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下区域间要素收入流动性及影响因素
赵艾凤1，付文林2
(1.上海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0093；2.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经济高质量发展建立在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上。区域间要素收入分配与生产要素集聚的交互作用，会改变各地区的相对竞争优势，从而影响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文章利用收入转换矩阵和收入流动性指数，对2002-2017年我国地区间劳动、资本两大要素收入流动性进行了分解测算，同时重新定义P 指数，考察了要素收入流动性对区域差距的影响，并利用排序probit模型，对影响资本收入流动性的因素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表明：中国的要素收入流动性显著低于国际一般水平，区域分配格局相对僵化；资本收入流动能够有效缩小区域间的要素收入差距，进而缩小总体经济差距；资本回报率、产业结构和资本性税收对我国区域间资本收入流动性的影响较大。因此，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应积极消除要素跨地区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还应重视资本要素在均衡收入分配关系中的作用。
关键词: 区域经济；要素收入；收入流动性
一、引 言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一直比较突出，如2016年，我国人均GDP的省际基尼系数为0.2098，同年美国各州人均GDP之间的基尼系数仅为0.097 9①，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差距的原因当然很多，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劳动力分布和流动等都可能制约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如：李亚玲和汪戎，2006；毛新雅和翟振武，2013)[1-2]准确把握区域收入分配演化的动态特征，无疑对进一步完善工资形成、教育公平和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作用。
现行的经济分权体制下，地区经济增长差距是区域间收入分配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我国区域收入分配的研究，最初主要是度量地区间、城乡间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如：李实、赵人伟和张平，1998；林毅夫和刘明兴，2003)[3-4]，但区域收入分配不仅关系到居民的社会福利，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区域间的起点和机会公平，因此，最近的一些研究开始重视区域间的收入流动性特征。“收入流动性”最早被刻画为同一个人或同一组人不同时期的收入在同一群体收入分配中位置的变化(Friedman，1962)[5]，后来扩展到收入份额的变化(艾小青，2016)[6]。区域间的收入流动性低下可能会导致长期的区域收入分配失衡。王洪亮(2009)应用省级面板数据探讨了东中西部间和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流动性，结果表明区域收入流动性越来越低[7]。陈建东、赵艾凤(2013)比较了个人所得税征收前后我国城镇居民的区域收入流动性，他们认为个税并没有提高各省之间的收入流动性，不利于城镇居民省际收入差距的缩小[8]。艾小青(2016)通过分析区域居民收入总额、收入均值的流动性，发现我国区域层面的居民收入格局比较僵化[6]。
长期以来，以“石油精神”为代表的“大庆铁人精神”，是艰苦奋斗的代名词，是无私奉献的精神力量，与“工业学大庆”等口号一路传承，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持续发挥重大引领价值。如今，在国际业务开拓与发展过程中，一大批国企员工走向海外，在海外业务中与国际同行竞争，与合作伙伴共赢，能力素质不断提升，国际化管理水平不断增强，以“苦干实干”“三老四严”为核心的“石油精神”，在对外传播时就应该淡化国企色彩，用国际语言传播“石油精神”，努力做到三个坚守。
普华永道咨询公司认为，未来电商肯定会与实体店融合，但是仍会有生意进入现实世界，因为购物体验决定着你买还是不买。
收入流动性作为一个总量指标，其变动无疑受到劳动和资本要素收入的影响，因此，考察地区间收入流动性特征只有建立在要素收入流动性测算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把握地区间生产要素收入分配的结构性特征和社会福利效应。本文之后的研究也确实发现，2014年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省际差异对总体经济差距的贡献率分别达到51.54%和48.46%②，而且很大程度上，要素收入地区分配格局的僵化才是地区经济差距显著的更重要原因。
动态雕塑自1950年代始，就在不断地拓宽动态的表现形式，其中也采用了一些当代的材料来制作，如 铝、塑料、霓虹等。随后，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聚焦在 以电脑产生的互动艺术上，传统的动态雕塑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失落。直到上世纪末，拉尔方索(Ralfonso)等动态雕塑艺术家将科技介入，使得与公众互动的动态雕塑重新具有完善的可能，并进入一个崭新时代(见图5）。
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三点：一是区分了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流动性，有助于澄清地区间收入流动的结构性特征，进而深入理解长期的区域收入分配特点；二是重新定义了P 指数探讨区域间要素收入流动性对要素收入差距的影响，用考察期所有年份的收入来计算平均收入序列，能够全面反映各地区的收入分配状况；三是对我国地区间资本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为地区收入差距变化的动因提供一个新的证据，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劳动力、投资的跨区域流动的社会经济基础。
论文以下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研究方法和数据，第三部分对区域间要素收入流动性大小进行测度，并重新定义指数讨论流动性对要素收入区域差距的影响，在第三部分的研究基础上，第四部分采用排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资本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第五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
收入转换矩阵是考察收入流动性大小的基础工具，表达式为M (x ,y )=[p ij (x ,y )]，其中x 是初期收入，y 是末期收入。收入转换矩阵中的每个元素p ij 表示在初期位于第i 收入组的地区在末期位于第j 收入组的比例。基于收入转换矩阵，我们运用Shorrocks(1978)[10]提出的指标来度量收入流动性。由于收入转换矩阵的计算结果与收入组的细分程度有关，分组越细，流动性越大，因此为弥补该方法的不足，我们还采用王洪亮等(2012)[9]发展的收入流动性指数来考察要素收入流动性。公式分别为：
(1)
M t-1,t =2n -2∑|q i,t -q i,t -1|
(2)
其中，m 表示矩阵的阶数，p ii 是位于主对角线的元素值，n 为地区个数，第i 个地区的人均劳动(资本)收入排序在t -1期和第t 期分别为q i,t -1和q i,t ，指数M 值越大，流动性越大。
如今的泛海CBD坐落在汉口的王家墩地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王家墩一直作为空军的汉口机场。公开资料显示，上世纪90年代初，空军批准同意武汉航空公司在该机场开办民用航空业务。
我们重新定义了P 指数来探讨区域间要素收入流动性对要素收入差距的影响，用以研判不同时期收入流动性对收入差距的加重或减缓作用。即：
努力构筑能服务全域的城镇综合交通体系，扩大城镇体量，拓展城镇空间，加强与外围路网连接；打造功能完善的城乡园林绿地系统；加强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现代化城镇规划、建设和管理，完善信息网络，推进电信、电视、计算机三网融合。营造出一个现代化的宜居环境，不但承接本地农村内迁人口，还能吸引周边城市溢出人口，提高本市常住人口数量。
(3)
是基期到报告期所有年份的平均收入序列，X 0是基期的收入分配序列，G (·)是基尼系数。P >0表示长期的要素收入区域差距比按基期单一年份计算的小，反之则表示长期的要素收入区域差距比按基期计算的大。我们还可以用P 指数来比较两个时期的要素收入流动性对要素收入区域差距的影响大小。比如说，如果有i 到j 期和k 到l 期且P ij >P kl ，那么i 到j 期的要素收入流动性对要素收入区域差距的缩小作用大于k 到l 期。
本文构造的P 指数与Fields和Ok(1997)[11]构造的P 指数的差别在于，我们采用考察期所有年份的收入计算平均收入序列，而现有P 指数采用的是基期和报告期的平均收入序列。仅仅使用基期和报告期的平均收入序列来计算
无法全面反映整个考察阶段的收入分配状况。例如，在只有甲、乙两省的经济体中，它们的要素收入在基期分别为1和0，10年后的末期两省的要素收入变换为0和1。此时，两年的平均收入序列为
为0，但实际上在10年内，甲乙两省的要素收入可能发生了巨大波动，采用所有年份数据计算的平均收入序列
与采用两年数据计算的平均收入序列
出入较大，这样后者计算出来的无法全面反映整个考察阶段的收入分配状况。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地区生产总值收入法构成项目有“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资本折旧”和“生产税净额”。本文参考郭庆旺等(2014)[12]的做法，采用劳动者报酬数据作为劳动要素收入，营业盈余和资本折旧的总额作为资本要素收入。由于2004年、2008年和2013年是经济普查年度，国家统计局会根据经济普查结果，对省级经济数据进行大幅度调整，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公布这三年的收入法地区生产总值。所以，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计算得出。各省人口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三、区域间的要素收入流动性及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一)区域间要素收入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和特征
我们对2002-2005年、2006-2009年、2010-2013年、2014-2017年4组变量变化值的截面数据以及2002-2017年整个考察期分别进行了排序probit模型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所列。
图1年显示，中国的人均GDP流动性仅在2003-2005年、2014-2016年间高于美国，在2004-2005年、2014-2016年间高过俄罗斯，其余时间段内都远远低于美国和俄罗斯，甚至在2002-2003年、2009-2011年、2015-2016年间还低于印度。整个考察阶段，中国的区间流动性均值仅为0.044 6，分别低于同一时间段内美国、俄罗斯和印度8.4%、12.9%和6.7%。并且，中国的收入流动性波动要大于美国和俄罗斯，变化曲线相对陡峭，流动性处于一个相对不稳定的状态。可见，长期以来我国人均GDP在区域间的分配格局相对僵化，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图1 四国人均GDP的区域流动性
注：根据CEIC全球经济数据库和2003-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那么，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区域流动性具体如何呢？本文进一步采用收入转换矩阵和收入流动性指数两种方法对此进行测算(见表1)。值得说明的是，在构建收入转换矩阵时，我们将除西藏之外的30个省(市区)分别按照人均劳动收入和人均资本收入大小从低到高排序，并分为6个组，即最低收入组、较低收入组、中等偏下收入组、中等偏上收入组、较高收入组和最高收入组。我们发现，位于主对角线上的元素值都较大，说明基期处于某一收入组的地区在末期仍处于该收入组的比例非常大，整体来看我国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流动性都较低；其次，主对角线上的元素值基本呈现出从高到低再到高的变化趋势，表示位于最低和最高收入组的地区其分配地位更加固化，简单来说，越是富裕和落后的省份要素收入分配地位越不容易改变，富裕地区更易保持其优势地位，而落后地区改变落后地位的可能性更低。
表1 2002-2017年不同时期人均要素收入的区域流动性
注：根据2003-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比较表1所示数据，可以看出，尽管数值不同，但两种方法计算得到的基本结果是一致的。我国区域间要素收入流动性具有如下四个特征：
叶总仔细观察钱币，钱币手感古朴，铭文清晰。看起来挺像是真货，即便是赝品，估计也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于是也就没有多说，只告诉孟导等老贾来了自有定夺。
区域协调发展是大国社会经济稳定的基本前提，而生产要素集聚的外溢效应会改变各地区的相对竞争优势，因此，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需要重视地区间要素收入的合理分配。本文采用2002-2017年的省级数据，研究了我国要素收入的区域流动性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不仅对我国区域间要素收入流动性的细分特征进行了多角度测算，在此基础上，还考察了影响我国地区间资本收入流动的关键因素。本文主要的发现有以下三点：
健康的体魄是进行其他活动的基础，所以在抗战时期更要特别注意儿童的健康问题。1938年江馨让在《非常时期的健康教育》中提出了战时健康教育的两种方法：其一是加强体育锻炼，认为“体育是健康教育的一种工具”，儿童可以通过体育活动来增强体魄；其二是注意卫生，提出“卫生是健康教育的第二种工具”，如果不讲卫生，即便有强健的体魄也无济于事的主张［16］。1939年林贞斌也强调体育与卫生对儿童健康教育的重要作用，提出“健康教育是卫生与体育合为一体的教育，在这抗战教育推行中，健康教育是一种达到救国目的的重要工具”［17］。
σi为风险资产i的标准差，wi为投资组合中投资于风险资产i的比例，设风险资产i的非系统性风险的组合标准差为σB，显然有：
第三，资本收入的区域流动性高于劳动收入。以收入转换矩阵的计算结果为例，比较四个时期，资本收入的区域流动性分别达到劳动收入的1.5倍、1.1倍、1.5倍和2倍。这不难理解，相较于劳动要素，资本要素流动的成本更低、速度更快、制度约束更少，资本收入的分配格局更容易发生改变。
第四，要素收入的区域流动性在长期大于短期。表1的最后一列显示，2002-2017年整个时期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区域流动性都远远高于以四年为一个周期的流动性。可见，时间越长，要素收入在各省份之间的分配格局变化越显著。
(二)要素收入流动性对区域间要素收入差距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通过改进的P 指数分析要素收入流动性对区域间要素收入差距的影响，以期更加清晰地呈现收入流动性对收入差距的加重或减缓作用。根据公式(3)，我们计算了2002-2017年不同时期要素收入流动性的P 指数(见表2)。
本课题对绍兴地区90多家企业，外贸公司，旅行社，翻译公司，机关事业单位，以及绍兴市多所高校的300多名历届外语毕业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问卷和访谈主要对市场需要的外语人才的专业，种类，技能，对聘用人才的判断标准等方面进行调查，该研究一共发放问卷420份，收回有效问卷391份，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对绍兴外语人才的现状有了深入的了解。本课题组认为绍兴外语人才的现状如下。
表2 2002-2017年不同时期要素收入区域流动性的 P 值
注：S (X 0)表示基期劳动收入或资本收入对要素收入区域差距的贡献，计算公式为
其中，I i 是第i 种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G i 是该种收入的基尼系数，n 表示分项收入的种类数；此处n 为2，分项收入为劳动收入、资本收入；
是采用考察期平均收入序列和平均人口份额计算得到的基尼系数；数据根据2003-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资料计算得到。
观察表2，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劳动收入流动性缩小了劳动收入的区域差距，但效果非常有限，相较之下，资本收入流动性能够显著缩小资本收入的区域差距。劳动收入流动性的P 指数在短期中有正有负，但在2002-2017年整个考察时期中，P 值为0.0126，可见劳动收入流动性对劳动收入区域差距的缩小作用十分微弱。劳动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是否能够缩小区域收入差距，依赖于高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动比例(赵伟、李芬，2007)[13]。与此相反，所有时期资本收入流动性的P 指数都为正数，并且在2002-2017年整个考察期P 指数高达0.2484，说明资本收入流动性对资本收入的区域不平等具有十分明显的调节作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我们分析，这与劳动力和资本的本质特点不同有关。劳动力存在异质性，而资本是同质的。与劳动力的省内流动不同，劳动力的跨省流动主要是设备操作等专业人员从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入相对发达地区(钟笑寒，2006)[14]，促进了流入地区的劳动分工，生产效率提高带来的劳动收入增加，在不同程度上抵消了劳动力供给扩大带来的收入下降，所以长期内东部发达地区的人均劳动收入甚至提高了，劳动收入的流动性并没有带来区域差距的缩小。而资本收入主要是从东部发达地区流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稳定，生产要素相对饱和，资本回报率改变空间较小，与此同时，欠发达地区发展后劲足，在政策倾向和自身努力的情况下，投资环境趋利，较高的资本回报率极易吸引资本流入，增加资本收入。两方面作用使得资本收入的区域差距随着它的跨区流动而缩小。
第二，资本收入的区域流动性则表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2014年后开始回升。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各省份之间的资本收入分配愈发僵化。我们分析，2002-2005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效果逐步显现，欠发达地区资本回报率增加，加上国家各种优惠政策的驱使，大量资本要素转而投入欠发达地区，资本收入增加；同时经济发达地区的资本回报率由于边际效应递减而慢慢下降，投资者更加愿意将资本要素投向具有强大经济增长后劲的相对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人均资本收入减少的可能性增大。如此一来，这个时期的资本收入地区分配格局就更易发生变化，收入流动性较高。2006-2009年，区域政策边际效应递减，后期金融危机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资本市场不确定性增加，实体经济受挫，投资者变得更加谨慎，投资环境的难以预测和资本回报率的地区差异致使资本流动性大幅度减弱，资本收入的分配格局难以在短期内打破。金融危机之后的2010-2013年，尽管我国经济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但金融风险不断累加，产能过剩，企业利润下滑，资本收入流动性保持在较低水平。2014-2017年，资本收入流动性增大，资本收入在各区域之间的分配僵化形势得到缓解。
地区间要素收入流动性问题之所以需要重视，主要在于各地区的劳动、资本收入的分配地位将直接影响要素跨地区的流动结构。而随着生产要素不断向一个地区集聚，会对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产生极大的外溢效应，特别是在新经济时代，产业间的外部效应所带来的螺旋上升效应，正在成为地区经济跨越式增长的重要力量。本文利用收入流动矩阵和王洪亮等(2012)[9]发展的指数，对2002-2017年我国地区间劳动、资本两大要素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测算，同时重新定义P 指数③考察了要素收入流动性对区域差距的影响，并检验影响资本收入流动性的经济因素。
其次，资本收入的地区差距及其对要素收入区域差距的贡献都大于劳动收入。资本收入的区域差距对要素收入总体差距的贡献几乎都超过55%，更能够影响要素收入整体差距的变化。因此，资本收入流动性能够有效缩小要素收入的总体差距。调节要素收入区域分配关系、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在于资本收入的均衡分配以及资本收入流动性的增加。
四、资本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
既然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在于促进资本收入的流动、缩小资本收入的区域差距，那么资本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哪些因素促进欠发达地区的排序向上流动？哪些因素抑制向上流动？只有找到这些规律，我们的政策制定才能够有的放矢。
(一)模型构建和变量选择
我们选择基期与末期的资本收入排序变化作为资本收入流动性的衡量指标。举例来说，若某省的资本收入在基期位列第5，末期位列第8，那么该省的流动性数值为3；若某省资本收入排序在基期和末期分别为7和5，那么流动性数值为-2，以此类推。由于被解释变量是离散且有序的，即排序是有意义的，代表一定的优劣，并且假设随机扰动项服从正态分布，因此我们采用排序probit模型。
P (oci=ρ i )=φ (ric,trc,rsg,rlg,rso,rfi,obc,dum,ε)
术后冰敷患肩24 h。病人苏醒后即进行腕、肘关节屈伸运动。术后第1天复查X射线片、CT和MRI，以确定钉道位置。术后7～10 天拆线。肩关节支具内旋位保护性外固定6周，期间进行患肩钟摆练习以及除外旋以外的肩关节活动度训练，6周后开始进行肩关节外旋练习。术后3个月允许患肩逐步进行轻度康复锻练，6个月后进行接触性体育运动。
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传统康复治疗对改善急性期脑卒中患者偏瘫上肢功能及肩关节主动关节活动度有明显疗效，而结合上肢康复机器人训练的患者在上肢功能活动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改善都更加明显，上肢的大量重复练习可以帮助患者打破异常模式，获得较好的运动功能。上肢康复机器人辅助训练将运动学习的关键要素合并到了治疗当中[4]，包括高强度的、任务特异性的、可重复的和交互性的练习，而且趣味性更强，患者参与康复训练的积极主动性提高，治疗可提高临床疗效，使康复机器人更好地为康复患者服务。
(4)
模型变量及含义见表3所列。其中，资本回报率是利用Hall-Jorgenson公式(Bai等，2006)[15]估算。计算资本收入平均税率时，本文主要考察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同时对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课税，特许权使用费、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部分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属于对资本收入征税。须分别计算资本的分摊份额。营业税和2009年实施消费型增值税之前的增值税，同时对资本收入和消费课税，本文按照支出法GDP中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测算出营业税和增值税中的资本收入征税部分。第二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所以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基期和末期的变化量，能够反映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市场垄断程度指标，选择基期和末期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增加值占工业部门增加值比重的变化。金融市场发展程度，选择基期末期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占GDP比重的变化来衡量。区域虚拟变量dum用来控制地理因素的影响，东部地区为1，中西部地区为0，基期人均资本收入排序用来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2003-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1)不同压头的压缩曲线有明显的差异，不同压头对圣女果屈服极限、破坏极限与变形量变化都有影响。平板压缩破坏极限值明显大于P6压缩的，平板压头压缩曲线中不会出现屈服极限点，P6压头压缩的曲线中会出现明显屈服极限点。
表3 模型变量及其含义
(二)回归结果
为了对中国的区域收入流动性有一个大致判断，本文首先进行了人均GDP的国际比较。按照式(2)分别计算了2002-2016年美国各州、俄罗斯各联邦、印度各邦和中国各省间的人均GDP流动性指数。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其经济、军事、教育、科研实力均位于世界前列，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俄罗斯地跨欧亚两洲，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是除中国和印度之外跻身于世界前十大经济体的又一金砖国家；印度同中国一样，是人口众多的亚洲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之一。三个国家都较具代表性。
由表4可知，ric、trc、rsg对资本收入流动性影响较大。ric和rsg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资本回报率和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越高，资本收入向上流动的概率越大。不难理解，资本回报率代表投资效益，第二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比在一定意义上代表投资规模和潜力，因此这两个变量能够大力促进资本收入向上流动。trc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政府对资本收入征税会导致地方资本收入向下流动的概率增加。税收对资本收入向上流动的阻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降低了人均资本收入的积累速度，二是间接减少了投资量导致人均资本收入下降。
(1)长期以来中国区域间的要素收入流动性并不高，并且，越是富裕和落后的省份要素收入分配地位越难改变。其中，劳动收入流动性呈现出上升下降的波动趋势，资本收入流动性尽管高于劳动收入，但呈现出不断下跌的态势，近几年略有改善。
基期排序obc显著为负，说明初始的地区位次越高，该地区资本收入排序向上移动的概率越小，符合现实逻辑。区域虚拟变量dum在10%的水平下显著，大部分为负，说明东部省份比起中西部省份其资本收入位次更易向下移动。
表4 资本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
注：***、**、*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参数检验；为了保证参数的可识别性，Stata对参数进行了标准化，因此没有常数项；模型采用了稳健标准差。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一，劳动收入的区域流动性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变化趋势。两种方法测算出来的流动性数值在第二个时期的增幅都达到23%以上。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2002-2009年，西部大开发等区域经济协调政策效果逐渐显现增强，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中央对“老少边穷”地区大力扶持，提升了欠发达地区④的相对人均劳动收入；另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中国经济随之下滑，经济发达地区⑤劳动力需求下降，失业率增加，人均劳动报酬下降。两方面的影响都导致劳动收入的区域分配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劳动收入流动性增强。随后，两种方法计算出来的劳动收入的区域流动性降幅分别达60%和43.25%，反映我国的地区间劳动收入分配在2010-2013年间较为固化。2010年，中国经济逐渐回暖，经济发达地区复苏能力强，能够较快地恢复并保持本来的优势地位，欠发达地区经济恢复能力相对较弱，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劳动收入很难向上流动，因此，整个收入分配格局很难被打破，劳动收入流动性下降。直到2014-2017年，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效应逐渐缩减，劳动收入流动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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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g和rso对资本收入流动性的影响较小。rlg的系数为负，多数时候不显著，市场垄断程度越高，可能会导致资本收入向上流动概率变小。在投资决策中，不同的投资人对地区的市场垄断程度的反应是不同的。如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比较强调市场垄断对资本收入的影响，而国有投资并不注重地方的市场垄断程度。rso的系数几乎都不显著，表明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对资本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这主要与投资大环境有关。比如，2002-2005年，金融市场越发达，资本收入向上流动概率越大；而2006-2009年，区域政策边际效应递减，后期金融危机使资本市场几乎瘫痪，金融市场越发达的地区受到的影响越大，资本收入向上流动概率越小。
(2)资本收入流动性能够有效缩小区域间的资本收入差距，进而显著调节要素收入的总体差距；而劳动收入流动性对劳动收入区域差距的正向影响非常微弱。这可能与劳动力的异质性和资本的同质性有关。劳动力的跨省流动主要是专业人员从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入相对发达地区，生产效率提高带来的劳动收入增加，在不同程度上抵消了劳动力供给扩大带来的收入下降，所以长期内东部发达地区的人均劳动收入提高了，劳动收入的流动并没有带来区域差距的相应缩小。而资本收入主要是从东部发达地区流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资本收入的区域差距随着它的跨区流动而缩小。
(3)资本回报率、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和税收对资本收入流动性影响较大。前两个变量值越大，资本收入向上流动的概率越大；税收则会导致资本收入向上流动的概率减小。
就要素收入分配与居民收入分配之关系的角度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整体上任何提高劳动分配份额、改善劳动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和资本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政策措施，均将有助于改善居民收入分配。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当前应积极消除要素跨地区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重视资本要素在均衡收入分配关系中的作用，具体地有两点建议：第一，应大力促进劳动和资本要素跨地区自由流动，鼓励资本要素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消除劳动力要素跨区域迁移的制度性障碍，形成要素收入与经济增长间的良性循环。第二，充分认识资本收入在均衡分配中的作用，通过结构性减税和财政补贴政策，改善欠发达地区的投资环境，营造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营商环境，加快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步伐，提高居民收入中资本性收入占比。
当然，区域要素收入分配会受地理、资源条件和商业传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且各种外生经济增长冲击也会加大劳动和资本收入的波动性。本文尽管利用一个较长时期的分地区样本，努力考察我国地区间要素收入的流动性特征，但要更全面把握地区间生产要素收入分配的相对地位变化特征，无疑还需要在未来拓展到一个可以考虑经济波动的动态分析框架中进行考察；另外，如何利用微观住户调查数据，从中发掘一些地区间收入流动的演化特征，以改善我国地区间再分配政策制定的微观基础，也是我们今后需要努力的研究方向。
注 释：
①采用《中国统计年鉴2017》和CEIC全球经济数据库相关数据，按照公式
计算得出。其中，s 表示总体被分成了s 组，x mi 和p mi 分别表示在第m 年，第i 组的人均GDP和人口份额，且x m1 <x m2 <x ms ,μ 为总的人均GDP。
②采用基尼系数分解公式计算：
其中，I i 是第i 种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G i 是该种收入的基尼系数，n 表示分项收入的种类数。此处n 为3，分项收入为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和生产税净额。详细测算结果见表2。
③Fields和Ok(1997)[11]在Shorrocks(1978)[10]和Chakravarty等(1985)[16]的研究基础上定义了P 指数：
是基期和报告期的平均收入序列。
④“欠发达地区”包括最低收入组、较低收入组和中等偏下收入组。
⑤“发达地区”包括中等偏上收入组、较高收入组和最高收入组。
参考文献：
[1] 李亚玲，汪戎．人力资本分布结构与区域经济差距——一项基于中国各地区人力资本基尼系数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6 (12)：42-49．
[2] 毛新雅，翟振武．中国人口流迁与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 2013(1)：46-56．
[3] 李实，赵人伟，张平．中国经济转型与收入分配变动[J]．经济研究，1998 (4)：42-51．
[4] 林毅夫，刘明兴．中国的经济增长收敛与收入分配[J]．世界经济，2003(8)：3-14．
[5] FRIEDMAN M．Capitalism and Freedom[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161-176．
[6] 艾小青．收入流动性的度量：一种新的方法及其应用统计研究[J]．2016(4)：71-77．
[7] 王洪亮．中国区域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实证分析——对区域收入位次变动强弱的研究[J]．管理世界，2009(3)：36-44．
[8] 陈建东，赵艾凤．个人所得税对省际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和社会福利的影响[J]．财政研究，2013 (7)：63-66．
[9] 王洪亮，刘志彪，孙文华，等．中国居民获取收入的机会是否公平：基于收入流动性的微观计量[J]．世界经济，2012(1)：114-143．
[10] SHORROCKS A F．The Measurement of Mobility[J]．Econometrica，1978，46(5)： 1013-1024．
[11] FIELDS G S，OK E A．A Subgroup Decomposable Measure of Relative Income Mobility [R]．Working Papers from C.V. Starr Center for Applied Economics，New York University，1997．
[12] 郭庆旺．税收对国民收入分配调控作用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92-93．
[13] 赵伟，李芬．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扩展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7(1)：27-35．
[14] 钟笑寒．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差异[J]．中国社会科学，2006(1)：34-46．
[15] BAI C E，HSIEH C T，QIAN Y Y．The Return to Capital in China[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2006(2)：61-88．
[16] CHAKRAVARTY S R，DUTTA B，WEYMARK J A．Ethical Indices of Income Mobility[J]．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1985，2(1)：1-21．
Regional Factor Income Mobility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ing Elements in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ZHAO Ai-feng1, FU Wen-lin2
(1.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China ;2.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China )
Abstract :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based on the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The interaction of regional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roduction factors agglomeration will change the relativ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each region, thus affecting the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potential of the region. In this situation, this paper calculates regional mobility of labor income and capital income in China from 2002 to 2017 by income transition matrix and income mobility index, estimates the impact of mobility on regional disparities of factor income through redefined P index, and further explores empirically the elements influencing capital income mobility by order-probit model. Three findings are showed. First, factor income mobility in China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average international level, that is regional distribution pattern is relatively inflexible. Second, capital income mobility can effectively reduce regional disparity of factor income, thus narrowing the economic gap between regions. Third, rate of capital retur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apital tax have great impact on capital income mobility. Therefore, regional coordinated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hould be actively promoted not only by eliminating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inter-regional factor flowing, but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capital in adjusting income distribution.
Keywords : regional economics; factor income; income mobility
[DOI ]10.19629/j.cnki.34-1014/f.190611007
收稿日期： 2019-06-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的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16ZDA065)；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税收凸显性视角下个人所得税改革对消费升级的影响”(2019BJB007)
作者简介：
赵艾凤(1982-)，女，四川内江人，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税制结构,区域收入分配；
付文林(1969-)，男，安徽宣城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财政与宏观经济。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5097( 2019) 11-0047-07
[责任编辑： 张 兵]
标签：区域经济论文; 要素收入论文; 收入流动性论文;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论文;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