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十八世纪自传文学中的个体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自传论文,个体论文,意识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创作类型，自传在整个欧洲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英国人R.帕斯科尔在他的《自传——内容与形式》一书中称自传“本质上是欧洲的”，他把自传的“欧洲传统”一直追溯到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注：Roy Pascal:Die Autobiographie. Gehalt und Gestalt Stuttgart Berlin K
ln Mainz: W.Kohlhammer Verlag 1965.
bersetzung aus dem Englischen von M.Schaible,überarbeitet von Kurt Wlfel.S.6 und S. 33 —34.）德国教授R.乌滕诺夫也认为自传文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 （注：Ralph-Rainer Wuthenow: Das erinnerte Ich. Europ
ische Autobiographye und Selbstdarstellung im 18.Jahrhundert.München:C.H.Beck 1974,S.9 und 18;）在德国亦有悠久的历史。研究者们一般认为，自传文学的兴起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而它的鼎盛时期则是被称为“第二次主观主义思潮”的18世纪。
总的说来，自传文学在德国的兴起与发展与欧洲其它国家的情况相似，也是以资产阶级作为新生阶级的觉醒为前提的。虽然受到诸侯割据局面的制约，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长期落后于意大利、法国等其它欧洲国家，但到了16世纪，“随着市民阶层和城市的社会与经济地位的上升，他们很快成了自我管理的载体，成了帝国和国家法制机构的成员，也就成了现代国家观念和自由民主的摇篮……市民阶层的兴盛时期是中世纪中期和末期，亦即当他们成为教育与文化的载体（哥特式、工匠诗歌（注：德国14至16世纪行会工匠创作的诗歌。）等）的时候。”（注：Bruno Gebhard:Handbuch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herg.v.H.Grundmann,Suttgart 1954,Bd.I,S.665.Zitiert nachBernd Neumann:Identitt und Rollenzwang. Zur Theorie derAutobiographie.Frankfurt a.M.:Althenum 1971,S.11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首先造就了一批从经济角度思考和行动、不断追求自身利益和自由的人，这便是资产者（Bourgeois）。 这些人的最大特征之一便是对个人、对自身行为和作用的强烈兴趣。这一时期，商人的帐本中开始夹杂有关个人经历的记录或者遗产分配的备忘录，之后又逐渐有了家庭大事记和私人日记。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传文学与其它传记文学作品诸如回忆录等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在自传文学中，作者处于核心地位，在整个写作过程之中，作者既是回忆的主体，又是被回忆的客体。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资产阶级自传文学的历史是以他们的主体史为前提的。 ”（注： Petra Frerichs:B ü rgerliche Autobiographie und proletarische Selbstdarstellung.Frankfurt a.M.:Haak u.Herchen 1982,S.2.）这一时期的德国自传文学反映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生阶层的觉悟过程，是处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个体自我觉醒的真实写照。
黑格尔曾把18世纪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个体自我觉醒称作“人与自身的和解”，认为“人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知识，他的活动、权利、财产和他对自身信任的原则”自宗教改革起就开始诞生了， （注： Ralph - Rainer Wuthenow: Das
erinnerte
Ich. Europische Autobiographye und Selbstdarstellung im 18.Jahrhundert.M ünchen:C.H.Beck 1974,S.9.）但由于德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尤其是17世纪的30年战争带给刚刚崛起的资产阶级的致命打击，使得人的这种自我发现和“与自身的和解”过程进展得十分艰难。即使到了各种革新思潮风起云涌的18世纪，自传文学中的自我觉醒在发展的同时仍充满矛盾和潜在危机。
概括而言，18世纪德国自传文学分为建立于虔信主义基督教信仰之上的“天意引导”型和受启蒙主义思潮影响的“心理分析”型两种。后者由前者发展而来，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同时又是对前者的反叛和超越。笔者在本文中所要尝试的，便是从个体自我意识觉醒的角度出发，通过对18世纪最重要的两部自传作品——J.H.荣- 施笛林的《传记》和K.P.莫利茨的《安东·莱瑟尔》——的分析和评述，揭示18世纪自传文学对于德国特定历史环境下个体自我觉醒的特殊意义。
一、“天意引导”下的自我发现
马尔霍尔茨指出：“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在市民圈中长大的人，没有谁能够完全摆脱虔信教派思想与感情的影响。虔信主义在我国古典时期大多数著名人物青年时代的经历中，都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恰恰是德国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身上那些至今尚存的某些狭隘而虔诚的小市民性，在当时虔信主义的影响下渗透且巩固下来。”（注： Werner Mahrholz: Deutsche Selbstbekenntnisse.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Selbstbiographie von der Mystik bis zum Pietismus.Berlin 1919,142f.）作为新教的一个教派，虔信主义反对僵化的极权教会组织，在保留路德的正统教义作为神学基础的同时，追求所谓的“心灵宗教”，即个人对上帝非教条的和虔诚的亲身体验。正是这种对教会的批判态度和颇具个人色彩的信仰追求，这种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对话”，给了个体某种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之上的精神自由。其次，新教徒们不再像天主教徒那样必须定期向神甫进行口头忏悔，而是更注重以书面形式（例如日记）记录下自己的宗教体验以及对上帝的认识，这也促进了自传作品的兴起与发展。
虔信主义自传作品的早期典型是所谓的“自我证词”（Selbstzeugnisse）。其主要特征是， 个人的宗教经验原则上被描写成一个有始有终的皈依上帝的过程。叙述始于对个人罪孽的陈述，自我此时远离甚至怀疑上帝，整日生活在危机和对犯罪结果的恐惧之中，继而产生被拯救的渴望，最后通过虔诚的祈祷醒悟过来，并坚定了对上帝的信仰。虔信主义倡导者P.J.施贝尔纳的学生A.H.弗兰克的《A.H.弗兰克皈依上帝的起首与经过》（1690／1691）以及J.G.哈曼1758年于伦敦完成的《关于我生活经历的思考》等都属于此类作品。其共同之处在于：作者都在遵循上帝道德的前提下，努力实践自身的道德检验和道德净化；作品中充满了自我批评和自我谴责，个人的生活史被理解为笃信上帝的灵魂净化史。引人注目的是，“自我证词”所展示出的个人对于上帝的认识是一种顿悟，它总是发生在某一个关键的瞬间，而这一瞬间则构成个人生活由迷惑到清醒的转折点。此外，正如《关于我生活经历的思考》一书题目所表明的，前期虔信主义自传最注重的是反思，而不是回忆。作者对其经历的描述更像是站在宗教立场上对个人生活的诠释，社会与外部世界几乎不占任何位置，重要的只是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个人良知追问（Gewissenserforschung）。（注：有些西方学者常常把个体建立在某种道德观念之上的良知追问视作典型的中国式的个体意识虚弱的表现。事实上，我们在这里观察到了近似的情况，只不过这里充当道德监护人的是基督教的上帝。）总之，人们在18世纪早期德国自传作品中所观察到的自我意识的表达，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建立在宗教信仰之上的、以上帝启示为出发点的自我认识，还不可能有什么个体发展可言。
如果说人们在前期宗教自传作品中主要看到的是或可称作“克己复礼”式的自我监督和自我教育，那么后期作品的主题则体现了被称作“世俗化”（Skularisation）（注：Günter Niggl: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utobiographie im
18.Jahrhundert.Theoretische Grundlage und literarische Entfaltung.Stuttgart:J.B.Metzler 1877.S.6ff.）的倾向，其主要特征是， 个人的世俗生活经历不再仅仅充当自传作品的框架，而是获得了与自身宗教经验同等重要的地位。
这一阶段最重要的、被认为是18世纪“第一部最具文学价值的”（注：Bernd Neumann:Identitat und Rollcnzuang.Zur The orie der Autobiogtaphie.Frankfmt n.M.:Althenum 1971,s.120.）自传作品是J.H.荣-施笛林的《传记》。施笛林生于1740年， 是虔信主义信仰的积极捍卫者，发表过数篇宗教辩论文章。作为取得一定社会地位的巴登大公国枢密顾问、著名眼科医生和学者，施笛林的自传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传记》共分六个部分：少年时代，青春年月，漫游期，家庭生活，学习生涯以及对全部生活经历的回顾。其中“少年时代”一章在歌德的关心下于1777年问世，它构成全书的开篇章节。这里，施笛林不是从他对童年的记忆开始，而是以小说式的文笔生动地描述了他出生前后父母与祖父母的生活境况，意在为描述他后来在上帝引导下所走的道路打下伏笔。同先辈一样，施笛林的前半生一直挣扎在赤贫之中。他半岁时丧母，在身为教书先生和裁缝的父亲的严格管教下长大。他从小酷爱读书，14岁便开始以教书和缝纫为生，饱尝了贵族与容克阶层的歧视和虐待。几年之后，他作为教书匠和裁缝开始了对于当时德国手工匠人来说十分典型的“漫游时期”。其间，他作过私人教师和商店学徒，在开始接触上流社会及其“高雅”的生活和交际方式的同时，却又不断地品尝到被奴役、被剥削和被诽谤（有人说他贪污了钱财）的苦头。到斯特拉斯堡上大学成为施笛林人生的转折点。毕业之后，他开始行医，但他既无社会地位，也无足够的经济收入，一家人仍然挣扎在贫困之中。1775年起，施笛林的活动重点逐渐转移到写作和科学研究上。不久，他被任命为里希特堡大学教授，后到马堡大学执教，并成为巴登选帝侯的司法顾问。
倘若仅从表面上看，施笛林的上述经历很容易被看成是一个出身低下的农家子弟追求成功的一生。但事实上，施笛林的故事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这便是所有18世纪虔信主义宗教思想指导下的自传作品所共有的一点：天意（Vorsehung）思想。作者记录下自己的生活经历， 目的是要以他本人的命运为例，证明上帝的旨意是对于人生唯一有效的引导。正如施笛林本人所认为的，他不是要描写他的“整个生活和变迁，而是描写天意是如何引导他的”。 （注： Johann
Heinrich
Jung -Stilling:Lebensgeschichie,Frankfurt a.M.Insel Verlag 1983,S.417.）施笛林一生中的多次转机，都被他毫无例外地解释为上帝的安排。而他早年所经历的贫困与苦难也都成了上帝对他的考验。当记叙到他决定去学医的时候，施笛林这样写道：“这便是我注定要做的事情。为此，上天之父从小就开始用沉重而艰苦的考验来锤炼我。感谢仁慈的上帝，他终于向我默示了他的意志，从现在起我将放心地追随他的指示。”（注： Johann Heinrich Jung- Stilling: Lebensgeschichie ,Frankfurt a.M.Insel Verlag 1983,S.232.）
人们注意到，此种笃信天意、并把自己的命运全然托付给上帝的人表现出某种既自信又谦卑的自我意识：一方面，个体确信自己不同凡响，是享受上帝恩惠的特殊选民。另一方面，个体又视自身为“上帝的工具”，决定和左右自己命运的是上帝，而不是他本人。正因为有这样一种基本态度，施笛林《传记》中的主人公从童年起就表现得与众不同：他早熟，对书本有着特殊的兴趣，以至于周围的人都在议论他的天才：“关于这男孩子的谣传越来越多，众人都在谈论他，大家感到很惊奇。”（注：Johann Heinrich Jung- Stilling: Lebensgeschichie,Frankfurt a.M.Insel Verlag 1983,S.54.）个人的自豪感和非凡感使得施笛林相信自己天生不是种地和当裁缝的命。在第一、二章中，施笛林不惜笔墨，大量描述了他的早熟、他非凡的才智以及他自幼就有的强烈的读书愿望。总之，天意思想使得施笛林始终都具有某种精神上高于他人的优越感，为此他甚至“胆敢”顶撞前来视察的牧师。当牧师要求他首先要背诵基督教教义问答手册中的段落时，他说：“不，牧师，这不是首先要做的：小孩子必须先学会祈祷，请求上帝赋予他们理智，以便理解教义问答手册。”（注：Johann Heinrich Jung- Stilling:Lebensgeschichie,Frankfurt a.M.Insel Verlag 1983,S.55.）如果说，在一些具体的场景中，如前文所引主人公与牧师的对话中，我们能够观察到个体的某种自信的话，纵观施笛林的一生，他的行为始终都是被动的。施笛林这样强调他一生听从上帝安排的态度：“我只是艺术家创造性的手中受难的材料； 是陶匠手里的黏土。 ”（注： Johann Heinrich Jung-Stilling: Lebensgeschichie,Frankfurt a.M.Insel Verlag 1983,S.585.）尤其当他陷入经济困境时，他的等待态度也就愈加明显。歌德曾要求传记作者把人放到他自己的时代关系中去描写，（注：参见Petra Frierichs:Bürgerliche Autobiographie und Proletarische Selbstdarstellung.s.o.S.25f, RalphRainer Wuthenow:Das erinnerte Ich.s.o.S.81.）施笛林的自传显然还做不到这一点。但恰恰在他个人难以靠自身的力量摆脱经济困境的描写上，作品真实地反映出18世纪德国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出身贫寒的知识阶层和学者在经济上对贵族统治者的依赖。从根本上说，施笛林在他的自传中所全力宣扬的天意观，实际上正产生于此种依赖关系之中。
G.米施认为， 描述主人公个人成长过程的教育史（Bildungs-geschichte）是18世纪自传文学的主要形式。（注： Georg Misch:Geschichte der Autobiographie.Dritte stark vermehrte Auflage .Frankfurt a.M.:1949,S.777f.）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于施笛林的《传记》。因为，“像理性主义者相信不断进步的启蒙过程一样，虔信主义者相信他个人圣洁化的阶段性和不断前进的世界基督化进程，如果能够唤醒一切力量并正确地使用它的话。”（注：Gerhard Kaiser:Pietismus und Patriotismus im literarischen Deutschland.Ein Beitrag zum Problem der Skularisation.Wiesbaden,S.14.）按照施笛林自己的说法，他用的是一种“逻辑演示法”，即既有前提又有单个的逻辑步骤，以展现他的成长过程。十岁之前，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他几乎和任何人都没有交往，除了“祈祷、读书和写字”以外，他几乎没有任何其它活动。作者一再强调，这种与世隔绝的教育恰恰造就了他丰富的想象力、深厚的感情世界以及对大自然的美与和谐的感受。
应该指出，对施笛林的整个成长和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不仅有虔信主义宗教思想和环境，同时还有着世俗的道德观念，后者的代表人物是作者的祖父。施笛林详尽描述了祖父在他父母婚事上的超俗态度——他看重的不是女方的钱财和地位（施笛林的外祖父是一位一贫如洗并被驱逐的炼金术士），描述了他的正直、善良、机智以及面对权势不卑不亢的态度。对于施笛林的个性形成，这一切无疑有着补充甚至纠偏的意义。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很能说明问题：在阅读了有关历史上一些大人物的故事之后，小施笛林很想了解自己先辈的情况。祖父对他说：“我们大概很难有什么王侯作先辈；但对我来说这也无所谓。你同样用不着期盼这些。你的先辈都是些正派和虔诚的人，很少有王孙贵族能够这样讲。你的祖父、曾祖父以及他们的父辈虽然在他们自己的家以外不曾有过什么权利，但他们受人爱戴和尊敬，就把这当作你在这世上最大的荣誉吧。”（注：Johann Heinrich Jung-Stilling:Lebensgeschichie,Frankfurt a.M.Insel Verlag 1983,S.60f.）
与早期虔信主义自传作品中静态的自我发现不同，施笛林的自传展示了以笃信上帝为前提的个体成长过程和建立在上帝话语和理智之上的自我意识。按照作者的理解，他的命运在童年业已注定，等候他的仅仅是上帝引导下的实践而已。但由于晚期虔信主义者的目光始终是向内的，加上他总是在自己的思想和情绪的变化之中——而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寻找着上帝的征兆以及他本人在上帝面前特殊地位的证明，他便有了重视自身个性价值的原由。虔信主义对于18世纪德国人的自我意识觉醒之意义就在于此，并且局限于此。
二、个体发展的理性分析
与施笛林的《传记》同属18世纪自传文学经典作品的还有K.P.莫利茨的《安东·莱瑟尔》。莫利茨生于1756年，自1780年起居住在柏林，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1783至1793年主持出版《经验心理学杂志》。莫利茨在心理学研究中尤其重视自传文学，主张把“关于人的精神的科学”作为“描写与分析的心理学”。他声称，他在研究过程中所关注的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普通的人，包括所谓的小人物。他认为：“应该使不起眼的个体认识到他们的重要性，这样，民众中间就才会出现另外一种精神。”（注：Karl Philipp Moritz: Beitrge zur Philosophie des Lebens,2.Auflage. Berlin 1781. Zitiert nach Misch s.o.S.900.）这几乎可以说是正在觉醒的自由资产阶级在人的问题上反等级和反特权意识的公开宣言。人在这里被认为是自由的，人与人之间不应该有什么与生俱来的等级上的差别，只有“自然”的平等与“自然”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即人的特性，是在外部条件的影响下以各自特殊的方式发展而来的。
无庸置疑，莫利茨本人的《安东·莱瑟尔》正是这种启蒙意义上的一次文学创作实践。在这部被作者称为“心理小说”的自传作品中，莫利茨运用心理学的“剖析法”描述了“莱瑟尔”（即作者本人）从童年直到20岁时的成长过程。由于家境贫寒（他的父亲是一个穷军官），作者对童年的回忆惟有饥寒和父母相互之间的争吵与憎恨。“安东在这种情况下出生，可以真实地说，他从襁褓开始就受到压迫。……他走进父母的家门， 遇到的只有不满、 愤恨、 泪水和抱怨。 ”（注： Karl Philipp Moritz:Anton Reiser.Ein psychologischer Roman.Kln:Knemann.1997,S.13; S.82,83; S.67; S.93; S.180; S.336;S.352; S.352; S.28.）“这种情况”很早就在莱瑟尔的内心播下了自怜和自卑的种子，他孤独而敏感，没有游戏伙伴，没有真正亲近的人，因此更希望得到别人的注意和承认：“莱瑟尔的自尊仅仅是臆测的他人尊重的作用而已”。莫利茨把由此而产生的个人表现欲称作“虚伪”。引人注目的是，莫利茨在分析他童年由“外部条件”所造成的性格缺陷（虚伪、缺乏自信、忧郁、病态的自我中心等等）时，毫不留情地鞭笞了虔信主义的教育手段：“在别人给他脑子里灌输了一种特殊的上帝引导之后，他把什么都看得和自己有关。”（注：Karl Philipp Moritz:Anton Reiser.Ein psychologischer Roman.Kln:Knemann.1997,S.13; S.82,83; S.67; S.93; S.180; S.336; S.352; S.352; S.28.）显然，与施笛林对上帝引导感恩不尽的态度相反，莫利茨对虔信主义已持有批判和清算的态度。他甚至认为，只有大自然才能够“治愈”上帝恩典所造成的创伤。 （注： Karl
Philipp Moritz:Anton Reiser.Ein psychologischer Roman.Kln: Knemann.1997,S.13; S.82,83; S.67; S.93; S.180; S.336; S.352; S.352;S.28.）
在所有的成长阶段中，莫利茨着重强调了他的学艺时期。像18世纪所有小市民阶层出身的青少年一样，为了将来能够糊口，莱瑟尔被父母送到制帽匠L家里去学手艺。作为学徒， 莱瑟尔的感受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有了某种归属感（“他现在把自己看作属于某个阶层的人”）和有所作为感（“这些活儿在他眼里是具有某种尊严的责任”），尽管当学徒最初的工作不过是劈柴、挑水和扫地而已；但与此同时，他却另有一种更强烈的被利用和被剥削的感觉，觉得自己“就像是工具一样，用过就可以扔掉”。师傅L的苛刻与狡猾， 使得他的处境越来越难以忍受：“他现在不得不整天呆在寒冷之中，在一个没生火的小房间里梳理羊毛。这是L 先生提高安东工作效率的一个绝顶聪明的主意：因为他得拼命活动，以至于到了晚上，手和脚都冻僵了，胳膊却像瘫了似的。”（注：Karl Philipp Moritz:Anton Reiser. Ein psychologischer Roman.Kln:Knemann.1997,S.13; S.82,83; S.67; S.93; S.180; S.336; S.352; S.352; S.28.）弯腰驼背地扛运一包又一包沉重的帽子，成了莱瑟尔学艺期间所受压迫的象征，对他来说，这“比任何屈辱，也比人的责骂和棍棒更让他丧失勇气。……他几乎把自己看作一个可鄙的、被人抛弃的东西。”（注： Karl PhilippMoritz:Anton Reiser.Ein psychologischer Roman.Kln:Knemann.1997,S.13; S.82,83; S.67; S.93; S.180; S.336;S.352; S.352; S.28.）
贫穷、遭贬低和受羞辱几乎构成莱瑟尔青少年时代的全部人生经验，他总是处在危机之中，“外部的一切似乎都联合起来侮辱他，迫使他屈服。 ”（注： Karl Philipp
Moritz: Anton
Reiser. Ein psychologischer Roman.Kln:Knemann.1997,S.13; S.82,83; S.67; S.93; S.180; S.336; S.352; S.352; S.28.）这种消极的自我感觉——莫利茨用“精神瘫痪”一词来形容它——直接造成个体自我意识的内向性。外部世界的丑恶促使他寻找其它安慰，莱瑟尔找到的是读书和对戏剧表演的极大兴趣。于是，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被分裂了，主人公过着双重的生活，“一种在想象之中，一种在真实之中”。29岁的作者对于他少年时代的这种逃离现实的倾向持批评态度。他称读书具有“鸦片作用”，而对舞台表演的迷恋虽出于生活需要，却是一种非真实的、因而是虚假的艺术追求。
《安东·莱瑟尔》被公认为德国最重要的心理分析自传作品，它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卢梭《忏悔录》的影响，但与之不同的是，莫利茨不是为进行自我辩护，而是要在反思中诠释自我发展的因果关系，尤其是要揭示环境对于个人行为和性格的影响。主人公姓名的改变以及第三人称的运用应该说都是为了获得分析所必要的距离感。此外，作者还运用了边记叙边评论的方法，使得写作本身从某种意义上成了自我觉悟过程的延续。
如果说莱瑟尔的依赖感和不自由感带有明显的阶级属性，那么他对现实的感受则具有明显的时代性。莫利茨自我感觉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依附感，这一点与18世纪德国社会状况有着直接关系。当时，资本主义势力虽在逐步发展，但上层建筑还是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权仍在贵族容克手中。作为个人，莫利茨感受到的压力是双重的：一方面，他还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已经要求的能力，他不精通“贷款艺术”，不会“和金钱打交道”，因此只好继续受穷；另一方面，他难以忍受也不理解现存的等级差别。他不得不给一位贵族青年授课，后者付给他工钱，并在下课之后客气地请他出门。他仰天自问：“生前究竟做了什么错事，使得他成不了这样一个一大群人围着他转、都讨他欢心的人。为什么他恰恰就得到了一个劳动者的角色， 而另外一位却是支付者？ ”（注： Karl Philipp Moritz:Anton Reiser.Ein psychologischer Roman.Kln:Knemann.1997,S.13; S.82,83; S.67; S.93; S.180;S.336; S.352; S.352; S.28.）在作者看来，某些人生来就有钱的这种状况充满了矛盾和混乱，至于他本人，他觉得“直至现在，他经历的都是外部和内部的矛盾。”（注：Karl Philipp Moritz: AntonReiser.Ein psychologischer Roman.Kln:Knemann.1997,S.13; S.82,83; S.67; S.93; S.180; S.336; S.352; S.352;S.28.）应该说，莫利茨所感受到的限制个人发展的矛盾， 从本质上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当时所处的矛盾地位。18世纪末，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但革命之火一直燃烧不到德国，在这种情况下，莫利茨对限制个体发展的社会状况的批判只能是个别人的声音。尽管他大声疾呼：“重要的是，这些矛盾将如何得到解决。”（注： Karl PhilippMoritz:Anton Reiser.Ein psychologischer Roman.Kln:Knemann.1997,S.13; S.82,83; S.67; S.93; S.180; S.336;S.352; S.352;S.28.）但社会矛盾不解决， 他自身命运中的矛盾就同样无法解决。正因为如此，在长达500多页的结尾， 命运再一次与“安东·莱瑟尔”作对：主人公想当演员的愿望由于剧团被变卖而落空了。难怪莫利茨自己称他的自传是一部无希望可言的社会苦难史。
应该说，莫利茨在他的自传中所展示的，恰恰与他为心理学研究所提出的前提相反，即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自由的，个体发展与自我实现必然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与制约。受历史的局限，他虽然感受到了解决个体发展中的社会矛盾的必要性，却还没有认识到改变世界的必要性。但与虔信主义宗教自传相比，他已明显摆脱了宗教的监护，并“对伟大的变革、流亡和革命有了隐隐的预感”（注：Karl Philipp Moritz:Anton Reiser.Ein psychologischer Roman.Kln:Knemann.1997,S.13; S.82,83; S.67; S.93; S.180; S.336; S.352; S.352; S.28.）。从个体发展的角度看，这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从虔信主义的“天意型”到启蒙主义的“心理分析型”，18世纪的德国自传文学所反映出的第三等级的个体自我觉悟是一个与社会发展同步的艰难而痛苦的过程。虽然人们已逐渐认识到个人具有历史重要性，个体的发展是可以解释的，但由于德国当时正处于由业已腐朽的封建体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德国新生资产阶级所追求的自由首先只可能是信仰和思想上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关注难免带有强烈的内向性。这一点，我们从德语作家所擅长的自我剖析中，从传统的教育小说中，从歌德的《威廉·迈斯特》、凯勒的《绿衣亨利》甚至当代一些作家的作品中，都能找到某种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