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心苦莲与都市之心——读潘向黎长篇小说《穿心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穿心莲论文,之心论文,长篇小说论文,都市论文,穿心苦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家的写作大概是有命数的，有的作家写着写着就甩手不想写了，最后干脆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而有的作家写着写着，似乎越写越来劲，写作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想让他停下来都难。不知道潘向黎的写作属于上述情形中的哪一种？很长一段时间，潘向黎的文学写作在我的心目中是与“小”联系在一起的。她写的小说或散文，都“小”：篇幅小，题材小，叙述的口吻也小，总之是“小”说，与社会民生、国家大事天然地绝缘。她写《我爱小丸子》、《白水青菜》等小说，取材都市家居生活，很温婉，很平凡，但有嚼劲，字里行间隐含着一股力量。她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开设专栏，谈王昌龄，谈王维，谈张若虚，谈刘禹锡，一路写来，绵延不尽，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一千多年前的文人轶事上，让人产生一种独上高楼、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但转眼间，读到她的长篇新作《穿心莲》，刚刚还在古人的云里雾里“抬头望明月”，这下又不得不转过神来，领略她笔下的都市生活了。
一
在当代城市作家中，潘向黎的写作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异数。她写都市，写都市青年男女的故事，写得干净利落，一点都不拖泥带水。与她同时期的不少作家描写都市生活，哪一个不是沉浸在物欲的狂欢之中，一旦涉及到男女情感，又有哪一个能够免俗？不是污泥浊水，便是欲望滔滔。但对照潘向黎的都市小说，你会发现都市生活还有另一面，这另一面当然不是倡导“无产阶级文学”或“底层文学”的批评家们嘴里那个阴暗不堪、充满革命暴力的都市角落，而是属于潘向黎特有的超越物欲与革命话语之外的美丽都市风景。
潘向黎自称是福建泉州人，其实她自小就生活在上海，工作在上海，算得上是一个上海人。她的谋职单位就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淮海路之间。从她家到办公地，一路走来，静安寺、南京路、茂名路、威海路，沿途所见，都是上海顶级的百货商厦：久百城市广场、上海商城、恒隆富泰、梅龙镇广场、吴江路旖旎一条街，每天来来回回都在浓浓的商业圈包围中。站在她办公的文新大厦顶层，朝南望，是妩媚的淮海路；朝北看，是多姿的南京路。从最新的上海标志性建筑，到泛着砖墙红的旧上海石库门小区，各色风景，尽收眼底。一个人生活在这样的职场氛围中，不知道内心会涌起怎样的感受？至于将这些感受付诸笔墨，演化成小说，又会呈现出怎样的景致呢？
读《穿心莲》给我的最大感受，是有质感的都市生活笼罩着整篇小说。睡懒觉，吃夜宵，喝咖啡，翻时尚杂志，出国旅行，与男友泡吧，贷款买房，参加生日Party，或是打扮一番，到大街上晾晒心情，在路人频频回头中快乐自己……如此这般，都是当代都市特有的生活场景。或许这些文学景观在其他的作家作品中已经零星见过，但在潘向黎笔下，却是全盘登场，一个不漏。她写男朋友送给“我”的礼物：
……一个莱尔斯丹的皮包，一套倩碧的洗护经典三件套——就是广告登遍全世界的黄色肥皂、装在塑料瓶里的化妆水和玻璃瓶里的滋润液，有点像药的那一套，一条苏格兰格子羊毛围巾——不是羊绒的，但是看上去更结实……
她写“我”送给男友的礼物：
……和木耳好的那阵子，我疯了似的给他买礼物。而且给他买的都是我能看到的最好的东西，都是我其实买不起的东西，都是我为了自己不会买的东西。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木耳那么好，那么迷人，他配得上所有最好的东西。我给他买阿玛尼西服、圣罗兰衬衣、意大利和日本的十几条领带，各个名牌的皮带，还有我能看到的最好的皮鞋……
潘向黎写这些不是要炫耀什么，也不是人为地要与流行的写作划清界限，这些早已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庸俗不堪的小资情调的文学元素，在她的长篇新作中不仅没有日薄西山、奄奄一息，反倒是表现活跃、各领风骚，成为城市生活很好的修饰符号。作为写作者的潘向黎似乎很早就对文学批评有意保持着间距。或许她以前相信过那些满口大话的学者、评论家——在她成长和交往的文化圈里不乏这样的人物。但一定有什么事情让她尝到了这些人士的苦头，使她明白这些人士的话基本靠不住，不仅话靠不住，人也靠不住，所以，才有《穿心莲》中女主人公脱口而出的“只要是男人，就是无可理喻的动物”。其实这是说给那些男性为主体的批评家听的。这种自然而然的城市文学书写，对潘向黎而言，是生活使然，但对于习惯了现有的城市文学书写模式的人们而言，应该有一份意外的惊喜。想一想此前我们头脑中盘踞着的有关当代城市文学的点滴记忆吧，有炫耀物欲的，也有城市怀旧的，这些离我们时间最近的城市文学的写作者，在想象和书写城市生活时似乎都被一种文学理念牢牢牵引着：我要表现这个城市的生活。这种不可遏止的“我要表现”的写作冲动，在造就作品绚烂奔放的戏剧性故事的同时，也处处制约着这些作家作品。不是吗？表现欲太强了，人为的东西太多了，作家们写着写着，就情不自禁地操纵起人物，让他们扮演某种思想意念的代言人。不是“新新人类”的代表，就是旧上海名媛怀旧病的浓缩。如此描写，上海的城市生活的文学符码是建构起来了，但城市生活的灵魂却失去了活力。要知道所谓的上海世俗生活，不是那些属于思想和历史范畴的面目严肃的东西，而是那些在大街上流动的华光异彩，那些夜幕下惊鸿一瞥的注目，那些斤斤计较、讨价还价的南腔北调，那些擦肩而过的偶然一瞥，甚至是漫不经心、没有装点的调侃，总之，是那些最最油盐酱醋、最最没有思想含量的生活因子，它们弥漫于上海的大街小巷，充斥于城市的空间，它们才是上海城市文学体内跳跃的心脏。
小说不像散文和诗歌，散文和诗歌从取材到文字，都要典雅，虽有人提出“不避俗字俗句”，但俗字俗句在传统诗文中，终究不是正道。而小说从出生之日起，便是与街头巷尾的俚俗粘连在一起，换句话说，小说是化俗为美的工作，小说的材料要俗，提炼的手段倒是可以各式各样。潘向黎的《穿心莲》不避讳世俗的东西，不仅不避讳，而且还借此营造当代都市气氛。不仅营造出了适合人物活动的环境气氛，更在于这种营造是不知不觉的。她描写作品中的“我”收到男友送来礼物时的兴奋；她刻画“我”对于男友热烈之情的回报的心理。尤其是写都市女性痴情男友的表现，是以回赠一系列高档消费品来表现，这些在很多作家笔下需要考虑考虑的商品名称，潘向黎一丝一毫都没有犹豫，就这么一口气顺流下来。这是城市人生活习惯的自然流露，绝非刻意使然。假如换一个作家，一定会掂量掂量，如此表现是不是太俗气了，是不是需要添加一些情感的段落？但潘向黎全然不顾，至于要表现什么，或是要对抗什么，那是她想都没有想过的问题，但在此前那些“七○后”作家的小说中，高档消费品的描写常常带着炫耀的意味。至于一些上海怀旧类小说中，对一些都市弄堂和公寓等特殊空间的设置，似乎也是带有某种刻意的成分。总之，他们在写作时，对于世俗生活场景的选择，还是有机心的，这与潘向黎小说中淡出而不淡化城市生活的文学书写方法，在精神气质上的确存有差异。
二
或许在一些人看来《穿心莲》还算不得是最完美的表现当下城市生活的长篇小说，但我以为在对当下城市生活描写上，这部作品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尤其是作者写作心态上的放松与自如，有别于此前的各种书写城市生活的长篇小说。潘向黎作为久居上海的都市人，对城市生活有着自己的体会。她不是沉浸在历史回忆中写作，而是凭印象在书写。她不是要展现城市历史，而是要记录刹那间的城市生活感受。作品中的主人公“我”是一位都市报专栏女作家，三十多岁，衣食无大忧，对以谋生为主的专栏写作没有高昂的热情，但也没有落入厌倦工作的境地。整天忙忙碌碌，但又不知何为。最高兴的事与最坏的事似乎都还没有遭遇。感情生活说不上特别，有一个不咸不淡的同居男友，还有一个可以交谈但很私密的异性朋友，再后来这些都被一位搞出版的男人给搅局了。那个让“我”掀起感情波澜的男人叫漆玄青，留学德国而海归，妻子患有抑郁症，女儿即将高考。事情的发展是漆玄青的妻子厌世自杀，他承受不了舆论的压力而离家出走，他的女儿考上了上海的名牌大学，与“我”成为情同手足的朋友。作品中的“我”很显然，与“七○后”作家笔下的城市“新新人类”，与一些怀旧作品中的上海名媛是不同的。这里的不同，主要还不是作品人物性格上的差异，而是指作者处理材料时的心态很不一样。潘向黎在营造城市生活氛围上，别有用心。《穿心莲》中那些看似很简单也很琐碎的城市故事，在整部作品叙事中一眼望去或许并不突出，它好像仅仅是小说的一条线索而已。但在维系小说作为一种俗文学的“俗”这一方面，却有自己的功用。很多作家可能从来没有考虑过，城市生活的基本面貌是什么。我以为城市生活的基本面貌是庸常。正因为如此，以寻求诗意和文学情调为职业的作家，绝大多数是不喜欢城市生活，并且在绝大多数作家笔下，城市生活是作为批判对象而被否决的。但潘向黎作品中的这位专栏作家倒是显得别致，她的生活态度就是“沸腾吧，城市，但我不奉陪了”，然后一头钻进自己的被子，伸一个懒腰，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这种既不批判，也不赞颂的文学咏叹，显示了潘向黎对城市生活的理解。其实事到如今，对于城市生活而言，言语的批判已经算不得什么了，思想史上、文学史上，对于城市的批判还算少么，但那又何妨？城市还在蔓延，城市生活还在强势吞噬着成千上万的乡村生活。好像有的作家喜欢高调批判城市生活，将城市理解成废都，但细细回味，这样的批判，可能也算得上是城市发展史上的一种矫情。如今谁在批判城市？还不是那些被阻隔在城市热闹生活漩流之外的人们。真正处于城市生活中的人们与生活在乡野中的人们一样，都有如意与不如意的多重状态。很难说，城市就是“建在地狱上的天堂”，而乡村就是“诗意的存在”。我阅读潘向黎的《穿心莲》，常常联想到她每天走过热闹的商业区，去文新大厦上班时的心理感受。当外界在强烈批评城市化进程，或以激烈的口吻否定城市生活时，我想潘向黎一定会觉得这不可思议，至少她会觉得当下的城市生活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十恶不赦。而当一批外地作家应邀在外滩十八号用完餐后，遥望着对岸陆家嘴繁华的夜景，情不自禁地感叹上海作家，你们为什么不表现这样的变化时，我想潘向黎一定会觉得这太夸张了，有必要如此么？上海的城市生活本来就是一种高不成低不就、处变不惊的生活存在，批判也好，热赞也好，折腾了半个多世纪，还是那种样子。上海就是上海，城市生活有自己的生存逻辑。所以，与其汹汹批判、廉价歌唱，还不如从文学谱系上好好清理清理作家自己的家产。
的确，如果说“七○后”作家笔下的物欲炫耀是一帖文学猛药，将原本高蹈的文学清谈彻底还俗为小说的俚俗传统的话，那么，借上海小儿女的城市怀旧应该是文学上更加遥远的正本清源，它开创了一种弄堂美学，一种源源不断的小市民的文学话题。但总体上，这些创作都还只是开端。毕竟那是城市文学青黄不接时期的创作，那时的人们还没有切身感受到城市化进程的全面展开，城市与乡村生活相比，乡村的印记在文学上显得更深一些。但一九九○年代之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城市生活作为社会生活常态，引领着中国社会。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城市生活，而是普遍的城市化之下，人们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当下处境。在文学创作中，对城市生活的表现似乎也有着自己的新要求。比之于一九九○年代第一波城市化浪潮的冲击，如今的城市生活，闪婚、蚁族、房奴、嗑药、驴友、蜗居、小三、富二代，等等，已经酿成更为丰富的社会泡沫。面对这些五光十色的变化，对于城市生活的文学书写在今天似乎显得格外有意义。换句话说，像潘向黎《穿心莲》这样的文学书写，认同其文学的实践意义显然要比评价具体写作成就上的得失来得更为重要。城市文学在新世纪应该有一种新的进展。
如何来表现当下中国的城市生活，对很多文学写作者而言，都是一个文学空白，都需要重新摸索。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验来看，乡土文学资源可谓源源不断，积累深厚，但城市文学资源却是屈指可数、硕果仅存，很难寻觅到成熟的文学表达，而堪称经典的作家作品更是凤毛麟角。像茅盾、施蛰存、张爱玲等与城市文学沾上一些边的现代作家，至今在中国文学史上虽有了自己的地位，但后人的解说却是五花八门、含混其辞。几乎没有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坚定地将他们的创作与中国城市文学书写全面链接起来。而人们谈论鲁迅、沈从文的小说贡献，几乎毫无例外都会提到他们与中国古老乡土之间的血脉联系。从这一意义上讲，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相比，至少在文学上，作家们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和洞察程度要比对城市生活来得坚定、深入和清晰。所以，造就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家作品都是借助乡土经验来表达自己。这一方面固然是经验积累使然，另一方面也与处置对象的能力有关。面对现代城市这一庞然大物，人类犹如第一次见到一个从未谋面的怪物，作家们感到陌生，原先的历史记忆出现故障，固有的经验更是对应不上。为了揭示眼前的这一神奇物，他们只能像传说中的瞎子摸象一样，摸到什么说什么。最早的解释当然都是全景式，或全知全能式的，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我们已经领教过了一个外省人对于巴黎的想象。这种全知全能的文学表现，体现的是对城市生活的陌生。然后是卡夫卡式的小说，城市生活在卡夫卡看来充满压抑，而且无可救药。城堡的隔绝意象多少意味着一个时代的文学家对人类城市化前景的悲观和失望。但如今，人类似乎有了一点自知之明，明白了那些最伟大的文学灵魂，其实能够触及到的城市生活真相，不是很多。按图索骥，我们将自己的当下生活体验与前辈作家对城市生活的描写相对照，你会觉得出入不少。这种无法复核的经验差异，再一次让今天的文学写作者意识到，城市是一种现代才开启的生活状态，城市有城市的性格。它很少再有古典悲剧的庄重和典雅，也不像现代主义那样灰暗与绝望。生活在今天城市中的芸芸众生，有自己的生活和处世哲学，他们不会因为你称之为市民，或小市民而觉得脸上无光，心灰意懒，市民或小市民的美学，足以在人类文明史上划出一个新纪元。对此，需要调整的不仅仅是批评家们高调的批判，文学写作者也应该想一想如何来安置自己的笔墨。
三
对于当代都市生活的文学表现，应该有多种形式，从理论上讲，大致有外向和内窥两种方式。所谓外向，就是小说作者在描写时，眼光向外，关注外部世界的精彩变化，在刻画人物心理时，常常可以见出外部影响的痕迹。还有一种是内窥的表现方法，这种表现几乎是将个人与社会关系完全截断，叙事焦点全部集中在个人生活，尤其是人物性格上，其强烈的主观叙事视角突现出作品人物内在心理世界的紧张。潘向黎的《穿心莲》所选择的就是这种内窥的表现方法。很多城市中生活的人们，如果不是特别的原因，一般都是生活在职场之中，职业意识常常是胜于社会意识的。对于一个职业意识较强的社会成员，他首先会认可某种职业规范，在这种规范约束下，安排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逻辑的文学演绎，就是通常我们在城市文学中见到的那些小人物没完没了的烦恼与内心困苦。这是城市文学中一道永不落幕的恒常风景。很有一些评论家觉得奇怪，为什么一旦作家落笔于市民生活，笔触就会变得琐碎和灰色。就像当年傅雷批评张爱玲的小说，认为张爱玲的眼光应该从这种琐碎而灰色的市民世界转向英雄人物的描写。其实，这是傅雷等批评家受古典文学滋养和熏陶的结果，他们时时处处习惯于以古典的美学和生活姿态来想象世界、想象文学。但对于张爱玲这样一位生活于都市世界中的奇女子，当她落笔描写城市生活时，只能关注那些平常的市民生活，而且只能以琐碎而灰色的叙事方式呈现故事，这好像是有一种宿命般的力量鬼使神差般地使她这样，其中的道理说穿了其实也很简单，在城市生活中，职场规则不可更改，人性难敌理性。在人情与规则的博弈中，城市的生活逻辑总是首先眷顾到规则。没有规则，不成方圆，城市也不成其为城市。相对于乡土社会人情的强大，城市偏重的是刚性规则，人心的灰暗由此而来也是可以想见的了。潘向黎的小说在写到当下的都市生活时，也是如此这般。
当我第一遍阅读《穿心莲》时，曾产生过一种似曾相识的重复感，仿佛作品中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心理有点熟悉，因而没有那种期待之中的阅读陌生感。但慢慢地阅读，有时是反复阅读，似乎有点明白作品表达的意思，能够体会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譬如，作品对于情爱生活的描写，基本是采取零度描写的方式，也就是叙事人与对象之间保持间隔的距离，不陈述，不渲染，有点类似于短信那样，点到为止，没有细节，没有烘托。这是潘向黎区别于同时期作家写情爱的最根本之处。但不要以为城市人的情感生活都是如此寡淡，只是潘向黎在面对这一细节时，是保持着城市人特有的保藏个人隐私的姿态来处理的。如果真要涉及人物自己的内心感受，她是能够放手一搏的。如在作品中，潘向黎借助于专栏作家深蓝虚构故事情节一段，来展现城市白领的情欲：
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气呢？在他的卧室里，我不断这样在心里惊叹着。他把我揉散了，我心里的叹息就漏出来了，“小瓯，天哪。天哪。”他不说话，他只用力，他的力量源源不断有增无减，我觉得整个人都被揉碎了。但是我不能确定，因为迷乱中又好像我原来是碎的，他正在把我糅合成一个整体。
最后，好像谁触动了宇宙中一个隐秘的机关，无边无际的海水向两边分开，露出了海底，而山峰突然倒塌，熔化，变成了奔腾的水注入了海洋。我不能承受，紧闭双眼，然而平时闭上眼睛就会出现的漆黑的天空，此刻那一片天空突然升起了无数烟火，夺目，华美，声势慑人而从容不迫，一朵还没有凋谢，另一朵又盛开了，一朵，又一朵，又一朵……
这是一段突然穿插进来的文字，在激情衬托下，“我”终于听到了那个伏在“我”身上的男人轻声说“我爱你”。这是身体美学最精华的呈现，它与此前的诸种情爱的文学表现相比，不是脱离肉体的悬浮说辞，也不是沉湎于肉欲不可救药的深渊渲染，一切都是那么水到渠成，自然而然。既不崇高，也不猥琐，是城市人身体能量的积蓄与释放的一张一弛。这种常态的生活，尽管在城市时有发生，但受制于房子、金钱、机遇、地位、精力、体能等等因素的限制，并不是说有就有，说来就来的，即便是有了、来了，也不是永恒到底，一成不变。用作品人物的话说，爱的同时，又常常会感到缺乏安全感。这里所谓的缺乏安全感，完全是内窥叙事方式的小说的视角，是人物以自我感受的方式，呈现对城市生活的个人体验。应该说，这种爱与爱的不安全感，是城市生活中爱的内爆。不能说城市人没有爱，而是城市中的爱受制于种种条件，没有条件就没有爱。乡土世界中那本能的情感动力，在城市生活中是受质疑的。就如同《穿心莲》中专栏作家深蓝借《白石清泉公寓》男主人公小瓯所说的，要结婚吗？那就需要存钱，需要买房子，需要有计划，可这一切我还没准备好。于是，在乡村世界中，情爱只要欣赏、爱慕和结合三步就可以完成的事，在城市里就需要多走几步，甚至是几十步才能够完成。这就是城市化之后爱的新面目。所以，请不要以道德的名义否定城市生活固有的东西，尤其是像青年男女同居之类的场景，我们几乎很少看到乡村文学作品中有此类场景，乡村题材的文学中，有男女幽会和偷情，从来没有同居这样的画面。但为什么一到城市，文学的画面就会转变为男女同居的生活了呢？我以为是城市生活对于本能的爱有了附加条件，而且这些附加条件很多不是个人意志所能够左右的，由此，男男女女在发自本能的爱的吸引的同时，又被那些无法控制的爱的附加条件所左右，使其爱的同时又缺乏爱的个人掌控能力。相对于乡土文学中爱的坚定、彻底，城市文学中的爱是犹豫而暧昧的。在张爱玲的作品《倾城之恋》中，人们可能还记得上海女人白流苏与海归人士范柳原的谈婚论嫁，他们都想结婚，也都愿意接受对方，但在香港这个城市世界里，结婚并不是简单的有感情就可以的，还得附加种种条件，如果不是战争，他们的婚嫁之事可能还会好事多磨，但战争本身成了促成婚嫁的重要条件。战争来了，孤男苦女不能不走到一起，相互温暖。但对于生活在今天上海的人们，战争的附加因素不存在了，人们没有必要因为生死抉择而拷问各自的情爱关系，因此，为爱而要走的路可能更长一些。同样的情况，《穿心莲》中的情爱犹如“穿心莲”这一文学意象，形在而神散，让外面的人不知爱的是死是活，甚至是当事人也难以确定。这种情爱的文学的无力状态，是很让批评家、读者，甚至是作家本人感到不满足的，但却是最接近当下都市生活的一种文学体验。
四
潘向黎从一九八○年代末发表作品至今，写作生涯已过二十个年头，或许是生活经历的原因，她的创作总是执著于城市生活经验。但最奇特的一点，是她对于各种“主义”的坚决排斥。因为她的女性身份和研究生教育背景，很容易让一些评论家联想到城市中的女性主义。的确，也有一些评论试图沿着女性主义的线索来诠释她的创作，诸如女性的苦难和血泪等等，陈词滥调一番。但在我看来，从《我爱小丸子》、《白水青菜》到如今的《穿心莲》，潘向黎是一以贯之地坚决与女权主义理论走在两条道上。她不是不接触这类阅读，但轮到自己动笔写作，她是非常不喜欢以理论预设的方式来进行小说创作的。大凡生活中与潘向黎打交道较多的人，大概都会觉得她是一个感性味道十足的女人，穿得干干净净，挎一只漂亮的手袋，不紧不慢地走在路上，偶尔驻足看看街旁橱窗里的衣服，或是掏出手机接一条短信，要不就是笑嘻嘻告诉你一条有趣的短信。平时大家一起饭局或是交谈，几乎什么都谈，就是政治话题，政界人物基本不谈，不是不想谈，好像她对这些一点兴趣都没有。看看《穿心莲》中所有出场的人物，几乎都是飘来荡去的自由职业，见不到商人、企业家，当然更谈不上政府官员了，她是简单地生活，多方地感受。对生活她有自己非常职业的要求，对人对事她也是有近乎苛刻的标准。以写作为例，潘向黎的写作，几乎不是在写，而是任其自然地缓缓在流。二十多年时间里，她的作品不多，但一直在持续。她的文字水准很高，不是一般的写手迅速所能抵达，但即便如此，她很少招徕评论家对她作品热情眷顾。就像对待自己的生活那样，她不失望，不苟且，不刻意，不随俗，应有的自信就表现在那不紧不慢的写作速度上。从短篇写作跨越到长篇《穿心莲》，二十年时间足以显示一个作家在文字功力上的自然成长周期。但眼下与她同时代的作家，有哪一个能像她那样长久地沉浸在短篇小说的写作中呢？潘向黎的创作不跟谁比，她的创作就像是城市街道边偶然见到的一棵枝叶茂盛的青青绿树，这种存在本身就是风景。所以，对《穿心莲》这样的长篇，不用太着急给予评价，等着吧，还会有第二部，第三部长篇呢。这是潘向黎文学写作最有生命的象征。
二○一○年七月暑中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