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体创作的二百年沉寂与傅毅的写作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沉寂论文,二百年论文,模式论文,傅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6－0101－05
文学史的研究往往会遭遇这样的状况，即文学作品的被创造与被发现并不在一个时空维度之上。在梳理“七”体这样一个由枚乘《七发》肇始，以问答为结构，以铺陈七事为内容，经后世文人不断模仿创作，最终成立于晋宋之际① 的独特文章体类时，我们同样发现了类似问题。即自西汉初年枚乘始造《七发》，至东汉初傅毅作《七激》以讽明帝，此间近二百年的历史，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竟无一篇后世所谓的“七”体之文!有学人将傅毅之后“七”体创作的兴起视作西汉末至东汉中叶模拟文风盛行的产物②，这自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我们不能忽视早在此前东方朔、王褒诸人就多有《七谏》、《九怀》之类拟骚之作，《七发》之于后世“七”体创作的影响何以在二百年后才真正体现出来，傅毅《七激》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本文旨在通过两汉间枚乘资料的爬梳，傅毅《七激》写作背景与写作模式的探讨，以及枚、傅二者的比较，对“七”体创作史中的这一真空现象作出一定解释。
一、“七”体创作的缺位
关于《七发》，鲁迅先生“（枚）乘于文林，业绩之伟，乃在……自造《七发》”[1](P60)的评价显然代表了后人的基本态度。然而此种“伟于文林”的地位是否自《七发》诞生那刻始即已获得？
考察史料所载枚乘文章事迹，与乘（？—前140）时代相邻之司马迁（前145？—前86？），其著《史记》，唯于《鲁仲连邹阳列传》、《司马相如列传》中两次提及其名③，仅知枚乘在梁孝王处与邹阳、司马相如、庄忌有所交往，可谓言之寥寥。
而后，两汉之际，有扬雄“好古而乐道”，“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2](P3583)，对前人创作进行了广泛的摹拟与发挥，然观史书文章所载，独不见其有慕枚乘、效《七发》之作。扬子晚年由儒家教化的立场出发，将辞赋创作视为“劝而不止”的雕虫小技，辍不复为，并改弦更张，仿《论语》著《法言》，由此我们才于是书《吾子》篇中见及枚乘身影，然观其文：“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3](P49－50)将枚乘完全归于作赋“丽以淫”之辞人类，进行批判。除此之外，则无他言。
待班氏《汉书》出，卷五十一录《枚乘列传》，已是章帝建初年间（公元76—84年），其人其事始为后人所详知。然而，《汉书》亦未尝言《七发》一字，更勿论“七”体他作。据《枚乘列传》所载，乘在景帝时即为人所慕，以至于武帝即位，竟使人“以安车蒲轮征乘”，乘年老而道死；后枚乘之子枚皋上书自陈，武帝大喜而召入见待诏。其人之名在当时可想而知。但是，正如班固所谓“汉既平七国，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为弘农都尉”，枚乘之闻名，实在于深明大义，吴王濞谋为逆而谏之，谏不见纳而去之，似乎与《七发》无涉。倘若言《七发》亦是谏吴王之所作，那么显然，《汉书》所录其谏书两篇更具有针对性，也更能为当时之人所称道。或言，《汉书》多录“有用之文”，班固故意舍之不录，则清人赵翼《廿二史刮记》所言就很清楚了，“至如司马相如传所载子虚赋、喻蜀文、谏烈疏、宜春宫赋、大人赋，扬雄传载其反离骚、河东赋、校猎赋……此虽无关于经术政治，而班固本以作赋见长，心所好之，爱不能舍，故文人习气，而亦可为后世词赋之祖也。”[4](P31)这至少传递出一个信息，在班固眼里，《七发》远未有“伟于文林”，必载之于史而论的地位。
又，《汉书》除《枚乘列传》外，有删补刘歆《七略》而成之《艺文志》，其《辞赋略》“屈原赋之属”下列“枚乘赋九篇”，然不知其篇目所指；《略》末引扬雄之语云：“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所述寥寥，亦不过由儒家教化出发，并无发明。
二百年间，论枚乘之语存于后世者，大体罗列于此，而其共通的特征即在于不著《七发》一字。
当然，《七发》与《子虚》、《上林》之类大赋间潜移默化的联系难以否认④，学者由此将《七发》作为汉大赋产生的重要一环，甚至视其为散体大赋之滥觞，亦不无道理。但是，这种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微妙关联，远不能与后世“七”辞创作所表现出的对《七发》鲜明的传承与溢美相提并论⑤。更何况司马相如与枚乘之辈同游于梁，切磋求教本不足奇。倘若就此将《七发》之影响从梁园无限制地扩展到整个西汉辞赋创作领域，则未免有悖史实，有失偏颇了。
事实上，及东汉末曹植所见，于枚乘《七发》之后，亦只云“傅毅作《七激》”（见《七启·序》）。那么联系以上背景，我们可以说，二百年间“七”体创作即便不是一片死寂，那些或许曾经存在，最终又悄无声息湮没于历史长河中的寥寥作品，其价值与影响也应当是不足与人道的。
二、《七激》产生之背景
《七发》上的那道封印随着一个朝代的中兴，渐渐地被悄然揭去。今天我们已知的东汉“七”体作品即达十余篇。虽多有散佚，所存寥寥，难窥全豹，甚至有郦炎《七平》、马融《七厉》之类，只存其目，不见其章，但如刘广世《七兴》篇首云“子康子有疾，王先生往焉”，崔琦《七蠲》起句言“寒门丘子有疾，玄野子谓之”，这样的断句残章依然不免使人念及枚乘《七发》“楚太子有疾，吴客往问之”的经典开篇。《七发》的肇始意义显而易见，自不待说。然则应当指出，从某种角度而言，对于后世“七”体写作推动更大的，无疑还是傅毅（约42—约90）之《七激》。
《七激》此文赖唐欧阳询《艺文类聚》所辑得以保存，虽仅列妙音、美食、骏骑、校猎、嬉游、盛世六事，有所佚失，但文章主干清晰可观。其篇首言：“徒华公子，托病幽处，游心于玄妙，清思乎黄老，于是玄通子闻而往。”其中“托病”之意虽承之《七发》，然“游心于玄妙，清思乎黄老”，无意致仕的心态，却已与楚王子“久耽安乐，日夜无极”的状况大不相同。
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将此文的写作因由归结为“毅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显宗者，光武第四子刘庄也。其自幼聪慧，刘秀甚奇之。及即皇帝位，谨遵光武制度，兢兢业业，事无巨细。范晔于《显宗孝明帝纪》篇末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内外无幸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故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字里行间流露出赞赏之意。
或许正因为聪颖过人的天赋才能、亲力亲为的行事风格，造就了刘庄待下严苛、用人好疑的一面。《后汉书·第五钟离宋寒列传》即谓其“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故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拽。”尚书案事，误以十为百，明帝便大怒欲笞之。更有如宋均者，由于才能卓越而被征拜尚书令，却因为曾经删剪疑事，明帝即以为有奸，将其拘捕捆绑。也难怪范晔赞赏之余，对刘庄亦不免有“夫岂弘人之度未优乎”的感叹。由此复观“显宗求贤不笃”之论，或当可解。
当然，“士多隐处”的现实又绝非始于显宗一朝，也断不止于显宗一朝。范晔撰《后汉书》，于班固《汉书》体例之外独辟《逸民列传》一章，录其“绝尘不反”之士，其序曰：“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自（肃宗）后帝德稍衰，邪孽当朝，处子耿介，羞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多失其中行焉。”而《党锢列传》前序亦云：“至王莽专伪，终于篡国，忠义之流，耻见缨绋，遂乃荣华丘壑，甘足枯槁。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两相参照，东汉隐逸风尚之盛可见一斑。
有“士多隐处”的现实，自然有慷慨入世的召唤，而这种儒家之于人的诉求恰恰契合了“大一统”政治的需要。从汉武帝采董仲舒“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之策[2](P252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便一步步登上了中国历史的前台。尽管汉宣帝训斥“柔仁好儒”的太子刘奭——这位未来的元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2](P277)不经意间透露出儒家在当时统治者心目中的真实地位，可是崇儒之风却不可遏止地在世人心中生根开花。清人赵翼尝谓：“西汉开国，功臣多处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4](P90)光武帝刘秀本人“投戈讲艺，息马论道”，其子刘庄更是“十岁能通《春秋》”，且“师事博士桓荣，学通《尚书》”，又“于辟雍自讲所制《五行章句》”，使桓荣之子桓郁解说其中篇章，并赞郁云：“我为孔子。卿为子夏，起予者商也。”[5](P1125，95，1255)对于儒家之推崇不可谓不盛矣。
从《七发》到《七激》走过的二百年，正是儒家在汉代确立及至兴盛的历程。如果说枚乘《七发》之创作，其篇末所谓“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释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乃是西汉初年，百废待兴，诸侯林立，“战国策士尚生存于世间，先秦思想尚占相当地位”[6](P48)的时代折射，那么傅毅《七激》无疑是尊儒背景下，“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7](P906)的真实反映。汉后，文士之于《七发》的推崇多是基于其别立机抒、腴辞云构的特质与“不没讽喻之意”的初衷，对于其文之具体旨归却往往避而不谈。而傅毅依循《七发》独特之结构，继承枚乘“讽喻”之意识，并在挖掘其中价值的基础上加入时代的元素，却为后世“七”体创作打开了一条通衢大道：《七激》篇末，玄通子“汉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协畅，万机穆清，于是群俊学士，云集辟雍，含咏圣术，文质发曚，达牺农之妙旨，照虞夏之典坟，遵孔氏之宪则，投颜闵之高迹，推义穷类，靡不博观，光润嘉美，世宗其言”的一番说辞使徒华公子“瞿然而兴”，《七发》中孔孟要言、黄老妙道的等量齐观，在这里也便自然而然幻化成以孔儒之妙旨治黄老之游玄了。
《七发》于《汉书》中的冷遇，或许也有此因由，毕竟，班氏论及司马父子《论六家要旨》，即不免有“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非议了[2](P2738)。
三、傅毅的创作模式及其影响
即便是儒者的入世观，亦绝非如今天我们所以为的，千百年一成不变。“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句孔子赞赏卫国大夫蘧伯玉的话被忠实地记录于《论语·卫灵公篇》中，清晰地传达出夫子对于“邦”与“士”、“仕”与“隐”的一种态度。这态度乃是东周列国背景下的产物，与后世“大一统”政治下所持重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慷慨气概殊异，本不足奇。但在两千年皇权专治的初期，君与臣、国与士的联系远未如后期紧密无间，甚至于呈现出后者无条件奴属于前者的面貌，故而“士多隐处”的选择虽可见黄老妙道的影响，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诠释了孔儒的处世立场。所谓“举逸民天下归心”，士的“隐”与“仕”无疑成了政治清明与否的风向标。
由此，在傅毅《七激》中，使徒华公子最终“瞿然而兴”的不是君臣无道的灾患，不是民不聊生的危难，而是“太和协畅，万机穆清”的清平盛世。明主盛世之治与孔儒入世之精神在这里一拍即合。清末欧阳鼎作《七痛》⑥，以甲午战败之国耻叩问沉几子“僻居离群”、“相忘于世”的生存状态，其主旨取舍与《七激》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亦可见两千年邦国意识之变。
傅毅以儒学、盛世为旨归的“招隐”模式点燃了后世“七”体创作的热情。东汉“七”辞除《七激》之外，唯张衡《七辩》大体存篇，可窥其意。文章以“无为先生，祖述列仙，背世绝俗，唯诵道篇，形虚年衰，志犹不迁，于是《七辩》谋焉”开篇，由虚然子、雕华子、安存子、网丘子、空桐子、依卫子、髣无子七人分陈宫室、美食、音乐、女色、舆服、神仙、圣明政治七事，最终先生在“汉虽旧邦，其政惟新”的说辞前“翻然回面”，不由不“敬授教命”。尽管文章“以一对七”的结构框架打破了“一主一客”的固有套路，但其写作旨归却不出《七激》范畴。而自曹植《七启》以下，整个魏晋南北朝“七”辞创作更是不断地诠释傅毅的思想模式；魏晋之际，傅玄《七谟序》“世之贤明多称《七激》工”之语更是从品评的角度凸显出《七激》的影响。
究其缘由，这一方面，与中国古代文人内心“入世”、“出世”的固有矛盾相关。
龚克昌先生谈及张衡《七辩》之作时，曾有言：“张衡的化身——无为先生已走到了继续生活在大汉帝国之下与退隐山林寻求仙境的两者之间，他对现实已发生了动摇，先前的积极入世思想已消失殆尽。此赋与张衡……《思玄赋》、……《归田赋》的倾向到有相似之处。”[8](P913)龚氏之论，笔者颇以为是。《七辩》中最得无为先生肯定的，除尾段髣无子盛世之说外，其实还有此前依卫子神仙之述。寄寓着作者心境的无为先生摇摆于仙界与俗世之间，然而最终对于依卫子，心有慕之；对于髣无子，则真正从其是务了。
再如西晋张协《七命》之作，虽文末归于皇风圣道，然观其开篇云：
冲漠公子，含华隐曜。嘉遯龙盘，玩世高蹈。游心於浩然，玩志乎众妙。绝景乎大荒之遐阻，吞响乎幽山之穷奥。于是殉华大夫闻而造焉。乃敕云辂，骖飞黄。越奔沙，辗流霜。凌扶摇之风，蹑坚冰之津。旌拂霄堮，轨出苍垠。天清泠而无霞，野旷朗而无尘。临重岫而揽辔，顾石室而回轮。遂适冲漠之所居。其居也，峥嵘幽蔼，萧瑟虚玄。溟海浑濩涌其后，嶰谷□嶆张其前。寻竹竦茎荫其壑，百籁群鸣聋其山。冲梠发而回日，飞砾起而洒天。于是登绝巘，溯长风。陈辩惑之辞，命公子于岩中。
对于冲漠公子隐居之所，真可谓不惜笔墨，尽展其幽，赞美之情溢于言表。《晋书》叙其创作缘由，曰：“于时天下已乱，所在寇盗，协遂弃绝人事，屏居草泽，守道不竞，以属咏自娱。拟诸文士作《七命》。……世以为工。”[9](P1519)居于乱世，一方面沉醉于遁隐守道的闲适中，一方面又期冀于“皇风载韪，时圣道醇”的清明政治，将《七命》看作张协本人心灵的真实写照，并不为过。
可以说，“七”体主客问答的程式在这样的作品中，呈现出文人内心“仕”与“隐”的辩白色彩，而作者也在这一创作过程中获得一种心灵的慰藉与鼓励。
另一方面，傅毅创作模式中宣扬圣世作为的观点，恰恰契合了权力中心的意志。上有所好，下有所效，在“七”体的发展过程中皇室创作所起的推动作用尤为重要。
汉魏之际，曹植命王粲同作“七”辞⑦ 自不待说，而至南朝，我们已知的，即有齐豫章王萧嶷之子萧子范作《七诱》、齐竟陵王萧子良作《宾僚七要》、梁昭明太子萧统作《七契》、梁简文帝萧纲作《七励》，皇室成员对于“七”体创作投入的热情可谓空前绝后。这些作品中，除萧子良《宾僚七要》只存残篇，难见主旨，其余无不惟《七激》之“招隐”模式为是。
以萧统《七契》为例，斯文先言游宴、佳肴、骏乘、美服、歌舞、校猎六事，尾段不出所料地归于盛世之治，然观其行文，倒颇有不同：“求礼仪之汲汲，行仁义之明明，隆采椽之义，却瑇瑁之荣，当朝有仁义之睦，边境无烟尘之惊……不烦一战，东瓯膜拜，讵劳一卒，西域献琛，鹿蠡稽颡以悛恶，楼兰面缚而革音。”[10](P1806)强调以礼义文章使夷狄拜服，四境无战，这是之前所存“七”体作品中难以见及的思想，南朝人天生的文化优越感在此展露无遗。而偏隅一方的乱世现实又不免与作者笔下的“盛世之治”形成了莫大的反差，颇有一丝讽刺的意味。
当“七”体创作与权利的实际掌握者、分享者相结合，《七激》模式中残存的讽喻意识也便渐渐地湮没于无尽的颂圣（盛）中，主客相辩仿佛成为了君主游说天下才士，臣子表达赤胆忠心的手段。这种影响甚至延续至清，《皇清文颖续编》卷十六所录庄承篯《七徵》、觉罗桂芳《七观》、陈鸿墀《七述》三篇，皆以“嘉靖十年秋，祗谒永陵、福陵、昭陵”[11](P1042－1043)为背景，颂圣皇之孝德、大清之伟业，谀美之辞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如程章灿《论赋绝句》（二十一）所云：“吴客微辞讽病夫，玄通妙语诱贤儒。修裁老干生新蕾，一树林荫绿九衙。”[12](P268)“七”体的历史在《七发》问世后的二百年，在傅毅的“旧瓶新酒”中得以开启。
收稿日期：2009－11－21
注释：
① 晋人挚虞《文章流别集》对于“七”体有专门收录与评论，其后据《隋书·经籍志》载宋人谢灵运又辑有《七集》，可知晋宋之际“七”辞归于一体已成为共识。
② 胡小石先生《中国文学史讲稿》论述汉代文学，即将此一时期文学之特点归为模拟，并专列模拟作品表，参见《胡小石论文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5～57页。其后专著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论文如周勋初《王充与两汉文风》皆因之，且周勋初先生于胡小石先生基础之上，补充完成《两汉摹拟作品一览表》，其中即有“七”体一类，参见《文史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③ 即“邹阳……与故吴人庄忌夫子、淮阴枚生之徒交”（《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以及“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两处。
④ 如，何沛雄撰《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与枚乘〈七发〉的关系》一文，从枚乘与相如之经历、作品的主题与手法、作品之结构、作品之修辞四方面切入，阐发二者联系。文见《文史哲》1988年01期；又见何沛雄《汉魏六朝赋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
⑤ 如晋人挚虞《文章流别论》所谓“《七发》造于枚乘……此固膏粱之常疾，以为匡劝，虽有甚泰之辞，而不没其讽谕之义也。”刘勰《文心雕龙》所谓“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宋人洪迈《容斋随笔》所谓：“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旨腴词，上薄《骚》些，盖文章领袖，故为可喜。”清人黄子云《野鸿诗的》所谓：“若傅毅《七激》……傅玄《七林》，皆规仿枚乘《七发》，尤未能高驾前修。”其例不胜枚举。
⑥ 文见江标《沅湘通艺录》（《丛书集成初编》本）卷八。
⑦ 曹植《七启》序有所谓“遂作《七启》，并命王粲作焉”之语，见《文选》卷三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