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当代“经典”——王蒙式忠诚、梁晓声式信念之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蒙论文,忠诚论文,信念论文,当代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4)03-0302-06
一、王蒙式忠诚的理性匮乏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伤痕文学阶段，中国当代作家基本上有四种选择：
第一种是从过去中寻求依托。这种寻求有几个方面，一是地理意义上的选择，代表作 有孔捷生《南方的岸》。知青从海南回城以后，在广州生活不习惯，在城市找不到自己 的位置，最后又回到了海南。主人公觉得他的生命依托、他的生活应该在海南。梁晓声 《雪城》也写了这样一个故事。这条线索类似于我们当代文化中的怀旧。这就是中心的 价值解体以后，人到底怎么办的第一种选择，在过去中寻求依托。作为在既定现实中寻 找依托的中国人，很容易选择这样一种方式。
第二种是陈建功式的冷峻与自尊，他的小说《丹凤眼》是一个代表，作品中的主人公 是冷峻与自尊的化身。这条路承接着鲁迅式的风格，那就是：我们不再轻易地相信什么 、寻找什么，但也不是王朔式的放弃寻找。我比较赞赏这样一种道路。但选择这样一条 路的作家并不多。因为中国人有依附性，不习惯一个人独立站着。
第三种就是王朔式的调侃与虚无，这条线索前与中国式的虚无主义和打倒、破坏的否 定观相连，也与中国的后现代思潮相连，“晚生代”作家在这方面整体上比较突出。调 侃与虚无通过不要价值关怀的方式来克服有问题的价值关怀，这是有意义的，但是它在 放弃新的价值关怀建设时，又是消极的。
第四种就是依然抓住过去的理想和常识，尤其是信念，去坚守。这就是王蒙式忠诚。
王蒙的代表作有一系列，《布礼》、《蝴蝶》、《春之声》等是他当时很有影响的几 部作品。《春之声》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布礼》和《蝴蝶》是中篇小说。在《 春之声》中，王蒙传达了一个意念，就是对党的忠诚。小说是一篇象征意味很浓的小说 。在我的观念中，“象征”的能指意蕴很单一、很有限，而“隐喻”的能指内涵就比较 丰富了，所以说，象征意味的小说不一定是好小说。这篇小说写的故事很简单。主人公 岳之峰春节回广州探亲，坐了一个闷罐子车。一路上回想起广州的生活，凉棚下的那个 小风铃在丁丁冬冬响，和火车轮子轰轰隆隆的声响混合在一起，代表着一个生机勃勃的 、粉碎“四人帮”后的春天的到来。到站后，岳之峰很奇怪地发现，火车头是崭新的内 燃机车，车身是闷罐子车厢，于是他深受鼓舞，信心大增。这篇小说让人想到什么呢? 这个闷罐子车是我们祖国，崭新的内燃机车头是我们党，我们党在拖着这个破旧的祖国 轰轰隆隆往前开。火车头是崭新的，我们党是崭新的。国家是破碎的，党是崭新的，因 为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党脱胎换骨了。小说表达了对党的忠诚信念。当时 很多评论者指出了这一点，王蒙出来辩白，说“我没这个意思”。但很多读者看来看去 觉得还是这个意思。王蒙还有一篇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发表，叫《坚硬的稀粥》 。小说写一家人早上吃稀饭，围绕着吃稀饭进行改革。这么一家人，婶婶堂妹啊，父母 叔叔啊，爷爷奶奶啊……什么人都有。有一天儿子发表议论，说中国足球不能走向世界 就是因为天天早上喝稀饭吃咸菜，而西方人吃的是奶油面包，所以为了走向世界，我们 必须改革。于是就开始吃奶油面包，结果不行，吃了以后，大家都纷纷拉肚子，不习惯 。后来建议分餐，各人吃各人的，年轻人喜欢吃奶油面包就吃奶油面包，老年人还是吃 他的稀饭咸菜。但是一个煤气包不够用，用不过来，家里好几口人分歧很大，所以最后 决定成立早餐改革领导小组，爷爷任组长，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还是决定吃稀饭。有一 天一个英国客人到家里来做客，招待他什么呢?山珍海味人家都吃够了，最后招待他吃 稀饭咸菜。谁知这个英国人吃完以后，赞不绝口，说这是东方的美食。就是这么一个故 事，小说在台湾获奖。当时的评论界是怎样一个评价呢?就是这个爷爷让人想到了邓小 平，就是在中国还是邓小平说了算。然后王蒙又出来辩白，说“我没这个意思”。大家 又坐下来看，看来看去，觉得还是这个意思。这可以看出王蒙的一个特征——他的政治 情结相当浓，他在小说当中传达他的政治情结和政治意念的意识相当突出。他不自觉就 传达了，也就是说中国作家的“文以载道”已经是不自觉的了，不是谁逼着你、号召你 才去“载道”，而是不自觉地，这才叫文化。这可以看出中国文学无论怎样现代化，无 论怎么写，怎么引入西方，中国作家还是不自觉地“载道”。所以我现在的“穿越观” 不主张抛弃“文以载道”，主张什么?主张“穿越载道”，即“不限于载道”，也就是 作品还可以有意识形态所难以概括的内容。也就是将内燃机车头作为隐喻而不是象征， 传达出更丰富的意蕴，就是在作品结构后面，还要有其它意念，不能太单一，否则就不 能怪读者“总看出这点意思”。
《布礼》的主人公叫钟亦成，基本上是非常观念化的一个化身。作品的一个基本内涵 是：我们党经过粉碎“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经改进了肌体，从此会健康 地生长起来。这个信念有什么问题呢?我问的是为什么这么坚定地相信我们党就不会再 犯错误?为什么就不会再染上病毒?在这一点上，王蒙其实没有回答。可见这个信念其实 是情感性的把握，而没有经过理性的过滤，基本上等于一厢情愿。一厢情愿与中国传统 知识分子有什么内在联系?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盲从有没有密切关系?我认为是有的。因为 它缺乏理性的论证，只是代表了一种愿望。比如在现代化问题上我们的情感性愿望是“ 中西融合”、“取长补短”，这是我们的一个美好愿望，想建成一个完美社会。但是在 “怎么融合”，“融合什么”，“融合成什么”等问题上，却没有坚实的论证，也没有 像样的理论和文章研究这个问题，只好说这是一个合力性的、非人力性的融合过程，谁 也说不清，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只能跟着感觉走。但是在人类历史上，其实没有 任何一个文明是融合其它文明而成的，西方古代文明、近代文明、现代文明，都是以一 种独特的世界观为支撑的文明，而不是融合了各种世界观最后形成了一个驳杂世界观的 文明。世界观是一个整体，必须有明确的逻辑起点、价值论和思维方式，但融合是破碎 的，是不能成功的，所以世界观不能融合。文明是一个有机体，“天人合一”也好，“ 天人对立”也好，都是一个有机体。这两个有机体一融合就破碎了，在这一点上，中国 学者的论证缺乏力量。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希望中西融合，像男女结合一样生出一个新生 婴儿。但没有一个文化是男女结合生出的“婴儿”。黑格尔的哲学，我们可以从中找到 费希特、斯宾诺沙等他的前人的哲学材料，但是它不是前人哲学材料的相加和融合。黑 格尔是通过自己的辩证思维把绝对实体和绝对客体打通了，但不是“组合”、“中和” 、“融合”可以解释的。这个问题与我们审美层面、情感层面的一厢情愿的感悟有一定 关系。感悟的一个好处是有整体感，但是常常缺乏具体的论证和分析。比如“郊寒岛瘦 ”，“寒”和“瘦”的内在结构是什么?这是我们无法把握的。我们现在逐渐专业化、 科学化，我们的文艺学批评逐渐向文化批评切入，从原型、社会学等角度来切入“寒” “瘦”，又会把它肢解。整体把握是文学性的批评道路，但是它没有具体内容呈现，而 文化批评是科学性的分析批评，手术刀式的，但是又缺乏整体性，这就是我们的两难。 中国人的传统感悟印象式批评，面临着西方解剖刀式的分析和科学论证，二者形成冲撞 。怎么解决这个冲撞?现在学术在向经院式发展，就是用解剖刀式的东西来对待文本， 从文学中阐释一个材料可以成为一篇文章。比如看贾宝玉哪天穿什么服装、贾府某天吃 什么大餐就可以写一篇文章，这与《红楼梦》是优秀作品、《红楼梦》百看不厌有什么 关系呢?甚至作者是不是曹雪芹和我们读这篇作品又有什么必然关系呢?文化批评已经远 离了对文学奥妙的把握。但是我们又不能回到传统的印象式把握，获得一个笼统的印象 就完了。要解答它的奥妙何在，从何而来，由何组成，组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构，这才是 关键。所以我的文学批评观是倡导文学性的文化批评，这也是我正在写作的《否定主义 文艺学》的基本概念之一，就是从文学的所有文化内容看它如何形成一个整体，用什么 来构成这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材料发生了哪些变异。
有的评论说，王蒙对忠诚的执着能让人想起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海明威的另一部 代表作是《永别了，武器》。在这部作品中，海明威在战争的理解上很有贡献，他提出 所有的战争都是罪恶的。诺贝尔和平奖的意义也就在这里，不是要正义的战争，而是不 要战争。因为谁都有可能把自己的战争解释为正义的。为什么战争就是罪恶的，因为战 争就要死人。但这个问题放在中国作家眼里，不能这样简单回答。我现在说海明威贡献 很大，对战争有独到理解，但我们又必须穿越海明威的理解，认识到战争是整个人类生 态平衡的一个环节，是人类文化生态平衡的一个环节，彻底地消除杀人事件是做不到的 。这个问题的引入要求我们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做怎样的思考?因为现代战争不是枪炮 意义上的战争，恐怖活动实际上已经成了当代战争的一个同义词。现代战争不是纯粹技 术性的战争，但也不是人力所能解决的。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传达了一种什么样的 精神呢?这种精神就是“桑地亚哥”精神。它和王蒙所说的对党的九死而未悔的忠诚精 神有表面的相似性，但本质又是不同的。
二、对外在事物负责与对自己负责
“桑地亚哥”是一种什么精神呢?在《老人与海》中，老人打了一条大鱼，在往岸上拖 的过程中，有很多鱼吃他打的鱼，他一路跟这些鱼搏斗，但再搏斗也招架不住，最后那 条鱼被吃得只剩一个骨架，他拖着一个鱼骨架上岸了。如果按我们的习惯思维，从结果 看，老人是失败了，为什么还要拖着鱼骨架上岸呢?中国人更看重事情的结果，而不是 很重视过程中的人的体验。实际上，西方的宗教精神就在过程中体现出来了。不是注重 结果的胜利，而是注重人的力量的胜利，肯定的是人的主体或自我价值。西方影片也有 这个传统。有一部美国影片叫《天与地》，写越南战争，一个美国军官爱上了一个越南 女孩，最后这个美国军官开枪自杀了，但不是因为美国战败，而是人性较量的结果。电 影最后说：“胜利是人们的心中的事情。”但很可惜，这句话不是越南人说的，而是美 国影片说的。影片说，美国军官在人性的较量上斗不过他的情侣——影片中的越南女孩 ，这是西方式反思的结果。东方民族在吃苦耐劳的毅力上比西方人强得多，拼耐性，西 方是拼不过东方的，但中国作家为什么不能从人性角度去开掘东方人的优势呢?
而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和《老人与海》也有内在联系。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推 到山顶的时候，石头滚下来，再推，石头又滚下来。如果是我们，那就别推了。大部分 人都会这样想，但西西弗斯还是要推，而且他越推越觉得自己有胜利的感觉。请问这是 什么感觉?与不可抗拒的命运抗争?这个命运是什么命运?是与人注定要失败的命运作对 抗。在西方现代哲学里人最终注定要失败的，命运是无法对抗的。西西弗斯和这个注定 要失败的命运对抗，他的胜利和自我价值在于敢于做这个对抗。那么，《西西弗斯神话 》和《老人与海》的共性是什么?同样九死而未悔，同样忠诚，同样执着，但他们与外 在世界的对抗是为了“确证自我的价值”。我们从中国神话里看到的是另一种情况，《 愚公移山》的重心是在“移山”，“移山”需要忍耐，需要天长日久的磨练，但目的是 为了移山；如果移不了山还天天挖山不止，我们就会觉得很傻，很可笑。这则寓言是把 “忍性”作为自我意志确证的目的。因此一个是向内的，一个是向外的。这是两种思维 、两种文化上的差异。毛泽东提出打“持久战”，就是掌握了中国文化的精华。拖着你 打持久战，农村包围城市，这绝对是中国文化的模版。所以在中国只能积累，不能革命 ，也不可能一个早上就换一种思想。
但鲁迅为什么成为鲁迅呢?他开始离开中国文化，在没有路的地方要走出路来。我认为 鲁迅精神的核心就是在无路的地方走路。我们与鲁迅的最大差异在于，鲁迅是开辟一条 路，而我们是在找路，此路不通，再走另一条路，再不通再找另外一条路，传统的路不 通走西方的路，西方近代的路不通，再走西方现代的路，最后走不通，有人便放弃寻找 ，或者走“法轮功”的路。我们的最大问题是选择既定的路，所以我不赞成“寻找”。 真正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走在自己走出的路上才能终生无悔，找来的路是会半途放弃 的。这就是新时期文学思潮不断选择各种道路最后都放弃了的原因，也是新时期产生了 一些和这些思潮相符合的廉价的作品的原因。鲁迅吸收了西方文化的一些精髓，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走路方式。但是他其实并没有走出来，他是做出了一个姿态，他已经作了准 备，这个准备相当重要，使他看到了现有的所有道路的问题，没有这个价值立场的准备 ，他看不出传统道路和西方道路的问题，他既反对孔子的儒家学说，也反对西方的各种 思想和理性，这种双重批判是相当重要的。
这就形成了上述几种执着的差别。王蒙的忠诚是什么?是对外在事物的负责，是对党的 一种信念，这种忠诚由于情感大于理性，使我们很难把它同盲从、膜拜在根本上区别开 来。这个问题同样延续到张承志对哲合忍耶的态度。张承志的信仰是通过膜拜哲合忍耶 得来的，我在这个意义上对张承志的信仰打个问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是应“穿越 哲合忍耶”的，但张承志没有穿越，而是“膜拜哲合忍耶”，所以他才会为那种铺天盖 地从山上涌下来的人群的气势感动得五体投地。他对信仰和心灵问题的情感性态度，远 远大于他对理智和自己思想的执守。相反，膜拜的过程便是放弃自己思想的过程。所以 一旦找到了一个心灵意义上的家，他就愿意放弃文学。但请注意，一个真正的作家，永 远不会说他不再写作了。这说明了张承志并没有把文学作为他最高的信念和为之献身的 对象，他是想通过文学获得人的安身立命基础，把文学作为工具。在这一点上，张承志 甚至和王朔一样：王朔看重的是心跳的感觉，当文学不能带来心跳感觉的时候便可以不 搞文学。这都是中国作家对文学以外的事务感兴趣的见证。王蒙的忠诚和中国人依附于 外在事物的文化血统有密切关系，而这种依附是不需要进行思想和理性论证的。按照李 泽厚先生的说法，就是一种蕴含着传统依附性的情感积淀和反映。所以它和一厢情愿、 和情感性的意愿就无法区别，它就会成为不稳定、不坚定、不独立的一种信念，将来还 会被我们后悔和反思。这一情况也同样反映在张抗抗的小说里。她的《北极光》也是写 北大荒的小说。北大荒经常会出现北极光。在这部小说里，主人公岑岑对北极光很憧憬 ，梦中就想看北极光，但是对北极光的内容内涵并不清楚，也没有辨认的欲望，我认为 这是王蒙式忠诚的一个文化性反射。在那个时代，知青中有一个广泛的意念——农村是 一片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领袖的这句话是有号召力的。为了那片广 阔天地，知青们就可以热血沸腾起来。贺敬之的诗《在西去列车的窗口》就是沸腾后的 结果。那种抒情甚至可以说是很优美的。那个时代确实是一个有激情的时代，但是又是 一个没有个体思想穿越时代思想的时代。到了20世纪80年代，农村不再是广阔天地，美 国是一片广阔天地了，西方是一个广阔天地了。又有不少人把美国作为广阔天地去追求 甚至为此而献身。这就是王蒙式忠诚信念的一个文化现实：他不会再去追问，知青到了 农村，为什么就变成老鬼笔下的“血色黄昏”?而《北京人在纽约》中王启明到了美国 ，为什么觉得它重要的一面就是地狱?在中国觉得美国是广阔天地，过去了觉得是地狱 ，这只能证明我们的审美有问题。人间其实是没有天堂的，理性对感性穿越的对话，就 是任何社会都不是完美的。我们只能要独特的社会、独特的时代，只能追求独特，不能 追求完美。只能追求不同，而不能追求同一，完美是追求不到的，同一也必然是会失败 的。有个故事说，一个女性要找一个完美的男人，觉得天下的男人都不完美，找到最后 年纪大了，觉得好像找到了，却还是不成功，因为她找到的这个男人正好也在找一个完 美女人，觉得她不完美。也就是说，完美只是在情感中、愿望中存在，在理性中和现实 中是不存在的。王蒙式忠诚由于不能告诉我们这个“为什么”，所以我们有理由说这种 忠诚是情感性的、经不起理性追问的，是通过将对方完美化而放弃独特的追求的，而任 何独特的都是有局限的。
三、能否把握自己的牺牲?
这就又说到梁晓声的信念了。《今夜有暴风雪》中有一个人物叫裴晓芸，她出身不好 ，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出身不好是不能站岗的，在边疆站岗于是成为她的梦想。后来经过 了考验和表现——在文革时期是有很多考验和表现的，她终于站岗了。但就在那一夜， 忽然来了暴风雪，她活活冻死在岗位上。电视剧在演到这一幕的时候，我们的眼眶有点 湿润。当我们都在为她抹眼泪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体验呢?你是被她所打动呢?还是 为她悲伤?按照梁晓声的思路，青春没有白费，牺牲也是美好的，所以对她自身来说是 没有什么遗憾的。山西有位青年作家叫谢泳，他写了篇文章叫《我们曾经做过错事》， 发表在《作家》上。他说“青春永远无悔，但自己不能无悔”。我们要对这种“无悔的 青春”有一个当代的反思。如果没有这个当代反思，那个青春就会很廉价，很情感化， 很浮泛，缺乏内容和力度。裴晓芸如果经过这样的反思，你就会觉得她是一个“盲从” 的牺牲品。由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想到两个例子：杰克和保尔。《泰坦尼克号》中的杰克 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有什么共同点?
首先，这两人都有献身精神，都愿意牺牲。但不同点呢?这个问题很重要。为什么今天 观众对影片中的保尔的实际感觉和媒介的炒作有差距呢?也说明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 我不是说我的解决就是真正的解决，但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而牺牲?这是问题 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什么样的牺牲是可以终生无悔的，什么样的牺牲是我们要反思 后悔的?经过文革的知青为什么都在反思当年的盲从?如果保尔活到现在，他会不会像今 天的知青那样去反思呢?还是无悔呢?为什么当代俄国作品不再出现保尔式的人物了呢? 其关键在于：杰克为爱情而牺牲是自己可以把握的，而保尔为共产主义而牺牲是很难把 握的。自己可以把握的会终生无悔，而自己不能把握的就会常常反思而后悔。因为这里 牵涉到一个谁来保证的问题，由谁来保证自己的牺牲是在拯救全人类?这是一个问题。 比如，如果你的牺牲成为不同集团之间斗争的牺牲品呢?如果战争的双方都打着类似解 放全人类或拯救世界的旗号呢?你用什么保证你的牺牲就是为共产主义、为全人类的解 放而做出的牺牲呢?如果这个牺牲是用牺牲一批人来解放另一批人，而且还是一小批人 ，我们又该如何回答?又该如何提供这样的保证……
我想，这些问题就是保尔在当代面临的尴尬。我是赞成一个人要有人类关怀的，但关 键是由什么来体现这个关怀。在我的否定主义理论中，要经过自己个体化的理解，个体 的牺牲才可能是无悔的。一个独立的思想者是不会后悔的，而一个以思想依附为生存方 式的人总是在后悔；后悔不仅是不聪明，而且会宣告无价值。与其说一个聪明人是不后 悔的，不如说一个有独立价值的行为永远不会引起后悔。无论在情感生活中还是在思想 或行为方面，无悔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而梁晓声不经过个体思想的穿越过程就“无悔 ”了，这就把青春的无悔和自己的无悔混淆起来了。当然他没有涉及到该怎样去解决这 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自我价值比较明确的当代青年可能对杰克比较亲切，而会对保 尔敬而远之，因为他缺少走向全人类解放的“渠道”。通过什么来走进?如果每个人都 要通过牺牲自己的利益才能达到全人类的解放，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全人类?这些都是可 以去追问的。而毛泽东干脆从斗争中引出了他的美学，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他 最感兴趣的是与人斗——这个斗争通过消灭一部分人来解放另一部分人，是否是在解放 全人类呢?
具体说来，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中，对自我牺牲意义的坚信肯定是真诚 的。但是一种有意义的真诚，必须建立在作家对白匪和红军双方都应有的思考上。就是 是否红军所有的行为都是在为人类解放而牺牲，而白匪所有的行为都是对立于人类的解 放?我们有的时候要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范围内去考察。比如按照过去的思 维方式，如果白匪代表着资产阶级，那么今天我们的改革开放和全球的资本化是怎么回 事呢?我觉得我们要经过这么一个过滤。我认为经过这个过滤的作家是莫言。就是我们 不能简单说这一派或那一派是否在为人类而牺牲，而应该凭着自己的良知，来发现可能 他们在为人类而战后面，是两个利益集团在较量，甚至可能他们仅仅是在内耗。如果死 了很多的人，那么为人类而牺牲该怎么解释?谁又在代表人类?死了的人是不是就不属于 人类?人类是不是都应该由好人组成?或者是不是都应该由无产阶级组成?再追问一下， 无数先烈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他们得到的又是什么?他们换来的是不是在接近为人 类而解放这一目标?或者说，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是不是 在为人类解放而奋斗?如果是，今天的改革开放是否是在解放全人类?如果不是，我们应 该怎样体现价值的不后悔?一个有意义的信念需要经过这样的穿越。因为这个世界上没 有谁能说，他说的东西全部都是真理。你凭着自己的良知和感知，你会发觉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事都不是那么完美的，或者都是可怀疑的。你甚至会感到为人类而解放是我们的 一个美好愿望，但是一旦落实到具体的行为中，谁在代表人类呢?就像我说“雷锋精神 ”其实是无处不在一样，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雷锋。助人是人性的正常反映。看到一个 老大娘抱着孩子在风雨中走，许多人都有可能去助她一把。这不是什么伟大的事情。把 正常的说成伟大的，是不是说明我们的另一种不正常呢?
因此，当年的真诚如果加上自己如此的思考，就比较完整了。人被社会决定，人被政 治决定，这是事实，不需要强调。比如我们今天都赞成改革，都赞成现代化，这是一个 大的文化要求和时代要求。关键是在这个时代要求下，你能做什么属于你自己的事?怎 么去做?这才是问题。你是跟着别人去做，跟着西方去做，还是找到中国人自己的做法 ，并在中国人的做法中找到自己的做法，这才是关键。如果不追问这个问题，我们就会 把西方的现代化当做中国的现代化。我之所以提“穿越”，就是说我不主张对抗社会。 穿越就是尊重社会的要求，尊重政治的要求，尊重文化对我们不自觉的要求，但是要有 所突破。用什么来突破?用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见解，然后再有可能把自己的思想化 为自己的行为。重要的是，自己的见解并不是和时代主潮冲突的，而是“不限于”的、 深化的，是时代思潮所解释与涵盖不了的。一个人的行为和他的见解应该是一体化的， 或者是逐渐在一体化的。怎么建立自己的见解?怎么建立自己的思想?要有怀疑、反思和 批评的意识，要从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要从大家坚信没有问题的地方去看有没有 问题。问题意识是反思的前提，会不会谈问题是我们反思的方法。要让大家从我们认为 几乎是很不错的作品中，来看它还有什么问题。比如从“尊老爱幼”这个传统精华中去 看出问题，看它和我们今天人的相互尊重的要求，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一个人没有自 己的问题，就会顺应时代，顺应社会，顺应大家，有了自己的问题，就会对他人有所怀 疑。我希望逐渐培养这种问题意识。
为共产主义奋斗是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信念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过 程中，保尔的情感和信念非常坚定，这几乎是不容怀疑的。但是，他甚至连一个人的缺 点都不能容忍，那么共产主义是否也意味着不能容忍人的欲望、快乐、私心?保尔眼里 是揉不进沙子的，他不能忍受冬妮亚的人性化特征，人的快乐幸福和享乐是被他视为资 产阶级的东西而加以拒绝的，他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崇高的、纯洁的、理想的化身。保尔 对自己信念的审美，缺少一个属于自己的思想穿越。这个思想的穿越在保尔的整个生命 中几乎看不出来。比如他有没有自我怀疑过?对自己、对别人的批评他有没有自我反思 过?战争中死了那么多人，他有没有从人的层面上去思考过?他有没有对他的行为、他所 属的群体的行为带来的问题正视过?这些都没有。在他眼里依然还是敌我的关系，有一 些人就是敌人。你怎么知道保尔不后悔?我们可以做一下试验，不要停留在思想层面上 ，可以去问一下自己的父母或者是父母的父母，处在现在的这个时代，他们对于过去的 信念是不是还像过去那样坚定?还是有所思考、反思?如果《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面的石 光荣是现实中的人，我就很想问他这个问题。因为一种激情如果建立在对他人的不尊重 之上(比如爱情、婚姻、子女)，这种激情的现代意义就可能是有限的——编导如果不注 意这个问题，作品的内容就要打上不小的折扣。《激情燃烧的岁月》不是一部娱乐片， 所以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否则这样的影片不会有现实意义，反而会有反现代化的现实 意义，这是很可怕的。也就是说人需要激情和精神是不错的，但这个问题在今天是一个 创造性命题，而不是一个怀旧命题。
文学经典是一个什么概念?《红楼梦》是顺应那个时代的，还是穿越那个时代的?为什 么我们今天还愿意看《哈姆雷特》，不愿意再看《伤痕》?这不是要求一篇作品完美， 而是要求其独特。一个好的作品是顺应那个时代又能穿越那个时代。带着这个问题我们 去看现有的很多重要的、轰动的、获奖的作品，都不能突破时代的束缚而成为有生命力 的作品。梁晓声笔下的“青春无悔”意念，正是顺应了中国人不习惯自我反思的文化惯 性，他的作品与《激情燃烧的岁月》属于一种类型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有煽情的效果， 但在思想内涵上则多半是肤浅的。所以，“以情感人”并不是作品的最高境界，关键要 看“情”背后有什么样的“思”，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启迪。中国人重情没有错，但情后 面没有作家自己的“思”去占领，就会被传统的“思”去占领，就很可能属于“教化” 的文学而不是“启迪”的文学。中国的作品已经够多的，但是为什么有生命力的作品数 不出多少呢?尤其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为什么我们说到现代文学，脑子里面马上想起来 的就是一个鲁迅呢?今天这个时代为什么不能产生鲁迅呢?我不赞同作家是时代的产物。 作家，尤其是优秀的作家，既是时代造就的又是能突破时代的，否则我们就解释不了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也解释不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大前提下我们不否认文学是时代的 产物，伤痕文学阶段只能产生伤痕文学。但是伤痕文学为什么有好的有差的?好的是因 为什么?差的又是因为什么?这就是一个文学性问题。而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都要 注意这个问题。
收稿日期：2004-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