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的构成要件与实现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态论文,条件论文,构成要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050-08 一、“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什么是“新常态”？目前有很多定义，有定义在增长速度上的[1]，有定义在产业转型结构优化上的[2]，有定义在人口结构变化上的[3]，还有“跨界”定义在打虎立规(威)的制度创新上的[4]，不一而足。由于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因而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如长期稳态的“次高”增速、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新的发展模式、刘易斯拐点、新的政治生态等等，五花八门。不同表述从各自不同方面揭示了“新常态”的重要特征，极大地拓展了“新常态”的内涵。 但是，无论哪种表述，着眼点都离不开转变增长方式这一根本点，这是一个必备条件。只有围绕这个根本点展开，才谈得上良性的、可持续的状态，才能称之为“常”和“新”，如果仍是沿着粗放型的旧有的增长方式发展，面对与日俱增的资源瓶颈、环境污染、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势必难以为继——既然旧的增长方式难以持久，那就成不了“常态”，更别提“新常态”了。① 尽管“新常态”是2014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但并不意味着它是现在才着手准备的。20年前，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讨论《“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时，便以党内文件形式正式提出了关系全局的“两个根本性转变”战略，然而“新常态”的实现需要条件，需要有相应的“双基”，即产业基础和市场基础。正因为有了当年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以及其后20年的积累，夯实了“双基”，“新常态”才有可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二、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才有利于“新常态”的形成 1.“新常态”长期没能形成的根本原因 “新常态”是“两个根本性转变”的目标及其重要成果。既然如此，从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到另一只靴子落地(指“新常态”)花了整整20年时间，这个过程是否显得过于漫长？ 的确如此。然而，如果我们对这20年经济发展历程和宏观调控经验稍加梳理，便不难发现，这一过程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这20年里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有了，即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并不利于“新常态”的形成，而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才有利于“新常态”的形成。 “新常态”之所以姗姗来迟，根本原因是很难形成一个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旧的增长方式受不了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没有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旧的增长方式又没有了转型的压力，根本无法改变。既然旧的不能去，新的就来不了；反过来，新的不能来，旧的也就不会自动离去，这就落入了一种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和路径依赖之中，而且这个僵局很难打破。这跟计划经济时期“放乱收死”的历史周期律所遵循的逻辑是一样的。[5] 2.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的“治理整顿” 如何跳出这一逻辑陷阱、打破历史周期律，达到“新常态”？新旧之间的直通车是没有的，只能采取迂回包抄的办法，为此需要做很多前期准备。 回顾过去，不难发现，1992年的放量投资和扩张信贷到了1993年下半年便开始着手收缩，到了1995年、1996年时，“软着陆”的呼声已经很高。[6]因此，1995年及时推出“两个根本性转变”可谓适逢其时——如果能够坚持几年，“新常态”就不难出现。这样一种判断并非凭空臆想，而是有史可鉴，这个经验来自1989-1991年的“治理整顿”。 从1988年开始实行的“治理整顿”其最初的效果并不理想②，反而进一步激化矛盾，成了新的焦点，阻力重重，难以全面推行，更难以深入持久。其中，最突出、最棘手的问题是引爆了“三角债”，将隐性的国有企业、地方财政债务危机显性化，变成现实危机，结果，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成了清理“三角债”的重灾区，全国皆然，东北尤甚，以至于作为老国有工业基地的东北地区从那时便开始滑坡，从此再也没能恢复从前的地位，史称“东北现象”。1989年“治理整顿”得以顺利推进，取得了理想的紧缩效果，并在1989-1991年期间，形成了一个有利于“新常态”的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包括市场对紧缩政策的预期，这对经济行为起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 毫不夸张地讲，正是相对紧缩状态重塑了企业的经济行为，也重塑了市场。举一个显著的例子，1989-1991年，社会总需求不足，产能供给过剩，企业压力很大，尽管有些过度，但是，所有这些矛盾最终却转化为企业追求质量和品牌、立足市场制胜的动力。对企业而言，很显然除此之外别无出路，不存在任何侥幸心理，也没有机会主义的可乘之机，只能老老实实地立足于市场，开发市场；过去充斥市场、甚嚣尘上、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产品，在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下被挤出市场；坑蒙拐骗、以次充好现象趋于销声匿迹……而种种逆转都是悄没声息地发生在这三年中，从而根本地改变了产品的品质、市场的品质、竞争的品质。市场的自净功能、自我淘汰机制、有效竞争原理在这里得到完美诠释。一句话，它重塑了市场环境。当然，这个过程来得过于雄壮激烈，非得横下壮士断腕的决心不可。相比之下，相对宽松的市场环境无异于鼓励劣币驱逐良币，有逆向淘汰机制，使老实人吃亏，无怪乎假冒伪劣产品会满天飞。 从各方面汇集起来的统计数据判断，到1991-1992年时，国内经济已经步出低谷，开始有了恢复性增长，如图1所示。但是，这个自发的转变过程是如此缓慢而且分散，以至于人们一时间很难感受到它的存在，其原因是它跟政策性刺激作用无法相提并论，属于两种类型、两种方式。政策性刺激作用及其结果都是集中而激烈的，属于狂风骤雨型；而市场的自发改变，则是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中进行的，对此只要看看小企业在这三年里如何起步，如何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便大致上能看出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是如何夯实的。如果不是这三年奠定了市场基础，使产业结构有根本性改善，很难想象历经1992年爆发式增长的冲击之后中国经济还能扛得住，并成功地“软着陆”。
图1 改革开放以来历年GDP增速 资料来源：由《中国统计年鉴》1978-2014年数据整理所得。 3.百尺竿头只差一步的“软着陆” 不难看出，1995年、1996年也想重复1989-1991年的成功经验，塑造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以便更有利于“两个根本性转变”。但是，1989-1991年的经验中毕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几乎是不可复制的。因为在此前的1988年，对于“治理整顿”还有着较大的内部意见分歧，与之相比，1996年更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所谓成功“软着陆”，言外之意不也有着重新放松投资和信贷的意思与要求吗？ 事实上，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在质疑声中又坚持了两年(1996-1998年，但1998年下半年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到1997年还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最后决定将车贷、房贷列入重点支持对象，将汽车产业、房地产业列入支柱产业。此后，汽车制造、房地产业便一直没有离开产业结构的中心位置，并发挥着顶梁柱作用。 到1998年，国内相对紧缩的经济局面再也难以支撑下去了。国际上由于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保八”成了头等大事，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不能再坚持，需要进行根本性改变，否则将影响就业和稳定。于是，宏观经济政策顺势改为财政、信贷双刺激，紧缩也一变而成为宽松的经济环境。 试想，宽松的经济环境怎么可能有利于“新常态”的形成呢？总需求一旦扩张，经济环境宽松了，对于每个企业而言，似乎都有着无限广大的市场，此时还有多少企业会在质量、品质上下功夫呢？削尖脑门跑资金、跑项目才是头等大事，至于产品升级、产业转型之类的长远打算，必然暂时封存起来束之高阁。 回头看，正是由于1989-1991年、1996-1997年有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因而能够在调整产业结构、规范市场行为、企业行为、行业行为方面取得较好效果，使“两个根本性转变”能够掷地有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一举扭转过去一直想改而改不动、改不了的被动局面；相形之下，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是不可能取得如此效果的。 4.新十年留下的宝贵经验与深刻教训 从1995年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到2003年之后提出“科学发展观”，此间没能形成“新常态”实在是很可惜。这其中固然有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使得自“非典”结束以来所形成的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态势被迫中断；但是，即便没有这种外部冲击，也很难真正形成“新常态”。 根源何在？一言以蔽之，“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落脚点不在于对产业、对市场如何规划调整，而在于有没有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后者是决定性的、致命的条件(充要条件)。如果经济环境相对宽松，企业和市场就没有迫切转变增长方式的压力和动力，哪来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而2003-2007年期间的经济环境应该说是相对宽松的。 为什么这么认为呢？因为降速未必会有“新常态”，但升速一定不会有“新常态”。2003-2007年经济增速仍在10%以上，且有不断加速的强劲增长势头，这就不能算是紧缩，产业结构也不可能在你追我赶、大干快上的情形下得到调整或转型。由于速度没有降到位，增长方式转变不过来，所谓“又好又快”实质上仍是一条腿走路，“快”字当先。 但是，根据当时的情形和增长势头判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10%以上。所以，降到10%以下必然会成过度紧缩。然而，事后检验的结果却发现其中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外部因素，那就是，这段时期广义美元货币是不断扩张的，这对于一个外贸依存度高达60%③特别是出口和引资份额都很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美元泡沫在其中扮演了不断推高我国经济增长率的重要角色，且造成了一种近乎系统性的风险，使其国内经济表现出过度繁荣的景象，所以到2008年以后一切都显然了，不仅过度繁荣消失了，连10%的增速都难保(真正保不住应到2012年以后，即庞大的扩大内需计划撤出之后)，为了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得不再次紧急启动扩大内需计划，而等到“四万亿”刺激计划出笼，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便无从谈起了。 三、既然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利于“新常态”形成，为什么政策上还要长期坚持 1.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有利于改革 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有利于改革，这个理由很充分，主要是基于1980年代中后期和1990年代前半期的经验，以及对当时形势的判断，认为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有利于改革。 我国最初的改革举措是放权让利，无论是企业改革还是财政改革都是如此。④当然，这种做法也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如果放权让利不能在短期内大见成效，意味着一旦财政吃紧，特别是中央财政吃紧，不得已时需要依靠增发货币过日子，这样会造成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事实上，在治理通货膨胀问题上确实出现了宽和紧、严和松两种意见、两种政策的严重对立。政策宽松一点，虽有利于改革，但通货膨胀尾巴高翘(如1986-1988年两度出现通货膨胀)；政策紧缩一点，虽暂时压制住了通货膨胀，但改革的空间也因此压缩。这种特定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政策跷跷板，造成改革和治理通货膨胀之间的对立，且只能“二选一”。有鉴于这个阶段的特殊状态，“新常态”根本无从谈起。 到1994年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形成以后，上述对立局面得以逐步缓和、缓解、冰释前嫌。而只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消除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二者协调起来，做到刚柔相济，方能谈得上“新常态”。在通货膨胀状态下，根本不可能产生“新常态”——只有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及其预期，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二者之间的拉锯战——这意味着要经历短期内极其痛苦的转型、转变。 应该说政府当时就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必须要在“长痛”还是“短痛”之间做出选择。问题在于，如果没有特殊、特别的理由，哪来那么大决心和毅力承受、忍受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别的不论，来自产业的压力、财政的压力、就业的压力就让“短痛”难以承受，最终迫使政策释放较为宽松的信号。所以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是多方合力推动的结果，至于“长痛”，则只有慢慢消化了。如此一来，“新常态”被无限期地推向了一个更遥远的未来，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 2.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是多方合力推动的结果 由于改革的对象是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立足点也是计划经济体制，这就带来“改革的悖论”。一方面，如果我们立足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很难破土而出。资源全部控制在计划经济手上，哪有市场容身之地，哪有市场纵横驰骋的空间，还轮得上市场做主？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一下子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又将立足于何处？那时期尚未有市场经济，我们该立足于何处去破除计划经济体制？且破除计划经济体制意味着破釜沉舟，没有了立足之本。 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系统性危机。破旧是为了立新，如果新的尚未破土便早早地终结旧体制，会出现青黄不接的体制真空、权力真空，不仅不能发挥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各自的优势，反而使两方面弊端结合。这恰是压垮前苏联以及俄罗斯的最后一根稻草。以“休克疗法”为例，不仅没能增加有效供给，而且将分配和再分配制度搞乱了，这是俄罗斯社会迅速两极分化的根源，无论对短期增长还是长期增长都极为不利，导致“短痛”与“长痛”并存、“短痛”更痛。 相形之下，“双轨制”无疑是一种积极稳妥的权宜之计。但是，一旦确立了“双轨制”，由谁来执行呢？这里面涉及利益动机、积极性、主动权问题。凭什么给你开口子而不给他开口子？谁能决定给谁或不给谁？而且在资源紧缺情况下，计划指标(配额)倒手之间就能赚钱，凭什么要肥水外流？结果无非是两种极端情形，要么不积极、不作为，要么有活跃的幕后交易。对于决策者而言，不开口子无市场可言；开了口子等于是在纵容腐败。无奈之下，两害相较取其轻，有黑市总比无市场要好，否则改革的步伐一步都迈不出去。 正是基于这种改革逻辑，一时间，“双轨制”成了腐败温床。谁手中握有配额，谁就能发财；谁手中掌握大量配额，谁就能发大财。结果便是，没有双轨制，不可能有市场；而有了双轨制，不腐败谁有积极性？“双轨制”成了灰色地带和纵容腐败的温床。最好的例证，是那段时期突然冒出无数“倒爷”，在市场上层层加码转手倒卖紧缺物资，无形的利益链条由此形成。“倒爷”本身就是“双轨制”市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起着主导资源流向的作用。⑤有鉴于此，当时有无数人抛出了“腐败有益论”、“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等论调。[7] 与之相应的必然是相对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及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松绑的逻辑跟上述改革的逻辑是协调一致、此唱彼和遥相呼应的，其结果是让近水楼台(接近资源或靠近资源支配权)的那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与此同时，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还能起到“消化”改革成本、“缓解”社会矛盾、“和谐”经济关系、“熨平”经济周期的作用——既然对双方都有利，就不会缺乏彼此合力推动它的动力。正因为如此，宽松的呼声越来越高。 3.宏观调控政策宽松化的第三个诱因来自外部环境 除了内因，还有外部扰动因素。通常我们讲投资、消费、外需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对于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国家而言，外部冲击更不容小觑。尽管外部冲击是外在的、间接的，但由于它影响外需、外贸，从而影响总需求、财政收入、就业水平等，这就有了直接的、致命的作用，而不止限于外在的间接的影响了。对于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国家而言，对此的感受尤为深切，少不了要扩大内需。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这两次大的金融危机，横亘于世纪之交的两个十年，如此高强度和密集度的冲击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宏观调控的政策路径。宏观调控政策首先必须处理这种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哪怕原本紧缩的政策也不得不转向扩大内需，采取较为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否则，经济增长率会出现断崖式速滑，影响财政、就业和社会稳定。过度扩张的结果却导致一个极为反常的现象，即世界是冬天而我国呈现的是“一枝独秀”的春天，在世界性紧缩状态下，显得风景这边独好，资源、环境却为此付出了加倍的代价，好比冬天里屋内开着窗户吹暖风，少不了要增加电费。 四、定力所驻，“新常态”不期而至 1.打虎立规(威)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 总而言之，一旦宽松的逻辑(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和改革的逻辑捆绑在一起，“新常态”还怎么产生？答案是无从产生。这就是为什么“两个根本性转变”只闻楼梯响不见美人归，二十年来迟迟不落地的根本原因。 然而，这个貌似强大的理由却通过打虎立规(威)迅速土崩瓦解，一个貌似很难实现的“新常态”就这么顺利地实现了。这不禁令人唏嘘不已。可见，“新常态”不是达不到，而是想不想达到的问题，即敢不敢碰硬、敢不敢触动内核、怕不怕雷爆的问题。 总之，实现“新常态”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以前标榜的所有压力，无论是经济压力、政治压力还是舆论压力都在高高举起的反腐拍子面前形影销遁。毫无疑问，打虎立规(威)起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它直指旧有的增长方式的症结，对政商勾结机制起到釜底抽薪直接抑制效果；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又能有效地促进市场良性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扭转“两个根本性转变”想转变而转变不过来的被动局面。 相形之下，任何其他举措都顶不住来自四面八方的说情和与日俱增的压力，尤其是财政压力、就业压力。 “新常态”在恰当的时候以恰当的方式表现出来，取得了多年想得而又求之不得的结果，让我们看到它有可能取得1989-1991年那样成功的治理经验。 2.目前最大的压力来自“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消极反应 以行政为主导的旧的增长方式难免不被腐败所裹挟，因此，打虎立规(威)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遭到“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消极抵制。一些基层干部抱怨，现在“环境”不好，不干是等死，多干是找死，与其主动找死不如干靠着等死。“为官不易”成了“为官不为”的挡箭牌，而这本身就是需要扭转的政治生态和有待转变的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 “新常态”要能立得住，必须与这股歪风邪气展开殊死的斗争。在强调遵守党内规矩、严肃党规党纪(如反“四风”和反腐败)的同时，还要严格问责，让无为者失位，让有为者有位，形成选人用人的有效竞争机制，从而破解“为官不为”的难题。如果“为官不为”继续从中作祟，势必难以遏制经济降速的颓势，其结果，必然迫使“新常态”中途改道，很有可能使得“旧常态”死灰复燃，重复过去的老路。⑥从中美两国制造业的景气指数看(图2)，自2013年以来美国制造业供应管理协会指数(ISM)一路高歌猛进(除少数月份)，相反的，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的采购经济经理人指数(PMI)却长期在50%的荣枯分水线上下徘徊，二者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2014年下半年以后，中国制造业PMI指数缓步进入衰退区间，更是明显地拉大了差距。
图2 中美两国制造业景气指数(%)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网，http://data.eastmoney.com/cjsj/foreign_0_1_2.html。 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出现过美国经济趋善时我国经济反而降速的情形，这不符合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时的基本规律(尤其是在中美之间)，因此不能不令人担忧，成为当前迫切需要扭曲的局面。⑦如果我们将时间轴延伸到发生金融危机的2008年，对“反转信号”会看得更清楚。美国在金融危机发生一年之后，制造业ISM指数开始趋于活跃，此时中国在“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拉动下制造业PMI指数也很活跃，但到了2012年5月之后变得不温不火，以后，中美两国制造业呈现反向走势，如图3所示。
图3 中美两国制造业景气指数(%)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网，http://data.eastmoney.com/cjsj/foreign_0_1_2.html。 毫无疑问，世界制造业的重心开始发生逆转，即由过去向发展中国转移而开始大量回流，这是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姑且说它是苗头)。难怪奥巴马在2015年的《国情咨文》中信心满满地宣称美国已经走出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实现了全面的经济复苏。[8] 长期来看，“新常态”需要能够增加新供给。增加新供给取决于两个要件，即由过去的资源型、粗放型、环境污染型的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创新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方式，但其支撑点在于能否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这也正是“两个根本性转变”的精髓和它所实施的内容。 对于前半句好理解，对于后半句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旧有的增长方式不也是立足于市场的吗？毕竟，自从1994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算起，或者从加入WTO算起，二十多年来我们都不再是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市场规模和容量不断扩大，并越来越具有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然而，市场经济为什么没有带来预期的增长方式转变呢？问题就在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是相对宽松的市场还是相对紧缩的市场？相对宽松的市场本身就没有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而仅仅是政府干预过多过深导致的结果——同样都强调市场机制与市场功能，但不同的经济环境所得到的效果却是截然相反的：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有利于增长方式的转变；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则不利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历史反复证明了的规律。 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才能得到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如果既不能痛下决心，也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更不愿意担当紧缩的风险，又如何能够塑造应有的经济环境？如何能够扭转以往的增长方式呢？ 3.如何夯实“新常态”的基础 “新常态”欠缺的是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现在，通过打虎立规(威)，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便立刻创造出来了，因此必须牢牢把握这一稍纵即逝的难得机遇，夯实“新常态”的基础。 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再配上“壮士断腕”般简政放权的决心⑧，将是有效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促进供给根本改善的一组绝配。新一届政府在这两个方面大做文章，形成掎角之势，必然是吸收了以往成功的治理经验，尤其是1989-1991年、1996-1997年的经验，并有意识地加以补充完善的结果。假以时日，必将从根本上改善供给，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 可见，政策的导向变了，过去重点在于如何规划布局产业，如何实施优惠和补贴计划，如何刺激产业投资；现在则变成如何在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中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从过去如何铺摊子，变成今日精打细算过小日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更加突出了市场地位，强调它的“决定性作用”[9]，这意味着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着眼点和重心有了根本性改变。 总之，“新常态”的出现鲜活地表明，一个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是如何产生的，以及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如何有利于“新常态”的实现。 4.股市爆炒背后折射的国情民意 在“新常态”下，等待市场复苏需要一定的时间。即使以固定资产实际建设周期为下限，起码也要九个月之久，在这段青黄不接的时期，如何化解经济下行压力？这无疑是对国民耐力和承受力的巨大考验——“新常态”下不能通过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办法实现逆转，而外贸在短期内也看不到重大改善的迹象。很自然地，利用股市的财富效应刺激投资和消费成了顺理成章的逻辑。[10]“股票价格提高，因而增加投资者财富”很容易博得人们的认同，其结果是扩大股市融资渠道，放松和降低资金进入股市的门槛，如允许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直接进入股市、对个人开设股票账户不再限制“一人一户”、允许杠杆交易等，从而数倍地扩大了成交量。当然，投资风险也相应增加。 目前股市任性的背后反映出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以往是在银行、地产、影子银行、债市之间来回穿梭，此消彼长，如今乘着政策松动和股市回暖之机开始回流，先是港股，再是B股，现在又重启A股。流动性过剩无疑是前期刺激政策留下的后遗症。对此，我们看到在2014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对“新常态”的界定又有了新的补充，在原有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由先前的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增速换挡“两期叠加”变成“三期叠加”，即增加了“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⑨主要是应对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投下去的“四万亿”还没来得及消化的流动性过剩。⑩此调一出，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央银行不可能放松货币政策，也不可能因为经济减速而提高货币增长速度，
只能维持12%的中等偏低水平。这样一来，总量的流动性过剩预计不会很严重，主要还是结构性过剩。(11)而此时长达七年之久的超级熊市突然暴涨，价量短期内翻番，理由无非是两条，一是吸纳过剩的流动性，二是有意制造财富效应，似乎是在一石二鸟。问题是，流动性过剩有那么严重吗？消除流动性过剩有那么迫切吗？此外，有没有财富效应也是很需要商榷的。 回顾当年寻找新的增长点，由于来得比较急，一哄而上不计其余、不计后果，没有通盘考虑便进行“顶层设计”，最典型的是汽车和房地产，由于跟城市规划不配套，发展起来之后即面临疏堵治霾的难题。所以，有时候不遗余力地补漏反会捅出更多更大的漏洞，这是得不偿失的；为了局部利益而牺牲总体利益，更是不可取的。 五、结束语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入深层矛盾凸显的深水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处于攻坚克难的爬坡阶段，反腐败斗争呈现两军对垒的胶着状态。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适应新常态，开创新局面”是必然的选择。适应新常态首先要认识新常态。总的来看，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善的基本面没有变；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没有变，改变了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关键时刻应保持战略定力，狭路相逢勇者胜。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制胜法宝，只有通过变革打通道路，才能释放经济发展潜力。 ①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低附加值出口制造业模式终结，中国正在适应从低成本、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推动的经济转型为由内需和服务带动经济增长，但随之而来的是水泥、玻璃和钢材等建材行业的产能过剩，以及之前开发的巨量楼盘变成“睡城”。财政部部长楼继伟2015年4月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警告，快速成长的经济体未必会是高收入的经济体，两极分化成了持续增长的绊脚石，如果处理不当，非常有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未来五至十年将见分晓，现在的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 ②1988年中央决定价格“闯关”，公之于众后随即引发涨价风潮和抢购风潮，不得不紧急刹车，这是“治理整顿”的由来。 ③未来十年在“一带一路”推动下，投资带动出口势头将会更加强劲，有理由推断对外开放度可达到70%以上。 ④当然也有其他不同的主张，认为改革不只是放权让利，甚至根本就不应该放权让利。 ⑤资源全部“招拍挂”、全面放开价格的“休克疗法”是否能够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恐怕收效甚微，甚至还会给腐败行为披上合法外衣。身子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双手却伸到了市场，如此一来，既能支配计划垄断的权力，又能享受“合法的”市场利益，同时还能规避市场风险，何乐而不为呢？从最初倒卖紧俏物资(计划经济时代所有物资都是紧俏的)，到后来企业改制、上市、MBO，始终伴随着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的影子。但是，如果要清算这部分历史，必然影响经济增长；反过来，反腐也导致官员不作为。这就使得腐败行为更加有恃无恐，让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制度最坏的方面结合到了一处。 ⑥2015年6月2日《人民日报》第7版刊登署名李文的文章《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绝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某种新的稳态，更不是说中国目前的现状便是新常态。如果将现状认作新常态，新常态就变成对现状的消极默认，从而失去其蕴含的进取精神。 ⑦同样是《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4日有篇文章的题目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会下降”；2015年3月5日另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新常态不意味着放松经济增长”。 ⑧降低准入门槛，缩减行政审批权，打破众多行业的行政性垄断，扩大市场选择的范围。 ⑨“三期”叠加是2014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的。 ⑩过多的货币发行以及地方债务、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都是扩大内需留下的后遗症。 (11)在短短的6个月时间里央行三次降息，对资金流入股市持积极鼓励态度。
标签：新常态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