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法西斯主义：生态批评的尴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法西斯主义论文,批评论文,尴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什么是生态批评
以笔者粗浅的观察，在当今西方文论界纷乱的话语角逐中，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出现的话语，仅仅只是开始引起注意而已，还没有能够获得当代西方批评话语的主导权，更谈不上引导当代批评理论完成从语言论到生态论的“绿色转向”。① 这个判断主要来自以下几个基本事实。第一，生态批评目前还主要局限在英美两国，并没有掀起席卷整个西方批评界的浪潮；第二，即使在英美两国，从事生态批评的学者大部分都还处于比较边缘的学术地位，要成为英美批评界的理论主流恐怕还要假以时日；② 第三，新出版的关于20世纪西方文论的综述性专著很少有给生态批评专列一章，③ 而将其作为一家独立开山立户的批评流派进行全面介绍的著作，就笔者目前的资料掌握还只有加拉德（Greg Garrard）的《生态批评》一本；④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借用巴里（Peter Barry）的话来说，到目前为止“这个运动还没有一整套为人们广泛了解的理论预设、基本原则和批评程序”（Barry 248）。
虽然生态批评尚未成为批评主流，但其起始时间并不晚。⑤ 在美国，生态批评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其奠基人被公认为格罗特费尔特（Cheryll Glotfelty）。到90年代初，作为一个新兴的批评流派，美国的生态批评已经具有一定雏形，其标志有：一个正式学术组织“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成立于1992年，格罗特费尔特是主要发起人之一）；一份作为专业基础的机关刊物《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创刊于1993年）；一本由格罗特费尔特与佛罗姆（Harold Fromm）共同主编的批评文集《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1996）。美国的生态批评最初的研究对象是19世纪三个主要描写和讴歌自然、生命力和荒野的美国作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富勒（Margaret Fuller）和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在英国，生态批评也被称之为“绿色研究”（Green Studies）。该流派最早出现于90年代初，其奠基人是贝特（Jonathan Bate）。英国生态批评的学术机构没有美国同行那样完善。尽管在英国有ASLE的分会，但英国还没有一个有关生态批评的正式的学会和机关刊物。与美国的《生态批评读本》相对应的，标志着英国生态批评成果的文集是科普（Laurence Coupe）所编的《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 Green Studies Reader:from 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2000年）一书。与美国早期生态批评的研究对象不同，英国的绿色研究主要以英国浪漫主义为研究对象。
那么，究竟什么是生态批评呢？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英美生态批评家们自己是如何界定生态批评或绿色研究这些术语的。
格罗特费尔特在《生态批评读本》的序言中写到：“什么是生态批评？简言之，生态批评研究文学与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女性主义批评从性别意识入手研究语言和文学、马克思主义批评以生产方式和经济阶级观念来解读文本一样，生态批评以一种地球中心主义的方法论（an earth-centered approach）来进行文学研究”（Glotfelty and Fromm xviii）。那么什么是“地球中心主义”式的文学研究呢？格罗特费尔特列举了生态批评家在文学研究中经常追问的几个具体问题来说明这种研究方法，如“在这首十四行诗中，自然是如何被表征的？物质背景在这部小说的情节组织中发挥着怎样的功能？这部剧作中所表达的价值与生态思想是否一致？”（Glotfelty and Fromm xix）等等。如果说这些问题基本上还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的话，那么，生态批评最终所追求的则是一种超出了文学研究之上的、宏大的跨学科视野，它关心的是“文学研究与环保话语之间在历史学、哲学、心理学、艺术史和伦理学等相关学科中是否可以结合并相得益彰”（Glotfelty and Fromm xix）。生态批评的这种跨学科走向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立场：“人类文化与物质环境之间以一种相互影响的方式而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生态批评的出发点就是“自然与文化的相互关系（interconnection）。作为一种批评立场，它一方面立足于文学，另一方面则立足于大地，它在人类与非人类之间进行协商（negotiate）”（Glotfelty and Fromm xix）。
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格林布莱特曾经用“协商”一词来说明文学话语与社会其他各种话语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从而将非文学因素重新纳入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之中。但格林布莱特所关心的依然是福柯主义式的话语问题，真正的现实问题如自然状况、生态环境等并非新历史主义者的兴趣所在。所以，新历史主义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范围扩大了的）语言-形式批评。格罗特费尔特明确将生态批评的一只脚置于大地（自然）之上的立场表明，这个新兴的批评理论是有意识地将语言-形式论视为颠覆的对象，希望彻底突破主宰西方文学理论界几近一世纪之久的语言-形式主义的窠臼。⑥
如果说，格罗特费尔特在1996年时对语言-形式论的颠覆还只是一种构想，那么，到了2000年，科普对英国“绿色研究”的定义则将这个构想被毫无保留地阐述了出来。在《绿色研究读本》序言的开篇，科普就引用禅宗《传灯录》中一段关于修禅三阶段的著名公案，生动地阐述了生态批评/绿色研究与语言-形式论之间的区别。他认为，形式主义、心理分析、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批评等，都还局限在“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第二个认识阶段。因为在这些批评模式中，“‘自然’主要是作为文化话语中的一个词而存在，除此之外，它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存在或意义。也就是说，自然是指义系统中的一个符号，指涉（而非指涉物）问题应该总是得到强调。‘自然并不存在’这种论调在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几乎已经成为基本共识”（Coupe 2）。科普指出，认识到语言在我们的意识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固然重要，“但同样应该指出的是，由于走不出语言转向的泥沼，批评理论一直被困在清源的第二个悟性阶段”（Coupe 2）。当代批评理论对语言的重视纠正了“指涉谬误”（referential fallacy），但却又因为过于强调话语的主宰性而轻率地否定了指涉物的存在，否定了自然的存及其内在价值和权利，从而使自己陷入了“符号谬误”（semiotic fallacy）的误区。科普明确指出，这个谬误来源于西方“人”的遗产（the legacy of western 'Man'），属于“西方人本中心主义的傲慢”，因此，“绿色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抵制这个灾难性的谬误”（Coupe 3）。⑦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实在的自然观，科普建议用“绿色研究”来代替“生态批评”。因为前者的涵盖面更广、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更强，而后者对于“批评”的强调似乎还仍然将自己局限在文学和文化研究之中。科普写道：“我更喜欢用‘绿色研究’这个包容性更广的词……因为我们所关注的不仅是指涉物的地位及其正当权利（即严肃认真地对待之而非将其仅仅视为一种语言构成），我们也关注更为广泛的正义问题，即与我们共同栖息于地球之上的其他生物的权利问题，如森林、河流，尤其是生物圈本身。换言之，绿色研究不仅仅是摹仿论的复活，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全新的语用学（pragmatics）”（Coupe 4）。科普指出，这个“全新的语用学”所要挑战的对象之一是以技术进步为唯一主宰价值的“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其次是将所有物种都服务于文化意义建构目的的“文化主义”（culturalism）。“通过否定工业主义和文化主义两种观点，绿色研究认识到，地球上的生命已经处于‘危机’状态之中，绿色研究正是处于这种危机意识而做出的反应。如果绿色研究对这种思想不产生作用，对人类的行为不带来任何改变，对地球污染和衰败不进行抵抗动员，那么，它就不足以自称为‘生态批评（ecocritical）’。……因此，对生态学的诉求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a matter of ethics）。……（绿色批评的）核心不是谈论自然，而是捍卫自然”（Coupe 4）。
显然，科普心目中的绿色研究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批评的方法，而且是一种绿色伦理学和绿色政治学；它不仅为文学研究重新赋予了宗教道义感和社会责任感，而且还明确提出要走书斋，以实际行动参与绿色政治的实践以“捍卫自然”。比较而言，美国生态批评虽然也将现实问题视为生态批评的焦点和终极关切，但基本上还是围绕着文学与环境的关系展开，最终回答的是文学问题。而英国的绿色研究则现实感更强，它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正义，而非文学表征。文学研究仅仅是其绿色政治伦理的出发点，它最终要回答的是绿色政治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这个更宏大的问题。⑧
二、生态批评的文学意义与政治意义
从对上述生态批评定义的分析中，我们认为，生态批评的意义有两方面。第一，就文学批评而言，生态批评力图突破语言-形式中心论的桎梏和建构主义消解自然/文化差异的谬论。
生态批评对语言-形式论的批评及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被索泊尔（Kate Soper）在《什么是自然》一书中那句经常被引用的话“语言的臭氧层没有洞”生动地体现出来。⑨ 生态批评根本拒绝语言-形式论将世界泛话语化，反对所谓的世间万物都是语言“建构”产物的建构说。因为按照后者的逻辑，自然本身没有任何实在性和独立性可言，而是从属于文化建构活动的，或者根本就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在这个问题上，生态批评与当代主流理论最引人注目的争论发生在美国的华兹华斯研究者艾伦·刘与生态批评家如贝特、克罗伊伯（Karl Kroeber）和吉福德（Terry Gifford）等人之间。争论的焦点围绕着艾伦·刘的自然观。刘认为，自然“仅仅是一种给定物”（simply given），是一种逃避政治的手段。正是这种手段建构出了我们的自然观：“自然是一个名义，在这个名义下，我们用非人之物来使人的世界合法化；自然是一种中介，通过它，人类将自己的处境自然化”；因此，“自然是不存在的”（Liu 38）。艾伦·刘的这个观点刺激了生态批评家。贝特尖锐地讽刺说：“当……热带雨林已不复存在，当每一片原始地貌都因矿产资源开采而被破坏殆尽之时，我们便可以宣称，‘自然是不存在的’”（Bate 54）。吉福德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刘认为自然是一种中介，此话不错；但他否定作为该中介之组成部分的普遍的物质存在，这就错了”。⑩ 的确，以刘为代表的主流批评理论对语言-建构论的推崇虽然不无道理，但将其绝对化却显然是书生之见，甚至是荒谬之见。毕竟，就如同历史的文本性不能够否定真实历史的存在一样，自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文化建构性也不能够成为否定自然存在的理由。
第二，生态批评的意义体现在其明确的政治关怀方面。在具体的政治立场问题上，当代西方生态批评家们面临着至少四种不同的选择，它们分别是：深度生态学（deep ecology）、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和生态马克思主义（eco-Marxism）以及海德格尔生态哲学（Heideggerian Ecophilosophy）。
深度生态学认为，西方文化对人与自然的二分是造成当今世界生态危机的根源。因此，他们主张回归到原初的、人与自然不分的一元世界。简言之，以自然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是深度生态学的核心所在。与深度生态学设立人与自然的对立不同，女性生态主义首先设立男人与女人的对立，然后从中找到男性中心主义作为生态灾难的罪恶渊薮。生态女性主义对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重要性的强调超过深度生态学，这充分反映在生态女性主义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尖锐批判中。社会生态学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来自巴枯宁（Kikhail Bakunin）和克鲁泡特金（Pyotr Kropotkin）的无政府主义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思想。与生态女性主义一样，社会生态学与生态马克思主义也认为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人类中心主义所引起的，而且是人主宰人和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产物。比如，他们认为资源匮乏不是一个自然问题，而是与资本主义体制相关的政治问题。（11）
与上述三种生态政治相比，海德格尔的哲学无疑是处于边缘化的，但他却激发了不少生态批评家的灵感。这一方面是由于海德格尔给艺术赋予了“拯救大地”的崇高使命，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海德格尔对工业现代性的深刻批判。应该说，海德格尔在《诗·语言·思》等著作中早就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当今生态批评所表达的思想。但海德格尔个人政治履历上的污点却使生态批评家颇感棘手。从1934年到1945年，海德格尔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对希特勒推崇备至，坚信希特勒能够带领德国拯救大地；他对“家园”的神秘颂扬与其顽固的排犹主义思想相辅相成；他对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式的攻讦与纳粹蛊惑人心的政治宣传一拍即合。
但是，海德格尔的生态哲学思想并不是唯一让当代生态批评家难堪的原因。最使他们感到尴尬的是海德格尔的生态哲学后面那段被长期封存的历史，一段几乎所有的生态主义者都不敢或不愿面对的德国生态法西斯主义（eco-fascism）发展史：纳粹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全面实施生态政策的国家；纳粹德国不仅最早倡导有机农业，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还通过了一系列与生态保护有关的法律，并建立了欧洲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希特勒和希姆莱都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并且都热爱动物，都强烈反对解剖动物和虐待动物；希姆莱甚至还建立了一个实验性的有机农场以培育草药（而非化学药物）；希特勒常常专横然而又极其细致地与专家们讨论开发能够替代煤炭的可再生性能源，他宣称开发“水能、风能和潮汐”以及沼气将是未来（第三帝国）的能源发展道路；当代生态主义的种种主张在纳粹农业部长达里的思想中早已被充分地表述过了，他所积极倡导并实施的“血与土”的政策在1948年纽伦堡审判时曾使得法官非常尴尬，而且这个口号的内涵从当代生态学的观点看来仍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12）
在接触到这些材料的时候，笔者就强烈地感到，对于这段尘封的历史，当代西方生态批评如果仅仅只是一味地作鸵鸟式的回避，那么，生态批评就难以从对环境危机的就事论事的关注上升到对现代性这个根本问题的追问。而对于国内学术界而言，将对当代西方生态批评的介绍和研究置于这段历史背景之下，也有助于我们树立自己的批评主体性，不至于重蹈人云亦云的覆辙。接下来，本文将就自己有限的了解对生态纳粹主义的起源、发展和思想实质作一些简要的介绍。
三、生态法西斯主义
德国作为现代生态科学的发源地和绿色政治的大本营，究其历史渊源应该追溯到在德国浪漫派反启蒙现代性传统影响之下而产生的自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正是这两个因素最终构成了生态纳粹主义的思想基础。在19世纪早期浪漫主义时代，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和里也尔（Wihelm Heinich Riehl）师徒二人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他们也被德国生态主义历史学家看作是现代生态思想的最早先驱。1815年，当时中欧正处于工业化的前夜，阿恩特就对那种为经济利益而对森林和土地进行掠夺性开发的短视行为进行了谴责。他的有些用语与当代生态主义十分相似，比如强调人与自然之间“那种必然存在的相互关系”，并认为“树木、昆虫、植物、人、岩石没有孰先孰后之分，而是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里也尔是阿恩特的学生，他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了后者的思想。他是当时新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的死敌，其公开的反犹主义立场和对农耕美德的赞扬，以及对现代性的谴责，使得他最终成为“农耕浪漫主义和反城市主义的奠基者”。这两人的思想在19世纪后期的“人民运动”中得到了系统的阐释和发挥。
在这种背景之下，现代生态学这门新兴学科终于诞生在德国。1867年，德国动物学家海科尔（Ernst Haeckel）正式创造了“生态学”这个词，其宗旨是“研究生物体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核心就是强调“自然法则”或“自然秩序”对人类文明和种族繁衍的主宰性。海科尔的研究者埃克伯格（Henning Eichberg）指出，这种“自然法则”或“自然秩序”的衍生物就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核心原则——人本中心主义的彻底否定：“对于一元论者而言，欧洲资本主义文明最邪恶有害的因素就是关于普遍的人的观念的过度膨胀，它过分地强调人的生存和人的能力，并坚信人能够以其特有的理性能力来重构世界，能够营造出一个普遍和谐的、更为公正的社会秩序。但如果将人仅仅视为广大宇宙和巨大自然力量的一部分，并以此来衡量人（的地位）的话，（人类只不过是宇宙间）一种无足轻重的生物而已”。显然，海科尔一开始就为生态学规定了反启蒙现代性（进步主义、理性主义、人本-人文主义）的基本宗旨。
阿恩特、里也尔和海科尔等人的生态思想到了20世纪初逐渐发展成型，并在德国的政治文化中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认可。率先将这种思想付诸实施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青年运动”（the Youth Movement）。“青年运动”也被称之为“自由的精神流浪者”（wandering free spirits），它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0年间流行于德国青年中的一个漫游运动。出于对现代化都市生活的混乱和异化的强烈反感，大批青年学生漫游在德国的森林和山谷之间，以寻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受斯坦纳（Rudolf Steiner）思想的影响，他们号召回归土地，力图重新激起人们对自然的情感和对现代化的忧虑。这个运动对于20世纪前30年德国社会的大众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后来，青年运动的参与者们大批加入纳粹党。青年运动的参与者们“从自然崇拜（nature worship）到元首（Fuhrer worship）崇拜的转向值得深究”。
值得一提的还有与青年运动同时代的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的理论。在他写于 1913年的一篇文章“人与大地”（“Man and Earth”）中，当代生态运动的诸多主题都已著先声，如对日益加剧的物种消亡、森林的毁坏、对原始土著人种及其原始生活领地的毁坏、城市无计划无节制的蔓延以及人与自然日益加剧的疏离等问题的忧虑。克拉格斯还明确批评基督教、资本主义、经济实用主义、消费至上主义以及现代性所谓“进步”的历史观；他甚至还谴责疯狂发展的旅游业和捕杀鲸鱼所造成的环境灾难。1980年德国绿党成立时，“人与大地”一文被奉为该党的纲领性文件而再次出版。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青年运动和克拉格斯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出现了许多以保护自然栖息地为目的的环保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德文简称NSDAP）也在这个时候粉墨登场，它从阿恩特、里也尔和海科尔等人的思想中吸取大量理论资源，并将这个魏玛时期混杂的生态思想与种族意识加以整合，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纲领。毫不夸张地说，纳粹党的绿色主题至少是使其最后赢得了德国大众的支持并最终攫取国家政权的决定性因素之一。（13）
接下来，我们将简要介绍纳粹政权的生态理论、生态政策及其生态实践。
德国植物学教授、纳粹理论家勒曼（Ernst Lehmann）曾于1935年把国家社会主义的宗旨简洁地概括为“政治领域里的生物学”（politically applied biology）。他说：“人与自然和生命整体的分离将会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以及国家的消亡……将人与生命的整体性以及孕育了我们的自然结合起来——这就是国家社会党思想的真正内涵”（qtd.in Biel 4）。这个内涵的支配性主题就是“自然秩序”和对人的否定。这几乎是NSDAP所有上层领导的共同思想，比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就声称，社会-生态和谐的关键是弄清楚“自然过程中的永恒法则”以及“在自然永恒的法则面前人的渺小无助”（qtd.in Biel 14）。对自然的崇敬进而生发出纳粹反现代性的根本立场。我们不难发现，在国家社会党的许多观点中，生态主题与传统的农耕浪漫主义和对工业-城市文明的敌视密切相关。总之，自然主义、民族主义、反现代性（包括反人类中心、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农耕浪漫主义（agrarian romanticism）等因素构成了国家社会党生态纳粹主义的基本内涵。
取得政权后，纳粹随即全面实施其生态-种族政策。历史资料表明，纳粹对生态政策的执行比迄今为止任何一个政党都成功。NSDAP成员中达里（Richard Darre）、托特（Fritz Todt）、塞福特（Alwin Seifert）和海斯（Rudolf Hess）四个人是纳粹绿翼的代表和法西斯生态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下面我们将以这四个人为代表，分别从纳粹的工业、农业和立法三方面简要地介绍纳粹生态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
纳粹的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始终都受到生态思想的制约，而使生态思想贯穿于纳粹工业化运动的关键性人物有两个，他们是直接负责帝国科技和工业政策的部长托特及其助手塞福特。托特是“最有影响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之一”。直到他1942年去世，他一直担任三个不同的内阁部长，形成了半正式的“托特组织”；他经手主持过“帝国主要的技术开发项目”。比如在主持帝国高速公路工程（Autobahn）这个庞大的建设项目时，托特要求“所有的技术问题都必须从属于自然风景与地貌的和谐问题”，从而将从生态原则“有机论原则”贯彻到工程学之中。为此，他为工程建设制订了严格的保护湿地、森林以及其他生态脆弱地带的标准。但是与阿恩特，里也尔和达里一样，托特的生态思想也与民族主义的观点密不可分。在托特的心目中，第三帝国工业的发展本身并不是顺应崇尚技术和进步观念的现代性需求，而是农耕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表达形式。在帝国工业环保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托特的主要顾问和合作人是他的副手塞福特。他们为纳粹庞大的工业建设计划设定了生态主义的“绿色”基调，这与纳粹意识形态中的自然中心主义因素是合拍的，因而他们的建议经常得到纳粹上层的支持和采纳。
在农业政策方面，纳粹农业部长达里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帝国的政权体制中，农业部的地位举足轻重。正是因为占据了这个重要的职位，达里才有可能实施他的生态政策。在理论建设方面，达里以对农耕价值的强调和将全德国（甚至全欧洲）进行再度农耕化为目标，成功地将19世纪以来盛行于德国的各种模糊不清的环保主义思想和纳粹精英阶层所信奉的反现代性因素整合进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生态纳粹主义理念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达里为后人所称道或诟病的是其推行的“血与土”和有机农业政策。达里的传记作者布拉姆威尔（Anna Bramwell）解释说，“血与土”这个口号在达里思想中意味着土地拥有者和耕作者与其以鲜血、汗水和泪水浇灌的土地之间的情感，“土地与他们（耕作者）的生命相互渗透融合”（Bramwell 54）。也就是说，“血与土”这个运动所表达的不仅仅是土地对于农民温饱问题的（功用）重要性，更为深层次的是农耕美德问题和农民价值问题，是罗马帝国、尤其是基督教兴起之前的欧洲精神。在这个精神里，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居住和耕作，而是一种亲密无间的情感交融关系，而体现这种关系的理想社会模式就是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农耕经济社会。（14）
在农业部长任期内，达里一直致力于将环保原则定为纳粹农业政策的基础，即使在强调提高农业产量的时候，这个宗旨也从未动摇过。为此，他发明并提倡实施大规模的有机农业方法。这个方法被称之为“lebensgesetzliche Landbauweise”：以生命法则为准绳的农业（farming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life）。有机农业的具体内容就是排斥任何工业因素对农业的渗透，如使用杀虫剂、人工肥料和进行大规模集约化粮食生产。二战期间，有机农业运动席卷了全德国成千上万的小农场和小农庄。
四、当代西方生态批评的局限与出路
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一书中，艾恺指出，启蒙现代性原则在获得广泛认同的同时，也催生了自己的对立性因素，那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这个思潮“在德国首先以全盛之姿出现”，其直接源头就是德国浪漫主义。德国浪漫派（如哈曼、谢林、赫德等人）以直觉论、有机论、生机说和文化民族主义等学说来对抗启蒙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15） 显然，生态纳粹主义对自然主义、种族主义、反人本主义、反工业-城市化的农耕浪漫主义理想的推崇就是德国浪漫派反启蒙现代性传统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国家社会党的生态思想及其实践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18世纪末以降德国反现代性传统的延续发展和灾难性的最终爆发。这一点从上文我们对生态纳粹主义的简要梳理中也得到了清楚的证实。
那么，随着纳粹的覆灭，以人本中心主义（非笼统的人文主义）、自由主义、代议制政府、市场经济、工业-城市化等为具体表征的启蒙现代性叙事是否就真的被确立为不言自明的公理和绝对的普世价值了呢？问题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启蒙现代性裂变产物之一的资产阶级现代性（bourgeois modernity）所关切的主要目标已经不再是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而是资本、市场和利润——这一点在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一书中得到了清楚的揭示。资产阶级现代性所宣称的自由民主价值并不是普世的；民族-国家出自其国家利益对全球资源、资本和市场的占有和控制一直都是“普世主义”背面的根本驱动力；民族-国家概念似乎也并没有像某些自由主义思想家所乐观地宣称的那样，正在随着全球化的节节胜利而消亡。总而言之，笔者认为，主宰当今世界的并不是启蒙现代性所承诺的人文-人本主义，而是从资产阶级现代性观念中衍生出来的市场中心主义（正是后者导致了日益严峻的环境灾难）。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仅仅是市场中心主义战胜或取代自然中心主义而已。启蒙现代性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美好承诺仍然遥不可及。
遗憾的是，对于这个问题，当代西方生态批评家们的认识似乎并不太清楚。比如在评论当代西方环保运动时，加拉德就宣称：“西方环保主义虽然形形色色、表现各异，但他们都认为自由、民主、人权、基督教以及历史和科技的进步等西方观念是有价值的，即使面临着生态危机，这些价值仍然不容否定”（Garrard 19）。这个断言即使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非常简单化和盲目乐观的。在当代西方四种主要的环保思想中，深度生态学和海德格尔生态哲学显然就是反现代性的，女性主义生态学至少是部分反现代性的——虽然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是推进现代性的。
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之下，生态批评的自我定位就不应该仅仅研究“文学与环境的关系”，而且应该给自己有意识地赋予社会担当使命，明确地将反思现代性作为自己的终极问题。只有这样，生态批评才能够真正发挥文学批评应有的社会介入功能，为批评找到一个准确的政治-道德支点。总之，生态批评所应该做的不仅仅是揭示“语言的臭氧层没有洞”这个常识问题，更应该致力于消除地球臭氧层上那个实际存在的黑洞，并深刻追问造成那个生态黑洞的政治原因。只有这样，生态批评才能够突破其理论的局限，并走出生态法西斯主义的尴尬。（16）
注解：
①参见Coupe 6。
②巴里指出，与当代其他各种批评流派相比，生态批评显然“还仍然处于边缘地带”。在美国，生态批评主要流行于西部一些大学中——远离美国大城市和东西岸主要的学术权力中心（只有哈佛大学的Laurence Buell是个例外）；英国生态批评家也基本都执教于一些相对而言非主流或新成立的大学。参见Barry 248-49，251。
③巴里不无自豪地宣称，在各种关于西方文论的概括性介绍的著作或读本中，他的《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是第一本为生态批评单独开辟一章的书。参见Barry 248。
④参见Garrard。
⑤关于生态批评的词源学考证，参见Barry 249。
⑥参见Glotfelty xviii-xix。
⑦科普指出，根据“符号谬误”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克莱尔的《云雀》、《黄鹀巢》和《林岩鹨》等诗作中的鸟类都仅仅是语言符号，而与自然界中活生生的鸟儿无关，“那么，当语言-形式论者面对如下统计数据时，他们会作何感想：在英国，从1972年到1999年27年间，云雀的数量减少了60％，黄鹀的数量也减少了60％，而林岩鹨的数量减少了87％？单一的谷物种植业加上不当的房地产开发已经摧毁了这些鸟类的栖息地，这难道是语言建构的结果吗？”接着，科普尖锐地问道：“当代批评理论是否真正敢说，鸟儿仅仅是一种语言符号，因而鸟类濒于灭绝的现实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批评理论敢于这样做，它就是资本主义农业开发商的同谋犯。”参见Coupe 3。
⑧就术语而言，“生态批评”显然比“绿色研究”流传范围更广，而且国内学术界也已经认可并习惯“生态批评”这个词，本文从之。
⑨Kate Soper," The Idea of Nature,"参见Coupe 124。
⑩Terry Giffor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Nature,"参见Coupe 175。
（11）参见Garrard 20-30。
（12）本文关于生态纳粹主义的资料均来自Janet Biel and Peter Staudenmaier,eds.,Ecofascism:Lessons from German Experience （Oakland:AK Press,1996）和Anna Bramwell,Blood and Soil:Richard Walther Darre and Hitler' s "Green Party" （Buckinghamshire:Kensal Press,1985）两书。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13）以上材料见Biel 6-13。
（14）达里认为，“小自耕农不是城里人的浪漫观赏物，而是一个社会的价值核心所在，他们是社会中最具有活力、最智慧、最具有创造力的人”。那么究竟什么是农民精神？对达里而言，那就是理性、整体性、平衡和健康。他说：“我所想要实现的是这样一种理想：孔子×莱克格斯（Lycurgus，相传为斯巴达人法典制订者）×古罗马×普鲁士性和北欧思想=德国性。”参见Bramwell 7，62。
（15）参见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15-17。
（16）本文写作过程中所涉及的德文术语翻译得到了四川外语学院德语系冯亚琳教授的帮助，特此感谢。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arry,Peter.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Manchester & New York:Manchester UP,2002.
Bate,Jonathan.Romantic Ecology: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London & New York:Rout ledge,1991.
Biel,Janet,and Peter Staudenmaier,eds.Ecofascism:Lessons from German Experience.Oakland:AK Press,1996.
Bramwell,Anna.Blood and Soil:Richard Walther Darre and Hitler' s " Green Party" .Buckinghamshire:Kensal Press,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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