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雄[1]1995年在《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文中研究说明本课题所讨论的内容主要分三个部分: 其一,对经济理性与非理性概念作了探索性的考察与界说,并从哲学相关概念的角度作了比较研究。作者的结论是:(1) 经济理性与哲学理性不是“息交绝游”的关系,经济理性概念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离不开哲学的“支援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波兰尼语)的影响和作用。(2) 经济非理性概念有着两方面涵义:一是指一种对传统经济理性进行批判式、问题式思考的概念性工具,其要义是:经济理论应根植于不可再分的个人集团的行为,而不是单纯的原子式“个人”行为;经济系统是一个充满着非线性,非均衡性和不确定性的演化系统,而不是一个静态的、线性的、完全均衡的过程机制;最大化不是唯一的,在一些场合,人们不是追求最大化目标,而是奉守“满意”的尺度,偏离最大化的现象处处可见。二是从市场决策者的心理要素和行为特征来说,此概念通常与哲学非理性概念有着相一致的寓意指向。(3) 对市场非理性因素的研究,应遵守这样的基本前提:以理性为主导的理性和非理性相统一的原则;辩证地理解市场非理性的双重作用(积极的和消极的),不可人为地加以拔高或漠视。 其二,从理论分析的方法论角度,提出市场非理性研究的范式问题。其内容包括:对传统的理性经济人模式的方法论质疑;揭示非理性问题长期没有引起经济学主流学派重视的原因;考察散见于近现代经济学文献中有关经济非理性的观点和思想。作者的结论是:理性经济人——作为一种高度抽象的历史理性模型,它
江丹林[2]1997年在《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困惑”的理性思考——读《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理性与非理性作为人类生存的“工具”,无时无刻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生影响.因为理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导向,非理性是其不可或缺的“补充”,唯有两者处于一种有机的状态之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张雄同志的新著《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正是有感于此,着眼于哲学和经济学的有机结合,对之作了深入的探索,为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并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因而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学术力作.读罢掩卷深思,笔者深感《非理性世界》为读者进一步思考和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迪.为了确定一个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理性世界的可靠理论基点,《非理性世界》首先着眼于哲学与经济学的比较研究,对经济非理性概念作了探索性的考察和界说.作者的最后结论是:第一.经济非理性和哲学非理性不是“息交绝游”的关系,而是互相影响和互相制约的,而对前者的考察和界定离不
高文莹[3]2009年在《论非理性因素与精神世界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们正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而奋斗,在人的物质生活基本满足的前提下必然会对精神生活提出新的要求。在十七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只有人的精神世界和谐了,才能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谐发展,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非理性世界是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非理性,人就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也就不可能有各种创造性活动。我们必须积极引导人的非理性,努力建构人的精神世界,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本文的主体共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阐释了人的精神世界和非理性的哲学意蕴。人的精神世界是人特有的生存方式。精神世界可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两大层面,非理性是精神世界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人学角度理解其涵义:非理性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人的一种特性,是现实的人的基本精神属性,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特有的一种存在状态,与理性一起构成人的存在的总体性;是人的一种能力,是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且揭示了人的非理性的主要表现形式有本能、欲望、情感、意志等。人的非理性是复杂的,具有不自觉性、潜在性、非逻辑性、情绪性、盲目性等特点。第二部分,探析了人的非理性在精神世界中的双重作用。非理性同理性一样在促进人的精神世界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人的欲望、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在精神世界中能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激发促进作用、选择评价作用、内在动力作用、调节控制作用等。同时,非理性有时也发挥一定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为自我否定作用、错误诱导作用、内在阻力作用、消极抵制作用等。第三部分,结合中国社会现实,揭示了当今人的精神世界中存在的非理性主义倾向,比如本能生物化、欲望膨胀、情感淡漠、意志薄弱等。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基本满足的同时,人的精神家园却出现了一定问题,从而严重阻碍了人自身的和谐发展,这正是非理性消极作用导致的后果。然后,探究了人的精神世界中非理性问题产生的根源,客观方面主要是社会转型时期所引起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多方面的转型对人的精神世界造成深重的影响;主观方面主要表现为价值观方面,非理性由于缺乏理性的指导,导致人们在思想上出现了价值错位、价值多元、价值真空、价值悬置、价值虚无等现象。第四部分,针对以上分析的问题及探究的根源,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提出了引导人的非理性、建构人的精神世界的一些具体对策,主要包括:在实践基础上实现理性和非理性的协调统一,追求人的完整性;建立合理的社会规范,发挥非理性积极作用;实施精神教育,塑造健全人格和独立人格;注重和谐文化熏陶,建设人的精神家园等。最终目的是强化非理性的积极作用,防止和弱化其消极作用,在理性和非理性和谐统一的基础上实现精神世界的内在和谐。
何章艳[4]2008年在《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与非理性探析》文中研究表明市场经济的理性是市场主体所特有的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理性表现,是市场经济中主体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一种自觉精神和行为方式或认识能力,它促使市场主体从一定的本体观和需要出发去探索和发现经济运行的规律并按一定的规则进行推理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并在这些结论的指导下进行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活动,从而满足主体需要,整体上促进经济增长、社会繁荣。市场经济的非理性主要指市场行为中一种最本质的内生因素以及影响市场行为者抉择的某些心理和精神因素,如人们在生产、销售、消费等过程中其自身的欲望、本能、意志、激情、无意识、习俗、直觉等这些属于人的心理结构的非理性因素。市场经济的非理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在社会实践中发挥作用,历史时代不同,市场非理性的具体内容就不同。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经济,它要求每一个从事市场活动的主体具有市场经济的理性。因此,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以市场经济的理性为主导的理性、非理性的统一体。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理性始终代表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经济的进步靠的是市场主体理性智慧的提高。但市场经济的理性不是全智全能的,理性需要非理性因素的补充性思考才能达到真实理性的意阈,不能因为追求理性假设,而将潜意识、欲望和情感等非理性因素排除在市场经济分析的框架之外,把人性看作一个先验的存在和永恒的范畴。市场经济是以市场理性为主导的市场经济的理性与非理性对立统一的矛盾整体。研究市场经济的理性与非理性时必须坚持市场经济的理性的主导地位。研究市场经济的非理性必须在以理性为前提的基础上进行,以便在更高的层次上探究市场经济的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互补关系,从而全面理解市场经济的理性与非理性在经济构成中的地位和作用,促进二者之间的整合,最终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实践活动。
沈大光[5]2009年在《非理性因素与思想政治教育》文中研究表明众所周知,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社会或阶级借助一定的价值规范对社会成员施加影响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从现实的人出发,寻找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规律和方法,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根本途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的非理性因素得到激发和强化,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这就要求我们正视和把握个体非理性因素的特点,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导作用,借助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精神力量对个体进行教育和培养,力争使之成为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本论文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基础,结合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以及学术界关于非理性问题的研究成果,把非理性因素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加以研究。通过反思传统唯理性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局限性,从现实人的非理性因素出发,提出了非理性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新的形态,目的在于从个体非理性因素中寻找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实效性的新路径。主要内容和观点包括:第一,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中非理性因素的概念、特点和作用。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人性和谐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和谐,面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忽视人的非理性因素并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佳的现实,应当改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为偏重于知识灌输的单一教育模式,重视对个体情感、意志、信念等非理性因素的培养和塑造。思想政治教育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个体的非理性因素的客观存在,这不仅关系到个体内在精神世界的丰富和健全,关系到个体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而且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非理性因素具有其特殊性,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第二,提出非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分析非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提出依据。非理性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形态,同理性思想政治教育密切联系,非理性思想政治教育是在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对应基础上提出的,二者的共同作用构成了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非理性思想政治教育是建立在个体内部体验基础上的实践活动,强调受教育者的自主判断和情感认同,能够借助个体非理性因素把外在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和个体内在的精神世界结合起来,从而引导个体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三,分析非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非理性思想政治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标准对社会成员施以系统的教育,这是非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标准,同时更加注重教育的个性化和针对性,具体包括欲求教育、情感教育、挫折教育三个方面的内容。把非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细化,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具体实施。第四,分析非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规律。非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提出绝非理论逻辑的推衍或构想,而是现实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经验和教训不断反思和总结的结果,同时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规律可供探索和研究,这就是基于个体非理性因素和社会理性的矛盾、个体非理性因素之间的矛盾、个体非理性因素和个体理性的矛盾,从而形成了差异与趋同的控制规律、尊重与升华的协调规律、排斥与接受的互动规律。第五,分析非理性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的方法论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社会中的政党和阶级向来应用已久的实践活动,其存在的目的不仅是一定政党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和手段,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教育活动力图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社会个体的全面发展,这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已经得到证明。面对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的现实,社会个体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并且在思想和行为上都呈现出一定的时代特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当面向现实,通过研究社会个体的非理性因素特征并以此制定出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策略。非理性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通过系统的培养实施的,其过程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只有认清非理性因素的特征并且找到社会个体非理性因素的变化特征才能对症下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原则、理性和非理性的渗透原则、现实性和超越性的结合原则是非理性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实现的方法论原则。本论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一是通过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非理性因素为研究视角,进一步研究非理性因素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的概念和特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人学研究的内容。在学术界从认识论、心理学等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又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角度系统研究非理性因素,为非理性因素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生长点;二是提出了非理性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有助于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发展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扩展了研究视野;三是分析了非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三个规律,这三个规律分别基于个体非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的矛盾、非理性因素内在的辩证关系、非理性因素和理性之间的矛盾而提出,从而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度。现实意义在于:一是分析了现实生活中个体非理性因素的特点以及和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必然联系,有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从而更大程度上保证和谐社会的构建和个体的全面发展;二是通过分析非理性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的途径,寻找一套能够适合现代社会个体人格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方法,有助于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实际工作。
王勤[6]1999年在《非理性的价值及其引导》文中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讲是一个理性的过程。在承认理性的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我们还必须看到,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必须结合非理性因素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因为作为完整的人是理性非理性的统一,人类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内在地包含着理性非理性两种因素,而社会发展实际上是人类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展开过程,因此,非理性因素必然要通过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影响社会发展。从人的个体日常生活中的非理性问题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的非理性问题,从教育中的非理性问题到各种人性扭曲所反映出来的非理性问题,乃至高科技时代和信息社会所出现的各种新的非理性问题,这一切都充分表明:加强社会发展中的非理性问题研究是深化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迫切要求,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乃至当代世界发展的重大实践课题。 本论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利用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哲学、脑科学、文化学、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采取综合研究方法,初步地、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非理性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非理性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双重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具体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的非理性现象和非理性问题,并提出了激发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限制非理性因素的负面效应,以达到扬长避短,促进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具体措施。最后,本文还把非理性因素与现代人的培养结合起来,提出了现代理想人格的塑造问题。 本论文集中解决的主要问题:1、非理性概念的内涵、结构;2、非理性在社会发展中的双重效应;3、如何引导非理性因素,以扬长避短,促进社会发展。
邓春玲[7]2005年在《经济学中的人》文中指出经济学是以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人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的,对人的经济学抽象——经济人假说构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基础。这个假说自18世纪末期斯密提出了“经济人”假定思路以来,经历了漫长历史与严酷批判的考验。对这一假说的修正、补充或重新诠释,形成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演化,而对这一假说的质疑、争论或背离,又促成了各种非主流经济学的产生。因此,可以说,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围绕经济人假说而展开的。 经济人是利己的,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自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亚当·斯密系统地提出了经济人自利性假定之后,不同时代的学者在围绕“经济人”展开的旷日持久的争论中,对利己与利他这个涉及人性和人的本质问题的争论特别引人注目,并日益成为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前沿问题。实际上,人是一种有意识、并具有广泛需要的社会生物,利己与利他是人性的两面。因此,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分析单靠经济学自身是不能完成的,必须和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生物学等其他与经济学相关的学科相结合才能得到很好的说明。只有借助其他学科的发展,经济科学才能获得更强有力的支持,使其更加完善和完整。 经济人是理性的,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又一基本假设。理性经济人就是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者,对自利最大化的任何偏离都是非理性的。然而,这一假设一直以来如同自利经济人假设一样也遭到来自许多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的诘难和批评。批评者认为,理性行为并不是唯一的行为方式,非理性是一个被现代心理学、行为学者充分证明的现象,因而,理性经济人假设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行为人偏好的多样性。实际上,这种争论本身表明: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因此,我们必须从理性与非理性的角度去认识和考虑经济人假设问题,并从这些争论中找到可供我们借鉴的东西,用来丰富和完善经济人假设的内容。 目前,学术界对经济人假设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前人以及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对作为经济学拱石的经济人假设进行反思,精炼
宋晓丹[8]2017年在《哈贝马斯的社会共同体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理性主义及其发展在西方学界引起广泛的重视,一部理性的发展历史甚至构成了现代性的代名词。古代的文艺复兴运动揭开了理性主义的面纱,人类开始认识到主体理性的重要地位。追溯理性主义的历史演进过程,其发展经历了由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市民理性阶段,经由卢梭、康德为代表的道德理性阶段,最终在黑格尔那里实现了融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社会理性阶段。在理性主义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理性自身的发展同时出现了分裂,理性主义最初在文艺复兴阶段所承担的解放主体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得以实现,它最终背离了自己的发展初衷,成为压迫人统治人的工具。理性主义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不仅对人的精神行为进行控制,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甚至沦为一种工具理性,把人视作大机器生产链条当中的一个机械环节,作为工具来差遣和使用,造成人自由的丧失和意义的丧失。面对理性主义所出现的现代危机,时代的哲学家们开始纷纷走上拯救现代理性危机的理论道路,并形成两个重要的哲学流派。一派是以海德格尔为首的“比较内行”的理性主义批判,主张从本体论或历史主义的视角来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分裂进行批判,以期实现主体与客体的重新整合;另一派是以尼采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家们,他们所持有的是一种“怀疑论”的非理性主义立场,从心理学以及精神层面上完全否定理性主义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价值,而主张重新回到史前的非理性主义状态。与此不同,在对理性主义实现重新整合的具体道路上,哈贝马斯并没有放弃理性主义的立场,而主张在交往理性哲学范式的基础上实现理性的重新整合。在追溯理性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基础上,哈贝马斯建构了其关于社会共同体的理论体系,对理性分裂的现代性危机进行拯救,实现了交往理性的哲学范式转向。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话语的历史重构应当建立在当代社会理论能为现代性反思和理性重建提供新规范的基础上”(1)。从笛卡尔到德里达,现代理性话语经历了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到对理性主义的解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理性的“主体中心化”的传统意识哲学范式。意识哲学的理性范式造成了社会共同体的分化,即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并最终使得系统反过来入侵生活世界,造成现代人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为了实现社会共同体的重新整合,哈贝马斯转向了对交往理性范式的研究,为主体间的社会交往创造理想的话语环境,使之奠定在现实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并最终使分裂的系统与生活世界重新走向统一。因此由传统理性主义范式所引发的现代性危机得以拯救,实现了从传统主体理性意识哲学范式向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范式转变。本文立足于哈贝马斯关于社会共同体的思想研究,围绕其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二维架构展开具体论述,深入剖析现代社会发展所出现的问题和困境,对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新时代范式的研究和解读,以阐明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哲学范式转换在当代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在理论层面上,哈贝马斯把社会行为区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而工具行为只是在主体范围内所从事的活动,缺乏主体间性的向度。哈贝马斯把希望寄托于其交往行动概念的基础上,希望通过交往行动概念提供一种概念式的逻辑架构。人们不仅可以通过它来认识到生活世界的危机,对生活世界的病症进行诊断,并且在诊断的基础上,还能够提供现实的治疗措施,即通过加强主体间的交流和沟通,增进彼此之间的交往,调动社会参与,进而确立新的哲学范式。在对价值和规范的重新讨论基础上来重建理性社会,拯救现代性的危机。在实践层面上,哈贝马斯通过对社会法律和民主体制的研究,把交往理性从理论层面落实到实践领域当中,通过话语伦理学和商谈制度理论的确立,为构建新的民主话语体制与新的国际环境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尤为突出的是,本文还试图将哈贝马斯关于社会共同体的思想研究与理性的哲学范式转换纳入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语境中来,从中国的具体社会现实状况出发,力图使其交往行为理论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理论表征,为探索中国的现代化理论道路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促进中国社会现代新共同体的建构,打破处于现代化转型期中国社会秩序的失衡,都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价值,并最终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
李红玉[9]2011年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非理性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中国社会特殊的转型时期,使得非理性因素有了过分膨胀的肥沃土壤,从而使得社会生活中的非理性问题日益凸现出来,它们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主要是通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原理,站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社会的统一性上的基础上,来研究社会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的非理性问题的形成原因。只有解释清楚了这些非理性问题背后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才能有针对性的找到解决这些非理性问题病症的突破口。所以,本文不只是描述一些当代中国转型期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非理性的问题,而是通过唯物史观,找到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根据这些不同层次的原因,作者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一些不同层次的解决办法。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列举了社会结构中各个层次出现的非理性问题的现象,由于社会是一个有结构的,还互相影响的有机体,所以这些问题不是单一的经济现象,还包括在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第二部分列举了由于非理性问题的凸现对我们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产生的影响,即对我们生活产生的诸多方面的破坏性,从而让我们从意识层面上认识到了研究这个问题的现实紧迫性。第三部分,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主要运用马克思关于人与社会的统一性原理来解释这些非理性问题凸现的原因,并进一步具体分析了当下中国转型的事实带来的改变,包括经济方面,政治文化方面以及人自身的真实改变。最后一部分,是在理解了这些非理性问题产生原因的基础上,作者试着来寻找解决这些非理性问题的方法。
魏溦[10]2015年在《诺思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启示》文中研究说明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这与我们长期坚持意识形态建设是密不可分的。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代的变化向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与新挑战,这要求我们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其中一个方面是从理论与实践上重视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诺思经济学视角的意识形态理论为我们的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资源。本文认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会终结的。意识形态具有提高经济绩效、节约社会成本、参与制度演化等积极功能。本文认为,意识形态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具体体现为解释功能、约束与激励功能、节约功能等,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经济功能使得它能够通过替代效应、提供共享信息、解决非市场资源配置等机制节约社会总体成本,提高经济绩效,而这些功能在现实生活中的发挥需要制度的保障,意识形态与制度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但是,对于诺思意识形态理论对唯物史观意识形态理论的冲击与挑战,我们必须做出理论回应。本文认为诺思本体论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唯心史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要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阶级性,正确处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诺思意识形态理论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扩展与深化意识形态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注重对意识形态降低社会成本的经济功能等方面的研究,把经济绩效作为意识形态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注重利益之维,降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成本并以制度为保障。
参考文献:
[1]. 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D]. 张雄. 复旦大学. 1995
[2]. 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困惑”的理性思考——读《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J]. 江丹林. 学术月刊. 1997
[3]. 论非理性因素与精神世界建构[D]. 高文莹. 山东师范大学. 2009
[4]. 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与非理性探析[D]. 何章艳. 新疆大学. 2008
[5]. 非理性因素与思想政治教育[D]. 沈大光. 山东师范大学. 2009
[6]. 非理性的价值及其引导[D]. 王勤. 中共中央党校. 1999
[7]. 经济学中的人[D]. 邓春玲. 东北财经大学. 2005
[8]. 哈贝马斯的社会共同体思想研究[D]. 宋晓丹. 吉林大学. 2017
[9].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非理性问题研究[D]. 李红玉. 华侨大学. 2011
[10]. 诺思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启示[D]. 魏溦.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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