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俗与政治：汉魏六朝政局发展的预设逻辑
时国强
(商丘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摘 要] 谣俗既可以反映现实，作为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途径，也常常被认为具有预言征兆的性质，来预决吉凶祸福。因此有人精心撰造谣谚，或是有意利用谣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造成了重大事件，产生了重大影响。谣俗的产生既与民众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好奇与探索有关，也和天人感应、谶纬迷信的传统观念有关。
[关键词] 谣俗；政局；作用
谣俗又称繇俗，《汉书·李寻传》：“参人民繇俗。”颜师古注：“繇读与谣同。繇俗者，谓若童谣及舆人之诵。”[1](p.3181)然其又在《汉书·韩延寿传》中注“人人问以谣俗”曰：“谣俗谓闾里歌谣、政教善恶也。”[1](p.3211)由此可见谣俗主要指与政教密切相关的民间歌谣，其主要形式就是“童谣及舆人之诵”，童谣在典籍中记载得非常明确，而“舆人之诵”记载较少，应为泛指底层民众的谣谚。那么，这些童谣及民间谣谚与政教善恶有着怎样的联系，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本文拟就此略作分析。
一、谣俗与政教的关系
谣俗与政教的关系大致可以概括为反映现实与预言占验两类。谣俗为闾里歌谣，反映了一般民众对政教现实的认知感受，朴素亲切，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反映了一定的客观事实。对现实政教的各种情感，诸如厌恶、揭露、批判、同情、称赞、调侃、戏谑等在谣俗中皆有所反映，而以揭露批判者为多。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谣俗即臣下不满朝廷压迫所作。如《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中之上》：“君炕阳而暴虐，臣畏刑而柑口，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而《南齐书》卷十九《五行志》引《言传》曰：“下既悲苦君上之行，又畏严刑而不敢正言，则必先发于歌谣。歌谣，口事也。口气逆则恶言，或有怪谣焉。”此类歌谣类似于《诗经》中的变风变雅，所不同的是变风变雅较为详赡，有着完整的韵律。而这些所谓的“诗妖”“怪谣”则多只言片语，若非结合其产生的特定语境，则难以理解其真正的含义。如《后汉书·五行志》载《顺帝末京都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并非泛指正直与邪曲之人的不公，而是指李固幽毙于狱，而害死李固的宦官们反而封为公侯。《晋书·苻坚载记下》载《苻坚时长安为慕容冲歌》：“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以雌雄二鸟入宫暗讽苻坚宠幸慕容冲姊弟。《宋书》卷三十一《五行志二》载：“晋海西公生皇子，百姓歌云：‘凤凰生一雏，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马驹，今定成龙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龙与内侍接，生子以为己子。”臣民们畏惧君王的权势，只能以曲折隐晦的方式进行揭批、讽刺。而对于正直廉能的官吏，则以歌谣称赞颂扬。如《后汉书·五行志》载《桓帝时京都童谣》：“游平卖印自有平，不辟豪贤及大姓。”称赞大将军窦游平“印绶所加，咸是其人”，公平正直，任人唯德，不曲挠豪贤。一般来说，谣俗对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政治局势的认知是较为准确的，能够反映真实的历史状况。然而民众毕竟处于社会底层，对上层的决策情景不甚了解，也有可能为一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做出并不符合真实情况的歌谣。如《汉书·翟方进传附翟义传》载翟方进决去鸿隙陂水，造福民众，而当其子翟义讨伐王莽失败被诛后，乡里却归恶、追怨翟方进，造童谣曰：“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葵。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以为翟氏覆灭乃天神意志，亦未免趋炎附势，不明就里了。底层民众从自身的立场出发，以直观、朴素的认知为基础，对既成事实抒情表意，以歌谣的形式在民众间传诵，形成了持久的历史记忆，维系着传统的伦理观念和社会秩序。因此，通过谣俗来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虽不免有所偏差，但不失为一种便捷的途径。
除了反映现实以外，谣俗在典籍记载中更多地被认为具有预言征兆的性质，尤其是童谣往往被当作荧惑妖言，代表了天神来预决人世祸福。《史记·天官书》司马贞《正义》引《天官占》：“荧惑为执法之星，其精为风伯，感童儿歌谣嬉戏也。”[2](p.1318)认为荧惑星主惩罚，往往通过风伯感应童儿，使其歌谣以占验。所以王充认为：“世间童谣，非童所为，气导之也。”[3](p.923)“僮谣不学而知，可谓神而先知矣……则夫僮谣者，妖也。”[3](p.1082)而荧惑之精托言童谣，则在于荧惑与儿童皆为阳，二者同类相感。所谓“天地之气为妖者，太阳之气也……荧惑火星，火有毒荧……火气恍惚，故妖象存亡……蜚凶，阳也，阳，火也，故蜚凶之类为火光……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火同气，故童谣、诗歌为妖言。”“世谓童子为阳，故妖言出于小童。”[3](pp.941-943)“荧惑说”多指不祥之兆，然亦有以此释吉祥之兆的，如唐代的潘炎作《童谣赋》即以为“荧惑之星兮列天文，降为童谣兮告圣君……天人合庆，历运其昌。”认为童谣也可以预言天人合庆的喜事。
童谣荧惑说显然是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观念的反应，其虚妄牵强，自不待言。所以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荧惑非指荧惑星，而是使人迷惑之意。他说：“为五行之说者曰：‘荧惑之精，降为童谣。’言虽非实，而固有指也。荧惑者，以荧荧之光、荧荧之智惑人者也……童谣者，荧荧而惑人者也，是之谓荧惑之精，非必天之星降为童之谣也。”荧惑之星不能造童谣，则“天下之为童谣者，皆奸人之造也，岂果祸福之几，鬼神早泄其秘于童稚之口哉……即其果中于事理……亦时有志疾恶而葸弱畏祸，师妇姑诅咒之智，喋喋于烓壅之间而已。”[4](p.611)认为童谣不过是愤世嫉俗者私下对不良现象的诅咒，其灵验也没有什么神秘性，只是人人都能感受到的腐败行为的必然结果而已。此观点与杜预所言相近，所谓的预言只是偶然巧合。《左传》载僖公五年卜偃引童谣，预言晋将灭虢。杜预注此童谣曰：“童齓之子，未有念虑之感，而会成嬉戏之言，似若有冯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览之士能惧思之，人兼而志之，以为将来之验，有益于世教。”[5](p.337)“其言或中或否”并没有什么必然性，也就不可能是神秘力量使然。实际上谣俗的预言占验很大一部分源于附会和推测，钱钟书《管锥编》言：“李世民闻太史占曰‘女武昌’，又民谣‘女武王’，以李君羡乃武安人，封武连郡公、为左武卫将军在玄武门，又小名‘五娘子’，因故诛之(《旧唐书·李君羡传》)；郭威‘闻人间谶：赵氏当为天子’，因使人诬告防御使赵童子，收而杀之(陶岳《五代史补》卷五)。莫非明在迩求远、变出防外。视为鬼神事先之诏告，聊以作弄凡夫，自属无稽；而视为草野事后之附会，聊以嘲讪君上，又殊有味，正古希腊悲剧所示世事人生之‘讽刺’(irony)尔。苟作如是观，则固无须斤斤究辨其为信史抑谰语矣。”[6](p.271)以为附会的目的在于嘲訕君上，表达世事无常之讽刺。而实际上有些预言虽为附会，表达的却是结合现实做出的合情合理的推测。如《宋书·五行志》载童谣曰：“芒笼目，绳缚腹。殷当败，桓当复。”认为此谣预言了殷仲堪败于桓玄。据《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桓玄早有不臣之迹，“在荆州豪纵，士庶惮之，甚于州牧。”“荆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惮之”，所以这首童谣不过是人们依据二人的行迹做出的合理判断，还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二、谣俗在政局变化中起到的实际作用
谣俗作为民意的反映，往往是情感、情绪的发泄，并没有对现实政治产生实际的影响。一些预言性质的作品多为事后附会，借以表达历史发展的神秘感和宿命感，对当时的政治也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但那些有意撰造的谣俗，被精心地运用到当时的政治中，借以实现撰造者的目的愿望，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产生了实际影响。如斛律光被杀即起因于他人造作的谣谚。斛律光与祖珽有隙，而韦孝宽忌惮斛律光英勇，于是韦孝宽乃命其参军曲岩造作谣谚，“令间谍漏其文于邺，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树不扶自竖’。祖珽因续之曰：‘盲眼老公背上下大斧，饶舌老母不得语。’令小儿歌之于路。”(《北齐书》卷十七《斛律光传》)所谓：“百升者，斛也。明月，光字也。高山谓齐，齐姓高也。盲老公谓珽，珽先因罪失明也。饶舌老母谓令萱，令萱本妇人也。”[7](p.2293)借此诬言斛律光有篡位野心，用以离间斛律光与国君的关系。祖珽还“令其妻兄郑道盖奏之”，“因光府参军封士让启告光反，遂灭其族”(《北史》卷四十七《祖珽传》)。可见，在斛律光被杀事件中，谣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其传播的主要形式却是“令小儿歌之于路”，亦即借助了童谣的形式，以造成妇孺皆知、罪行彰著的印象与舆论。同时巧妙地为撰造者做了伪装，使其阴谋假借童谣的形式得以实现。所以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祖珽之奸，高纬之愚，孝宽之诡，一童谣而光以死，高氏以亡，可畏也哉！”“上愈察，下愈谲，愬谮不行，而童谣兴，惑乃益不可解。王洽、李邦华以死窜于小竖之口，可为痛戾者，岂徒高纬之愚乎？(崇祯己巳，都城被围，兵部尚书王洽、戎政李邦华、简军政，宦官忌之，为童谣曰：‘杀了王洽，鞑子容易杀，杀了李邦华，走破鞑子鞾。’播令上闻，洽被诛，邦华削夺，军政益紊，以底于亡。)”[4](p.611)把童谣都当作愬谮谗言，都是奸人所造，未免言过其实，但也无可否认撰造童谣进行栽赃陷害，不仅可以致人以死地，还有可能导致国家败亡，也有可能害人害己。如《魏书》卷二十六《长孙肥传》载“中山太守仇儒不乐内徙，亡匿赵郡，推群盗赵准为主。妄造妖言云：‘燕东倾，赵当续，欲知其名，准水不足。’”怂恿赵准自立为王，赵准遂聚众为乱，被长孙肥击破，仇儒、赵准双双被杀。奸人妄作谣谚，制造仇恨，搅乱局势，贻害无穷。所以唐僖宗在《南郊赦文》里痛斥：“奸险之徒……撰造童谣，此为弊源，合处极法。”当谣俗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时，便失去了其最初的含义，已近于谗言与毁谤。
除了那些有主名的精心撰造的谣谚以外，大部分谣俗作品只是民众直观感受、直觉愿望的表达，其所表达的内容能不能实现，则要看当时的各种条件，并不具有必然性，更没有宿命的神秘性。但囿于认识水平及社会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人们无法准确地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再加上天人感应观念的影响，遂致谣俗成了决策与行动的依据，由此对人物命运、事件发展、政局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谣俗的高度重视使得观风采俗成为常见的政治措施，乃至成为一种政治制度。刘歆、班固都曾指出早在先秦时期谣俗就已经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并设立了采诗制度。刘歆《与扬雄求方言书》：“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僮谣歌戏，欲得其最目。”班固则以此作为《诗经》编辑的一种重要来源，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里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春秋之后采诗制度虽然不在了，但采风观俗的方式却保留了下来。东汉末年这种制度又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载其上奏：“五年制书，议遣八使，又令三公谣言奏事。”“谣言奏事”即“举谣言”，李贤注：“《汉官仪》：‘三公听采长吏臧否，人所疾苦，条奏之。’是为举谣言也。”[8](p.1996)《后汉书》卷五十七《刘瑜传》载其上书言：“臣在下土，听闻歌谣，骄臣虐政之事，远近呼嗟之音，窥为辛楚，泣血涟如。”可见所谓“人所疾苦”即所谓“听闻歌谣，骄臣虐政之事，远近呼嗟之音”，“举谣言”内在地包含“听闻歌谣”这种形式。此后的朝代大多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这种形式，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如《南齐书》卷四《郁林王传》载隆昌元年正月下诏：“询访狱市，博听谣俗，伤风损化，各以条闻，无使瘥瘼之苦，载兴比屋。”梁武帝《分遣内侍省方诏》：“可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访贤举滞。”北周武帝《遣使周省四方诏》：“可分遣大使，周省四方，察讼听谣，问民恤隐。”都把谣俗当作了解社情民意的一种途径，以期从中了解到政策的得失、民心的向背，甚或从中发现某些征兆，求得先机，以便更好地进行处置、治理。
他人解读谣谚，或诬或劝，皆不免失实，以致造成巨大的危害。当事人自己解读谣俗，全凭自我感受，有时也会弄巧成拙，害人害己。如《后汉书》卷七十三《公孙瓒传》：“瓒破禽刘虞，尽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谣言：‘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瓒自以为易地当之，遂徙镇焉。”于是修城积谷，以待天下之变。以为应之童谣必有神助，却不料于建安三年被袁绍歼灭而亡。其部下关靖见瓚败，叹恨曰：“前若不止将军自行，未必不济。”为公孙瓒为童谣所误感到惋惜。事后看这些解读是误读，还可以纠正，而因此所采取的措施、所造成的伤害却是无法挽回的。如《晋书》卷五《孝愍帝纪》载愍帝降于刘曜之前，“有童谣曰：‘天子何在，豆田中。’时王浚在幽州，以豆有藿，杀隐士霍原以应之。及帝如曜营，营实在城东豆田壁。”《晋书》卷一百十二《苻生传》：“生梦大鱼食蒲，又长安谣曰：‘东海大鱼化为龙，男便为王女为公，问在何所洛门东。’东海，苻坚封也，时为龙骧将军，第在洛门之东。生不知是坚，以谣梦之故，诛其侍中、太师、录尚书事鱼遵及其七子、十孙。时又谣曰：‘百里望空城，郁郁何青青。瞎儿不知法，仰不见天星。’于是悉坏诸空城以禳之。”这些谣谚虽然最终被证明具有一定的预言性，但最初对它们的误读所产生的无辜伤害却已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其最后的应验也不过是利用其歧义而进行的曲解与回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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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吉却为凶，以为在此却在彼，对谣谚越迷信越容易被误导，因为这些无根谣谚并没有什么明确特定的指向，人们对它的解读不过是各自依据自身对现实的感受做出的推测，这种猜谜式的臆测必然导致错误，乃至造成无辜的冤屈。当然对谣谚猜谜式的解读也有可能猜中，从而起到正面的积极作用。如《孙皓天纪中童谣》：“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据《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祜以伐吴必藉上流之势。”闻此歌谣之后，以为“此必水军有功，但当思应其名者耳。”“会益州刺史王浚征为大司农，祜知其可任，浚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浚监益州诸军事，加龙骧将军，密令修舟楫，为顺流之计。”羊祜本就以为伐吴要从长江上游以水军进攻，听到这首童谣之后更加坚定了信心，又知益州刺史王浚可任，而王浚小字阿童，遂以之为龙骧将军，以应童谣，以示应天顺民，求得伐吴得胜的好兆头。显然这首歌谣促成了羊祜的决策，也为王浚提供了一个重要历史机遇。谣谚成为鼓舞斗志，激励人心，指明方向的一种策略手段，运用得当即能实现愿望、达到目的。《晋书》卷一百二十二《吕光传》：“光徙西海郡人于诸郡，至是，谣曰：‘朔马心何悲？念旧中心劳。燕雀何徘徊？意欲还故巢。’顷之，遂相扇动，复徙之于西河乐都。”此歌谣契合了当时的情景，引起了人们的心灵共鸣，遂以此谣相号召，终复于故地，扭转了被迁徙的命运。
有主名的谣谚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的谣谚都是无主名的，也很难找到其渊源所自，这些看似无根的谣谚也有可能被有心人利用，造成重大事件，产生重要影响。如《孝明时洛下谣》：“铜拔打铁拔，元家世将末。”“好事者以二拔谓拓拔、贺拔，言俱将衰败之兆。时司空高乾密启神武，言魏帝之贰，神武封呈。”(《北齐书》卷一《武帝纪上》)结果魏帝杀了高乾，又欲杀其弟高昂、高慎，二人遂投奔高欢，导致魏孝武帝与高欢有了仇隙，并最终出走关中，高欢自立。此谣谚或出于无心，被“好事者”加以附会，又被高乾、高欢两次利用，激化了矛盾，最终酿成了重大的历史事变，虽不能说这个谣谚改变了历史进程，但无疑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利用现有谣谚牵强附会来诋毁诬谤他人，轻则使其免官去职，重则杀身灭族，甚或挑起战乱，危害甚重。此类附会谣谚酿成事端者不胜枚举，仅举较显著者，如《晋书》卷三十三《石苞传》载王琛认为童谣“宫中大马几作驴，大石压之不得舒”暗讽石苞压制皇室司马氏，遂借此密表苞与吴人交通，有反叛的嫌疑，致使晋武帝策免了石苞的官职。《宋书》卷三十一《五行志二》载：“魏齐王嘉平中，有谣曰：‘白马索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骑。’朱虎者，楚王彪小字也。王凌、令狐愚闻此谣，谋立彪。事发，凌等伏诛，彪赐死。”《北史》卷二十九《萧宝夤传》载柳楷以谣谚“鸾生十子九子毈，一子不毈关中乱”劝萧宝夤叛乱，致使萧宝夤兵败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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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谣俗产生的根源
谣俗长盛不衰的原因除了民众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好奇与探索以外，还和天人感应、谶纬迷信这些悠久的传统观念有关。谣俗常常被当作某种征兆预言，尤其是童谣在典籍的记载中几乎成为预言的代名词，因此这些作品也常被称作谣谶。《物理小识·占候类》：“纬书以斗占物，以天纲类，应也。荧惑主童谣，非谶而何？”[9](卷二)《说文解字·言部》：“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河洛所出之书曰谶。”河图洛书是我们最早的典籍，可见在我们文明初期就有了预言占验的观念，而所谓占验也就是天人感应的反映。《汉书》卷二十七上《五行志上》：“《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刘歆以为宓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认为天象能够预示人间吉凶，《河图》《洛书》即为上天授意，借以佐佑人王，建立人间秩序，确立天人关系。八卦后经文王演变为《周易》，而洛书即为《尚书·洪范》。《周易》“《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穀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促舒错。”由此可见先秦时期，《易》之阴阳与《尚书·洪范》虽然都阐释了天人关系，但二者并没有联系起来。《易》主要通过阴阳消息来预测人世吉凶，《洪范》主要通过“五事”与“五征”的相互感应来沟通天人之际，到了汉代开始将阴阳五行人世吉凶建立起广泛而细密的体系。首先，是伏生作《五行传》将五行与五事、五征联系起来，把天人感应与五行相生相克结合起来，认为天人五行之间皆有感应，进一步扩大了天人感应的范围，而不仅仅是天与人之间能够相互影响，五行天人三者皆有感应皆能相互影响。其次，是董仲舒进一步将五行为代表的万物的阴阳两种状态属性纳入天人感应的范围，而不仅仅是五行为代表的万物本身可以体现天人感应，而且万物的阴阳状态与属性也可以参与到天人互感之中。至班固又与五方、五星相联系，对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进行透彻详备的解说，此后历代史书中的五行志大多以此为说，形成了深远浓厚的灾异休咎吉凶的观念与文化传统。其中五星之荧惑感应为童谣，五事之言事感应为诗妖，而童谣、诗妖恰为谣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是谣俗产生、传播的重要因素，而谣俗的产生传播也反映和加深了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观念。
对语文学科中文字的学习，不但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还能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但是在应用语言文字时也是有需要注意的地方的，如：无论是使用语言文字还是训练，都要有重点地去学习和训练；当应用不同的字词和语句时，要不断地开阔自己的思维，并且能够与生活中的实际相连接；在进行阅读时必须按照一定的原则进行阅读，不可毫无章法地去阅读学习；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主动参与性，并且加强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谣俗也是谶纬迷信的反应。谶书，又称图谶，假言立意，因人进献，以为征验。纬书附会于儒家六经，假托圣人之言预言祸福。《后汉书·张衡传》载其《请禁绝图谶疏》以为“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情伪较然，莫之纠禁。”然赵翼《廿二史札记·光武信谶书》引《汉书·路温舒传》路温舒上封事预戒“汉厄三七之期”，而温舒为昭帝时人，则在哀、平之前，已有谶纬之言。而哀、平之际，谶纬兴起，或与王莽专权有关。王莽废长立幼，不臣之心已彰，故有识之士多以谶言相感召。而王莽亦以谶纬之言为篡夺之资，促成了谶纬的兴起。至光武帝刘秀时谶纬之说大受重视，因为光武帝刘秀创业即位过程中谶纬之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汉书》《邓晨传》《李通传》等传记中多次提到刘秀为天子等谶言。赵翼因此认为：“是谶记所说，实于光武有征。故光武尤笃信其术，甚至用人行政亦以谶书从事。”信谶者登用之，不信谶者贬黜之。“是光武之信谶书，几等于圣经贤传，不敢有一字致疑矣。”而“当时所谓图谶者，自夏贺良等，实有占验外，其余类多穿凿附会，以惑世而长乱。乃人主既信之，而士大夫亦多有留意其术者。”[10](p.88)谶纬在东汉兴盛一时，至六朝“自反切之学兴，遂有以反语作谶者”，如《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童谣：“于何相求成子合”，反语“石子冈”等，可见此处的童谣亦即谶语。至隋文帝下令“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隋书》卷二《高祖下》)，其后谶纬逐渐消亡。然其关于朝代更迭、政权斗争中应天顺人的征兆占验观念却依然深入人心，利用乃至撰造谣俗来自神其事或打击对手成为常见的现象。在神秘的原始信仰影响下，以及复杂的政治局势中，谣俗已不仅仅是一种民间歌谣，而更多地体现出舆论工具的性质，这种性质的变异也是谣俗长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因素。
[参 考 文 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3]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4]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7]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9]方以智.物理小识[M].清光绪十年宁静堂刻本.
[10]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4.
Rumors and Politics: Presupposition Logic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SHI Guo-qing
( College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 Shangqiu 476000, China)
Abstract: Ballads’ custom can be as a way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history by reflecting the reality, meanwhile they are often considered to have the nature of prophetic signs to predict good or bad fortune. Therefore, some people carefully create rumors and proverbs, or intentionally use them to achieve their own purposes, resulting in major events and have a major impact. The emergence of ballads’ custom is related to people' s curiosity and exploration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o the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celestial and human induction and prophetic superstition.
Key words: Ballads’ custom; Political situation; Effect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 2019) 04-0093-05
[收稿日期] 2019-05-21
[基金项目] 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魏晋南北朝民俗与文学研究”(2015BWX014)
(作者系商丘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王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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