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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世界范围的一种不可避免的时代潮流，它既是人类社会谋求进步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国文明演进的方向。
中东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的三次高潮
近代以来，在中东伊斯兰国家中，曾出现3次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的高潮。
第一次高潮(奥斯曼帝国后期) 1719年，艾哈迈德二世(1703～1730年)首开效仿西方的现代化改革先河。此后，历经谢里姆三世(1789～1807年)的“新秩序”改革、麦哈迈德二世(1809～1839年)的“新军重建”改革，阿卜杜勒·麦吉德(1839～1861年)和阿卜杜勒·阿齐兹(1861～1876年)的“坦齐马特”改革。奥斯曼帝国后期百余年的改革是奥斯曼帝国在民族危机关头，统治集团中的改革派和有识之士从不同层面作出的反应。其宗旨在于寻求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之路。他们意识到伊斯兰传统已不足以与西方现代化先进军事技术抗衡，要想使帝国再度强盛，必须借助西方式的军事改革，进而发展为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和社会文化生活的改革。① 伴随奥斯曼帝国后期改革的还有穆罕默德·阿里于1812～1849年在埃及实施的变革，埃及的变革同样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诸多领域。马克思曾对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给予高度评价，称赞穆罕默德·阿里统治的埃及是“当时奥斯曼帝国的惟一有生命力部分”②。
第二次高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这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中东地区诞生了第一批独立的或形式上独立的民族国家，如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土耳其获得独立并建立共和国后，共和国之父凯末尔率先领导土耳其人民实行了以政教分离为主要内容的世俗化和民族化改革，选择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定位，从而拉开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东地区现代化改革运动的帷幕。同属中东北层国家的伊朗和阿富汗，紧随土耳其之后，效仿凯末尔改革模式，分别在各自国内进行了相应变革。沙特王国是一个阿拉伯国家，其宗教地域特点和以宗教立国的原则决定了沙特王国的改革具有非世俗化特征。以凯末尔为代表的北层国家的世俗化改革和沙特王国的非世俗化改革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两种基本模式。
第三次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自战争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初，尚未独立的中东国家陆续摆脱殖民统治的枷锁，建立了民族国家，中东独立民族国家体系形成。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中东国家纷纷独立和建立民族国家之时，正值战后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浪潮蓬勃兴起之际。在现代化浪潮的推动下，中东各国开始推进自身的现代化。其发展模式呈现多元色彩。许多新生阿拉伯国家选择了所谓“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阿拉伯社会主义并非科学社会主义，它是一种思想成份复杂的、特殊的社会主义理论，主要由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斯兰传统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个别原理所构成，是一种带有阿拉伯—伊斯兰特色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在阿拉伯国家广为流行，并被多数国家作为现代化的指导思想移植到本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之中。其主要形式包括：埃及的纳赛尔主义、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的自管社会主义、突尼斯的宪政社会主义和利比亚的伊斯兰社会主义。与此同时，中东地区盛产石油的海湾君主国，以及伊朗和土耳其等国选择或仍坚持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它们构成了近代以来中东地区第三次现代化运动高潮的历史图景。
现代化是人们对人类近期发展进程中社会急剧转变的总体动态的一种高度概括。它一般是指从传统的社会组织原则向现代的社会组织原则过渡的进程。更具体地说，现代化是诸如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以及科学技术和文化等，由传统类型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根据关于现代化的定义，近代以来中东地区出现的3次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高潮，可以粗分为前后两个相互关联的历史阶段。前一个阶段由第一和第二次高潮构成。如果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这两次社会变革运动的内涵尚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的现代化运动的话，那么，它们至少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创造了前提条件。事实上，战后中东国家掀起的现代化运动高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前两次社会变革运动在更高层次上的延续和发展。
现代化世界进程的历史表明，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并不相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按其经济形态来区分，大致可归纳为三大发展类型，即资本主义类型、社会主义类型、混合类型。③ 应该看到，中东国家着手现代化的初始条件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巨大差距。同时，中东国家固有的伊斯兰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也使它们难以接受脱胎并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文化，特别是整个穆斯林世界长期遭受西方奴役而倍感屈辱的经历，造成中东国家对西方存在本能的抵触和抗拒心态。因此，中东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有别于西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名目繁多，发展模式不一，但总体趋势基本上都属于混合类型。这是一种尚未定型的现代化选择。它兼采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两种模型的不同特色，是对两大对立模型合成而产生的各种中间发展形式。就市场体制而言，接近于资本主义的模型，具有明显的面向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外向型特征；就传统体制仍继续起重要作用而言，接近于社会主义模型。在政治上带有明显的反西方主义色彩，而在经济上则受到西方的强大吸引或仍然不能摆脱依附性，从而在一些地区或国家形成一种边缘资本主义发展模式。④ 另一方面，多数中东国家一直是以游牧、农耕和小手工业等为经济主体的传统农业社会。唯物史观认为，只要这种传统的经济构成和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与之相适应的传统社会观念和意识形态就不容易发生根本性质变。因此，现代化不是中东本土文化的运动结果，而是在外力激发下的一种被动性回应，由此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国家现代化道路所具有的外源性和后发型特征。
对中东现代化挫折和失败的反思及剖析
现代化对整个中东国家来说是一个全新课题。综观中东国家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运动，可以说，中东国家实施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发展战略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各国的物质文明和社会进步，许多国家业已形成一定规模的经济体系，并在工农业、交通运输、公共工程、基础设施、社会福利、文教卫生、商贸业和服务业等领域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所有这一切，为中东国家最终完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然而，现代化对于中东国家毕竟是一个关乎自身命运的空前的工程，中东国家的基本国情和历史境遇注定了它们很难在几十年内走完西方发达国家花费一二百年才走完的现代化道路。不仅如此，中东国家在推进社会变革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遭遇挫折与失败，几乎毫无例外地未能达到预期目标。更有甚者，中东许多国家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且这些中东国家贫困状况和经济的依附性不断加剧。在当今全球化趋势日渐强劲的态势下，多数中东国家还面临边缘化的挑战与危机。
中东国家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发展屡遭挫折与失败是由主观和客观、内因和外因等多种因素造成的。中东国家要扭转这种局面，首先需要认真地反思与自省。正如有阿拉伯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伊斯兰需要摆脱消极回应的姿态。中东国家的政府不应有意或无意地被“挑战-回应”模式牵着鼻子走，不直面现实。伊斯兰国家和人民需要做的也包括如何进行反思，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借鉴和汲取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有益养分。就像当年西方学习伊斯兰文化一样。抓住时机，敢于行动。⑤
基于上述思路和考量，本文试图以宗教、社会转型和应对内外矛盾与冲突的能力为切入点，对中东国家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问题进行反思性剖析。
(一)伊斯兰教中的封闭和保守因素不利于人的能动性和创造力的发挥
近代以来中东国家尚未真正出现比较彻底的宗教改革，未能在人的解放和价值取向等问题上实现跨跃性的突破，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东国家的文明演进和现代化进程。中东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中东各国(以色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诞生的犹太国家，不在本文探讨之列)基本上都属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伊斯兰学者胡西德·艾哈迈德认为：“伊斯兰教不是通常被曲解了词义的一种宗教，即所谓仅仅局限于人们的私生活。它是一个完整的生活方式，适应于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伊斯兰教为各阶层人士提供行动指南——个人的和社会的，物质的和道德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国家的和国际的。”⑥ 这就是说，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信仰体系，也是一种带有强烈涉世性或政治参与性的思想体系，它既具有纯洁灵魂的作用，又蕴含着规范社会的双重功能。伊斯兰教的性质决定了它对中东国家根深蒂固的影响。在中东历史上，中世纪是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当时的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充满活力的宗教，无论是对阿拉伯帝国和伊斯兰各民族的形成，还是对人类文明的创造与传播，都作出了辉煌贡献。但自11世纪前后，伴随伊斯兰教义、教法和神学体系日臻成熟，并趋于程式化，其“创制”(伊智提哈德)之门实际上已被关闭。故此，伊斯兰教在兴盛时期所富有的那种开放进取和兼容并蓄的精神逐渐减弱，其封闭性和保守性制约着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世界的发展，并使之开始经历由盛而衰的演变。
近代以来，中东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社会改革和现代化运动，既是穆斯林社会对西方挑战的回应，也是穆斯林社会为摆脱困境的抗争。一批清醒的伊斯兰改革家和政治家，其中也包括某些上层统治者，不断尝试从自身寻觅突破或转换伊斯兰宗教文化僵滞格局的途径。在这一背景下，诸如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现代主义、新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复兴思潮应运而起。这些思潮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反对一味因袭传统、仿效权威，并呼唤重开“创制”之门。著名伊斯兰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卜杜就认为“伊智提哈德”不仅是被允许的，而且是更为本质的；集体的意见一致(“公议”)并不能关闭创制的大门。⑦ 另一方面，伊斯兰改革家和政治家同样希望借助“经训学”，或者通过“经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杠杆，并采用以现代思维方式对“经训”进行再注释的手段来延展伊斯兰教的包容性和相对的灵活性，设法将“经训”同现代科学和理性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伊斯兰教与不断发展着的现代社会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协调，同步前进，实现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
但是，伊斯兰改革家和政治家倡导的宗教改革并没有扭转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社会每况愈下的弱势地位。主要原因在于，穆斯林世界至今尚未真正出现彻底的宗教改革运动。穆斯林世界和中东国家近代以来的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和复兴伊斯兰教的思潮，主要都是由当权者或是由那些同当权者保持各种联系的伊斯兰教改革家和政治家所倡导，改革主张基本上都没有超出改良范畴，其主轴大都以维护、捍卫伊斯兰教的传统价值观和巩固强化当权者的统治为目标。他们触及的仅仅是伊斯兰教应对外来挑战的表象问题，而回避对其政治和思想体系的批判性内省与更新。因此，中东国家虽然渴望借助科学与理性来重建圣俗统一的平衡机制，却始终难以从根本上完全理顺诸如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世俗、神性与人性、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各种关系。此外，中东国家同外部世界都需要在宗教和非宗教问题上客观地做出正确判断与界定，那种一切着眼于或归因于宗教的思维定势，极易导致伊斯兰教被人为地承载过多的非宗教因素。这种状况往往会造成中东国家在文明演进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方向性迷失。
(二)中东多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尚未完成由传统农牧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是中东国家全面推进现代化的重要时期，但中东国家推进现代化的条件却存在明显差异。就中东国家的自然资源和经济构成而言，中东国家可笼统地划分为石油生产国和非石油生产国两大类。在后者中又可细分为3种类型⑧。由于具体国情有别，中东各国或各个具有相似条件的国家群选择的发展模式和现代化道路也不尽相同。
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末期，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大致经历了半个世纪。整个中东国家在原有社会和经济基础上，确实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一些堪称飞跃性的发展。尤其是海湾石油生产国的人均收入、社会福利制度和物质文明程度等甚至已超过西方许多发达国家。但是，按照国际上通行的现代化标准衡量，所有中东国家尚不能被视为现代化国度。首先就中东非石油生产国来说，它们几乎都没有形成适宜和能够推进现代化迅速发展的先进工业体系。各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建立的各种大中小型企业实际上都是一些价值含量不高的传统工业，主要集中在轻工、食品、纺织、机械加工、机器制造和少量的重工业部门。工业中的小企业数量绝对超过大中型企业，并依靠“家庭、家族、手工和兄弟式的劳动制度”⑨。以工业发展较好的土耳其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企业占土耳其制造业的比例高达90％。⑩ 中东非石油生产国的大中型企业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大都属于国有，并由政府控制。但大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不善，无法保持赢利，甚至长期处在零增长或亏损状态。仍以土耳其为例，90年代土耳其赢利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仅为15％，而每年的亏损额却达到30亿美元。(11) 另一方面，由于资金和技术匮乏，以及管理水平低下和其他原因，非石油生产国的经济长期摇摆不定或徘徊不前。因此，债台高筑和严重依赖外援成为中东非石油生产国现代化发展中的一个“通病”。例如，阿拉伯大国埃及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1998年，仅累计接受美国军援即达250亿美元、经援210亿美元。但截至2000年，埃及外债仍为265亿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6.1％。(12) 1999年，土耳其的债务负担达970亿美元，外债率为31.9％。(13) 中东非石油生产国无法提供充裕的财力，也无法加快对传统工业格局和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彻底改造，多数国民尚未经受现代大工业和现代工业社会的洗礼，以至于不能真正完成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
中东盛产石油的海湾君主国不同于非石油生产国。海湾石油生产国主要包括沙特、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和巴林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伴随海湾石油生产国石油的大规模开发，原油产量和原油价格的飙升，石油生产国积累了雄厚财力。凭借石油美元，它们陆续实现了从落后农牧国向现代石油工业国的转型，并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与此同时，石油生产国以雄厚财力为后盾，普遍在本国实行高福利政策，国民免费入学、就医，住房可获得长期高额优惠和免息贷款等。国民享有高度的现代物质文明。尽管如此，中东石油生产国最终完成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转型，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国家还要走很长的路。原因在于，海湾君主国向现代石油工业国和现代化的转变并非出自社会内在累进的自发过程。它们既没有经历原始的创业积累，也不是民族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是通过“地租性收入”，即由非再生资源变为石油美元在短期内完成的。除此之外，由于受到石油生产国人力资源的局限，石油工业的运作也主要依赖外部力量，国民参与石油活动的人数极少，一直未能形成能够代表本国先进生产力的社会群体或力量。相反，始终难以割舍的、牢固的家族和部落观念，以及古老的阿拉伯传统依然是国民价值取向的主要选项。这种现象使海湾君主国所拥有的工业文明和器物文明同国民的现代化意识和诉求之间存在明显“断层”。换言之，政治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政体文明滞后于器物文明，并由此导致现代化发展动力的严重缺失。
(三)中东地区是多种矛盾的集合点和各类冲突的迸发区，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往往被绵延不断的突发事件所破坏
中东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和多种文明共存的地区。历史上，各大古老帝国在这里的轮番称雄及其对不同民族和教民的奴役造成民族与宗教矛盾根深蒂固。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和殖民者在中东实施的“分而治之”与纵横捭阖的霸权主义政策则进一步滋生和加剧中东各国间的旧仇新冤。另一方面，由于中东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为世界最大的油气资源供应地，加之它在宗教上对伊斯兰世界非同寻常的影响，中东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中的“热点”。
中东地区的特殊地位和盘根错节的民族、宗教、领土纠葛导致中东国家内外矛盾和冲突频仍，并严重阻碍着中东国家的文明演进和现代化进程。在这些矛盾冲突中，最具破坏性的莫过于战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东地区先后爆发了十余次大规模战争(14)，小规模武装冲突不计其数。战争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极为罕见。仅以两伊战争为例，据阿拉伯团结研究中心1986年7月提供的数据，伊拉克在1980～1985年间的战争消耗为940亿美元，加上除石油之外的国民生产损失262亿美元，共计1202亿美元。伊朗截止到1985年底的战争费用为2200亿美元。两国石油收入的损失为760亿美元。截至1985年底，两国战争损失的总额约为4162亿美元。1981～1985年，两伊每年的战争损耗分别占两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4％和90％以上。然而，这两大石油生产国在20世纪的石油总收入(伊朗1919～1985年；伊拉克1931～1985年)亦不过3640亿美元。两伊的战争损失超过两国几十年石油总收入520亿美元。(15) 战争致使中东国家的现代化时断时续。正如研究者所指出，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处在艰难曲折的战争环境之中。现代化的进程经常被战争所打断，而且战争的浪潮常常淹没了现代化进程，以致把世人的视线都吸引到和平进程之中。人们似乎没有发觉中东现代化的进展，而只听见战场上的枪炮声和谈判桌上的舌战声。和平进程压倒了现代化进程。(16)
中东地区之所以频繁爆发战争，凸显出中东各国内部和相互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与争端。但中东国家自身解决这些矛盾和争端的能力却十分有限。其主要原因在于：
1.导致中东地区爆发一系列战争的矛盾与争端，其根源错综复杂、历史久远，且大都关涉不同教派、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根本利益。同时中东国家在宗教与民族、民族与国家利益之间又普遍存在此消彼长，互为侵蚀的弊病。就中东地区最大的民族群体阿拉伯人来说，阿拉伯民族由中东各国中的阿拉伯人所组成，由此出现了不同国家的阿拉伯人之区分，例如，埃及阿拉伯人、叙利亚阿拉伯人、伊拉克阿拉伯人，等等。当某个阿拉伯国家过分强调和谋求本国利益时，往往容易削弱和破坏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利益。反之，当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利益被置于不适当的位置或被某些心怀叵测的政治家所利用时，它又会触犯和伤害某些阿拉伯国家的利益。这种“二律背反”的现象造成阿拉伯国家缺乏内聚力，甚至衍生民族疏离和分立的倾向。其结果，必然制约阿拉伯人在应对突发事件、阻止战争、维护中东和平方面发挥应有的群体作用。
2.中东地区至今没有形成能够发挥主导和稳定作用的“核心国家”。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地区大国的作用是一个重要因素。那些能够在本地区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通常被视为“核心国家”。它们可以凭借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以及共同的文化传统，并通过各种适当方式来影响其他成员国，并行使调解冲突和维护秩序的功能。在中东伊斯兰文化圈内，能称得上地区大国的有土耳其、伊朗、埃及和沙特，四国分属突厥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三大中东民族。但四国中的任何一国都不具有在中东地区扮演主导角色的条件和“资质”。土耳其在历史上曾长期统治阿拉伯人；伊朗在宗教上同阿拉伯人存在教派之争。这两个国家都不可能在阿拉伯国家占绝对多数的中东地区得到认同和发挥主导作用。埃及拥有的人力、军力和综合国力，其他阿拉伯国家无可匹敌，埃及人也一直视埃及为阿拉伯的中心。但埃及孱弱的经济、拮据的财力和对外援(其中包括阿拉伯产油国的财政援助)的严重依赖，使它力图在中东事务中充当“领导”时总显底气不足，或是其效能被大打折扣，不足以承担主导重任。至于沙特王国，虽财力殷实，并有“伊斯兰盟主”之称，但其有限的人力、军力和脆弱的安全防御体系，一旦面临突发事件或非常时期，往往自顾不暇，需要超级大国的庇护。因此，沙特王国更难在地区事务中担当大任。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但凡涉及中东地区重大问题的协调，各种单边、双边和多边和解方案的出台都离不开世界大国与国际社会的介入与干预。而大国对中东事务的频繁介入和干预则严重削弱着中东国家的独立自主权，从而使中东国家很难掌握自身发展的命运。
根据上述阐释和分析，可以得出中东国家仍处于现代化初期阶段的判断。此阶段的显著特点是，中东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依然处在缓慢变革时期，尚未真正完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显然普遍滞后于经济发展。而传统价值观与思维范式的转换和人的解放既是推动政治发展的动力，也是中东国家走向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创造力的源泉。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趋势日渐强劲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中东国家的文明演进和现代化进程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但由于中东大多数国家尚未真正完成由传统农牧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而且没有形成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先进工业体系，致使中东国家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状况造成中东国家面临的挑战远大于可供选择和利用的机遇，甚至还有可能被推向边缘化的困境。因此，中东国家必须不失时机地把握住一切机遇，做出明智的战略抉择，融入全球化潮流；同时必须进一步全面推进和深化社会经济变革，充分调动各种可利用的资源和力量，加快产业结构和工业化进程；积极发展高新技术，并努力用其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而这一切，都有赖于世界各国共同来营造和维护合理、公正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以及中东国家教育和人力资源的良性发展。
注释：
①参见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1页。
③参见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页。
④参见萨米尔·阿明著：《不平等的发展》，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69页。
⑤参见[沙特阿拉伯]《生活报》，2004年5月31日，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主编：《变化中的世界与中国因素》，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
⑥[英国]G·H·詹森著：《战斗的伊斯兰教》，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页。
⑦参见金宜久：《试论伊斯兰教的自我调节》，载《西亚非洲》，1989年第2期，第18页。
⑧参见王铁铮：《试论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载《西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第16页。
⑨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 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Basil Blackwell,1989,p.152.
⑩The Niehols and Nadir Sugar," Small Employers in Turkey"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 32,1996,p.231.
(11)彭树智主编；黄维民著：《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33页。
(12)陈天社：《全球化与穆巴拉克的治国方略》，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2期，第34页。
(13)彭树智主编；黄维民著：前引书，第333页。
(14)这些战争包括：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1967年“六五”战争、1973年“十月战争”、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1975～1989年黎巴嫩内战、1980～1988年两伊战争、1979～1989年阿富汗抗苏战争、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战争、1991年海湾战争、1967～1973年南也门与北也门战争和1994年也门内战、2001年美国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战争、2003年美国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战争等。
(15)[黎巴嫩]《阿拉伯未来》，1986年，7月号。
(16)前引书：《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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