遂进一步推论出这是他以后犯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笔者认为这些批评不确切。那么怎样认识陈独秀早年论及“国民性”的一系列文章中，十分尖锐地批评中国国民“无爱国心”、“苟安忍辱”、“麻木不仁”、“愚昧”、“苟偷庸懦”等等，并归结为均属中国国民的“恶劣根性”呢？笔者认为，如果就“国民性”本身而论，中国的“国民性”和世界各国的国民性都存在着优与劣、善与恶两个方面，都是一分为二的。陈独秀当时的动机不是就事论事地论国民性，而是唤起国民来痛恨国民性中的“恶劣根性”，并从改变国民性为起点，达到国民奋起改造社会的目的。
在陈独秀批评国民性的前后，鲁迅以小说形式写下了《阿Q 正传》、《祝福》、《离婚》、《药》、《故乡》等作品，深刻揭露了“国民性”中愚昧、麻木等落后的一面。嗣后孙中山在其著作《民族主义》中也揭示出中国国民缺乏卫生习惯，在公众场合不懂礼貌、不讲文明等等。这些与陈独秀批评的“国民性”中的“恶劣根性”的意图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唤起民众改造国民性。
与同代人士改造国民性的主张相比较，陈独秀更为激进，观察问题更为深刻。陈独秀更清楚地观察到中国的国民性和社会病态、政治腐败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称外人之讥评吾族，有“好利无耻”、“老大病夫”、“不洁如豕”、“游民乞丐国”、“贿赂为华人通病”、“官吏国”、“朦尾客”、“黄金崇拜”、“工于诈伪”、“不服权力不服公理”、“放纵卑劣”等弊病。“凡此种种，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又无一而为献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陈独秀借外人对国人之讥评，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国民性的看法，虽然其中有的话不确切，但总体上说，足以反映出中国国民性中的严重问题。
陈独秀说：“我之爱国主义，不在为国捐躯，而在笃行自好之士，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弭乱源，为国家增实力。”也就是献身于改造国民性，他认为这种爱国主义，非治标，而是治本的爱国主义。陈独秀认为“抵抗力之薄弱，为最深最大之病根”，他所说的抵抗力薄弱，指的是对于列强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迫的抵抗力。又认为造成“抵抗力之薄弱”的原因有三：一是学说之为害，即“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这些传统文化中的消极面，“充塞吾民精神界者，无一强梁敢进之思”，也就是说造成了国民的进取意识、竞争意识和斗争精神衰落。二是专制君主之流毒，也即长期来的“人治”传统，抹杀了国民的“法制”意识，“生死予夺，惟一人之意是从，人格丧亡，异议杜绝。所谓纲常大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民德，民志，民气，扫地尽矣。”陈独秀发表此议时虽早已是民国，但专制君主流毒仍然存在，仍缺乏民主的空气与民主的习惯。三是统一之为害。陈独秀所看到的是大一统的消极面，他认为中国古代不统一的时期“列邦并立，各自争存，智勇豪强，犹争受推重。政权统一，则天下同风，民贼独夫，益无忌惮。”作为臣下，决不可与主上的错误决断抗争，而只能是“臣罪当诛，天王圣明”。显然陈独秀所批评的“统一之为害”是具体指当时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的统一。至于民主政权下的统一，当然应另作别论。
陈独秀并非仅仅揭示出国民性中的“恶劣根性”，也并非仅仅指出其形成的原因，而是就此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方案。他的方案总体上说是“民主”与“科学”这两面大旗。他在这一方案下，所提出的6 项主张即：1、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是文化启蒙的6项主张，其实文化启蒙在于启愚昧之蒙， 这与国民性的改造是一致的。
陈独秀在其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改造国民性的总体方案与6 项主张之外，还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提出涉及改造国民性的一系列格言。例如：“曰勤”，他充分阐释了勤劳对于社会及个人的重要意义；“曰俭”，他认为：“奢侈之为害，自个人言之，贪食渔色，残害其生，奢以伤廉，堕落人格。”“自国家社会言之，俗尚奢侈，国力虚耗。”；“曰廉”，他解释为“金钱罪恶，万方同慨”，“但有钱可图，便无恶不作”。；“曰洁”，他举出中国人种种不讲卫生的坏习惯，认为内心之不洁比外观之不洁更为严重；“曰诚”，陈独秀列举了袁世凯称帝过程中，许多人阳奉阴违，袁氏咎有应得，但国民“诈伪不诚”已完全暴露。陈独秀希望爱国之士“本诸良心之至诚”，“以存国民一线之人格。”；“曰信”，陈独秀认为“人而无信，不独为道德之羞，亦且为经济之累”。“是故民信不立，国之金融，决无起死回生之望”。
从以上陈独秀提出的“勤”、“俭”、“廉、“洁”、“诚”、“信”六字格言来看，陈独秀的“救国之道”并非完全效法西方文明，他在民主与科学的改造国民性和改造社会的总体方案之下，也借重传统伦理中的“勤”、“俭”、“廉、“洁”、“诚”、“信”来改造国民性。当前学术界有人认为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彻底否定了传统文化，为以后带来了恶果。笔者以为这是片面之见，其实陈独秀抨击的是“三纲”伦理、封建迷信等对国民性的危害，而他不仅没有全面否定孔子，也没有全面否定儒家学说，不仅未彻底否定传统文化，而且还借重传统伦理中的美德作为改造国民性的格言，为改造社会、树立精神文明的基点。
从批评国民共性到宣传阶级特性
陈独秀早年的改造国民性，具有社会改良色彩，他当时认为中国落后的关键问题在于国民性，尚未认识到是社会制度。但当陈独秀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即开始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看待中国的社会问题了。1920年9月他所发表的《谈政治》一文， 主旨是批判无政府主义废除一切暴力的邪说，表达了他“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他还认为，人类本性“决不单是改造社会制度可以根本铲除的”，“也不是制度改变了这恶性马上就跟着消灭的”。因此，实际上还有改造国民性的任务，而为了制止国民的“恶劣根性”所造成的对社会，对他人的危害，就“免不了利用政治的法律的强权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尤其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陈独秀发表的文章中，不再谈国民性了。他探索救国方案已另辟新途，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动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来改造社会。他意识到改造国民性是一个漫长的社会改良任务，他需要尽快找到革命动力。于是他不得不从观察国民共性的视角转为考察社会各阶级的特性。他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中指出，农民是改造中国社会制度的强大动力。他在1924年下半年至1926年上半年的一系列文章中，一再赞扬“最下层的劳动阶级”最有革命的战斗力。1926年6月他在《革命的上海》一文中， 将上海社会各阶级作了今昔对比，结论是：“上海市最大多数的民众，都已经脱离洋奴化，而有了政治觉悟了”。这是经五卅运动的现实教育了陈独秀，使他动态地观察了“国民性”的变化。同时他又指出工人阶级革命的坚定性和“大商阶级”的妥协性，强调了“由革命的工人阶级领导新运动”，才能够完成“全中国的民族解放”，这是正确评价了国民中的这两个阶级的特性。
然而，中共党史界某些学者的论著，却将陈独秀的《资产阶级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的一句话，引证半句，并作了错误理解，一直批判到目前。这句话的原文是：“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导》周报第22期）。但始作俑者，竟然断章取义，丢开“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是”这上半句，引用下半句，即“统率革命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谁统率资产阶级？割去了主语，并不顾中文语法常识，倒过来理解成由资产阶级统率革命。借以批判陈独秀公然宣告让资产阶级占有领导地位。其实，当时陈独秀正是接受共产国际来华代表马林的指示，极力促进国共合作，要当时许多不愿和国民党合作的中共党员，认识国民党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革命性，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党应领导着革命的资产阶级并和无产阶级联合，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见陈独秀的原话没有错误。更令人感慨的是，多年来许多学者不去查阅第一手资料，只是照搬前人的错误，以至存谬至今。
陈独秀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过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这漫长的历史阶段中，不再探索改造国民共性来改造中国社会问题，而是以探索通过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改造社会制度的救国途径。在这一探索中他多有失误，成为后人的教训。陈独秀在这期间未能意识到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虽然能够由改变政治形势，影响到国民性的某些变化，但实际上国民性属于文化心态，属于社会精神文明的范畴；而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并不能取代精神文明建设。
陈独秀晚年认识到物质文明与国民性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陈独秀论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民族野心”的关系，他所说的民族野心，既是指民族的觉悟，又是指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追求，这也属于延伸了的“国民性”问题。
辛亥革命至五四时期，陈独秀针对当时形成国民性的“恶劣根性”的主要原因在于封建制度、封建伦理，他一面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另一方面提倡树立新的、进步的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来取代封建的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而当时陈独秀实际上就是以资本主义的观念和准则来改造封建主义的国民性。到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着眼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不再注重国民性本身的探索。但到抗日战争时期，陈独秀又重视了民族觉悟、民族精神的提高问题，其实也是国民性的改造问题。显然，当民族矛盾相对于阶级矛盾不突出时，陈独秀不重视国民性的改造问题，而着眼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而当民族矛盾尖锐时，陈独秀则又重视探索国民性的改造方案了。
1938年8月， 陈独秀在其《民族野心》一文中说：“我们民族现在种种不长进，受人侮辱，正因为缺少野心。……有人说，因为孔、孟、老、庄、佛教、宋儒等礼让退婴的学说，衰老了中国民族精神上的血液。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产生和培养这些败坏民族精神上血液的学说？剥肤以求，便是不得不归根于社会经济的原因了。”他认为中国长期停滞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落后的农业与商业的基础上，“也只能产生我们固有的武器，固有的道德与文化，即所谓东方文化与精神文明。”而一到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它要在世界范围沟通市场，它在国际交往中能够激起国家保护观念和民族进取心。陈独秀指出：“资本主义的工业虽然要造成滔天罪恶，同时却创造了较高的生产力，较高的武力，较高的道德与文化，扫荡了整个归社会各方面的落后性，奠定了将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之物质的基础，是人类进化途中的一次大飞跃”。
陈独秀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历次革命运动、爱国运动的兴起都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有初步的生长，民族野心已开始萌芽”分不开，“然而正因为经济长久停滞在前资本主义的缘故，旧社会的抵抗力过于强大，资本主义的工业与文化不易侵入，民族资产阶级昏懦的可怜，双料落后的士大夫群仍然充塞于朝野，这便是历次革新运动中途夭折和此次抗日不易成功的根本原因”。陈独秀接着指出了抗日战争中我们在民族觉悟方面的许多弱点，他又说：“为抗战而尽力而牺牲的，只是一部分有民族意识的工业家、工人、军人和受过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洗礼的青年；所谓‘全民抗战’，不过是一句宣传口号，因为工业不发展而民族野心不高昂，……这都是吃了我们崇拜东方文化、精神文明而轻视西方物质文明的大亏！”
陈独秀以上言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认识到，民族的进取心、竞争意识、国民的现代化意识，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物质文明的状况息息相关。所谓“国民性”并非永恒不变的，而是与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相联系的。鲁迅笔下的阿Q 的许多落后习性虽然与落后的农村环境中的传统文化意识、伦理观念有关，但归根结蒂是落后的经济基础上的产物。陈独秀认识到物质文明的状况对于民族的文化心态和习性——“国民性”具有决定作用，这是他沿着“国民性”问题探讨救国途径在认识上的又一进展。
陈独秀对于改造国民性的认识，并非仅仅停留在有了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物质文明，国民素质就会自然提高，国民性改造任务就可以自然完成的这一点。他在《“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一文中认为，五四运动时代的反帝反封建的总体任务，直到当时的抗日时期并未完成，其中包括“反对旧礼教的束缚，提倡思想解放”、“提倡科学，破除迷信，建设工业”、“提倡民权，反对官僚政治”等任务。当然也包括五四时期提出的“改造国民性”的任务。当涉及礼教、旧伦理道德时，陈独秀在抗战初期发表的《孔子与中国》一文中，基本坚持其五四时期的论点。他仍然以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礼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消沉，只有安分守己的奴才，那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他认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只能够产生出一些汉奸、亡国奴，不会产生有革命精神的民族英雄。他在批判三纲礼教的同时，指出：“如果孔子永久是万世师表，中国民族将不免万世倒霉，将一直倒霉到孔子之徒都公认外国统监就是君，忠于统监就是忠于君。”他认为“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的”。从以上陈独秀的言论中可见，陈独秀在抗日战争时期，涉及改造国民性问题时，他不仅认为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而且仍然主张反对“孔子的礼教”，提倡“人权民主运动”。他的这些主张在当时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下，有益于提高国民素质，符合抗日救国需要的进步主张。
陈独秀关于改造国民性的主张虽然还有不少缺陷，但作为一种爱国主张，具有不少可贵之处。其中，每个历史时期的历史发展都与国民素质有关，都面临改造国民性问题。当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高国民素质已成为十分重要的任务。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陈独秀当年关于国民性改造的主张，虽然其历史背景早已变迁，其改造国民性的具体主张也未必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但在追求社会进步，盼望振兴中华的大方向上，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