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老学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世纪论文,老学述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整个20世纪的老学与前此一千多年相比，呈现出一个崭新的面貌，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按照我们不同时期有不同老子的说法，20世纪一百年，也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并且也是各有特点的几个阶段。我们仍将按照发展史的思路来记述20世纪的中国老学。
20世纪初展现的新面貌
在中国，20世纪的老学和其他学术文化一样，要从19世纪后半期谈起。因为这一时期，除了传统文化的继续传承和发展之外，有一个“西学东渐”的影响。虽然中西文化交流自古以来就存在，明清以后加大加快了，19世纪后半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外来的更多，主动外出也不再是个别偶然的现象。在魏源时，主要在“师夷之长技”，自然科学、技术还有宗教文化之类的西学来得多一些，19世纪后半期，中国人已开始对西方的制度感兴趣了，再下一步就是思想、学术文化。这一发展事实，梁启超曾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总结说：
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第一期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
不论这个论述是否准确全面，但大体上反映了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或者向西方学习的一个发展概况。感到自己不足怎么办？第一期可以“师夷之长技”为代表。第二期向西方制度学习，有洪仁邠的《资政新篇》和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可作代表。第三期，文化上的问题复杂得多，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精华和糟粕并存，在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下，产生出种种不同的主张和对策，如何对待西方思想学术文化？和前两期的器物、制度不同，不能简单拿来、照搬或者摹仿，而有一个“如何对待？如何消化吸收”的问题。当时的有志之士，爱国启蒙思想家，想过许多办法，也表现出一些不同的主张：或主张全盘西化，或提倡国故；或尊孔卫道，或要打倒孔家店；或者疑古，或者信古、复古。为了国家富强，人们曾作各种探讨：康有为想通过维新变法，使中国由弱变强，在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找理论根据，因而遍注儒家经典（如《论语注》、《孟子微》、《礼运注》、《中庸注》），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等，努力改造儒学；把《易》和《春秋》的中国古代变易思想与近代进化论相附会等等，可谓在西方文化冲击影响下，研究传统经学，为振兴中国服务的一个突出代表。也有的人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其他方面找理论根据，如史学（梁启超可作代表）、子学等方面。在研究子学方面，特别是研究道家诸子方面，启蒙思想家严复可作代表，他著有《老子道德经评点》和《庄子评点》。其《老子道德经评点》可说是20世纪新老学最初的典型代表之作，此略加说明。
严复1854年出生，1921年去世，恰恰是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他是这一阶段接受和学习西方文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作为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对西方社会的了解，西学造诣之深，是大大超过其同辈的。1905年，严复的《老子道德经评点》出版，当然是严复继续探求救国思想的一部作品。但可以算作新世纪新老学开始的标志，其书刊布之时，近代著名史学家夏曾佑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叙，他在历数老子曾“为名法家之初祖”、“黄帝之大宗”、“道教之教宗”、“（魏晋）名士之职志”之后写道：
自是以来，托于老子而自见者殆千百家，而大旨不越是四者。异哉，举理而不托物者，其说之纷呶若是之甚也。若欲从而定是非，非大愚其孰为之！老子既著书之二千四百余年，吾友严几道读之，以为其说独与达尔文、孟德斯鸠、斯宾塞相通。尝为熊季廉说之，季廉以为是。曾佑闻之，亦以为是也。这里我们且不说夏曾佑所“是”为何？也不具体研讨严复的老学思想。但只说显而易见的中西比较，翻开其评点之书可见，如《老子》第一章的最后一条眉批说：
……其所称众妙之门，即西人所谓Summumgenus。周易道通为一、 太极、无极诸语盖与此同。还有一条旁注说：
西国哲学所从事者不出此十二字。第三章眉批说：
试读布鲁达奇英雄传中来刻谷士一首，考其所以治斯巴达者，则知其作用与老子同符。此不佞所以云黄老为民主治道也。第四章眉批：
……众甫者一切父也，西哲谓之第一因。第五章开头眉批：
此四语括尽达尔文新理，至哉，王辅嗣。第十六章一条眉批还说：
夫耶苏教可谓知常者矣，以其言爱仇如己。仅引这几条可见严复之西学根底深厚，连西方古代史和宗教都用上了。当然这里还要指出，他评《老子》时，还融会了儒学、汉宋诸儒之学，乃至佛学，如第二十五章眉批说：
老谓之道，周易谓之太极，佛谓之自在，西哲谓之第一因，佛又谓之不二法门，万化所由起讫，而学问之归墟也。儒道融会，佛老相通，这是古已有之的，与西方哲学、宗教思想作比较则是前所未有的。
如果暂时抛开严复的具体的老学思想不论（他把老子思想与西方民主政治相比附），其书的时代特点、代表意义是什么呢？那就是把《老子》的思想和西方近代的文化思想相比较，对《老子》思想进行近代西方的诠释，是开风气之先的。虽然其书的影响不如他的翻译作品（如《天演论》之类）影响大。但可以表明，总的趋势是，如何用西方学术的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这成为人们继续探求的方向。上述康有为、梁启超以及还有许多人都是如此。
当然，传统的解老方法，即义理和考据的两种方法，或者二者结合的方法仍然是继续存在的，而且在数量上还多一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时局动荡较大，比某些历史时期，老学著作相对少一点，但注解、札记、枝语、发隐之类的著作都有一些，清末许多大学者如俞樾、孙诒让等人都评议过《老子》，除了文字的考异之外，也有发挥《老子》旨意的，不过大多是传统的观点和方法。这里可举一部数量较重的《道德经讲义》为例，该书为黄裳（字元吉）所作，成书于1884年（光绪十年），原名《道德经注释》，1920年重印时改名《道德经讲义》。有人作序说：该书是“以四子书注释五千言，张皇幽渺，参互异同”，“若欲并孔李之教而一之”。实际上他不仅如此，而是贯通儒、释、道三教为一的精神，其原书自序开头就说：
三教之道，圣道而已，儒曰至诚，释曰真空，道曰金丹，要皆太虚一气贯乎天地人物之中者也。其“讲道”目的，是传统的：
故日夜讲论道德一经，以为修身立德之证。……有与太上微意偶合处，不无小补于世。据江起鲲《重印道德经讲义序》说：
原本刊于四川自流井……盖当时先生在乐育堂，聚群弟子讲道其中，每讲必引《道德经》为证，是编即其所讲时笔述之书，名曰注释，毋宁名曰讲义之为得也。看来，黄裳著作在当时的实际影响不会太大太广，但作为某一时期整个社会思潮影响下的学术作品来看，是有代表性的，可以代表清末民初传统老学义理派的一般发展趋向，宣扬《老子》的“太上修身治世之道”，“养心养气”的修养，以达到“正人心”、“端风俗”的目的。此种传统老学的方法，虽与严复的不同，但也有时代的烙印。
二三十年代的大事与成就
20世纪初展现的老学新面貌，发展到二三十年代，形成了新局面，有了新成就。那就是用西方近代分科的方法研究《老子》。人们不再仅仅注释、评议《老子》，也不仅像严复那样，只指出《老子》哪些思想与西方思想相同、相通，而是用西方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等学科和方法来研究《老子》。这种转变，1930年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有很好的说明，该书有一章绪论，开章明义就说：
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述之。在绪论中他说明了西洋哲学名词之意义，哲学方法以及哲学与哲学家、历史与哲学史的关系等等，并且对“哲学与中国之义理之学”以及“中国哲学”的有关问题提出了看法。然后按时代顺序讲述子学、经学、玄学、佛学、道学，孔子、墨子、老子、庄子……等等的哲学思想。
但是冯友兰这样的《中国哲学史》并非当时最早的著作。开山之作的代表，人们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书比冯书早，1918年就出版了，而且两个月之内就再版一次，可见其影响较大。虽然是一部不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形式和体例是有首创意义的。这里我们可以引用当时蔡元培为该书所写的“序”来作证明，他说：
我们今日要编写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层难处。第一是材料问题……第二是形式问题……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
现在治“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虽自幼进新式学校，还能自学“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这比较客观的叙述，并无溢美之辞，只是说胡适在短短一年中编出该书，“可算是心灵手敏了”。其关于该书的具体评价，这里就不再征引了。
虽然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一个“卷上·古代哲学”，只写了春秋战国，以后也没有蔡元培所希望的那样“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但其发凡起例之功彰明较著。其书也有“导言”，和上述冯友兰哲学史的“绪论”不同的是，没有明确说借鉴西方哲学，但实际上是借用西方哲学的观点和方法，融会贯通之后，写出了自己的关于“哲学的定义”、关于“哲学史”的分类和目的，以及中国哲学史的分期、史料等，其中对史料之审定、整理论述尤详，“导言”最后说：
这是我理想中《中国哲学史》，我自己深知当此初次尝试的时代，我这部书定有许多未能做到这个目的和未能谨守这些方法之处。所以我特地把这些哲学史的方法详细写出。一来呢，我希望国中学者用这些方法来评判我的书；二来呢，我更希望将来的学者用这些方法来作一部更完备更精确的《中国哲学史》。我们说他吸收融合西方哲学方法决非臆测，他在“导言”的最后列了“参考书举要”：
论哲学史，看Windelband's A History of Philosopht（页八至十八）
论哲学史料，参看同书（页十五至十七注语）。论史料审定及整理之法，看C.V.Langlois and Seignobos's Introduction to theStudy of History
论校勘，看王念孙《读淮南子杂志叙》（《读书杂志》九之二十二）及俞樾《古书疑义举例》。论西洋校勘学， 看EncyclopaediaBritannica中论Textual Criticim一篇。论训古学，看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十一及三十二。我们这里只想证明其融会中西开创中国哲学史体例之功。其他，以及全面评述胡适的学术思想及其影响等等，非本文之任务。
话要回到我们的老学问题上来，胡适《大纲》中，第一篇导言，第二篇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第三篇老子，第四篇孔子……以下也主要是按诸子依次排列，但内容主要是叙诸子的哲学——西方意义的哲学，例如《老子》一篇即是如此，总共列了八个题目：一、老子略传；二、老子考；三、革命家之老子；四、老子论天道；五、论无；六、名与无名；七、无为；八、人生哲学。前三部分，从老子其人其书讲起，再从时代讲到政治思想，在写完第三个题目之后，他写道：
我述老子的哲学，称说他的政治学说，我的意思要人知道哲学思想不是悬空发生的。然后具体讲哲学，从“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是他的天道观念”讲起，进一步通过“无”、“名”等等说明老子哲学的特色。这种研究《老子》的方法，是完全不同于传统方法的。那么此种新的方法，是否胡适首创？还有待进一步商讨，因为在他的前后还有其他的哲学史和思想史，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出版似略早于胡著（1916年）。谢著亦将中国哲学史分上古、中古、近世三大段，断代也相同，谢无量在“绪论”中写道：
今世学术之大别，曰哲学，曰科学。哲学之名，旧籍所无，盖西土之成名，东邦之译语，而近日承学之士所沿用者也。“东邦之译语”向我们透露的消息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日本（东邦）的中介影响，清末民初有很多人是从日本那里学习西方文化的。当时的日本已有不少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包括研究老子）的著作。中国有些学者是通过日本来接收西方影响的，与严复直接从英国、胡适直接到美国的学习途径不同，相互之间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胡适就参考过谢著，他在“老子论天道”一节中解释“自然只是自己如此”时，加了一条夹注：“谢著《中国哲学史》云：‘自然者，究极之谓也’不成话。”总之，“承学之士”沿用西方近代的学术观点和方法，已形成一种风气、潮流，因此谁为首功？哪本著作是开山之作？只是相对而言的。在20世纪初，那“初次尝试的时代”，不只一人“尝试”，看来胡适的“尝试”，特点最为明显（其长篇“导言”可以反映），而且影响最大，人们推为“第一”，似亦不为过。
同样，稍后一些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也是在学术界影响很大的，但也不是唯一的，其前其后还有其他哲学史，例如钟泰的《中国哲学史》初版在1929年，比冯著早两年，不过钟著虽以哲学史为名，也分上古、中古、近古（宋、明）和近世，但他公开表明：
中西学术，各有系统。强为比附，转失本真。此书命名释义，一用旧文。近人影响牵扯之谈，多为葛藤，不敢妄和。用“哲学史”之名，多少也受点新的影响，但“命名释义”基本沿用旧文（传统的观点和方法）。因此冯友兰是沿着胡适等的路线发展的，而且是部中国古代哲学的全史，在胡著之后，影响之大是最为突出的。
冯著与胡著的体例、思路大致是相同的，当然具体内容各有特色，这里且不详论。只谈有关老学的一个问题，冯友兰与胡适老子先于孔子的排法不同，把“老子及道家中之老学”放在孔子、墨子、孟子以及战国时之“百家之学”的后面。这涉及到二三十年代一件大事，那就是当时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讨论。旧史记载，一般肯定老子在孔子之前，清乾隆时崔述（《考信录》）、汪中（《老子考异》）曾提出疑问，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人，但影响不是太大。胡适的《大纲》据《史记》用清人的一些考证，肯定老子在孔子之前，大二十来岁，有孔子见老子之事。梁启超在评胡著时写了《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引起一场大讨论，当时许多报刊（晨报、商报、文学周刊、哲学评论、燕京学报等等）发表了考证老子年代的文章，1933年罗根泽编《古史辨》第四册，所录有胡适、梁启超、张煦、张寿林、唐兰、高亨、黄方刚、钱穆、素痴、冯友兰、张季同、罗根泽、顾颉刚等人大小17篇文章。以后讨论继续发展，1937年罗根泽又编《古史辨》第六册，他在序言中说：“关于考据老子年代的文章，止第四册及此册所收，就有三十五六万言”，他在阐述自己观点、收集自己文章与收集和他观点相同文章的同时，也收集了观点相反的文章。第六册中有原第四册作者胡适、冯友兰、高亨、钱穆、唐兰等人的新作，又增加了叶青、谭介甫、马叙伦、张福庆、熊伟、郭沫若等人的考证和研究论文，罗根泽在其长篇自序中还记述了历代以来关于老子年代问题的不同看法和讨论。两册《古史辨》基本上可以反映当时讨论的情况。这是学术界，尤其是老学研究中的一件大事。此事与当时疑古之风有关系，《古史辨》即为疑古的一个代表，疑古思潮又与当时整个思想文化的发展有关，非本文所讨论之范围。
老子年代的争论，并不影响老学研究的发展，用西方新学科及其方法分析研究《老子》，除了上述哲学史之外，当时还有伦理学史、政治思想史、教育思想史等等，均有对于《老子》的述评。且举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为例，该书作于1910年，“绪论”中的“我国之伦理学史”说：
我国既未有纯粹之伦理学，因而无纯粹之伦理学史。各史所载之儒林传……等皆哲学史而非伦理学史也。日本木村鹰太郎氏，述东洋伦理学史……始以西洋学术史之规则，整理吾国伦理学说，创通大义，甚裨学子，而其间颇有依据伪书之失，其批评亦间失之武断……鄙人于东西伦理学，所涉均浅，而勉承兹乏，则以木村、久保二氏之作为本……。看来，蔡元培是从日本学者那里转借来“西洋学术之规则”的，不过蔡元培本人却在欧洲各国学习过西方文化，大约他认为日本学者的翻译运用有可取之处。蔡著就有第七章专述《老子》，列“小传”、“学说之渊源”、“学说之趋向”、“道”、“德”、“道德论之缺点”、“因果之倒置”、“齐善恶”、“无为之政治”、“法术之起源”、“结论”等11目，言简意赅，对老子思想有他自己的看法。其他政治思想史、教育思想史等等莫不如此，都有对老子思想的述评。此类著作，在二三十年代出得很多，这里不一一详述了。
本时期老学研究的另一类著作，当然仍为传统考据释义方法的发展，出了不少大家的传世之作，在俞樾、陶鸿庆、黄裳、易顺鼎、杨文会等人之后，罗振玉的《老子考异》、马叙伦的《老子檄诂》、奚侗的《老子集解》、陈柱《老子集训》、丁福保的《老子道德经笺注》、王重民的《老子考》、高亨的《老子正诂》、杨树达的《老子古义》及《附汉代老学者考》、蒋锡昌的《老子校诂》、于省吾的《老子新证》等等等等，涉及到版本、校勘、训诂、音韵各个方面。这些新时代的新作品，在传统老学基础上是有进一步发展的。
二三十年代是本世纪老学研究的一个大发展时期，成就大，成果多，多种形式的研究出现，除上述之外，还有以学案、研究为名的专书，例如《老子学案》就有1928年郎擎霄的和1934年刘其宣的两种。1928年初版的王力《老子研究》分“总论”、“道始”、“道理”、“道动”、“道用”、“道效”、“结论”七章。1934年初版（写于1927年）的钱基博《老子道德经解题及读法》分“老子”、“老子道德经”、“道德经之本子”、“道德经之读法”四部分，其读法又分“通其指意”、“审其篇章”、“旁籀诸子”、“会覈众注”四种。从这些目次可见其为另一种形式和方法的老学研究。
二三十年代的研究影响到40年代，部分的影响甚至更后一些时期以至于今，这里暂不详论了。
50年代时局变化下的老学
这里主要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台湾、香港与大陆的暂时隔绝之后，两岸三地老学研究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局面。
大陆地区，文化、思想、学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40岁以上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改造思想”，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接受的全部是马克思主义，整个学术研究，虽说也提倡过“百家争鸣”，实际上是“姓资”“姓无”两家。这里且抛开极左的一些事不论，单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研究，主要是《老子》研究的一些情况。
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学术研究，在中国也不是50年代凭空产生的，是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至少从1917年以后就从当时苏联那里传来了可说是另一种西方的学说。从20年代起，这种学说也就参与了中国政治、学术的讨论，而在学术研究中发生影响越来越大，30年代以后，更有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术著作出版，如郭沫若先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有《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出版。另一些人如吕振羽、侯外庐等更有专门的思想史著作问世，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1937年出版的，其中老子有专章，并且划分了他的阶级性，论述了“老聃的辩证观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等等。侯外庐更于1934年出版过《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还有杜国庠、赵纪彬等人，他们都有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著作，并且后来和侯外庐一起编著了一部有很大影响的《中国思想通史》，该书论老子颇有特色。
大陆地区50年代的学术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开始，人们一方面群众性的参加社会政治性的运动，另方面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些学术研究，包括老子研究，自然是花的时间要少一些，但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久也恢复了一些学术研究，包括对老子的研究，是另一种新的研究。
大约从50年代中开始，展开了老子思想唯心唯物的讨论，例如1954年7、8月《光明日报》发表任继愈的《老子哲学》（上、下），1955年3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介人《〈老子〉思想的唯心论本质》，同年《哲学研究》发表杨超的《老子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质》和胡瑞昌等人的《老子哲学是唯心论》等等。以后各地报刊相继展开讨论，或继续论其唯物主义思想，如张岱年在《学习》上发表《〈老子〉中的唯物主义思想》（1956.11.），或继续分析其唯心论本质，如车载在《学术月刊》上发表《论老子书的道与物》（1957.7）等等。发展到1959年，这种讨论形成一个高潮，在纪念“五四”40周年而举行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上，对老子哲学问题展开了讨论，争论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老问题，《老子》书是什么时代的产品，它与老子这个人有什么关系？另一个问题就是，老子哲学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这后一个问题各地报刊连续发表了许多争论文章，一直延续到60年代初。这也是老学研究中的一件大事。
1959年底，大陆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老子哲学讨论集》，可以作为当时讨论老子哲学的一个代表，大体能反映当时讨论的主要观点以及讨论的有关情况，论文集分唯物、唯心主张两组编辑，前一组收集了任继愈、冯友兰、汤一介、詹剑峰、胡曲园的九篇文章，后一组收集了关锋、林聿时、车载、杨荣国、周建人的七篇文章。从人员年龄看，可作为老、中、青的代表，冯先生时已过耳顺之年，是老的代表，詹先生（1902）、胡先生（1905）等也年近花甲了，任先生（1916）当时刚过不惑之年，可作为中年代表，关先生（1919）的年龄也差不多，汤先生（1927）当时刚过而立之年，当然算青年代表。这老、中、青三代人，可以说都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之后，重新对老子的哲学思想进行探讨。当然各人学习的程度、理解等等是不一样的，任继愈先生当时的文章中曾说：“冯先生的结论虽与我相同，但采用的方法我不完全同意。”这是否与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有关？不敢妄言，任先生健在，我们还可以去请教。这里只想说一下当时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的问题。冯先生看来也是接受马列主义之后讨论老子哲学问题的，我们注意到，他虽然没有像任先生那样明确征引马恩列的原文，但在《先秦道家哲学主要名词通释》一文最后引用了苏联柯普宁：《论辩证法、逻辑与认识论的统一》中两大段话。这使我联想起，我们50年代初学习马列主义，除了阅读马恩列斯原文之外，苏联的许多理论、哲学、历史著作，也是学习的范本，人们写文章时，引苏联专家的观点、结论，几乎也和引马列主义原文一样。这是当时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暂且不加评析。
用马列主义观点方法研究老子应该说也是一种探索，如何总结这一探索，也是20世纪老学研究的一个课题，这对于老学的发展是有意义的，在当时的意义还不只于老学，这一点也值得指出，关锋、林聿时在长篇论文《论老子哲学体系的唯心主义本质》的最后说：
另外，我们认为，讨论老子哲学，固然直接目的在于解剖这个体系……。但是，似乎还应该有另外两个目的：（1）通过讨论老子， 在哲学史方法论上有所收获，使我们能够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器去解剖历史上的哲学体系；（2 ）从解剖老子哲学体系中探讨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例如他的辩证法是怎样把对立的统一弄成绝对的，其结果又如何。……这基本符合实际，也无可厚非，以后的发展变化，那是另一码事。
50年代大陆出版的几本研究《老子》的书，与上述讨论是有关系的，如苏联杨兴顺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及其哲学》、车载的《论老子》。校诂方面，重版了高亨、马叙伦的著作，朱谦之的《老子校释》和任继愈的《老子今释》也是这时出版的。
50年代开始，台湾地区（香港大体相同）的老学研究与大陆有所不同，从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看，除了短暂的沉寂之外（当与时局变动有关），较快的就恢复了二三十年代以来的那种学术研究，而且再没有什么间隔，研究的著作相对多一些，不太受“指导思想”的影响。台湾老子研究的发展，是否可以认为是二三十年代研究的继续？而其变化是哪些？这又是我们研究的又一个重要题目。但发生在六七十年代的老学研究大事是一定要提的：如台湾严灵峰先生之编印《无求备斋老子集成》（1956）和《续编》（1970），以及严先生关于老学的研究，如出版《老子达解》等著作和论文。又如香港饶宗颐先生出版《老子想尔注校笺》、《索紞写本道德经残卷考证》等，都当重点记述。
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新事大事
主要是八九十年代，有些问题牵涉到70年代甚至60年代。许多新事大事实际是今人今事。一方面非大书特书不可，这一时期随着传统文化热、道家文化热出现了老子研究热，学术活动多，参加的人多，研究成果多；另方面无庸讳言，这个难度特大。当今研究老子的学者，除少数几位世纪初的老人之外，大多是3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批学者，已六七十岁了，担负着承前启后的任务，功底较深，起着中坚作用，而中青年学者成长特快是一个显著的现象。人们有了许多可观的成果，但又还在继续进行着研究，其发展变化还难以预料。
该从何谈起？颇费思索。不妨从一些现象和活动并结合某些代表性研究成果来述其要。
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海峡两岸虽未“三通”，但学术研究的交流日益发展，时至今日基本没有大的阻隔了。这一时期的老学研究，两岸三地趋向一体化，交流乃至合作都越来越多，这是与五六十年代显然不同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陈鼓应先生的老子研究及其关于老学研究的学术活动。
陈鼓应先生1970年在台湾出版《老子今注今译》，曾发行过十余版。1973年以后开始修订，又吸收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增订重排，198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书名《老子注译及评介》，多次印刷，流传甚广，影响很大。而他参加和组织的一些学术活动与老学研究的发展关系颇大。1984年陈先生来到阔别了35年的大陆，他看到“全国各地学术文化讲座与研讨会如雨后春笋，气氛之活跃，为三十多年来所未有”（与刘笑敢谈话），积极参与了许多活动。他一方面著书立说，如和张松如等先生合著《老庄论集》（1987年），出版《老庄新论》（1991年），倡导“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等等，另方面除参加有关学术讨论会之外，在许多地方均可见其身影，1985或1986年来武汉，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有此印象：他在四处奔走联络！1990年8 月再次来到武汉，到了武汉大学会见肖萐父先生等，也再次来到敝校，亲临寒舍，使我惊喜、叹佩的是，他从四川下来背来了他的老子、庄子译注及尼采哲学、耶稣新画象等著作赠赐予我，明确要求我参加“道家文化研究”。老实说，“士为知己者死”，我从那时起下决心，今后主要精力搞道家文化研究。我这具体例子，或许可证明陈鼓应先生在道家文化研究中的号召和组织作用。海内外的道家文化研究者，他广为联络。以后的事是有目共睹的，主编《道家文化研究》已出版近20辑，成立国际道联，1996年（北京）、1999年（广州）两次在大陆举行大型的道家和道教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前此还有1993年在成都举行的两岸三地学者参加的一次大型讨论会，在这些会议上人们戏称：陈鼓应先生是会议的灵魂。所有这些，虽不限于老子研究但大大推动着老子的研究，《道家文化研究》上几乎没有哪一期没有老子或老学的文章。
其次，应该强调指出，80年代以后老学的发展，是在回顾与总结以往老子和老学研究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回顾过往的经历，查阅旧时的报刊，可以发现一些明显的标志。
1980年第5 期《哲学研究》上发表张智彦《关于〈老子〉问题的讨论》一文，张先生谦虚的作为“资料”发表，实际上是进行回顾与总结，写到70年代，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的加强和深入”“老子的研究”。这反映和代表着当时人们掀起“老子热”的一种状况，张智彦先生也正是这样开始她的《老子》研究的，直到1994年写成1996年出版《老子与中国文化》专著，而且翻开书映入人们眼中的即为“对老子其人其书研究的反思”，从反思开始研究。这是一部从文化学角度研究《老子》的书，有其特点和贡献。这里暂不详说，应该专门论述。
人们的“反思”，我们还可以举另一个重要例子，那就是曾亲自参加过50年代老子唯物、唯心讨论的任继愈先生，他是当时的主将之一，80年代初又在“反思”方面作出了表率：1979 年在《哲学研究》（第9期）上发表《学习中国哲学史三十年》，1980年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第3期）上发表《克服两个缺点》，谈哲学研究的方法问题，1981 年第1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任先生具体谈《老子研究的方法问题》，对老子哲学是唯心或唯物的讨论，重新认识，坦承自己既曾主张唯物，又曾主张唯心，走过一些弯路，最后写道：
成功的经验固然是知识的财富；亲自走过的弯路，只要认真总结，往往可以更有利于指导人们迅猛前进。任先生此时已经65岁，此后我们经常看到他参加各种有关老子和道家的学术讨论会，与大家一起继续深入讨论老子，1998年出的《道家文化研究》（第14辑）上，我们又可看到任先生的文章，《中国哲学史的里程碑》，论老子的“无”，任先生的老子研究进入了更新的境界。
可以说，大多数认真的老子研究，都是在回顾、总结、反思的基础上展开的，翻开各种专著，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另外从80年代中期开始，湖南、西安、北京、河南、安徽等地，多次举行过不同规模的老子学术研讨会，在一些会上，许多老年学者如朱伯
、钟肇鹏等先生还一再呼吁：深入老子研究，还应该同时展开老学发展的研究。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编写了一部简略的《中国老学史》，部分地暂时地满足了学界的需要。这也是有待深入发展的事，我们正在着手编写《二十世纪中国老学》也是如此。
20世纪的老学，气象更新，林林总总，完全应该用“多元化”来概括形容。老学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涉及到众多的学科，除了20世纪以来传统哲学、政治、教育、伦理等方面的研究之外，原来不很突出的，文学、美学、史学、宗教的研究也加强了，一些比较新的领域也发展起来，如文化学、管理学，乃至自然科学、医学、环保、建筑等等，各方面都有突出的代表，有一定的代表性成果。
哲学方面的研究，仍占主要地位。关于道的性质、辩证法、认识论、思维方式、逻辑等等，哲学界的老、中、青学者都有新的论著发表，如张岱年、任继愈、胡曲园、冯契、张松如、庞朴、汤一介、牟钟鉴、蒙培元、周立昇、尹振环、刘笑敢、白奚、王博等许多学者（恕此处不能一一列出，有待出书时再行介绍），都有数量不等的论文。哲学方面的论文数量也是老子研究文章中最多的。
有一批道教研究的学者也是老、中、青都有，如王明、李养正、卿希泰、胡孚琛、王卡、李刚、卢国龙等，还有许多学者，他们研究老子与老学，侧重道教与老子的视角，有其独特之处。还有道教界的学者也有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任法融道长著《道德经释义》，更是以道教自己的观点和方法阐释《道德经》，认为“道”有十大特征。这是比较突出的事例。
探讨老子政治思想的著作仍有不少，而且仍然有一些不同的理解，例胡曲园、黄钊、尹振环、姜广辉等先生的论文就各不相同。贺荣一的《老子之朴治主义》一书，是新的比较完整的阐述《老子》政治学说的著作。
从史学、文学、美学角度研究的论文不少，专著也有。一些美学著作，如叶朗、敏泽等先生的美学史，都有老子美学的专章专节，蒋孔阳、李泽厚先生对老子美学的内涵及特点都有自己的观点。不仅史学工作者，哲学界的学者也有从史的角度来研究《老子》的，这方面杨向奎、金德建、胡曲园、孙以楷、罗尚贤等先生都有有关论述，青年学者王博的《老子思维的史官特色》是颇有研究特色的。
比较学、文化学方面的研究是比较新颖的，这方面还有有相当分量的著作值得注意，例如张智彦的《老子与中国文化》、萧兵和叶舒宪合著的《老子的文化解读》都各有特色。前者有更多的理性思考。此外还有一些有关的论文。
台港学者南怀瑾、杜保瑞等先生对老子的新认识，以及大陆学者的新解释，都有不少新意，比如南怀瑾的《老子他说》、徐梵澄的《老子臆解》、卢育三的《老子释义》、张松如的《老子说解》、罗尚贤的《老子通解》，以及关锋（署名古棣）的《老子通》新作等等，是综合性的研究，也是义理研究的新发展。
新时期新气象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就是从气功养生学方面对老子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培真的《道德经探玄》就着重是从养生的角度，对《老子》进行系统而通俗的破译，既阐述了修道养生的系统方法，又触及了宇宙及生命的本质内涵，可算是一本有独立见解的老学著作。福建气功学会的黄友敬，在研究气功的同时，花多年时间，写出30多万字的《老子传真》对《道德经》进行校注、今译、解说，可算新气象中的一种代表。
这一时期最大的新事，当是对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老子》的研究和荆门郭店竹简《老子》的出土和研究。新的资料一经出土、公布，立即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展开研究。帛书《老子》方面有许抗生的《帛书老子注译与研究》、高明的《帛书老子校注》、尹振环的《帛书老子释析》等著作以及一些研究论文，对《老子》文本及其思想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而竹简《老子》出土，学术界作出更迅速更大的反映，资料发表的一年以内，就有《郭店〈老子〉国际研讨会》召开，并且在一些有关会议上展开讨论，许多刊物发表初读、初谈文章，并有专著出版。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郭店楚墓竹简》，同年9月台湾就出版了丁原植的《郭店竹简老子释析与研究》，大陆方面也有崔仁义的《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研究》（科学出版社）出版。紧接着刘信芳的《荆门竹简〈老子〉解诂》（1999年元月）也出版了。据了解还有一些未刊稿即将推出。新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进一步吸取了更多考古学、文献学、语言文字学等各界学者参加，此事反映之速度和规模是空前的，并且方兴未艾。人们纷纷议论，要改写中国哲学史。对比20世纪初新资料发现的研究，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研究领域的拓宽，表现在多方面：与气功流行有关，人们探索老子与医学的关系；为了研究传统文化与现实的关系，有的从管理、谋略等方面，研究老子与现代领导艺术、老子与商战以及老子的谋略思想等等；有的从心理学、处世哲学等方面进行研究；不仅有一般的自然科学的研究，而且具体到建筑、环保等方面。1998年广州罗浮山的一次国际道家文化讨论会上，德国瓦格纳（RUDOLPHG.WAGNER ）教授在闭幕式上说，大量使用一次性餐具是不符合道家（老子）思想的。以此一斑可以反映，一些研究老子的学者，处处事事都联系到老子的思想，现实感很强，不是闭门造车的。
后论
以上分几个阶段对20世纪老学的发展作了一个大概的描述，为了眉目清楚，省掉了许多相关的分析和评论，只好在文章的最后作点必要的论述和说明。
第一，时代和老学
老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前面各部分虽都涉及到了，但明确论述不够。例如我们指出启蒙思想家严复为寻求救国之道，直接从《老子》中找西方概念中的民主政治，这可说是传统义理之学的新发展。启蒙救国是当时的大课题、根本课题，凡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无不关注时局并谋求对策，其学术研究脱离不了大前提。但表现形式会是多种多样的，以研究老学为例，除了严复的评点《老子》之外，另一值得一提的是刘师培，他比严复小30岁，也许因为年青，很快就接受了当时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思想，并投身革命，他的《老子》研究就很有特色：一方面他几乎完全用传统的方法撰《老子斠补》（还校定《庄子》、《墨子》、《管子》等子书），作《老子韵表》；另方面他据卢梭《民约论》撰写《中国民约精义》（1904年），就和严复一样，反对《老子》有愚民倾向的观点，将《老子》思想与《民约论》的思想比照，认为：
《老子》谓天下多忌讳，则民弥贫，以为专制君主之戒。然则世之以愚民罪《老子》者，何以知《老子》之学哉！刘师培的《老子》研究，由于学问功底深厚，才思过人，成果卓尔不凡，但他决不为研究而研究，时代对他的影响十分明显。
这里我们应该指出，时代的影响或者烙印，主要有政治的和学术的两方面，对于学者来说，接受时代的影响，有的是主动、自觉的，有的是被动受潮流的影响。各个时期都有一些具体实例，上述50年代的情况最为明显。
还有，时代和学术也是相互影响的，有的很直接，作用、影响大，有的一时显现不出来，在以后的历史阶段才能见到。
时代与老学是一个有意义而且饶有兴趣的课题。除了以上所述和文中所涉及的一些内容之外，这里还可举例谈谈，例如80年代前后开始，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兴起了文化热，文化热如何兴起？其中《老子》的研究又如何成为热点之一？就很值得研究。大环境这里不说，我们如果也从一个个人、一件件事具体考察起，是很耐人寻味的。例如著名诗人、学者张松如（公木）先生，1981 年出版《老子校读》， 1987年修订成《老子说解》出版，是影响很大的一部老学著作。看看张先生在该“自序”和“后记”中的说明，既有时代背景也有某些特殊条件和个人因缘。张先生说：“校读《老子》，对我来说，实在是事出偶然”，决非虚言。他在“对于不说假话便不能交卷的批儒评法诸课题又十分腻烦”，“似乎有点消磨时光的意味”中，没有“目的”，没有“计划”，“翻阅”“当作一种稀罕”的帛书《老子》，然后把“精力倾注”到校读《老子》上，潜心研读两三年，最后写成《老子校读》。
我还想说另一位先生的事例，那就是贵州省委党校的尹振环先生，这位也已年过花甲的先生开始研究《老子》时还是中年，其开始恐怕也有点“偶然”，“文革前偶然读过一本《老子》，但随之也就忘记了。”“文革中，‘老子是一部兵书’的‘最高指示’传语”，以及“崇法批儒”等等，使他“想读《老子》”，1976年买到《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开始细读、研究，1979年试作《老子原皃当为百章》，广为征求意见，曾得到任继愈、张松如、胡曲园、高亨等先生的鼓励，以后在胡家聪、张家骏等先生的指导和支持下，又参加过一些包括研讨《老子》的学术讨论会，先后发表研究帛书《老子》的论文六七十篇，而且经过18年的钻研，六易其稿，写成《帛书老子释析》（1995年排版，1998年印刷）。与此同时还有《老子术》等著作即将出版，且不说其研究成果多有见地，从其研究经历看，他应该算是当今时代老学研究队伍中的一员了，甚至应该说是一员干将。
好了，例子无法一一例举，总而言之，20世纪之末，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相当大而且相对稳定的老学研究队伍，这真是“史无前例”的，老学研究已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第二，主流与支流
老学研究和其他学术研究一样，每一个时期有每一个时期的主流。20世纪初，接受西方学术思想开展《老子》研究，从发展方向看是主流，虽然开始在数量上不及传统的研究多，但是后来越来越多，传统的研究也会随着时间逐渐有所改变.三四十年代用马列主义观点和方法的研究不能说是主流，但50年代在大陆成了主流，非主流的研究极少，除了重印过几本“校诂”书外，新出的只有任继愈的《老子今译》（1956年），因为通俗，方便初学， 有一定影响之外， 而朱谦之的《老子校释》（1958年），当时影响是不大的。但是非主流的东西往往因为其学术价值，会在以后的历史时期中发挥作用。现在中华书局的《诸子集成新编》收录朱谦之《老子校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相反，曾经是主流的某些东西会被历史淘汰。这些情况也是复杂多样的：严复的《老子评点》和刘师培的《老子玕补》、《老子韵表》在学术研究上的参考价值就不同；胡适、冯友兰的著作，和谢无量、钟泰等人著作相比，无论当时或历史的影响都要大些；50年代大陆大讨论的东西，有些肯定会被淘汰，也有的会有一定参考、借鉴价值。
第三，继承和发展
《老子》研究中的继承性是永恒的，即便是新注、新译、新论也免不了要参考、借鉴原有的校注和解释。而发展的过程，往往反反复复，后面校正前面的，过若干年后又会认为前面的仍然正确，唐宋以来的注家是如此，近年帛书、竹简的出土，人们又重新讨论许多是非。义理上的发展更不消说，你有你的“本义”，我有我的“求真”，原儒原道各不相同，因而有关老学著作甚多，能保留、有影响的还是有数的。有些成果，一时未能公布、流传，过若干年后才得刊出，这也有不同情况：有的价值颇高，对后人还有参考价值；有的或只能反映某一时期发展的一种状况，与其他当时已流行的成果相同而无多少新意，自然被历史淘汰。
第四，《老子》和其他
老学是客观存在的，专门研究《老子》，或因为某种需要而研究《老子》，研究的成果就形成老学。从20世纪的情况看，单一专门研究《老子》的人可说没有（古代也不多），但也不排斥有的学者某一段时间集中研究过《老子》，朱谦之作《老子校释》、关锋（古棣）写《老子通》或可作为这方面的例子。研究《老子》的人多半同时研究诸子，甚至也有研究经学的人同时研究《老子》的。尤其应该说的是，比较着重研究《老子》的学者，往往同时也研究《庄子》，他们的成果更值得注意，如本文已指出的，从严复、刘师培开始都是如此，后来明确老庄合起来研究的著作也很多，我们既要把他们的《老子》研究单独提出来，同时也要注意他们的比较研究。这也是我们编写老学史所应该注意的。
20世纪中国老学丰富多采，当今学者的研究朝气蓬勃，前途无量。即使写一本数十万字的20世纪中国老学史，也很难周全。本文的写作，借用“挂一漏万”一辞是再合适不过了，重大的遗漏，或不当的述评，对于时贤或多有得罪，发表出来乞求批评，在即将编写的《二十世纪中国老学》一书中，或可作些补救。我们可能有“无知”，但决无“成见”。
最后一点说明是，我们知道，20世纪海外的老学研究是很发达的，世界各国《老子》的译本数以百计，严灵峰《老子集成续编》所收日本著作及目录即有260多种，英文30多种，韩国、越南数种， 有关研究论文当然是更多，这方面我们暂时是孤陋寡闻的，有一个想法是，设法另作一专门研究，评述海外老学，包括研究老学的中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
收稿日期：1999—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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