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西进”战略与中美俄中亚博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中国论文,西进论文,美俄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亚注定是大国博弈的舞台，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将中亚及其附近地区确定为国际政治的“枢纽”地带，并以此发展出著名的陆权理论。早在19世纪，俄英两国就在中亚展开了一场“大博弈”，①其结果直接影响了后来阿富汗边界的走向。冷战期间，伴随苏联入侵阿富汗，中亚“大博弈”在美苏之间再次翻版，直至以苏联的失败和解体告终。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苏联解体，中国崛起，美苏两极对抗格局已不复存在，然而如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所预言的那样，中美俄仍然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棋手。②中亚地处连接欧洲和亚洲、中东和南亚的十字路口，自然资源丰富，民族和宗教关系复杂，在欧亚地缘政治格局中地位十分重要，冷战后中美俄战略博弈也在此体现得尤为突出。③近年来，中美俄都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设想，例如美国的“大中亚计划”、“新丝绸之路计划”，俄罗斯的“欧亚联盟”，中国的“西进”战略。为何短期内大国如此密集地提出针对中亚地区的战略设计？这些战略设想之间有哪些共同点及差异？它们对中国外交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是新形势下研究中亚地区形势和未来世界格局变化难以回避的。
一、中亚成为中美俄博弈的焦点
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美国全球战略调整，是近期中美俄密集提出各自中亚战略的主要原因。随着美国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日期日益临近，在原有的政策基础上，中美俄三国分别提出了各自的中亚政策构想。
(一)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
“新丝绸之路”(The New Silk Road)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参议员布朗巴克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和高加索研究所负责人弗雷德·斯塔尔教授于1997年10月最早提出的。2005年斯塔尔对初期的设想进行细化，提出“大中亚计划”，即美国应以阿富汗为中心，推动中亚、南亚在政治、安全、能源和交通等领域的合作，建立一个由实行市场经济和世俗政治体制的亲美国家组成的新地缘政治板块，从而保障美国在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④2006年1月，美国国务院调整了部门机构设置，将原属欧洲局的中亚五国归入新成立的中亚南亚局，“大中亚计划”全面启动。⑤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外交的重点也从伊拉克转向阿富汗。后来，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支持下，斯塔尔又发表了《“新丝绸之路”》报告，进一步完善了美国的中亚战略设计。⑥
“新丝绸之路”计划的重点是建设贯穿阿富汗的交通、通信和能源管线，消除跨境障碍，推动中亚、南亚地区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发展。⑦项目包括已经建成的乌兹别克斯坦与阿富汗之间的157公里长的双回路输电线路、国家环路项目(至2012年底仅余西北部233公里)，在连接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的喷赤河上修建的四座桥梁，2007年得到重修的连接土库曼斯坦的谢尔赫塔巴特和阿富汗的托拉胡迪的铁路，以及80公里长的马扎里沙里夫—铁尔梅兹铁路等。这些交通网络构成了支撑阿富汗的“北方交通网络”。从2009年3月北方通道首条货运线路开通到2011年4月这一年多时间，它所承担的对驻阿美军的后勤支持已从35％上升到50％。⑧美国每周运送的1000个集装箱中98％是通过乌兹别克斯坦完成的。⑨未来它也将是美军和北约部队撤离阿富汗的主要通道。如果“新丝绸之路”计划成功，则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功能将取代军事行动占据主要地位。
2011年7月20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印度金奈正式宣布采纳“新丝绸之路”计划。在2011年9月22日联合国大会期间，希拉里向国际社会进一步描述了“新丝绸之路”计划，声称该计划的实施将使整个地区经济走向繁荣，中亚、南亚地区也趋向稳定。⑩
(二)俄罗斯的欧亚联盟
苏联的解体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严重削弱了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俄罗斯一度对中亚采取了“甩包袱”政策。随着亲西方政策的失败和北约东扩计划逐步明朗，俄罗斯开始重新重视发展同独联体成员国的关系。(11)1995年9月14日，叶利钦总统批准了《俄罗斯联邦对独联体国家的战略方针》，将中亚在俄罗斯外交中的“次要”地位转变为“优先”方向，表示“联合中亚国家，实现独联体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12)应成为俄罗斯外交的主要目标。1995年1月，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关税同盟条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于1996、1997年先后加入该条约。2000年10月，欧亚经济共同体(LL
中国的东北亚综合方略的战略目标就是，充分利用权力、制度和认同等战略手段，塑造有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确保我国的领土主权与国家安全免遭侵害，拓展我国参与、应对东北亚地缘环境变化的影响力。中国的综合方略必须具备综合性、统筹性和渐进性原则。以中美在地区内的权力转移为主线，设计中国应对东北亚地缘环境变化的路线图。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世界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危机加速了国际力量的消长，美国为重振其亚太领导地位，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东北亚地区作为传统大国力量博弈激烈的战略区块，围绕美国战略东移、中国和平崛起、日本政治右倾化、朝鲜半岛核危机、俄罗斯“东进”战略与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推进等事态发展，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环境日趋复杂，中国的周边环境也增添诸多变数，要求我国作出有效应对事态发展的综合方略。
东北亚地缘环境变化中的三大矛盾
东北亚是由中、俄、朝、韩、蒙五国构成的欧亚大陆和美日结合的海洋地缘战略区，它是两大战略区的结合部和两股力量与矛盾的交锋区，更是中美日俄四大国战略利益交汇区和碰撞地带。理解东北亚区块，必须对影响东北亚地缘环境的诸多变量进行研判。从权力、制度与观念层面的三元结构，把握第二个十年东北亚地缘环境的动态发展趋势，才能更好地理解三元结构下的地缘环境变化特征。目前，东北亚地区主要存在三大矛盾：
中美两国在未来地区主导权(如海洋控制、地区合作机制、经济中心地位)方面呈现竞争性共存。中国在地区的硬权力迅速提升，亚太战略力量微妙地出现向中国倾斜地消长。美国战略东移使得中美在东北亚的地区合作受到权力博弈等冷战思维的影响，美日、美韩军事同盟关系加强，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地缘竞争态势，促使地区军事力量格局和大国关系发生变化。朝核问题事关朝鲜半岛未来走向，中美在实现半岛无核化上有合作和共识层面，也有争夺主导半岛未来发展的对立竞争性层面。地区海洋争端中反映出中美权力上的竞争、制度上的合作缓慢和观念上的战略互疑。这些体现出三元结构下，中美在地区安全环境中的不同表现。
东北亚各国在海洋权益上的矛盾加剧，特别是以海洋领土争端为主的矛盾，成为影响大国关系和地区稳定的主要问题，掀起东北亚国家间的海权争夺战。东北亚地区领土争端主要以中日钓鱼岛争端、日韩独岛争端和日俄北方领土争端为主，同时，地区国家间在专属经济区的划分和海洋资源的分配方面也存在着争议，这使得东北亚海洋权益之争变得更为扑朔迷离。其中，中日海洋权益争端的影响具有地区全局性特性，且与中美的矛盾也有着密切逻辑关联。美日同盟将岛屿争端视为地区海权实力的较量和地区海洋秩序的维系。在缺乏地区海洋安全机制和对海洋法认知差异的情况下，权力成为大国维护海洋权益，争取海洋发展战略空间的主要手段。中美日海上力量对比变化，将牵动东北亚权力结构的稳定，继而对地区海洋秩序形成影响。
朝鲜核地位固化与大国弃核共识的矛盾将更加突出。朝核问题具有爆炸性、震撼性和散发性的效应，它能够在短期内刺激地区力量关系的重大调整。未来朝鲜在核问题上的态度将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争取国际社会承认朝鲜的核国家地位。朝鲜发展并提升核能力的趋势不会改变，东北亚地区可能出现潜在的核军备竞赛。朝鲜半岛没有和平机制、东北亚安全机制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危机管理机制以保障地区稳定，六方会谈机制发挥作用有限。美朝相互间认知差异较大，中美在应对朝鲜核问题上的立场认知也有所不同，美日在绑架问题与朝鲜核问题关系上也出现理念差异，美韩在对朝问题上有时存在观念分歧。这些均使得朝核问题更为复杂多变，依然是我国地区外交中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上述三大矛盾是动态发展的，它们对地区安全和中国利益上的影响与重要性是呈阶段与事态的变化而浮动的。可以说，这三大矛盾也是影响东北亚地区安全环境的三大变量，任何议题的变化都会对地区安全环境形成程度不等的冲击与挑战，也会对地区国家间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协调增加难度。作为东北亚地区的国家，中国是这三大矛盾的当事方，在矛盾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都直接关系到事态的发展和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走势。
东北亚地缘环境三元变化的特征
东北亚三大矛盾变化的深层因素主要在于三元结构性动力与障碍：权力结构的不对称均势发展，导致对不同问题领域的主导权的扩张性竞争；地区集体安全制度的缺失和盟国制度主导地区安全架构的强化，扩大了军事权力的对峙与博弈；由现实主义思想主导的战略认同，加剧了东北亚国家间的战略互疑与博弈。
这三元结构是自变量，而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是因变量。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内，东北亚地缘环境在权力、制度、观念层面间互动形成的结构性特征，是理解和分析东北亚地缘环境变化的根本性原因。三元变化特征具体体现为：权力结构多极调整、区域制度缓慢构建、战略观念互疑上升。
权力结构多极调整。冷战结束后，全球力量格局呈现出“一超多强”的特征。在历经十年的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美国全球力量的弱化促使其将重心转移至亚太，以借助亚太地区快速增长的经济环境，提振美国在地区乃至全球的领导地位。中国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由一个内向型经济体转变为外向型经济体。中国崛起为地区性大国，在地区内的影响是全面性的，关键是对地区的力量格局构成冲击。日本在经历多年的政权不稳之后，安倍政权操控民族主义再次上台，其内外政策理念将日本向右倾化道路上引领，日本自主外交、动态防御等政策再造日本“普通国家”地位。朝鲜拥核已是事实，争取并利用核国家地位，成为地区权力结构中的重要力量，以维护其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地区权力结构将面临多极力量间的博弈与相互间的关系协调。
区域制度缓慢构建。制度作为缓解权力竞争的重要调和手段，在冷战结束之后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权力地位下降、制度作用上升成为全球化与一体化背景下的发展趋势，但是权力、制度在不同区块中的地位仍有所差异。东北亚地区，在经贸层面，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受制于政治关系发展，在推进谈判进程中相对缓慢。在政治安全层面，六方会谈机制在稳定朝鲜半岛局势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仍不足以在地区内形成一套稳定东北亚安全环境的有效机制。近年来，海洋权益争端成为影响地区国家间政治关系的主要问题，探讨传统海洋安全领域的磋商、危机管理机制和非传统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机制，仍然难以切实推进。区域制度建设缓慢，致使地区权力在三元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上升，美日、美韩军事同盟强化，加剧了地区安全局势的紧张。
战略观念互疑上升。金融危机以来，中美关系中竞争层面在上升，战略互疑似乎在两国均有增长，美国认为中国要将美国排挤出亚太地区，中国认为美国要遏制、围堵中国的崛起；中日之间结构性矛盾在观念层面突显，中国认为日本右倾化势头加强，意图打断中国第三次现代化进程，走军国主义的老路，日本则认为中国崛起要在地区内恢复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威胁”日本的领土与国家安全；朝美相互敌视，朝鲜认为美国以弃核为借口，谋求对朝鲜的“政权更替”；美国认为朝鲜发展核武将对美国本土在内的目标造成毁灭性打击，也会威胁到美国与同盟国的关系，朝鲜核扩散也会给美国造成更大威胁。由于相互认知出现对立而引起战略互疑，进而对国家的外交、安全战略制定产生影响。
因此，基于三元维度变化及其彼此间的互动，导致三大矛盾的形成、发展，进而对东北亚地缘环境变化产生影响。其中，权力维度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权力政治及其关系决定着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博弈，权力政治的演化对我国的国土与周边区域安全和制衡能力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和隐患。区域制度缓慢构建和战略观念互疑成为塑造东北亚地缘环境的短板，这也使得中国在塑造地区三元结构中必须重视制度与观念的建设，以平衡和稳定东北亚的地区安全挑战。
应对东北亚地缘环境变化的总体方略
要理清东北亚地缘环境中的三大矛盾对我国周边外交和国家战略的影响，需确定三大矛盾在中国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的排序等级；判断它们能够得到处理的路径、可能方案和今后走向的多种结果及影响；明确三大矛盾之间的逻辑关系。据此，在对三大矛盾发展态势作出判断之后，利用“权力—制度—认同三位一体”的三元架构，提出我国应对东北亚地缘环境变化的总体方略。
权力竞争的应对路径是：1.在发展综合军力的基础上，利用复合均势和“大周边”战略来平衡美国试图主导的东北亚新政治地缘环境，同时与美国在全球与地区重要议题上建立协调关系。2.彰显存在，有效威慑。应对东北亚海洋权益争端和海权竞争应当注重运用海上执法力量对管辖海域的监管和控制，对侵犯我国海洋权益的非法行为予以有效威慑，将海洋争端置于可控状态。3.中国对朝政策的目标应是确保政权稳定，弱化朝鲜核力量，防止与管控半岛可能出现的冲突。中国权力的上升有助于各方坚持政治谈判磋商，和平方式应对半岛核危机。
区域制度构建的应对路径是：1.设计东北亚安全机制构建的“中国方案”。中国在东北亚安全机制的构建中，既要做建设性的危机调解者，更要做具有引领作用的领导者。中国要提出创设东北亚安全机制的设计蓝图，确立东北亚安全机制创设的阶段性目标。2.探讨中国倡导的多边合作与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兼容共存的“双重领导”体制，形成中美“竞合”关系的框架，稳定双边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关系。3.在经济上构建和谐安全环境与利益带的地区制度建设(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区域一体化建设和制度性合作，中国应在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和地区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方面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
战略观念认同的应对路径是：1.战略互疑是影响东北亚国家间应对问题的障碍之一。探讨增进东北亚各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并在政治互信中融入实质性内容，有助于破解诸多矛盾的症结。2.推动建立东北亚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在提高东北亚国家的区域意识和建构“集体身份”认同方面提出新思考，尤其注重从历史上东北亚国家曾拥有的共同文化和文明上汲取智慧。3.通过制度逐步加强共有观念对主体身份和利益认知的建构，从而建立新的观念与新的价值，再通过制度内化成共有的观念，逐步巩固各国的合作。
总之，中国的东北亚综合方略的战略目标就是，充分利用权力、制度和认同等战略手段，塑造有利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确保我国的领土主权与国家安全免遭侵害，拓展我国参与、应对东北亚地缘环境变化的影响力。中国的综合方略必须具备综合性、统筹性和渐进性原则。以中美在地区内的权力转移为主线，设计中国应对东北亚地缘环境变化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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