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史学论文,思潮论文,爱国主义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生在60年前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一次最严重的民族危机。而战前和战后，恰恰都是国内阶级斗争比较激烈的历史时期。国共两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能捐弃前嫌，休战言和，齐集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大旗之下，共赴国难，这无论如何都是爱国主义思想的伟大胜利。作为一个爱国主义思潮汹涌澎湃的历史时期，抗战时期的中国史学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姑以“爱国主义史学”名之。
一、蓬勃兴起的爱国主义史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史学素有立足于现实服务于现实的优良传统。就近代而言，中国史学正是围绕着救亡图存这一时代主题而发展起来的。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的侵略面前一再妥协退让，激发起全国人民的爱国保土热情。在爱国主义思想的激荡下，中国史学的经世传统特别是近代史学的爱国主义传统得到空前的高扬。爱国思想在所有主张抗战的史学派别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爱国主义史学蔚为大观，其内容主要是：
第一，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阐发优秀的民族文化，并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不仅有助于提高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且是建设民族新文化的需要。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极大的损害。面对强邻的欺凌，透过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扶起失落的民族自信，其意义非同小可。在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历史上，为了抗击异族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各民族都涌现出了自己的民族英雄。同时，在历代王朝战争中，也涌现了无数忠贞不渝、敢战敢死的忠臣义士。在中国，“气节”二字备受重视，人们对坚守气节者推崇赞扬有加，而对丧失气节者贬斥鞭挞唯恐不及。这几乎是中华文化独有的文化传统。它在国家和平、社会安定时期往往不为人重视，但每当国家民族遭受外患之际则会闪耀出灿烂的光辉，激励志士仁人们为正义事业冲锋陷阵，视死如归。在全民族反抗日寇入侵的伟大战争中，借助历史学来发扬光大这些优良传统，必将产生难以估量的精神感召力。
首先是历史人物传记大量涌现。历代的英雄志士受到极大的关注。如许多报刊登载论述、歌颂屈原、张骞、班超、苏武的文章。两宋时期民族矛盾尖锐，英雄志士辈出，岳飞、陆游、文天祥等英雄故事被不断地演绎；相反，充当汉奸出任伪职的张邦昌、刘豫，对敌妥协残害抗敌将士的秦桧、贾似道之流则遭到无情的鞭挞。明代击退瓦刺的民族英雄于谦、抗倭名将俞大猷、戚继光，以及抗清名将史可法等，也受到较多的注意。总之，战时人物传记和史学评论都把民族气节作为标准来褒贬人物，裁量时政，以史学为抗战服务。
其次是国史编著层出不穷。一国历史是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就非常重视历史学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1 〕章太炎则把民族主义和史学喻为庄稼与水份养料的关系，他说：“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2〕其弟子朱希祖尝论“国亡而国史不亡， 则自有复国之日”，认为我们“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因而主张开馆修史，“藉历史以说明国家之绵延，鼓励民族之复兴。”〔3〕国学大师柳诒徵也认为，要发扬爱国精神， 只有研究中国的历史。而且在他看来，鼓励民族精神，不能只讲岳飞、史可法，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衰弱的时代，多讲“不免使人丧气”；他主张大讲特讲中国国势最强盛的历史时期如初汉盛唐，即“欲求民族复兴之路，必须认清吾民族何时为最兴盛，其时之兴盛由于何故，使一般人知今日存亡危急之秋，非此不足以挽回溃势。”〔4 〕著名史学家吕思勉抗战时期也以阐扬民族文化、砥砺抗敌士气为己任。他撰著国史，“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5〕他在书中表达了对民族文化的深切热爱、 对抗击异族侵略的民族志士的景仰，并直抒抗战必胜的乐观情怀。缪凤林继承二十世纪初国粹主义史学思想，认为，“爱国雪耻之思，精进自强之念，皆以历史为原动力，欲提倡民族主义，必先昌明史学。”〔6 〕钱穆强调国人应对国史以及民族文化怀着一种“温情与敬意”，认为国史的任务在于“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兴起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要“复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国史略有知。”〔7 〕邓之诚指出，“二千年来，外患未尝一日或息，轩黄胄裔，危而复安，弱而能存，灭而再兴者何？莫非由群力群策得来。其艰难经历，非史事何由征之？故欲知先民缔造之迹，莫如读史。”又言：“今诚欲救亡，莫如读史。”〔8〕章太炎明确指出：“鄙人提倡读史之志，本为忧患 而作。顷世学校授课，于史最疏。学者讳其伧陋，转作妄谈，以史为不足读，其祸遂中于国家。”〔9〕
总之，一大批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史学家们，“强调历史教育的功用，企图以祖国光荣史迹来增强民族自信心，来鼓励抗战精神。 ”〔10〕在“读史救亡”、“文化救国”思想指导下， 抗战前后涌现了一大批旨在弘扬民族文化的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历史教育也受到应有的重视。
第二，掀起边疆史地研究热潮。
中国近代历史上，几次边疆危机，都引发了中国学者研究边疆史地的热潮。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九·一八”事变侵吞了东北四省，继而觊觎我华北；在此前后，西北、西南也有帝国主义者活动。一批富于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感到边疆问题的严重，起而倡导边疆史地的研究，以期为当局开发边疆、保卫边疆服务，并借以激发国人的爱国保土热忱。其中以顾颉刚等创立的“禹贡学会”及其《禹贡》半月刊影响最大。
他们认为，在“强邻狂施压迫、民族主义正在酝酿激发的时候”，来“考察本国的民族史和疆域史”〔11〕，为弘扬民族精神服务，这是知识阶层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所应尽的责任。而东邻西邦特别是日本大力研究我国边疆史地，则明显是为了“计画其移殖人民，夺取市场，侵略土地。”〔12〕如日本陆军部在大连组织“满蒙文化协会”，刊行《满蒙》和《文化》两种期刊，先后出版图书三四百种，印制《满蒙西伯利亚地图》；日本政府也组织专家深入吉林热河作实地调查，写成报告书；而所谓“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则“网罗我国无赖文人，专为伪国歌功颂德，期以消失我人民之民族意识。”〔13〕
面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禹贡学人们摒弃“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大力从事边疆史地的研究，“藉此以激起海内外同胞爱国之热诚，使于吾国疆域之演变有所认识，而坚持其爱护国土之意向。”〔14〕经过禹贡学人数年的分工合作，《禹贡》半月刊发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论文700余篇，刊印“边疆丛书”十余种， 在我国边疆史地特别是东北、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除禹贡学会及其《禹贡》半月刊之外，当时致力于边疆史地研究的还有新亚细亚学会、中国社会调查学会、东方学会、边政学会、开发西北学会、东南大学史地研究会、中国边疆学会等，出版的刊物有《新亚细亚》、《边政公论》、《边政导报》、《边事研究》、《边疆研究论丛》、《边疆研究季刊》、《康导月刊》、《国闻周报》、《中国边疆》等，形成了一股研究边疆史地的热潮。
第三，回击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帝国主义者为了遂其侵略、奴役中国的野心，还企图从文化上民族心里上征服中国人民。他们炮制中国文化“外铄”论，中华民族“西来”说、“东来”说、中国社会“停滞”、“倒退”论等，具有强烈爱国责任感的中国学者对种种谬说进行了系统的清算。
中国文化起源问题，是在17世纪中叶以后，欧洲来华基督教士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欧洲人震于中国立国之悠久，及其在世界史上地位之重要也，于是大运神思，力言中国文化渊源西土，以示西洋人之有功于中国。”〔15〕先后出现的有中国民族来源于“埃及说”、“巴比伦说”、“印度说”、“中亚说”、“土耳其说”等。种种奇谈怪论，大多幼稚可笑，不值一驳。但二十世纪初的国粹派学者大多曾信从中国民族西来说。随着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深入以及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认识到“西来”说的危害。因它不仅容易被帝国主义者用作分裂中国的借口，而且会损害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日本侵略者竟无耻地编造出什么“东来”说。为此，何炳松、金兆梓、缪凤林等先后发表论文驳斥种种中国民族、文化“外来”说的谬论。〔16〕而瑞典人安特生根据其考古发掘所获的材料，认为中国的土耳其斯坦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并“受西方民族之影响”。由于安特生以考古学家的身份论证了中国民族“西来”说，因而在中国学术界颇有影响，使一些具有强烈民族意识但不懂考古学的旧学者明知其谬误而无从驳倒它。
敢于向“权威”挑战的是尹达。他认为，“在民族抗战的阵营之内，还隐藏着‘认贼作父’的民族败类，还有不少缺乏民族自信心的动摇分子”；而同时，“欧美以及日本的学者在过去和现在都竭力搜集证据，去证明中华民族和其文化是来自他处”，“国内一部分醉心欧化的学者也曾盲目的附和了这种论调；在抗战的过程里，部分的准备投降妥协的顽固分子，很可能利用这样的论调一笔抹杀那悠久的中华民族的史迹。”因此，为了“加强民族自信心”，他认为有必要“重新提出这样的问题加以说明”。〔17〕
尹达根据考古材料勾画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发展的轮廓，指出：“中国华北地带在几十万年以前就有了人类的足迹，以后使用着旧石器的人类在那里生活了相当长的年代。那时的人类就是中华民族的前身。”〔18〕对安特生据河南渑池仰韶村新石器末期遗存中发现着色陶器和俄属土耳其斯坦的亚诺以及波斯苏沙所发现的彩陶有相似之处，便重提中国文化西来的旧说，尹达指出：“两种文化的遗物中之图案和花纹的偶然相似，不一定就有相互传播的关系，更不能因而确定其有血缘上之任何关系。”〔19〕尹达进而批判了安特生在中国史前文化分期上的错误，从而从根本上推翻了“文化西来说”的理论基石。
日本法西斯御用文人配合日本侵略者在军事上的进攻，还大肆鼓噪中国社会“停滞”、“循环”、“倒退”论，以秋泽修二《东洋哲学史》和《支那社会构成》影响最大。秋泽在这两部书中，肆意歪曲马克思关于亚洲社会的论述，不顾中国历史事实，反复宣讲所谓“中国社会之（亚细亚）的停滞性”，鼓吹“此次中日事变……皇军的武力”将“给予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以最后的克服”，使“农业的中国……与工业的日本结合”，露骨地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舆论。
对此，激于爱国义愤的中国史学家们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撰文予以反击，吕振羽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先后发表了《关于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与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日本法西斯蒂的中国历史观批判》等一系列文章，从各方面批判了秋泽修二的法西斯主义侵略史观。例如，吕振羽批驳秋泽把“父家长制残余”视为社会决定因素的谬误，指出规定中国社会形态的应该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而不是什么“政治形态”，中国社会形态发展的基本动力，应是“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和其分裂”，而不是什么“外在矛盾诸关系”，从而扯去了秋泽的假马克思主义外衣。对所谓“中国社会停滞”论，吕振羽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虽然经历时间比较长，但中国的封建文化也有比较“高度的发展”，而且“中国社会长期迟滞发展”是可以用科学的历史观加以合理的说明的，中国社会“并没有‘静止’、‘退化’、‘复旧’或‘循环’，而是螺旋式的前进”的。
此外，李达、华岗、吴泽、王亚南等一批进步史家也起而著文驳斥秋泽的法西斯侵略史观，〔20〕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挫败了侵略者从文化上征服中国的企图。
二、爱国主义史学思潮兴起的现实背景和历史渊源
爱国主义之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史学的主题，既有对现实的积极回应，也有对经世致用传统的继承。
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入侵，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它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震憾则更为强烈。近代中国饱经外患，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几乎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危机。然而，数千年来形成的华夏文化优越的观念，占据了国人的心灵，中国数度将亡而未亡，助长了“中国不亡”的苟安思想。正如柳诒徵所说：“自从袁世凯以来，所抱持之中国不亡之乐观，专恃各国牵制之势力，以为苟且图存之计，一转而有列国共管之说，又一转而有九国远东之约，而收回胶澳收回旅大退还赔款等事，国民闻之，且欣然色喜，谓吾国势且将由此隆隆日上焉。”〔21〕张季鸾也尖锐地指出：“中国之所以不振，首因地大物博，自恃其不可亡，故萎靡散漫，不能前进。即以对日论，三十年来，经数次之巨创，而犹不知奋，甲午之败，庚子之危，二十一条之羞，济南惨杀之痛，此在当时，皆不可忍。不可忍者，而事过境迁，又复忘之。此岂吾民之果健忘哉？徒以自恃其不可亡，而未真切感觉危险之故耳。”〔22〕
然而，“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时局，打碎了国人“中国不亡”的美梦。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除呼吁国联外无外交，除坐待来攻外无战法，三省皆沦陷，淞沪成焦土，国家之可危可耻，百年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23〕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各民主党派都纷纷发表文章或宣言，呼吁团结抗日。一切有爱国良知的知识分子以“书生报国”自许，为民族抗战鼓与呼。
郭沫若冲破重重阻力，别妇抛雏，毅然从日本回国，投身于民族抗战事业。他以笔为剑，发表大量的抗战史论，歌颂中华民族“富于创造力、同化力和反侵略性”的传统精神，〔24〕痛斥日本法西斯反文化的“兽性”，揭露其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抗战精神的阴谋，大声疾呼恢复我们“固有的民族精神”以反击敌人的文化进攻。他身体力行，编著一系列历史剧：《棠棣之花》，歌颂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优良传统；《南冠草》，旨在表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时代主题；《屈原》，再现了一个爱国忧民、主张正义、坚持气节的民族诗人形象。吕振羽在后方文化战线上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认为中日战争“是代表人类前进的中国民族和反动的垂死的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斗争”，只要中国人民“团结奋起”，就一定能阻遏日本帝国主义的所谓“神风”。〔25〕他积极进行对法西斯侵略史观的批判，与国内外反动的学术思想作针锋相对的斗争。翦伯赞同样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史学活动。他在其史学名著《历史哲学教程》中针对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的对抗战前途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倾向，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来阐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发展逻辑，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向，决定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必将胜利。翦伯赞还注重对历史上反侵略民族战争的研究，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以供抗战借鉴。华岗不仅撰文批判帝国主义侵略史观，而且写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对近代以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此外，范文澜、侯外庐、吴泽、胡绳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无不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自觉将史学研究与抗战事业联系在一起。
不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此，一切有爱国心的史学家无不以抗战救亡为己任。如顾颉刚不仅倡导边疆史地研究，而且编刊通俗读物，宣传抗日主张；创办《文史杂志》，弘扬民族文化。身处沦陷区的陈垣，大力提倡“有意义之史学”，宣扬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吕思勉在抗战期间沦陷的上海坚持历史教学和研究，以阐扬民族文化、砥砺民族士气为己任。柳诒徵、缪凤林创办《国风》半月刊，以发掘优秀的民族文化，增强国人的自尊自信，最终达到复兴中国的目标为办刊宗旨。钱穆在抗战时期也同样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如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大力表彰民族气节和爱国传统，其《国史大纲》更强调历史文化对培养国民精神的重要作用，揭橥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以激励国人的民族自信心。
著名史家侯外庐回忆说：“那个时代，像胡适那样躲到美国去做学问的人毕竟寥寥无几，消沉者不能说没有，但砥砺志气，发愤为中华民族振兴而勤奋工作、切实研究问题的人，毕竟占绝大多数。完全不窥国事，把民族存亡置若罔闻，绝对超然乎政治之外的学者，我没有见到过一个。”〔26〕正是在民族危机的刺激和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历史学家作为富有忧患意识的一群，起而用学术研究为抗日服务，发扬蹈厉民族精神，倡行爱国主义史学。
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史学的勃兴是对中国优秀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素有立足现实、参与现实的优良传统，近代史学与现实的结合更为密切。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饱经苦难，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而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具有深广基础的社会思潮，也给中国近代史学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代史学就是围绕救亡图强这一思想主题而展开的。
鸦片战争后不久，中国很快出现了一批记录战争过程总结战争失败教训的战纪史著，一部分先进的中国士大夫震惊于西方殖民者武力叩关之余，开始放眼国门之外，探研世界大势，以求“御侮之策”。如魏源编纂《海国图志》，给闭塞已久的中国人带来了全新的世界观念，继之而起的《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等战纪史著同样继承了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以当代人写当代事，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开创了近代爱国主义史学的先河。
甲午一战，中国败于日本，给中国士人的震惊是巨大的，他们惊呼这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根深蒂固的华夏文化优越的观念开始动摇了。随之兴起的维新思潮，反映在史学建设上就是外国史著编译热潮的兴起，他们注重考究各国的变法史实，以为中国维新变法的借鉴。爱国志士们还注重亡国史的编著，总结各国灭亡的教训，以警示国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危机更进一步加深，爱国志士对各国亡国惨史更为重视。他们认为，读亡国史，可以使“亡国破家之祸日悬于四万万人心目之间，而惧我之为波兰，惧我之为印度，惧我之为埃及、罗马，积惧而奋，积奋而团，积团而竞生存。”〔27〕他们作亡国史，其目的是使中国同胞“把那亡国过去的事迹，比较中国现在的情形，才好抖擞精神，造就未来的中国”。〔28〕
这一时期兴起的国粹主义史学则从另一个角度表达其爱国情怀。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军事、经济的入侵，是“欧风美雨”席卷中国，《辛丑条约》签订使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一落千丈，崇洋媚外思想泛滥。于是一批抱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学者试图以倡导“国学”、保存“国粹”、阐发民族主义思想来激发国民的保国之心，以挽神州陆沉。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人物的爱国事迹可以唤起国民的爱国心，如对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等民族英雄业绩的介绍和宣传就非常多，这对激发和启迪国民的爱国心和民族精神、投身到反帝反清的民族独立斗争都曾起到积极的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史学带来了新的生机，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登上中国史坛。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其特有的革命性和实践性，使近代以来的爱国主义史学升华到一个崭新高度。
综观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我们不难发现它对近代爱国史学传统的诸多继承。《禹贡》学派致力于边疆史地的研究，继承了鸦片战争前后实学思潮鼓荡下的西北史地学派的余韵，他们也自认是对边疆史地研究的“第二回发动”。庞杂的回归传统、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文化救国”论，“读史救国”论则明显是对世纪之交国粹主义史学思潮的继承。至于为反对帝国主义侵华理论起而为实证的研究，更饱受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思想的浸染。可以说，抗战时期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是在新的民族危机刺激下近代爱国主义史学思潮的延续和升华。
三、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
史学是一门科学，但在近代中国，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更与政治如影随形。任何政治派别都有自己的史学为其政治主张服务。面对强敌压境，是主张抗战还是主张投降，是“爱国”和“卖国”的分水岭。抗战时期的史学，必然反映这个最大的政治。因为有政治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为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所以才会有民族主义史学、爱国主义史学。当然，史学不完全等同于政治，但二者确有密切的对应关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废必然影响到爱国主义史学统一战线的存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由一切主张抗日派别的联合，其间充满了矛盾和分歧，爱国主义史学思潮同样是一切主张抗日的史学派别的联合，矛盾和分歧自不可避免。
以史学思想论，爱国主义史学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它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武器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并把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置于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置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加以认识，预示中国抗战必胜的前途，它在文化上反对复古守旧、反对全盘西化，主张兼收并蓄、批判继承。有保守主义史学，鼓吹“国粹”、“国魂”，主张“读史救国”、“文化救国”，通过引导国民回顾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来激发他们的民族意识的爱国情感。他们往往反对外来文化的汲取，是一种带有浓厚的复古、守旧色彩的文化民族主义，但它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团结抗战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所以属于爱国主义史学阵营。还有一派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史学，为了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独立，坚决反对复古，主张改良政治，但同时又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各派之间充满了矛盾，在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生存危机时，又能求同存异，共赴国难，齐集于爱国主义旗帜下，显示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力量。
抗战时期的爱国主义史学作为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有其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首先，它唤醒了国民的民族意识。中国先民开疆拓土的文治武功，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反抗异族征服的民族英雄事迹，舍生取义、高风亮节的志士仁人，创造发展灿烂民族文化的杰出人物，无不通过史家的史笔展现在国人的面前，使他们意识到生为中国人的光荣与自豪，而世界亡国之惨状，中国近世积弱积贫，屡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历史，又使他们意识到生为中国人的忧愤和责任。
其次，它激发了国民的爱国热忱。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以及不屈于外来征服的文化传统，使人坚信中国不会亡国，中华民族必能焕发出青春活力去战胜强敌。爱国主义史学对帝国主义侵华理论的批判，对汉奸投降理论的驳斥，对正义必然战胜邪恶、进步必然战胜反动这个历史法则的揭示，使国人对胜利前途充满了信心。
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史学在史学史以及思想史上更有其光彩的一页。它锻炼了一大批立足于中国现实研究历史的史学家队伍。吕思勉、陈垣等由民主主义的爱国者向社会主义的爱国者转变，都对中国史学后来的发展有深刻影响。在思想史上，它大大丰富了爱国主义思想的内涵，它不仅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而且抓住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思想史的主题，抓住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永远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消减它的光彩，其中的思想财富值得我们去开掘，去研究。
注释：
〔1〕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龚自珍全集》， 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
〔2〕章太炎：《答铁铮》，《民报》第14号。
〔3〕引自《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朱希祖》第五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1959年出版。
〔4〕柳诒徵：《从历史上求民族复兴之路》，《国风》半月刊， 第5卷第1期。
〔5〕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绪论》，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重印本。
〔6〕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南京钟山书局1933年版第25 页。
〔7〕钱穆：《国史大纲·引论》。
〔8〕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
〔9〕章太炎：《中华二千年史》“序”。
〔10〕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中国文化》第3卷第2期。
〔11〕顾颉刚：《禹贡》半月刊第1卷12期“编后”记。
〔12〕〔13〕《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 见《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14〕禹贡学会：《此后三年中工作计划》，《禹贡》半月刊第7 卷1、2、3期合刊号。
〔15〕何炳松：《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东方杂志》第26卷2号。
〔16〕有关论文有：金兆梓：《中国人种及文化之由来》，载《东方杂志》第26卷24号；缪凤林：《中华民族由来论》，载《史学杂志》第2卷第2、3期。
〔17〕〔18〕〔19〕尹达：《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中国文化》第1卷第5期。
〔20〕李达：《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吴泽：《中国社会历史是“停滞”、“倒退”的吗》；华岗：《评侵略主义的历史观》。
〔21〕柳诒徵：《自与他立》，《学衡》第43期。
〔22〕〔23〕张季鸾：《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序》，大公报出版社1932年出版。
〔24〕郭沫若：《文化与战争》，《沫若文集》第11卷。
〔25〕吕振羽：《日寇侵略之史的认识与历史给予我们的试炼》，《中苏》半月刊1940年第4卷第1、2期合刊。
〔26〕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27页。
〔27〕《江苏》第3期，“社说”。
〔28〕《杭州白话报》第15期（19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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