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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5)01-0023一05 对一个政党来说，理论关乎信仰，理论创新关乎信仰是否可以持续。近年来，党内信仰问题的发展趋势不容乐观，对干部、党员的教育不够固然与之有关，但理论发展和理论创新不足是隐藏其后的更深层原因。正视信仰滑坡的现实，跳出认识误区，认真思考应对之策，大力推进理论创新，是摆在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一、澄清一个基本认识误区 信仰问题是党的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政党本质上是由具有共同政治信仰、政治意愿的人自愿组成的政治组织。如果一个党的信仰出了问题，其严重性可想而知。在这方面，我们党的实际状况如何？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年来，我们党对信仰问题是非常重视的，对广大干部和党员也加强了“三信”(即信仰、信念、信心。——编者注)教育的力度，并取得了一些显著效果。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有关信仰的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尽管我们难以获得确切的数据，但一个基本的判断是：相比过去而言，人们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呈下降趋势，广大干部和党员中信仰丧失的现象普遍存在，甚至可以说，还存在某种程度的信仰危机。这个无可回避的严峻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多年。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是一个原因，还是多个原因？如果是多个原因，这些原因中哪些是主要的，哪些又是次要的？就这个问题我们的对策是什么，又怎样评估这些对策的效果？对这些重大问题进行分析，不但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因为它关系到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向，也关系到党对意识形态领导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信仰和意识形态密切相联。所谓信仰的建立，就是特定的人群接受某种理论，并把这种理论确定的目标变成自身价值追求的过程。可见，构成信仰的要素有两个：一是意识形态，它往往以某种理论的形式出现；二是接受意识形态的人，或叫意识形态受体，在党内即指广大干部和党员。信仰就是意识形态及其受体之间互动而产生的结果，其中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会影响信仰的形成。 先说意识形态受体。意识形态受体的状况，决定着某种意识形态被接受的程度。例如，马克思主义是一套科学、严谨的理论，有很强的逻辑性和思辨性。接受这套理论，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准是不行的。民主革命时期，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让处于这种背景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完全接受这套理论，显然会遭遇很大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受体便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增强受体的接受能力上下功夫。可以采取的举措有很多，包括教育、学习、培训等，都是促进广大干部、党员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有效手段。中国共产党得益于这套做法，并把它归纳为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 再说意识形态本身。一种意识形态，往往反映人们对现实的认识，是这种认识的概括和升华，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理论。这种理论越能解释人们看到的现实，就越有说服力，越容易被人们接受。相反，理论脱离现实，就缺乏说服力，难以为人们所认同。或许有人说，宗教信仰不是这样。其实，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那么多的人信教，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对于如此变化莫测、难以把握的世界，上帝的存在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我们当下面对的问题到底属于哪一种？简单地归为其中之一，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来看，显然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很难想当然地说，坚定信仰的主要方法在于加强教育。相反，在笔者看来，比较而言，意识形态本身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人们信仰的主要方面。首先，党员的普遍文化水平和素质较之过去已经提高了不知多少，在这种情况下，把出现信仰问题归咎于教育不够，是缺乏说服力的。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农民党员占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没有出现问题；而在今天党员文化素质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党内反倒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信仰问题。把这一问题仅仅归因于需要加强教育，是说不过去的。其次，既然谓之以“信仰危机”，那就意味着，发生信仰问题的不是个别人、不是极少数，而是发生在一部分群体身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辩证法告诉我们，凡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就不能简单地在个别和特殊身上找原因，而应去寻找共性的原因。这就要求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把教育广大干部和党员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我们党不断获得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但是，这样的认识也往往会使我们产生一种思维定势，似乎只要信仰出问题，就一定是信仰者的问题，只能靠加强对信仰者的教育来解决。我们好像不太习惯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是不是我们信仰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本身出了问题？应当承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抓意识形态的力度确实不如从前，但共产党在广大干部和党员思想教育方面的投入依然是其他政党望尘莫及的。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们党重视思想教育，可收到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这种状况的出现，使我们不能不把更多的目光转向理论本身。 不过我们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意识形态，作为党的信仰，已经过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曾经指导我们取得政权，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依然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当下所面对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不可信的问题，而是用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难以解释今天实际的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过时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跟不上时代要求，致使理论本身受到质疑的问题。 二、理论创新不足是信仰出现问题的深层根源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但是，理性地看待历史，真正被我们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苏俄化的马克思主义。毋庸置疑，这套理论在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但是，同样应该看到这套理论给我们今天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带来的消极影响。 有人批评，认为中国共产党接受的是苏俄化马克思主义是不对的，并举出陈独秀、李大钊等先期传播者的宣传内容为例来说明。的确，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们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自然首先要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但是，译介了原著就代表我们接受的是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则是过于简单化的看法。在当时中国被迫开放，各种外来的思想、理论也随之涌入的情况下，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原著，而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在中国扎根的本质性问题。正是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和实践对我们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因为，相比马克思主义产生所依据的西欧背景，俄国的国情与中国更加接近——都是正在由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家，都是要在资本主义不发达乃至处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落后状态下发动革命、搞社会主义。因此，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于我们不啻是一种震撼。当时的党内共识是：俄国就是我们的榜样，俄国人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的信仰和追求。从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简要读本》(简称《简明教程》)的评价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941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明确强调，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教材。《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①。到了执政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对苏联模式的热情有增无减。中央专门发文件，要求把《简明教程》中“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布尔什维克党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实施新宪法而斗争”等三章内容加上“结束语”，作为广大干部学习的基本教材。从“三大改造”、“五年计划”到人民公社的实践，我们不难看到当时对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明显模仿。 当然，如果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纯粹说成是对苏联模式的盲目照搬，那也是不对的。事实上，我们既有摆脱苏联模式的主观愿望，也在实践中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尝试。遗憾的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未能跳出苏联模式的窠臼，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当时《简明教程》被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如果说当时的一代人都把苏联模式奉为圭臬，乃至于产生了对苏联模式的迷信，这样的判断并不为过。我们不仅成了苏俄式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拥趸，而且是苏俄式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捍卫者。正因如此，当苏共二十大刮起一股否定斯大林模式的风潮时，我们能够不怕孤立地站在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立场上激烈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从战略上讲，这种立场有一定的道理；但客观地看，这些批判确实带有明显“左”的、僵化的痕迹。因此，不能把这种立场简单理解为“站队”，因为其实它维护的只是已经成为我们体制基础的“苏俄式马克思主义”。“苏俄式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它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够科学。例如，它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往往停留在资本主义发展初、中期那个阶级冲突极其尖锐、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阶段，对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整的能力和对时代的适应性认识不足，因而对其生命力判断有误；它对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性、艰巨性和曲折性认识不足，对未来社会理解得过于简单，社会主义建设脱离了时代的实际。“苏俄式马克思主义”的最大问题是把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教条化、神圣化、僵化，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本质上讲是我们在对照搬苏联模式遭受的严重挫折进行深刻反思基础上作出的选择。何为“中国特色”？首先是因为它要摆脱苏联模式，去掉浓厚的苏联模式色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历程，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去苏联模式化的过程。对于在这个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世人有目共睹。和30多年前相比，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全国范围，人们的思想和观念都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对社会主义也有了不同以往的新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更加坚定。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无须赘述。 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已经完全摆脱了苏联模式的影响？从我们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已经取得巨大成就这一点上看，似乎可以这样说。但是，如果以为我们在思想上、观念上都已经完全清除了“苏俄式马克思主义”的痕迹，那就过于乐观了。事实上，“苏俄式马克思主义”对我们党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得多。因此，邓小平才从改革一开始就不断地、大力地倡导“解放思想”。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的讲话，被认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题目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此后，“解放思想”的话题被频频提及。1980年2月，他在谈党的思想路线时强调：“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②20世纪90年代初，他再次反复呼吁“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③。与此相应，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八大，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报告都无一例外地强调要解放思想。十六大报告更提到“三个解放出来”——“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逻辑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④解放思想的一个必然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逐步形成。 在这里，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再强调思想解放？从一方面说，当然是因为它具有重要性。解放思想是推动改革创新的根本动力，没有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就无从谈起。但从另一方面说，则更是由于我们的思想解放得还不够，总与时代发展的要求有距离。笔者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之所以思想在不断解放，却总是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原因在于很多情况下，我们的思想解放往往只停留在“观点解放”的层面，而没有上升到“观念解放”的高度。这个观点要表达的是，两个层面的“解放”是不一样的——观点的解放不过是一个个具体看法的拨乱反正，而观念的解放是方法论的解放，是思维方式的解放。 这两个层面的解放，我们都尚未完全达成。具体表现在，一遇现实问题，就会出现以下情况：我们时而会自觉不自觉地回到“苏俄式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时而又习惯于用理论来判断实践的对错，而不是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由于这些在原地打转的理论实在难以解释不断发展的实践，讲出的道理难以服人，甚至难以自圆其说，最终导致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怀疑。 所以，完全可以说，囿于旧有的理论和思维模式、理论创新不足，是导致人们信仰出现问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深层原因。 三、推进理论创新必须超越两种思维 推进理论创新最重要的还是理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如前所述，对理论创新妨碍作用最大的是陈旧过时的理念和思维方式。概括来说，其中特别突出的问题主要有两种：一是领导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思维方式，二是领导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思想方法。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非此即彼思维”和“计划经济思维”。要推进理论创新，必须超越这两种思维方式。 1.非此即彼思维 何谓非此即彼思维？在领导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任务直接明了，就是要动员人民群众跟共产党走，以便聚合起足够的力量来推翻原统治阶级的政权。这时的思维方式也毫无疑问应该是简单、明确的，它建立在社会分成进步与反动两大阵营，且两大阵营准备决战的认识基础之上。诚如毛泽东所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⑤由此产生的思维方式也必定是按阶级划线，强调事物的是非曲直，强调不同观点和声音背后的阶级立场。在当时需要大众动员的时代，这种思维方式无疑发挥了非常积极有效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长期以这个角度思考问题，必然导致认识的简单化——以为所有人群、观点和看法只有两种，要么正确、进步、先进，要么错误、反动、落后。立足前者，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做任何事情，后者则理所当然地应当被历史淘汰。 动辄就问姓社姓资，便是一种典型的非此即彼思维。这里绝对不是说，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不能再提姓社姓资；而是说，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用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作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是远远不够的，弄不好会使我们误入歧途。首先，作为一项工程，它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围绕这些方面，人们可以提出无数种组合的建设方案。这些方案之间往往只有利弊权衡，而无对错之分。用判断姓社姓资的办法来处理，用一种声音压制其他声音，犯错误、走弯路的几率必然大大增加，“大跃进”和“文革”都是这样的典型案例。其次，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社会也会分化成复杂的阶层，各个阶层在社会发展中有着自己不同的功能与作用。动辄把他们归入“资”或“社”，把社会整合简单地理解为一些阶层对另外一些阶层的统治，必然给社会建设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这方面的教训，更是数不胜数。 尽管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但不能轻言非此即彼思维已经完全销声匿迹。相反，这种思维方式还时不时地产生着影响。特别是当我们的发展遇到问题，社会矛盾尖锐化，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认真分析的时候，这种思维方式往往会顽强地渗透到我们的思维逻辑中，僵化我们的思想，妨碍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从历史上看，这是导致我们党犯错误的主要因素之一。笔者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邓小平所说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⑥这句名言，或许更为贴切。推进理论创新，我们必须首先从这种非此即彼思维的束缚中摆脱出来。 2.计划经济思维 在执政后一个很长的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采用的是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计划经济成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选，有其深刻的思想和理论根源，是这些国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苏俄式解读得出的必然结论。按照苏联模式的阐释，资本主义之所以必然灭亡，从社会的角度讲，是因为它存在难以调和的内部矛盾。一方面，它解放了人，保护私有制，让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追求财富；另一方面，由于财富总量有限，私有制又导致财富分配失衡，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冲突必然毁灭资本主义制度。为避免这种结局，社会主义必须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在消灭私有制的前提下，把生产集中起来，统一管理，根据全社会的需要制定统一的计划，用生产出来的产品统一为人们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思维方式，具有显著的特点：由一个全能的执政党及其主导的政府去事无巨细地包揽社会的一切事务，从吃喝拉撒睡到生老病死，无所不管。 由于计划经济在若干重大环节上存在难以弥补的缺陷，我们最终放弃了这一模式。但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思维方式，却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且不说在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仍然隐约可见计划经济留下的浓厚色彩(这些也正是我们今天要改革和正在改革的对象)；在理论发展方面，也不难看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印迹。例如，我们必须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但一些人却把这种领导误读为意识形态产品统一由我们来提供。其实，单一的思想不但不能满足社会越来越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反而会强化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抵触情绪。又如，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但一些人把这一优越性不加限制地引申到理论发展方面，搞人海战术，一拥而上，最终是效果差强人意。 在理论发展和理论创新上难以摆脱计划经济思维，归根结底是由于对理论发展的规律性缺乏把握。同任何产品生产一样，理论发展有其特殊规律。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充分认识脑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产品形成的特点，营造思想市场，推动观点之间的竞争，在竞争中完善和发展理论，提高理论的质量和说服力。这样，才能迎来理论的真正繁荣。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803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9页。 ③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页，第375页。 ④《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标签：计划经济论文; 理论创新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