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字发展史的几个问题（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字论文,发展史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关于秦始皇“书同文字”政策的实质
从中国历史上看，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了第一个封建大帝国，对后来两千多年的历史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中国文字发展史的角度看，当时的“书同文字”政策，也给两千多年来的汉字体系建立了基础。有些人对于秦代“书同文字”的实质弄不清楚，认为秦始皇统一天下，骄横自专，硬把六国文字加以废除，只准用秦国自造的文字；秦亡后，这个政策也就中止了，——这类看法如不清除，就不能正确理解汉字发展史，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把秦代当做划分汉字发展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界限。
关于这一段历史，《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六国年表》都有记载，但对“书同文字”的内容却都没有说。说得较详细的是许慎。许慎的《说文解字·叙》中说，周代原来的文字本是统一的，到战国时代，“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这一段话是理解秦代书同文字政策的最重要的材料。
战国时期，七国“不统于王”，即脱离周王朝的统治，各自向独立的方向发展，语言文字也有“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独立发展趋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因“文字异形”不便于统治，便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规范，废除六国文字中与秦文字不合的异体字，这就是“书同文字”的具体内容。
为什么用秦文字当做“书同文字”的规范呢？这还得从秦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继承关系谈起。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的祖先大概属于西戎的一支，同周民族的关系较密切。秦人本是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历来以善养马、驾车马著名，后来逐渐与周民族融合，接受了周族的文化。周平王东迁后，秦人据有了周族在西北的土地并继承了周的全部文化，也包括周的文字。
李斯等人编写的字书《仓颉篇》等，许慎说是“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史籀就是周宣王时的《史籀篇》，是中国第一部字典。这部字典是根据西周时王室使用的文字编纂的。西周还处在奴隶制社会，那时只有王室的史官（家内奴隶的一种，相当于现在某些少数民族的巫师）能使用文字，这些人世代相传，各地小奴隶主的史官也是从王室派下来的。所以很少有文字异形的情况。但到东周以后，奴隶制解体，形成“诸侯力政，不统于王”的局面。文字的创造使用权也从史官扩大到新兴的“士”这个阶层，自然很容易形成文字异形的情况。于是六国文字逐渐同西周《史籀篇》的文字不相同了。
但秦国文字却“皆取史籀”，同传统的《史籀篇》文字基本一致，只是“或颇省改”而已。“或”是少数字，少数字或有所省简，或有所改变。许慎时《史籀篇》和李斯等人的三部字书都还在，用以比较，得出二者基本相同的结论。许慎的话是可靠的。
中国的字典有个传统，后出的字典总是把前代的字典收的字几乎全部收进去，然后加以增补。李斯等三人编的三部字书，几乎把《史籀篇》的字全部收录（只是“或颇省改”）。许慎的《说文解字》也依照这个原则，把《仓颉》《爰历》《博学》三部字典的字全予收录，又加进汉代出现的大量新字。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周代和秦代的字书了，但这些字典所收的字却基本上都保存在《说文》中；而《说文》中的字，又被后来的字书保存下来。从《说文》的收字以及许慎的话可以看出，秦国文字基本上保存了西周文字的传统，只是字体上稍有变化。所以秦始皇时的“书同文字”政策，不过是用西周以来的传统写法为规范，并不是凭借其权势硬把一套秦国新造的文字强加给统一后的全国人。也正因为这一点，秦代虽然很快就灭亡了，但是李斯等人所推行的文字政策却并未失败，汉代及以后的文字，都是在李斯等人的文字政策下向前发展的。
再看看，所谓六国文字异形，究竟差异在哪里？
据我们考察，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并不是所有的文字，六国文字都与秦文字不同，不同的只是一小部分。第二，所谓“异形”，多半是异体字的不同。比如，“春、夏、秋、冬”四个字，楚国文字多写做“旾、
方壶》）。这类异体字不少，都是异体字，一部分是因假借字不同而形成的通用字。汉字在三四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都在不断地产生异体字，历代政府也不断地加以干预规范，至今未止。李斯等人的“书同文字”政策，可以看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异体字整理和规范工作。
除异体字而外，秦文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形声字的增多。从战国时期各国的文字看，形声字增加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比较起来，秦文字的这一趋势更为明显。例如，六国文字“謂”字都用假借字“胃”，秦国的《石鼓文》已用形声字“謂”。六国文字“诸”“論”用“者”“侖”，秦《睡虎地秦简》已用“诸”“論”，这种向形声字发展的趋势，是汉字从表音文字（假借）向形声文字演变的重要标志，所以李斯的文字政策又是符合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以后历代的文字改革，凡是符合这个规律的，就容易成功，否则就会失败。例如，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新造的会意字，武则天做皇帝时也硬造了许多新字，但都因为不符合汉字发展的规律而被淘汰了。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很可以说明秦代文字改革的实质。
四、比较文字学的研究方法
用历史比较法研究社会文化，是十九世纪以来的主要学术思潮。莫尔根的《古代社会》（又名《人类从蒙昧经过野蛮至文明之发展道路研究》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于1878年出版。恩格斯根据马克思读此书的笔记，写成《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于1884年出版。这部书成为历史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自此以后，研究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学者，几乎都采用了这种历史比较法。
用历史比较法研究语言，也是在这种风气下形成的，欧洲语言学家博普、格林等人用这种方法对印欧语系做了深入研究，拟测出印欧语诸语言发展变化的谱系。这个学派形成了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语言研究的主流。
用历史比较法研究汉语，是从高本汉、罗常培、赵元任、李方桂几位先生开始的。他们应用这种方法调查汉语方音，以音韵的变化规律为主，拟测上古、中古音系。由于他们的研究，使汉语音韵学的研究跃入一个新阶段。
用历史比较法研究文字，成效不像语言研究那样显著。我想，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世界上仍在使用的文字，绝大多数都是字母文字；上古时期曾经使用过的古文字，如埃及象形文字、苏美尔文字以及墨西哥发现的古文字全都成了“死文字”，只有汉字是例外，但是，国外的语言文字学家都对汉字的历史所知甚少，而国内的文字学家又对历史比较法不甚熟悉。第二，用历史比较法研究文字发展史，同研究语言、语法、音韵很不相同。由于这两个原因，至今在汉字历史研究领域，还处于摸索的阶段。
我们在研究汉字发展史时，首先考虑到用纳西文字同汉字作比较研究，用埃及象形文字作参考。因为除汉字外，纳西象形文字是现在仍在应用的古老文字。这种文字虽然只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就文字的性质来说，却同商周的古汉字属于同一个发展阶段，比商周文字更具原始性。经过比较，发现这两种文字有许多共同点，也有明显的差异。
纳西象形文字的基础是表形字，这同甲骨文金文的情况基本相同，凡是有形可象的具体事物如自然界的山水草木，人身的手足五官，动物中的鸟兽虫鱼，都有相应的象形字，较复杂的事物则用会意、指事等手法，只是许多象形字更接近图画，更接近实物的形状，而甲骨文、金文则明显地简化了。
两种文字都有大量假借字，纳西象形文字的假借字更多，几乎每一个表形字都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用法，一种用法同字形相合，另一两种用法是假借。甲骨文中的假借字也很多，也有一个字借用为两三个同音字的情况，但是不像纳西文字那么多，许多表形字并不兼做假借字。
两者都有一些形声字，但甲骨文金文的形声字已形成兼表音、形的特点，而纳西文字中的这类字，形和声的结合不够紧密，同汉字的形声字还不完全相同。（详见《纳西文字、汉字的形声字比较》，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1期）甲骨文、金文中的形声字虽然不多（估计只占百分之十几），但这种新出现的结构已经显示出很大的生命力。到春秋战国时期，形声字发展很快，估计已达到40%左右。
由于这两种文字的共同点，我们把这两种文字划为同一个发展阶段——即以表形文字为基础以假借字为主体的初级表音文字阶段。以此类推，所谓埃及象形文字，其实也同纳西文字相类，也属于这个阶段。因而进一步得出结论，世界上一切古文字的发展，都曾经历过以假借字为主的阶段，这是所有文字发展的共同道路。为什么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文字竟会按照同一规律发展？这是在人类文化研究中经常遇到的问题，都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解答。文字是纪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这种符号从最原始的表形法发展成为以记音为主的假借法，这是文字的一次大发展。不管哪一种文字，如果没有经过这个发展，就不能创造出成熟的或较成熟的文字，而只能停留在记事图画阶段。
根据两种文字的差异，我们又拟测出商代以前的文字面貌。甲骨文是今天所能看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有些学者认为，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几十个符号是夏代的文字，不可靠），但甲骨文已是比较成熟的文字。根据历史记载，夏代肯定已有了文字，这种文字应以表形字为主体，假借字很少。纳西族东巴教的经文，常常只用表形字（或加上少数假借字）记录一段话中的主要词语，只有熟悉经文的经师（巫祝）才能把全部语句一一念诵出来。我们认为，汉字的前身——夏代文字，可能同纳西文字的这类情况相同，这种构拟法是比较文字学方法的一个方面。
人类文字经过假借字阶段以后，分别向两个方向发展，大多数文字从初期表音阶段（假借字阶段）继续向表音的高级阶段发展，成为表音节的音节文字（日本的片假名音节文字）和表音素的拼音文字。这类文字用几十个字母记录各自语言的语音。纳西文字也向这一方向发展，因而创造了一套表音文字，叫做哥巴字。不过用这种文字写的经文很少。
与此相异，汉字却向形声字方向发展，到秦汉以后，这种文字体系完全成熟，成为一种既表形又表音的独特文字体系。
过去国外的语言文字学家，以欧洲文字为标准，认为拼音文字是最进步的文字，认为汉字是同埃及古文字、苏美尔文字等属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原始文字。他们不知道汉字有古今的大不相同，因此他们描绘的世界古今文字发展图表，不能反映汉字的发展道路，也不能正确表示人类文字发展的全貌。我们研究的结果，纠正了这类偏见，勾画出新的文字发展蓝图，从而使人们可以从宏观上理解汉字在世界文字发展历史中的地位。人类文字从初期表音文字（假借字）向前发展，不仅可以发展为拼音文字，还可以发展成兼表形音的形声文字。至于向哪个方向发展，由内因和外因两方面的因素来决定。汉字之所以走向形声字方向，内因，汉语是以单音节词为基础的语言，同音词特多，用单纯的表音文字，不易区分意义，采用兼表形音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矛盾；外因，中国从夏商开始，已经倾向于建立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统一政治实体，秦始皇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以后，这种统一局面更为明显，在如此幅员广大、方言分歧的大国，必须采用以形声字为主的文字，才能充任全国人的书面交际工具，这是历史的选择。所以，汉字体系决不是落后的原始文字。
文字学的历史比较法同语言的历史比较有很大的区别。文字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中的一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许多文化的发展，也常常按照相同的规律前进。文字也是这样，埃及古文字、中国的甲骨文，地区、民族互异，有些欧洲学者认为甲骨文是从埃及传到中国来的，这是误会，他们不懂得文字创造中不谋而合的特点。纳西象形文字虽产生在中国，纳西族虽然也是华夏族的一个分支（纳西族原是羌族的一支），但这种文字同甲骨文并没有任何继承关系。这是用历史比较法必须注意的问题。
用历史比较法研究文字，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马学良先生在为本书写的序言中说：
我国比较文字学起步较晚，……汉字比较应收集国内外汉字型文字比较，仅国内少数民族汉字型文字就有30种，我们有如此丰富的文字遗产，正是文字比较的珍贵资料。当然，文字比较跟语言历史比较不一样，首先要有正确的文字比较的方法论。作者在本书中的甲骨文与纳西文字的比较研究，已作出古汉字与其他文字比较的示范篇。
我希望对此感兴趣的同好，在这方面多做些比较研究，把这项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五、研究汉字发展史的意义
最后谈谈研究汉字发展史的意义。
第一，可以使人们对汉字有个正确的看法。从清末开始，国内有些改革家、教育家就提出过改造汉字的方案，五四运动时更有废除汉字的主张。国外语言学家的汉字落后观点，对国内学者的影响也很大，因而在语言学界形成了一系列对汉字的错误观点，如认为汉字难学难记、落后等等，这些观点同汉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国际地位极不协调。汉字已经使用了三四千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主要文化载体。用汉字写下的典籍，其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举世无双，在当前，汉字是国内外炎黄子孙的主要交际工具，使用人数之多远远超过其他文字。目前，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世界各国学习汉语汉字的人日益增多，中国正处在国运中兴的时代。在这样的形势下，过去那些对汉字的不公正的评价和错误观点，应该加以纠正了。
我们在本书中提出的世界文字发展历史新框架，把汉字发展的形声文字阶段，同表音文字的字母文字阶段列为并行的两条发展道路，这样，便纠正了汉字落后的谬论。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现代汉字是中国人民两三千年来创造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字，是一种伟大的创造。我希望，在有关教材中要把这一点写进去。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之一就是爱国，爱我们的优秀文化，汉字应该包括在内。
第二，有助于汉字教学。
汉字教学历来是个没有解决的难题。小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学认字、写字，一向流行的方法，是从笔画的顺序开始，先写哪一画，再写哪一画，每一个字都是无理性的符号。“人”字先写一撇，再写一捺。“山”字先写中间一竖，再写凵。至于“人”和“山”为什么要这么写，不必去管。这样教汉字，当然难学、难记。从符号学的角度看，符号有两类，一类是无理性的符号，一类是有理性的符号。数学中的加（+）、减（－）、乘（×）、除（÷）等符号是无理性符号，符号与它所表示的事物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硬性规定、约定俗成，这叫做无理性符号。马路转弯的牌子上画个弯道形、再画个喇叭，告诉汽车司机要注意，要按喇叭。装毒药的瓶子上画个打×的骷髅，表示这是毒药，小心不要中毒。这些符号，人人看了就懂，这是有理性的符号。
文字也有这样的两类，一切拼音文字都是无理性文字，汉字中的绝大部分是有理性的文字。例如，英语“男人”一词写作man，用三个字母记下这个词的音。这三个字母和“男人”没有实质性的联系。汉字的“男”字从田从力，表示一个人用力（古文字“力”即“耒”字，象掘土农具耒形）在田中劳动，是有理性的文字。学习前者必须用死记硬背的办法，学习后者则有形象可据，要容易得多。
现代汉字字库中包括三类字：第一类是表形字（包括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这三类字），第二类是形声字，这两类字都是有理性的文字。第三类是假借字，这类字是无理性的文字，学习时要用死记硬背的办法。例如，“者”（学者）、“也”（你去，我也去）、“其”（其他）、“岂”（岂有此理）等，这类字原来多是有理性的表形字，但用为假借字后，丢掉了原来的字义，只当做记音的符号，就变成无理性的字了。
清代的王筠做过一部《文字蒙求》，用六书的分类讲解汉字的构造，用以教学童识字。他的用意是好的，但由于“六书”说的缺点，搞得分类（兼类）极复杂，因而失败了。根据我们的三类划分法，基本上可以把汉字划为三类，大部分汉字都可以用理性分析法进行教学，如果这个设想实现了，那么，传统的汉字教学法将会彻底改变，汉字难学、难记的错误观念也将一扫而光。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要编写一两部适合中小学语文教师用的汉字教学字典。必要时要对教师进行短期培训。要编写新的文字学教材。
第三，可以总结历代的文字整理经验和教训，当做今后文字改革的参考。
从汉字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汉字的发展受到内因和外因的制约，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发展规律，规律的主要内容是从初期表音文字（以假借字为主）向兼表形音的文字（以形声字为主）发展，这是个总趋势。
历代的政府和文字使用者，经常有意或无意地对文字进行改革或创造，这些改革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凡是符合汉字发展规律的，都是成功的。反之，则是失败的。秦始皇的“书同文字”政策是成功的，南北朝时和武则天创造新会意字的做法是失败的。从汉代开始用“正字”以区别异体字中俗字、通用字的做法，基本上符合汉字发展的规律，是行之有效的。
当前的汉字，也有一些尽人皆知的“文字异形”现象，例如，国内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华人社区使用简化字，台港澳及其他国外华人使用繁体字。将来必会有一天要趋向于“书同文字”。这个问题不可能立即解决。简化字已经在国内实行了几十年，不能轻易变动，但也不能要求台湾和海外华人废繁用简。只能等待将来再解决。目前可以进行学术讨论，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具体问题研究清楚了，将来改革时可以少些失误。
在国内，关于繁简字的使用也并不一致，书法家完全用简化字，确实有困难。用楷书或隶书写“书”字、“尧”字，怎么下笔？就是著书也有困难，就拿我写的这本书来说，本来是用的简化字，但引用古书，讲文字的字形结构，有时又不能不用繁体。取舍之间简直伤透了脑筋。这类问题，也不是靠政府一个命令或一个条文所能解决的。
汉字体系也像其他文字一样，还处在不断变化中。比较起来，汉字的变化也许会更大些。因为语音的变化，许多形声字的声符已经失去了表音功能，有些字的笔画还需要合理的简化，用新形声字取代旧字的情况会继续出现。唐兰先生曾设计过一个大胆的方案，把所有的形声字声符都改用注音符号。这等于废除所有的汉字，重新创造一种新的形音文字。这个设想好像很好，实际上做不到。因为汉字有悠久的历史，中国人民对于汉字有不可估量的深厚的民族感情，任何想要废除或变相废除汉字体系的设想，都是行不通的。为了弥补汉字表音的不足，似乎只能加强拼音方案的辅助作用。
以上五个方面的问题，有的是语言文字学界争论未决的问题，有的是尚待讨论的问题。我们在《汉语发展史纲要》一书即将出版的时候，特别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向专家同行和关心这些问题的朋友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