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海内外汉语介音归属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海内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引言
在汉语语言学界，有关汉语普通话音节结构存在的分歧不多。这主要是因为传统汉语语言学持有的音节结构理论与音首—音韵音节结构（王志洁1999）类似的缘故。随着西方非线性音系学理论和心理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出现，在汉语普通话介音（注：本文主要讨论普通话中介音前有辅音情形下介音的归属，零声母(zero onset)情形下介音的归属不在讨论范围内。本文使用的符号和缩略词含义：σ-syllable音节，O-onset音首，R-rime音韵，C-consonant辅音，G-glide这里特指介音（有时也作m-medial)，V-vowel元音，N-nucleus韵核，C-coda韵尾。）的归属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本文主要回顾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汉语介音归属研究的各种不同观点，旨在分析各种观点提出的理据及彼此间的关系。
在《英语音系》(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SPE,Chomsky and Halle 1968)中，音节没有任何地位。SPE主张通过音系规则来分析语音和音系现象。但很多学者认为有足够证据表明音节的存在（Hooper 1976;Bell and Hooper 1978;Blevens 1995等）；同时，音节结构的存在也有利于各种音系现象的分析。关于音节的组成结构，先后出现了不同理论：简单CV结构（注：尽管SPE认为话语是连续的CV音丛，但它并不承认音节的存在；而简单的CV结构是在承认音节存在的前提下对音节构成的分析。）(Kahn 1976;Clements and Keyser 1983)；音首-音韵结构（注：尽管最初的音首-音韵结构在1948年由Pike提出，但一直没有产生太多影响。而SPE的出版在语言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很多学者发现采用复杂的音系规则进行音系分析是SPE的一大弱点，于是很多学者又开始讨论音首-音韵音节结构。）(Pike and Pike 1948; Kiparsky 1979; Halle and Vergnaud 1980; Steriade 1982;Harris 1983;Fudge 1969;Selkirk et al.1982)；X-空位(X-slot)结构(Levin 1985;Lowenstamm and Kaye 1986)以及莫拉结构(Hyman 1984,1985;Hayes 1989)。在以上音节结构模型中，传统汉语音韵学理论持有的音节结构与音首-音韵结构类似。近年来随着各种音系理论的不断出现，研究者不断利用新的理论考查汉语介音的归属，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我们认为，汉语介音归属的确定对于汉语音节结构的确立至关重要，同时对汉语音系理论的完善也是必不可少的。
传统汉语音韵学认为，汉语的音节结构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声母(initial)和韵母(final)；其中韵母又分为三部分：韵头或介音（medial或prenuclear glide）(i,u,ü）、韵腹(nucleus)和韵尾(coda)，其中只有韵腹是必不可少的，见例(1)：
从这个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出，音韵学家习惯将介音归于韵母下。因为介音来自于元音，传统汉语音韵学家的这种定位不无道理。但正是由于介音的这一特殊性，它经常既表现元音的特征，也表现辅音的特征，以至于近年来关于介音的归属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观点。本文将对汉语介音归属的不同观点进行评述。
2.近年来有关汉语介音归属的各种观点
关于汉语介音的归属大致有如下的不同观点：
介音位于音首，具体表现为：介音作为音首辅音的第二发音特征（secondary articulation,Duanmu1990,2002；王志洁1999等）或与音首辅音构成辅音丛(consonant cluster,Bao 1990)，分别见例(2)：
介音是音韵的结构成分(Wang and Chang 2001; Lin 2002；姜美玉2001等），见例(3)：
介音的归属不确定，有时位于音首，有时位于音韵(Bao 1995,1996,2001;Wan 1999,2002;Huang2001等），见例(2-3)；
介音独立说（沈家煊1992;Shen 1993），见例(4)。音节的莫拉结构（注：例(4)和例(5)中的第一个音节树型图都显示介音具有独立的位置，但两者并不相同。首先，例(5)的音节结构中不承认音首和音韵结点的存在，而仅仅通过莫拉来分析音节的内部结构；其次，例(5)中的N和C共用一个莫拉，是轻音节，与例(4)不同。）(Yip 2003；马秋武2003)，见例(5)。
下面我们分别介绍以上观点。
2.1 介音位于音首
2.1.1 介音作为音首辅音的第二发音特征
Duanmu(1990,2002)认为汉语介音位于音首，是第二发音特征。Duanmu提出汉语普通话的重音节和轻音节结构：
他给出的理由如下(Duanmu 2002:82-6)：
(1)以押韵作为证据，说明历来汉语音节的押韵都不包括介音而只包括韵腹和韵尾。
(2)零音首(zero onset)不能与介音同时使用：传统分析认为介音位于韵母(final)，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零音首不能与介音同时存在。Duanmu认为零声母不是独立音位，只在音首槽空缺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就可以解释上面的现象。
(3)Duanmu引用Howie(1976)的声学语音学实验结果，证明介音不是声调的载体。Howie所做的基频追踪(
tracing)显示，基频曲线(contour)在介音的部分是不规则的，而在韵核及韵尾的部分则同预期的曲线一样，因此，音节里的带调区域并非像以往所描述的那样，是整个有声音的部分，而是仅限于音节的主要元音和元音之后的音段。
(4)利用中元音与左右邻同化的现象来说明，在既有左邻介音又有右邻韵尾的情况下，中元音优先同化于右邻韵尾而不是左邻介音，因而证明元音同韵尾在结构上更为密切，应属于一个音节成分，而介音应被归在这个成分之外。
(5)Duanmu引用某些方言里以声母f来代替北京话hw组合的现象，说明hw与f位于音节中的同一位置。
(6)Duanmu利用汉语中w和v的相互替代作为证据。在汉语某些方言中“外”可以是wai，也可以是vai。因为w和v的这种特征，所以w和v一样位于音首。
(7)Duanmu引用一种以反切为手段形成的游戏语言，证明当重复的音节音首按照游戏规则被鼻音n代替的时候，介音总是同声母的辅音一起被代替，如njang→nang,twei→nei。
(8)根据响度层级原则（sonority sequencing principle,Harris 1983; Selkirk 1982; Steriade1982等），假如一种语言允许响度等级差别较小的两个辅音组成辅音丛，则必将允许响度等级差别更大的辅音组成辅音丛。因此，Duanmu认为如果承认lj-，lw-，nj-，nw-这些CG是辅音丛的话，则还应该看到像pi-，kl-，pr-，kr-这样的辅音丛，因为前面那些辅音丛是流音、鼻音同滑音组成的，响度只差一两个等级；而后面这些是塞音同流音组成的，响度相差三个等级。因此，既然汉语中并不允许后面这类辅音丛，那前面的lj-，lw-等就不应看作辅音丛。
(9)Duanmu认为汉语中的[sw]与英文中的[sw]的发音特征有很大差别：汉语的两个音几乎同时发出，而英文中的两个音有明显的间隔；因此，CG构成一个复杂音段。
仔细分析Duanmu给出的这些证据，(1)、(3)和(4)显示音韵和韵尾关系密切，但关于介音的位置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2)、(5)、(6)和(7)表明音首辅音和介音关系密切，但介音是第二发音特征还是和音首辅音构成辅音丛无法确定。在所有证据中，只有(8)和(9)支持介音是音首辅音第二发音特征的观点。
王志洁(1999)同意Duanmu关于介音归属的观点。她主要利用音节重量（莫拉）来分析。王志洁认为汉语普通话的语音实验说明汉语介音是没有重量的，因而介音只能是音首的一部分，不可能包括在音韵中。这体现在：有介音和无介音的音节在长度上毫无区别，无论是单独发音还是在语流中都是这样。王志洁认为介音和音首辅音之所以构成一个音段，是因为双方特征的相容性：普通话的三个介音可以同其他辅音形成对气流的阻碍或干扰而不需要时间上的延续，所以当事实证明它们确实不引起重量上的差别时，就一定是一个音段了。王志洁同时注意到中国人很难发好twenty等辅音丛，经常会发成twanti（团体），把new说得像nju（牛）。王志洁认为这一现象不仅反映本族语的潜在音系系统对第二语言的干扰，也可以看作说话人内在语言能力的一种自然体现，因此汉语中的CG不应是辅音丛。王志洁认为如果将G视为音首辅音的第二发音特征，可以实现汉语语音系统的经济性。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在音韵数量减少的同时，音首数量则大大增加。同时根据Duanmu(2002:18)，音节数量的增加并不等同于音位数量的增加，因为增加的可能仅仅是一个区别性特征（如圆唇），所以经济性的观点是有问题的。
2.1.2 介音与音首辅音构成辅音丛
Bao(1990,1996)认为介音位于音首之下，同音首辅音构成辅音丛。Bao主要通过语言游戏和方言确定介音的归属。如在成都的Na-Ma方言中，CG总是被单个C替代，如njan->nan-njan，这证明介音位于音首，而不是音韵下。在西安的Men-ma方言(Bao 1996)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证据。仔细分析这些证据，它们只能表明介音位于音首，却无法证明介音与音首辅音构成辅音丛。Bao在后续研究中，发现介音的位置是不确定的，同时也具有不对称性。
在众多学者中，只有Bao明确提出介音与音首辅音构成辅音丛。而其他认为介音位于音首的学者，并没有明确指出介音是音首辅音的第二发音特征还是与音首辅音构成辅音丛。但从下文的评述中看出，其他持介音位于音首观点的学者是支持介音与音首辅音构成辅音丛的。
2.2 介音是音韵的结构成分
受传统汉语音韵学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汉语介音是音韵的一部分。
(1)Wang和Chang(2001)根据古汉语反切注音的原理，通过语音实验（音节缩减实验）分析汉语介音的归属。他们进行了两个实验。在实验前，他们首先向受试者教授反切的工作机理。在第一个实验中，让受试者根据反切的原理和自己的语言直觉将两个字切成一个新字，如dao+bjan，或bjan+dao等。在第二个实验中，让受试者将一个字切成两个字，对有介音的字提供两个答案供受试者选择，如pjao->pjan+tiao/pan+tjao等。实验结果显示，受试者倾向于把介音和音韵合在一起，这与传统汉语语言学中的定位类似。
(2)Lin(2002)通过类似的方法确定介音的归属。首先，让受试者阅读有相同声母（如pjaw-pje）或相同韵母bjaw-tjaw)的字（先寻实验），从受试者的反映时间确立介音的归属。其次，重做Wang和Chang(2001)的音节缩减实验中的两个语言游戏，要求受试者利用语言直觉将两个音节缩减成一个音节，并且从受试者对音节的切分中推测介音的归属。其研究结果显示，介音隶属于声母的说法并未得到有利的支持。Lin认为纵然先寻实验因实验设计因素导致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但至少其余的两个音节缩减实验都显示出受试者具有将介音视为韵母成分的倾向，且不受音首发音部位特征的影响。因此，认为介音隶属于韵母。
(3)姜美玉(2001)通过分析汉语口误的方法确立汉语介音的归属。姜美玉通过分析口误得出：能证明介音依附韵母的语误占52.27%，能证明介音依附声母的语误占7.12%，能证明介音不依附韵母因而可能依附声母的语误占1.63%，能证明介音不依附声母因此可能依附韵母的语误共占5.66%，其余的语误不足为据。根据这样的统计分析，姜美玉得出：汉语音节结构中的介音不是独立的，它依附于韵母而不是声母。
2.3 介音归属不确定
很多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汉语介音的归属是不确定的。其中的代表性学者有Bao(1995,1996,2000)，Wan(1999,2002)，Huang(2001)等。下面对几位学者的论证进行评述。
Bao(1995,1996)在最初的研究中认为汉语介音位于音首；但在后续研究中，随着研究手段和语料的丰富，转而认为汉语介音的归属是不确定的。归纳起来，Bao给出的主要证据有：
(1)Bao引用Moser(1991)和沈家煊(1992)所收集的北京普通话的语误(ERROR
（注：ERROR0(X,Y)表示intended syllable中的音段X被cause syllable中的音段Y代替，如语误xla→sa(si)可以归纳为ERROR(xi,s)。缩略词含义：I-initial音首，对应于onset，m-medial介音，f-final对应于韵核后的辅音，T-tone声调，其他缩略词含义同前。），
显示介音隶属于音韵；而其他的语误无法确定介音的归属。Bao因此认为介音既可以属于音首，也可以属于音韵，具有两种潜在结构。
(2)Bao(1996)利用内蒙古方言、山西太原和大同方言中的分音词（注：分音词存在于多种汉语方言中，它们是一对双音节词，而第二音节总是以1作为音首，如
。）作为语料，认为介音的归属既不确定也不对称。通过分析几种方言中的分音词，Bao得出如下的结论：介音[j]是音韵（或音韵投射）的一部分，而介音[w]则位于音首。
(3)Bao利用某些方言中的指小词缀(diminutive affixation)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例(7)所示，阳古(Yanggu)方言中有下面的指小词缀：
Bao认为这些指小词缀同样表明介音的归属是不确定和不对称的：[j]和[y]是音首的一部分，而介音[w]是音韵的一部分。注意：Bao通过分音词和指小词缀得出两个不同的结论。
(5)wan(1999,2002)主要利用语误来考察汉语介音的归属。通过语误分析，Wan认为介音经常与元音发生关系，而不是与另一个介音（音尾）或辅音关联。Wan因此认为介音在深层结构中并不存在，表层结构中的介音是深层结构中元音在语音配列制约条件(phonotactic constraints)作用下的结果。Wan将语料中涉及介音代替的语误进行分类，结果如下：(a)音首辅音与介音同时移动（78个）；(b)音首辅音单独移动，对介音没有影响(99个）；(c)介音与音韵(rhyme)同时移动(69个）；(d)音韵移动，介音不动(15个）；(e)目标词和源词中都有介音(30)。根据音首辅音的类型，Wan(2002)认为以上语误所体现的介音归属如例(8)所示(wan2002:135)：
（注：因为类型E并不能显示介音的具体归属，因此没有列在表中）
通过对以上五类与介音有关的语误的分析，Wan认为介音的归属取决于音首辅音的性质：如果音首辅音是palatal或velar辅音时，介音隶属于音首；如果音首辅音是labial，dental或retroflex辅音，介音则隶属于音韵。
仔细分析Wan的论证，我们发现：(1)Wan在得出结论的同时忽视了很多证明相反结论的语误；(2)Wan认为retroflex具有[+anterior]的特征，这不符合任何音系理论。因此，我们认为Wan的结论过度概括，以至于很多语误无法解释（有时只能说明其中一半的语误）。这个结果有两种解释：一是尽管Wan的语误语料数量很大，但并不具有代表性；一是说明介音的归属无法根据音首辅音的性质来确定。
(6)Huang(2001)对Wan的研究结果持不同观点。她主要利用Moser(1991)，Shen(1992)，Chen(1993,1999)，Wan(1999)和姜美玉(2001)的语误进行分析。Huang将收集到的语误分成5类，同样每一种语误对应一种音节结构。Huang注意到，某些语误被认为是支持某种音节结构，但实际上，由于其他可能的存在，这种观点未必站得住脚。如在ERROR类型语误中，Wan(1999)根据这一类型语误认为介音位于音韵，因为音首辅音移动，而介音没有移动。Huang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一类型的语误可能发生在多种音节结构中，如
等结构。Wan认为介音归属取决于介音前音首辅音的性质（如前所述）。而Huang通过分析收集到的语误发现，在介音与音韵构成一个整体时，介音前的音首辅音的发音部位是不定的；同时Huang认为Wan(2002)将labial，dental和retroflex划分为一类是不科学的，因为它们并不是一个自然类(natural class)。因此，在分析语误语料时，Huang首先排除那些可能具有多种解释（无法确定介音归属）的语误，仅分析那些能够表明介音位置的语误。
根据分析的结果，Huang认为汉语普通话中介音的归属是不统一的。Huang主要利用优选论中制约条件的相互作用来确定介音的具体位置。在根据优选论进行分析时，Huang利用的制约条件有：(1)ONSET：音节必须有音首；(2)NO-CODA：音节不可以有韵尾；(3)*COMPLEX(Onset)：不允许复杂音首；(4)*COMPLEX(Rime)：不允许复杂音韵；(5)*COMPLEX(Nucleus)：不允许复杂韵核；(6)*COMPLEX(Final)：不允许复杂韵母；(7)*COMPLEX(σ,Syllable)（注：*COMPLEX(Prince and Smolensky 1993)不允许一个以上的C或V与音节结点连接；Kager(1999)提出
和
，分别定义为onsets are simple和codas are simple。又根据Bernhardt和Stemberger(1998)，Huang提出一系列*COMPLEX制约条件。*COMPLEX(σ,Syllable)具体指的是：音节结点下不能连接一个以上的成分。）：不允许复杂音节；(8)MAX-10：输入的每个音段在输出项中必须有相对应的音段；(9)DEP-IO：输出的每个音段在输入项中必须有相对应的音段。
Huang认为汉语普通话中介音的归属主要取决于这些制约条件的具体层级排列，不同的层级排列将产生不同的音节结构。
首先，如果制约条件*COMPLEX(Onset)层级较低，则介音位于音首，见例(9)。
同样，如果制约条件*COMPLEX(Final)和*COMPLEX(Onset)的层级排列颠倒过来，则介音位于音韵之下，见例(10)。
因此，Huang认为汉语介音的不同归属完全取决于两个制约条件*COMPLEX(Final)和*COMPLEX(Onset)不同的层级排列。
Huang分析中的主要问题在于制约条件的排序。Huang认为*COMPLEX制约条件要求音节仅有一个独立成分，但这与音节类型学的研究不符。无数语言类型学研究已表明音节的无标记形式是CV结构。同时，这些制约条件本身并不是相互冲突的，所以它们的排序的确定必须通过制约条件的传递来实现。因此，Huang的*COMPLEX制约条件排序缺乏理论和实证的证据。此外，尽管*COMPLEX(Final)在制约条件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只有一个音节结构的候选项中有final结点，这明显没有体现OT的输出项任意性原则(richness of the base)。
2.4 音节的莫拉结构
Yip(2003)认为很多用来证明介音归属的论据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1)汉语中的复制、删除、替代和限制复制(failure to copy)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来解释，如音节的语音配列规律来解释；(2)共现制约条件(co-occurrence restriction)也可以通过分析相似性和临近性(promixity)，来解释。在这一点，Yip的观点与Huang(2001)的观点类似。但与Huang不同的是，Yip更加绝对，她因而怀疑音首-音韵的音节结构的合理性及在汉语中的适用性。Yip具体分析了三类经常用来说明介音归属的证据：(1)唇音共现制约(labial co-occurrence restriction)；(2)言语失误；(3)密语。对于唇音共现制约（*pwa,*twu,*twaw等），Yip认为无法利用音首／音韵的结构进行解释，因为某些制约条件要求介音位于音首，而其他制约条件又要求介音位于音韵。因此音首／音韵在这一方面没有解释力。她认为可以利用Frish和Zawaydeh(2001)提出的相似性(influence of similarity)和临近度(degrees of proximity)来解释。认为那些类似的、发音部位接近的音段序列是不存在的（也可以利用OCP（注：OCP:Obligatory Contour Principle强制性非同值原则：临近两个音段在区别性特征上是不同的。）来解释）。Yip认为语误无法确定介音的归属，因为介音在语误中的分布并不一致。她认为语误（其语误语料来自于沈家煊(1992)、Wan和Jaeger(1998))是全音节重复加融合(complete syllable repetition followed by blending)的结果。在优选论的理论框架下，Yip认为可以利用三个制约条件（注：OK-σ要求制约条件音节必须合法；MAX规定最优的音节是CGVC;ALIGN(σ,Morpheme)规定优选的音节应具有输入项的边界词素。）OK-σ、MAX和ALIGN(σ,Morpheme)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见例(11)(Yip 2003:795)。
对于密语等语言游戏，Yip认为它们未必说明音首／音韵这样的音节结构，同样采用优选论进行分析。采用制约条件（注：REALIZE MORPH要求词素必须具有表层表征。）REALIZE MORPH、OK-σ和MAX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密语的形成，见例(12)(Yip 2003:799)。
Yip提出，既然各种论据不能真正确定介音在音首和音韵的位置，退而居其次，可以把莫拉结构作为汉语的音节结构：因为莫拉结构不考虑音首和音韵，这样可以避免很多问题。
马秋武(2003:43-7)认为汉语普通话中的CG组合并不是一个复杂音段，他提出如下的论据：
(a)现有的语音证据不能证明CG是一个复杂音段；(b)根据王洪君(1999)，介音具有一定时长，所以不应看作是音首辅音的第二发音特征；(c)他认为无法通过音段之间的互相替代来确定介音的归属，因为语言学文献中有大量历时和共时的音段分裂或融合现象的存在；(d)他认为如果将CG作为一个复杂音段，辅音数量将增加；(e)马秋武认为汉语普通话元音前和元音后滑音受共现制约条件制约；(f)根据沈家煊(1992)搜集的语误语料，他认为介音可能因失误在音首或音韵中丢失，因此介音不应是音首辅音的第二发音特征(g)他认为SSP（响度层级原则）不适用汉语，因为汉语普通话中的介音是为避免元音连续(hiatus)而产生的(h)他同意很多学者的观点，认为汉语中没有CG和
的对比；(i)他认为Duanmu的观点是其“音首占一个X空位”(one-X-slot-for-the-onset)的音节理论的必然结果；(j)他认为，Duanmu在处理汉语的“零音首”时将汉语普通话音节结构的制约条件错误地应用于非线性音节模式分析中；马秋武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采用制约条件
来解决。
2.5 小结
除了以上各种观点以外，Shen(1993)通过考察汉语普通话中的语误，认为介音是独立于音首和音韵的，构成一个独立音段。但姜美玉(2001)认为沈家煊(1992)的语误语料是通过随时发现随时记录的方法收集到的，同时分析不够细致。而姜美玉根据录音查找获得的语误进行分析，得出不同于沈家煊的结论。
在上文中，我们分别介绍了不同学者对于汉语普通话介音归属的观点。我们发现，其中有些论证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语误是很多学者分析介音归属的基础。正如Yip(2003)认为的那样，语误的产生可能有多种机制，因此语误能否证明介音的归属还需要进一步证明。同时，语误显示介音具有不同归属；而且，能证明介音归属的语误所占比例非常小，因此，它们是否具有代表性、能否用于确定介音的归属又是一个问题。第二，对于语言游戏而言，它们大多是汉语方言中的语言现象。尽管汉语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方言中的语言现象能否用于分析普通话的音系很难确定。第三，关于反切的使用也是有问题的。一方面，Bao(1995)对反切的研究显示介音具有不同的归属；另一方面，仔细分析反切规则的历史变化，我们可以发现音韵学家倾向于使用两个含有相同介音的音节来确定一个新词的发音。这本身就表明音韵学家在使用反切时对介音是采取回避态度的。因此，我们认为只有在无法找到两个都含有介音的音节时才会出现单个音节（词）中出现介音的现象，因此这种情况具有一定的任意性。如果这样的话，试图通过反切中介音的表现来确定介音的归属就站不住脚了。第四，关于利用优选论进行的分析，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见本文2.3节中的(6)关于Huang的讨论）。
综上，尽管有些论据中存在问题，但不同学者的分析都在某些侧面反映了汉语普通话介音的独特表现。我们认为，汉语音韵学将介音归于韵母下，是为了显示介音具有不同于其他音段的特性，但未必正确地反映出介音的位置。我们认为介音的位置不应该是不确定的。在具体音系环境中，之所以会有不同的表现，是因为即使是两个独立的成分也可以结合起来。莫拉理论认为，介音不应位于音韵中，因为音节的第一个莫拉（即最左边的莫拉）首先与音节中响度最大的音段（即音节峰）连接，而介音的响度势必没有后面的元音大。这样，介音势必不会位于音韵中。如果介音不在音韵，它可能存在于音首或直接与音节结点连接。我们认为，确定汉语普通话介音归属的关键在于确定音首—音韵结构和莫拉结构（注：审稿专家认为，该部分的结论与前文的述评前后矛盾。但笔者不这样认为。在本文第二部分笔者对有关普通话介音归属的各种观点进行的是详细归类。而这里提出的两种结构是全文评述归纳后的结论，是对前文评述的总结。因此，并不存在前后矛盾的问题。）中哪个更适合于汉语普通话的音节分析。如果音首—音韵结构更符合汉语，那么普通话的音节结构将是第二部分中(2)或(4)中的一个；如果莫拉结构更适用于汉语普通话的话，(5)将成为汉语普通话的音节结构。Yip(2003)通过汉语中一些音系现象的分析（前文），认为音首—音韵的音节结构不适于汉语的音节分析，因此提出用莫拉结构来分析汉语音节。很多其他学者(Geudens and Sandra 2001)进行的儿童音系习得研究也显示音首和音韵在儿童的习得过程中无法得到证实。此外，莫拉结构可以避免很多问题，同时可以区别汉语中的轻重音节。因此，我们暂且可以认为(5)是比较适合于普通话的音节结构。
3.结语
本文回顾了近年来海内外有关普通话介音归属的各种观点，我们发现，不同学者采用不同的语料对普通话介音的归属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但其中有些论据存在问题，有待商榷。我们认为，在没有更多证据和论证的情况下，可以将莫拉结构作为汉语的音节模型。
进一步研究应考察音首—音韵结构和莫拉结构两种模型对于普通话的适用性。如果能够证明其中一种理论模型更适于汉语的音节分析并有充足语料的支持，那么普通话的音节结构就可以确定。同时我们认为，进一步研究应更多关注汉语各方言中的音系问题，而不是仅仅对普通话音系泛泛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