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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以来，俄罗斯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通过4个标志性事件表现出来。一是2003年10月拘捕俄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这标志着普京总统的“治国理念”已充实新的内容，说明普京不但要在政治上排除寡头干预，而且要在经济上监督寡头资本，特别是要对自然资源部门实行严格控制。二是2003年12月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其结果标志着普京政权大为加强，“政权党”已占政坛主导地位，从而为理顺总统与议会的关系和实行总统集权创造了条件。三是2004年2月普京提前更换政府总理，把政权高层的“叶利钦家族”势力统统赶走，说明普京在用人方面已彻底告别叶利钦时代。四是2004年3月14日普京在总统选举中以高票获胜，连任总统，这标志着俄从此进入普京集权的新时期。普京连任总统是俄罗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在第二任期必将实行新的政治举措，使俄罗斯形成一种与叶利钦时期很不相同的“普京模式”。
其实，普京从4年前主政开始，就着手整顿国内秩序，强化国家政权，力图实行总统集权，把“无序民主”变成“可控民主”。几年来，普京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最近的进展则更为明显。因此普京在2004年2月12日信心十足地宣布：“不确定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创造更好生活的新时代已经开始”。
1 强化国家政权，实行总统集权
俄罗斯本来就实行“总统集权制”政体，宪法规定的总统权力极大，议会权力很小，政府缺少独立性，形成一种“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的格局。但当年的叶利钦权力虽大，却未真正做到集权。例如，叶利钦在行使总统权力时，往往受寡头幕后干政的左右，受地方势力的干扰，受车臣分裂势力的挑战，还受反对派俄共占优势的国家杜马的牵制。因此，普京上台伊始就把强化国家政权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普京在1999年底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一方面表示反对修改宪法，主张维护“总统集权制” ，另一方面也强调，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
为了强化国家政权，实行真正的总统集权，普京先后采取了几项重大举措。
第一，镇压车臣叛乱，维护国家统一。普京力主发动的车臣战争，尽管付出了巨大代价，却已取得重大胜利。2003年3月，车臣举行全民公决，确认车臣留在俄联邦内。同年10月，车臣选举产生了新的总统。虽然还有“反恐”任务，但车臣已进入稳定社会和恢复经济的新时期。这一切，不仅维护了俄联邦的统一，而且提高了普京的威望。
第二，整顿地方秩序，加强中央集权。针对地方势力恶性膨胀的积弊，普京在2000年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整顿。他下令修改或废除违反联邦法律的地方法令；宣布建立七大“联邦区”，责成总统“全权代表”来监督各联邦主体；同时改组联邦委员会(上院)，不许地方领导人兼任上院议员；还规定中央有权解除地方长官职务和解散地方议会。这就有效地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巩固了普京总统的权力。普京在2004年2月12日还表示，要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将地方自治改革进行到底。有迹象表明，普京要继续削减地方的权力，还可能对某些联邦主体实行合并。
第三，打击寡头势力，排除寡头干政。寡头干政是叶利钦后期的一大祸害，对总统权力构成重大威胁。普京主政以后立即开始打寡斗争，他选择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两个“凶险”寡头作为重点，从经济犯罪入手，通过刑事诉讼狠加打击，迫使两人逃亡国外。2003年7月开始，普京开展新一轮打寡斗争，把资助反对派政党、企图操纵议会选举的霍多尔科夫斯基拘捕入狱，再次排除了寡头干政。普京这样做，不仅强化了国家政权，而且确立了总统的无上权威。过去的叶利钦往往受寡头幕后干政的左右，现在的寡头则不得不臣服于普京阶下。
第四，摆平反对派，理顺总统与议会的关系。普京吸取叶利钦时期频发政治危机的教训，力求改善总统与议会的关系，避免双方发生对抗。普京主政初期，在议会反对派俄共力量相对强大的情况下，他甘愿作出妥协让步，主动与俄共进行对话，并同意谢列兹尼奥夫蝉联杜马主席，让俄共分享权力。这就有效地改善了国内政治气氛，使政局日趋稳定。其间，总统与议会虽有矛盾，却从未发生过去那样的激烈对抗。当然，普京也为此付出了一定代价，以致有些重要决策迟迟不能得到杜马的批准。后来，随着中派组织的联合，亲总统议员占了优势，普京与杜马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改善。普京不必再作妥协让步，他的重要决策也能在杜马顺利通过。新一届杜马建立后，普京已完全解除后顾之忧。目前，“政权党”在杜马拥有半数席位，亲总统议员已占杜马2/3以上多数，普京已确立“强势总统”的地位。今后的杜马必然会与总统密切合作，权力将进一步集中到克里姆林宫。当然，杜马对总统的监督和牵制作用也将遭到削弱，所谓“三权分立”有可能变成实际上的“三权合一”。
第五，改组内阁，严密控制政府。俄宪法虽然规定政府由总统组建和领导，但当年的叶利钦体弱多病，以致政府总理(如切尔诺梅尔金和普里马科夫)往往“尾大不掉”，甚至“威镇其主”。普京力求避免重蹈覆辙。前几年的总理卡西亚诺夫总的说还算称职，但他是一位“独立”的政治人物，因此老在某些问题上唱反调，使普京甚为不满。然因普京在2000年1月同他签有一纸“合同”，期限未到，难以解除他的总理职务。加上普京力求保持政局稳定，因此即使议会反对派多次对政府提出“不信任”，他也采取保护政府的立场。直到2004年2月，情况已经大变，普京便宣布解散政府，更换总理。普京此次提名的新总理，是一位名不见经传、没有帮派基础的“冷门人物”弗拉特科夫。由此可见，今后的政府将更便于普京驾驭和控制，总理公开“唱反调”的情况将不再出现。
第六，更换执政班底，清除“叶利钦家族”势力。普京主政初期，立足未稳，因此要依靠“叶利钦家族”势力来帮助执政。普京当代总统时也曾对叶利钦作出承诺，上台一年之内不更换执政班底。后来，普京慢慢从圣彼得堡同乡和“克格勃”系统中搜罗人才，建立“圣彼得堡帮”，并逐步取代“叶利钦家族”势力。2003年10月，“叶利钦家族 ”势力的主将、总统办公厅主任沃洛申因故辞职，普京趁机让来自圣彼得堡的梅德韦杰 夫接替。2004年2月，叶利钦留下的最后一位“老臣”卡西亚诺夫总理又被解除职务。 这标志着政权高层“改朝换代”的过程已圆满完成。今后，普京将主要依靠自己的亲信 来帮助执政，运作起来也将更加得心应手。同时，政权高层的凝聚力将大为加强，他们 在普京的统一指挥下分工合作，且能忠心耿耿地拥戴普京。
从上可见，总统集权的条件已经成熟，普京集权的局面已经形成。
2 改变政党格局，确立一党为主
俄罗斯宪法规定，国家“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在法律面 前一律平等”。因此，各派政治力量在多党制的框架下进行活动，展开竞争，在不同时 期形成不同的政党格局。普京主政前的政党格局，是左派占优，右派衰落，中派也不团 结。普京主政后，下了苦功夫，花了大力气，力求改变原有的政党格局。
为此，普京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制定和实施《政党法》，整顿政党秩序，淘汰中小政党，推动各派政党的分化组合，促进政党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二是力促亲总统的中派组织实行联合，为此“招安”了卢日科夫，“孤立”了普里马科夫，使原本相互对立 的“团结”、“祖国”和“全俄罗斯”三大中派组织在拥护普京的旗号下团结起来，建 立“统一俄罗斯”党。由于普京总统的大力支持，该党迅速发展壮大，目前已有近70万 党员，成为国内第一大党，超过了俄共。三是挤压与分化左派俄共。普京主政后，俄共 渐渐走上组织分裂的道路。先是2000年，以舍宁为首的“列宁派”退出俄共，另建新党 ；接着是2002年，以谢列兹尼奥夫为首的“温和派”在“杜马风波”后与俄共分裂，另 建“复兴党”；最后是2003年，以格拉济耶夫为首的29个左派组织建立“祖国”联盟， 表示愿与普京合作，而与俄共分道扬镳。于是，俄共陷入深重的危机，力量大大下降， 以致在2003年12月的杜马选举中遭受重大挫折。众所周知，无论是中派组织的联合，还 是俄共发生的各次分裂，背后都有克里姆林宫暗中筹划的“功劳”。结果，俄政坛的政 党格局和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无疑是普京在政治上的巨大胜利。
同过去相比，俄政坛目前的政党格局确已出现全新格局，国家杜马内形成中派占压倒优势、右派消失不见、左派大为削弱、俄共只能“甘居下风”的局面。这种不寻常的政党格局，不仅俄政坛十余年来未曾有过，而且俄近百年来的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它实际上为普京的集权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而且，这种以“政权党”为主的政党格局，有可能维持相当一个时期。普京过去主张，俄要建立有两三个或三四个政党参加的“欧洲式 ”政党体系。现在看来，普京的主张或许已有变化。俄今后有可能形成以“政权党”一 党为主、反对党只能做“陪衬”的多党制。可以预料，普京今后仍将采取各种手段，通 过“合法”途径来挤压反对派，他不会允许出现能向“政权党”挑战和抗衡的强大反对 党。西方一些政治家甚至说，俄可能出现“一党专政”的局面。
目前的“统一俄罗斯”党也有弱点，它没有明确的纲领，完全以权力为基础，内部未必真正统一，需要加以整顿和巩固。当年作为“政权党”的“家园”联盟，就在政府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下台后迅速分崩离析；而当年积极支持叶利钦总统的政治力量和地方势力，也在他即将卸任的时候四分五裂。现在的“统一俄罗斯”党在普京总统几年后卸任时是否会“重蹈覆辙”，还需要由未来的实践来检验。
3 规范民主生活，走向“可控民主”
普京在上层强化总统集权的同时，又在中下层和社会各个领域采取措施规范民主生活，实行“可控民主”。强化总统集权和实行“可控民主”，实际上是普京“铁腕治国”中相互联系的两个重要方面。
俄罗斯宪法规定，国家的“民主原则不可动摇”，各族人民是“权力的唯一源泉”，“自由选举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直接体现”。同时规定，公民拥有“信仰自由”、“思想和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群众性的报道自由”等等，并“禁止进行书刊检查”。几年来的情况表明，普京没有放弃这些“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但也严格规范民主生活，力求把叶利钦时期的“无序民主”变成某种“可控民主”。普京虽未提过“可控民主”的概念，但他显然主张实行一种有领导、有秩序、有一定限制的“有序民 主”。这可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第一，坚持“自由选举”，但把选举纳入既定轨道。俄宪法规定，总统由公民选举产生，任期4年，国家杜马代表也每4年选举一次。“自由选举”是国家最基本的民主原则，普京当然要加以坚持。但普京决不会让那些重要的选举运动放任自流，而要调动各种“行政资源”，采取一切有效手段，有组织有领导地推动选举运动，借以抬高“政权党”，挤压反对派，把选举运动纳入有利于现政权的既定轨道。
2003年12月的国家杜马选举就是一个榜样。按照欧安组织赴俄观察员代表团团长阿特金森的说法，这次选举“是自由的，但不是公平的”。欧安组织议会主席布鲁斯·乔治则说：“政权党”利用政府资源和媒体为自身服务，国家电视台只为“政权党”鼓掌叫好，各党派“处于不公平的环境中”，使大选结果不能真正代表民意。[2]另有材料说，有些地方机关还弄虚作假，譬如有的选举站投入票箱的票数竟然超过在册的选民数，而这些选票当然是支持“政权党”的。这种选举模式，看来今后会继续沿用，顶多只是稍加改进。
最近这次总统选举也是如此。据总统候选人格拉兹耶夫在2004年3月5日给普京的公开信中说，他在大选前访问各地时发现，在莫斯科等许多地区，行政长官公开对下属提出要求，必须“保证”支持普京的选票不低于70%，投票率不低于70%，否则就开除他们。行政官员还向媒体施加压力，散布诋毁格拉兹耶夫的材料，联邦安全局甚至派人对他进 行跟踪，进行监视。[3]为提高投票率，有些地区还实行物质奖励，搞“有奖投票”， 例如给投票选民发放免费的理发券、电影票，安排中国“三日游”等。总之，俄当局力 求把选举运动纳入自己的轨道。
第二，保留“新闻自由”，但对主流媒体严加控制。普京十分重视新闻媒体的作用，他一方面肯定“新闻自由”原则，另一方面又反对放任自流。2000年7月，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说：媒体是“第四大权力”，“没有真正自由的媒体，俄罗斯的民主就无法生存”。同时强调，要确保媒体不搞歪曲报道，“变成与国家斗争的工具”。2001年1月，普京在会见新闻界时说，所谓俄“新闻自由走向终结”的说法言过其实，政府支持新闻媒体从不同角度对国家的内外政策进行评价。普京在同年7月还坦然承认，俄罗斯人“非常容易受新闻媒体的影响”，因为他们“很少有自己固定的政治定位”。[4](P87)
按照普京上述意见，俄当局对新闻媒体采取两大举措。一是封杀寡头媒体。从2000年开始，俄当局采用各种手段，把著名寡头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控股的“公共电视台”、“独立电视台”、“第六频道电视台”以及许多家报刊收归国家掌控，使主流媒体全部处在国家严密控制之下。而反对派政党则基本上失去了舆论阵地，处于不利地位。二是严控新闻媒体。从2000年夏天开始，有关总统和政府的重要活动，只通知国家电视 台和国家通讯社进行采访，不再允许私家媒体参与。一旦发现问题，就迅速加以干预。 例如2003年11月，克里姆林宫通知各电视台禁止播放有关《克里姆林宫内幕揭密》一书 的节目，因为该书透露了叶利钦时代和普京执政初期总统府的一些秘闻。又如这次总统 选举期间，俄当局对国内媒体进行认真清查，严防哪家媒体冒出不敬言论。其中，拥有 250万听众的“莫斯科回声”电台成为重点对象，其领导人几乎每天都接到克里姆林宫 的威胁电话，警告他小心从事，不要播出对普京不利的新闻。
第三，肯定“结社自由”，但对多党政治加以规范。俄罗斯的“结社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但在叶利钦时期，“结社自由”被滥用，社会上出现空前的“政党热”，各种思潮纷纷出笼，名目繁多的组织应时而起，达到遍地开花的程度。据统计，1995年7月，俄的政党和组织有2000多个。后来，“政党热”逐渐降温，有的自生自灭，有的合并。直到普京主政后的2000年12月，正式登记的政党和组织仍有180个，俄仍是世界上政党数目最多的国家。
于是，普京着手整顿政党秩序，于2001年7月颁布《政党法》，规定：所有政党都要重新登记；一个政党必须拥有1万名以上党员，在一半以上(即45个)联邦主体拥有地区分部，每个分部不少于100名党员，才能获准登记。同时规定：只有全国性政党才能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政党之外的社会团体不得参加议会选举。这些规定，显然是要淘汰中小政党，迫使它们与大党联合，并促使社会团体或转化为政党，或加盟其他政党。《政党法》的推行，使俄的多党政治走向成熟，其积极意义不可低估。
但《政党法》也挫伤了一部分公民的政治积极性。它的规定，使中小政党无法取得合法地位，使社会团体不能参加议会选举，它们很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因此，《政党法》遭到一些中小政党的强烈反对和抵制，他们自动转入地下状态，开展秘密活动。同时，俄当局利用行政权力支持“政权党”、挤压反对派的所作所为，也遭到国内外许多人的谴责和抗议。
4 普京集权符合俄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
综上所述，目前形势有利于普京总统集权，普京集权的局面确已形成。但有人认为，俄罗斯已出现普京专制独裁的苗头。他们说，普京在2003年11月中旬俄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代表大会上，受到与会者8次起立欢呼，很像过去的苏共代表大会。
西方国家的反应更加强烈。2004年1月26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俄《消息报》发表文章，批评俄国内体制没有实行充分的三权分立，说俄的新闻独立以及政党发展等民主要素不够成熟。2月底，欧盟委员会发表一份对俄政策评估文件，其中指出，俄正与欧洲价值观“背道而驰”，在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等方面与欧盟路线相冲突。[5]3月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又批评说，俄有一些事情令人担忧，其中包括缺乏制约力的“强总统制”、影响力微弱的国家杜马、失去独立性的司法制度和国家对媒体的日益控制等。她表示，美俄关系如要加深，就需要在价值取向上基本一致。[6]3月14日，鲍威尔再次批评说，俄总统大选缺乏“公开性”，“独裁主义”潜返俄国社会，美国政府对此表示关注。[7]但普京随即反驳说，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吹毛求疵，美国的总统竞选也是漏洞百出。
回顾俄近百年来的历史发展，考察俄当前的社会现实，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普京集权符合俄的历史传统。沙皇的封建专制在俄罗斯统治了几百年之久，俄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很晚，资产阶级民主未曾得到充分发展。俄这种历史传统的影响根深蒂固，以致在社会主义的苏联时期也流行严重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普京早有集权思想，他曾强调：“俄罗斯自建立伊始就是一个超级中央集权国家，这一点已深深根植于俄的遗传密码、传统及民众的思想”。据报道，普京崇拜彼得大帝，喜欢拿破仑和戴高乐，还曾为斯大林敬酒。多数俄罗斯人也希望出现“铁腕人物”，为了国家强大，他们甘愿忍受“铁腕统治”。目前，俄社会已出现崇拜普京的苗头，他的肖像和塑像广泛流行，各种媒体对他大力颂扬，《嫁人就嫁普京这样人》的歌曲风靡全国。可见，普京集权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第二，普京集权符合俄的当前需要。苏联解体后，俄陷入政局动荡、经济危机、社会混乱、民族关系紧张以及国际地位下降的困难处境。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说：俄正处于“最困难的历史时期”，俄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或三流国家的危险”。但经过普京“铁腕治国”的努力，目前形势已有好转。普京在2004年2月12日说，俄经济形势已发生“根本转变”，1999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30%，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了50%，失业率下降了近1/3，偿还了500亿美元外债，国家外汇储备已达84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普京2003年的《国情咨文》还提出，要用10年时间实现经济翻番、消除贫困和军队现代化的三大任务。这一切，使俄罗斯人感到欢欣鼓舞，确认俄在普京集权的条件下定能实现强国富民、重振大国地位的目标。
第三，普京集权的条件已经成熟。俄百年来各个历史时期的著名领导人，都是先创造条件，取得众望所归的地位，然后才形成个人集权的。他们从上台到实行个人集权，前后有一个过程。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虽然占居党中央总书记的高位，但他直到1934年“十七大”才形成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但他直到1957年“反党集团”事件之后才形成个人集权。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但多年来一直受“三驾马车”集体领导的制约，直到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前后才形成个人集权。当代的普京也是一样，他虽然在4年前就已成为总统，但直到最近才有可能实行个人集权。
第四，普京集权会有一定的限度。有人推测，俄“政权党”今后可能利用议会多数，修改现行宪法，延长总统任期，甚至使普京连任3届总统。普京目前虽然表示反对，但如社会各界普遍提出要求，他就可能会“顺水推舟”，接受“人民的要求”。尽管如此，普京仍受任期的限制，他不可能成为终身总统，长期实行个人集权。当前的时代条件已完全不同于过去，俄罗斯无论如何不会再回到苏联时期的个人崇拜和沙皇时期的专制独裁了。普京的“集权”模式，也决不可能变成过去那种全面控制和包罗一切的“极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