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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主要是结合我目前的研究工作谈谈美国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现状及趋势。我最近在写一本书：《克隆恐怖》，主要通过图像来阐释911以来重要的文化、政治事件，从中归纳出美国文化和文学理论的一些研究趋势。从过去的25到30年来，由于媒体的影响，文学理论走了下坡路，不再是人们研究的中心，许多人纷纷转向了文化研究。诚然，文学的力量变弱、走向边缘的境遇叫人难过，但是在这里我并不想对其表示哀悼，也不像许多人那样人云亦云说书本死了，文学业已终结。事实上，纵观最近这几个月的美国政治和文化，书本的活力依然如故。今年春夏以来，以克拉克的《反对一切敌人》(Against All Enemies)为代表的一系列有关反恐战争的书纷纷出版，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事实上，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并没有终结。虽然文学受到媒体的冲击走向了边缘化，但是弗莱(Northrop Frye)、米勒(J.Hillis Miller)、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所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已成为不可多得的遗产，它们已经从文学机构撒播到文化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包括媒体、日常生活、私人生活领域和日常经验中。
同时，文学理论本身也向各个方面播撒开来。在美国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理论死了，已经终结了，关于理论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身为一个大的文学理论杂志的编辑，我坚决反对这种说法。文学理论自身并没有消亡，只是发生了某种形式上的变化，它已转而研究新的对象，如电视、电影、广告、大众文化、日常生活等；文学理论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话语。
这里要对比两个术语：理论的媒介(medium of theory)和媒介理论(media theory)。后者是关于所有媒体的理论，毋庸多说。而理论的媒介则指的是理论表达的方式：理论本身总是要通过某种媒介表达出来，如演讲、写作、批评话语等。今天理论不一定以文字为话语载体，也可以由电影、电视等图像等媒介形式来表现。
如今我们的文学理论可以研究许多问题，如文学理论的现状——哪些理论已经过时，哪些新的理论已经出现。当然也可以研究比较普通的话题，如人文主义的状态。以哈拉维(Donald Haraway)等为代表的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是美国新兴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计算机时代出现的新生命体(organism)以及人的主体性(subiectivity)可能出现的新模式，重新讨论关于现代主义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人文主义和后人文主义的关系类似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
在文化研究领域，美国出现过这样一场争论：学术界的学者们到底是该埋头做自己的事而不顾及其他，还是与其相反？即他们作为专业研究的学者与作为社会公民的双重身份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他们该不该关心公共事务，或者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关心公共事务？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在政治文化和大众生活之间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桥梁作用？许多人倾向于认为，专业学者应该专注于自己的领域，不要超逾自己的范围去关心政治和干预政治。我反对这种观点。我认为，关心、参与公共事务是学者们的职责和义务，他们应该开口说话、提供反馈，而不是把自己关在狭小的专业研究话语空间之内。
这里我拟用最近的实际工作来举例说明这种思维模式；不是用文学理论而是用图像理论(iconographical theory)、表现理论、相似性理论。文学理论可以看成是图像理论的一部分，因为文学中运用隐喻、描写、再现(representation)等手法，跟图像(icon)有关，涉及图画、形象、相似性。图像的根本特征就是图画、形象。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文学理论坚持文学作品模仿生活。意象(image)本身包含隐喻性、象征性、相似形，这些都是表现生活的方法，不仅仅是人工的艺术，而且自身有内在的活力。
“形象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反映了西方古老的传统。圣书的宗教(Religions of the Book)包括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区分开来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十戒”(Ten Commandments)中的第二戒(the Second Commandment)：不许制造偶像(No Icon)。设立这条戒律的动机来自恐惧，惟恐制造偶像之后人们就会把偶像当成真实存在，就会崇拜偶像本身而不是上帝。我不太懂得中国文化，在中国文化或在佛教中大概没有这条戒律吧。反对偶像崇拜也是这种圣书的宗教的基本法则。
让我们从古老的传统中对图像的恐惧转向今天对图像和形象的新的恐惧，即对活着的形象(living image)的焦虑。克隆技术生物工程的成果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仅能够制造出模仿真实的东西，还可以通过人工的方式制造出一个真的形象(image)，这个形象不是图画、不是照片、不是雕像，而是用人工的方法制造出来的生命体，是人工的活生生的复制品。
克隆技术在美国受到强烈反对，被公认为违反了宗教，叫人恶心、令人恐惧。美国总统公开声明不许进行活的人体克隆；克隆技术在医学研究方面也受到严格限制，这已成为美国的一项国策。
对这些文化现象进行理论研究，我们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其实，克隆也是一种隐喻。2001年8月，也即911事件前的一个月，最叫美国人恐惧的莫过于第一个克隆羊多利的诞生。大家要是读过当时的报纸的话应该记得，当时多利是各家报纸的头条，出现在各个杂志的封面上。然而，一个新的形象出现后，多利的形象就受到冷落了。
世贸中心和国防部大楼遭到轰炸作为形象也有自己的生命力。这个形象不仅在媒体中无限地复制，而且其本身也是对先前恐怖电影中的形象的复制。当公众在国际媒体如电视、互联网中见到这个形象时，都觉得似曾相识，至少在好莱坞电影中见过，甚至在2001年夏天发行的电影中也出现过，丝毫不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纽约作为世界媒体的中心，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世贸中心双塔之间的摧毁相隔20分钟，似乎目的在于确保全世界的媒体能够关注第二个楼的轰炸。于是，世贸大楼的摧毁成为一个宏大的、带有象征性的形象，由于媒体的传播，这个图像留存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之中，永远不会被抹去。
回忆2001年的两个文化现象，我的目的在于指出二者之间的共同点：在我们的社会意识之中，对制造新的生命形象的恐惧和对摧毁形象的恐惧两者之间互相交织。用克隆技术复制生命无法控制，不仅仅能够克隆出羊，还能克隆出细菌、病毒、生命；对现代性的伟大象征的摧毁也超乎我们的控制之外。恐怖主义把二者联结起来。恐怖像社会病毒，其存在不可见，却像一个生物病毒在整个社会肌体中传播。
911之后不久，美国总统对恐怖主义发出宣战。文学研究者们不禁要思考这个问题：“对恐怖主义的战争”这个短语的语法结构是什么样的、恐怖主义与战争究竟有什么关系。“战争”通常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摩擦引起的，“宣战”只有立法机构能够发出。显然这个短语不合乎语法规则。恐怖主义没有国家，甚至都无法定位，无从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对恐怖主义宣战”就好比对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宣战，对魔鬼宣战。之后的几个月，一直在进行辩论，到底是宣战好还是国际警察机构合作行动更好，后者只涉及很少的个体社会成员。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宣战。我国宣布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反恐战争，谁不跟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就是我们的敌人。而战争的效果又是怎样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类比，把恐怖主义比做一种病毒。假如一个病人染上了病毒，大夫治疗的时候要想有效地杀死病毒可以砍下他的头，但是病人也就不能幸免于难。战争就像是用砍头的方法治病，无疑是错误的，尤其不符合我们时代的主导性隐喻(metaphor)：我们要对付的根本问题是逃逸的病毒或者生物体的形象的复制。
自911以来，战争的展开是用形象表现出来的。战争本身是一种形象，而形象也是战争中使用的武器。一年前传来伊拉克战争的巨大胜利，取胜的图像是总统出现在机舱前，后面有一个横幅：“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战争已经结束。取胜的另一个图像是萨达姆的塑像被放倒，宣告敌人已被彻底摧毁。然而这一形象具有欺骗性，给人一种错觉。萨达姆确实是暴君，但是他跟恐怖主义、跟911事件没有关系，对美围并不构成任何威胁。克拉克在书中揭露了内幕，说明我们杀死的只是一个形象而不是真正的敌人，并不是恐怖病毒本身。
一年后，对恐怖主义的战争进入新的阶段，媒体中出现新的图像。成千上万的新形象突然充斥互联网、电视、报纸等各种媒体，引起公众的注意。最著名的是巴格达附近的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的照片。不合逻辑的战争带来的是合乎逻辑的结果。恐怖主义施于个人就是虐待、折磨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生命的肌体，这就是我们对恐怖主义宣战的结果。
这些图像标志着战争的失败，如今即使最保守的人都认为这场战争愚蠢至极。这些照片远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有杀伤力。虐囚不仅足可怕的事件，而且让成千上万的阿拉伯战士投身于恐怖活动来反对我们。对恐怖主义宣战的失败是政府的错误，导致恐怖活动的升级。这些照片在媒体中的出现暴露出我们的错误，在制造更多这类图像之前我们的政府应该听听民众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