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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13X(2006)04-0035-05
先秦儒家对教师作了全面的阐述，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师道理论。对此，教育史界同仁在论著中虽多有提及，但很少有人著文专门研究。本文拟从孔子、孟子、荀子以及《学记》有关师道的论述中，对先秦儒家的师道观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对提高当今教师素质有所借鉴。
一、教师的地位和作用
孔子成功的教育实践证明了教师的重要作用。他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有弟子三千，著名者72人。他们开始地位较低，也缺乏教养。譬如：颜回“穷居陋巷”，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生活；[1] (P59)仲弓为“贱人”之子，家“无置锥之地”；[2] (P84)子路是“卞之野人”，为人粗野；[3] (P2191)闵子骞冬天没有御寒的衣服，“以芦花衣之”；原宪、曾参也都穷困潦倒等。但经孔子“披文学，服礼义”的教育而“为天下列士”。[2] (P568)这不仅对当时政治发生了重大作用，而且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
孟子充分肯定教师的地位。认为当教师是君子的责任，他把国君和教师并列，“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4] (P31)甚至把师凌驾于君之上，所谓“是王者师也”。[4] (P118)孟子把教师地位抬到了空前的高度，反映了战国时期“士”阶层地位的重要和要求参政的强烈愿望。
孟子把教师的作用概括为“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4] (P188)即道德修养高、有才智的教师不断以自己的德行才智培育、影响他人，社会就会有更多的贤才，突出了教师的育才作用。主张“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4] (P320)学生掌握技能应重练习，教师不能包办代替。它反映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是引路人，而不起决定性作用。
荀子进一步提高了教师地位。他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2] (P395)把教师与“天”、“地”、“君”、“祖”并列，宣称“天地”是生物之本，“先祖”是族类之本，“君师”是统治人民之本。在中国教育史上这是第一次，体现了荀子尊师重教的思想。荀子认为教师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面。他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2] (P26)“礼”是用以矫正人的思想行为和维护社会安定的根本，但没有教师，“礼”的这种作用便无法实现，就会形成“上无君师，下无父子”的“至乱”[2] (P155)局面。他认为，教师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亡。“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2] (P576)是否重视教师，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荀子把它作为一条规律概括出来，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其次，教师对人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人无师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人有师法而知，则速通；勇，则速成；察，则速尽；辩，则速论。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2] (P131-132)可见，有无“师法”对人的发展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
荀子强调教师对人的发展的作用，有其认识上的和社会的根源。从社会根源看，战国时期，教师具有广博的知识，他们精通古代的文化典籍，是文化领域里的学者。在百家争鸣中，他们创立学派，宣传自己的主张。加之当时生产力还较落后，纸没有发明，简策缺乏，要学习知识，没有老师的言传身教是不可能的。从认识论角度分析，第一，荀子认为当时所用教材——“六经”存有严重不足。“《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2] (P8)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就必须从师学习。“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2] (P8)。离开师教就不会有这样的学习效果。第二，荀子是“性恶论”的首倡者，“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2] (P488)为了弃恶从善，只有亲近“正礼”的教师，否则就不能“化性起伪”，转恶为善。“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积矣”。[2](P132)无师就会放纵恶的本性，成为坏人。从师受教则可克服恶性，变为贤人。
《学记》作为我国和世界第一部教育学专著，给予教师以崇高的地位。“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5] (P99)“当其为师，则弗臣也”。[5] (P99)更突出了教师的地位。把教人“为长”、“为君”之道作为教师的任务，意味着教师就是培养具有治国平天下之术的统治者。
先秦儒家对教师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孔子以其成功的教育实践证明了教师作用的伟大和地位的崇高。孟子开始意识到教师的作用，对教师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荀子则对教师的地位、作用作了全面分析，把教师与天、地、君、亲并列。《学记》作者进一步强调为师便可“为君”，“为师”是“为君”的条件。这就是先秦儒家对教师地位和作用认识的基本轨迹。
二、教师条件
先秦儒家对教师条件提出了以下要求：
(一)良好的道德品质
孔子认为，教师必须具备“仁”的品质。他对曾在西河讲学的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1] (P59)“君子儒”和“小人儒”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教师，君子儒指道德品质好、胸怀广阔的教师。“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1] (P36)“仁”是孔子的最高道德准则，教师理应具备，否则，便不是合格的教师。
孟子在孔子“仁”的基础上，大倡“仁政”学说。在道德修养上主张“反求诸己”、“改过迁善”、“磨炼意志”、“持志养气”、“存心寡欲”，看似这是对学生的德育内容，实则也是教师首先应具备的品德。
荀子对教师道德品质提出了两点明确要求：第一，“耆艾而信，可以为师”。[2] (P290)有丰富的阅历和崇高威信，也即德高望重是为师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第二，“以善先人者谓之教”。[2] (P18)教师首先要具备“善”的品质，然后才可以教育他人。
社会制度不同，道德内容也完全相异。孔子、孟子、荀子所要求教师必备的“仁”、“善”，不外乎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这是完全不足取的。但他们强调师德，要求必须具备一定德行的人才可为师，却是值得重视和可以借鉴的。为师必以德，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
(二)广博的知识
孔子博学多能，是他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他主张“君子博学于文”，[1] (P63)“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1] (P200)他自许“学而不厌”，认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1] (P72)“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1] (P53)。好学必须“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1] (P9)好学不只是学习古圣遗文(书本知识)，也包括向时人或在实践中学习。孔子学无常师，曾问礼于老聃，问官于郯子，访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走到哪里就学到哪里。“入太庙，每事问”，[1] (P28)“敏而好学，不耻下问”。[1] (P47)孔子发愤不懈的好学精神，堪称教师的楷模，也正是这种精神成就了他世界文化名人不朽的历史地位。
孟子主张教师知识不仅要广博，而且要专精。他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4] (P190)“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4] (P338)“博学”指全面的学习，是教师获取广博知识的手段；“约”指问题的关键、事物的精华，也可喻为专精的知识。好教师不仅知识广博，而且有精深的专业知识。这样才能做到“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否则，知识贫乏，“以其昏昏，使人昭昭”[4] (P331)是绝对不可能的。
荀子非常强调教师博学。他说：“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2] (P290)把广博的知识作为教师最基本的条件。同时认为，一个称职的教师应把学习作为终身事业。“学不可以已”，“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之”。[2] (P8)在中国教育史上，荀子第一次明确提出学无止境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当今时代是值得提倡并发扬的。
(三)懂教学原则
孔子能熟练地把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原则运用于教学实践中。主张对教学对象作细微的观察，以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法。他说：“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1] (P176)“躁”、“隐”、“瞽”都是教学中应当避免的。教学应有的放矢，相机而教，不可只管讲述而忽视教育对象。孔子还明确提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1] (P17)温故知新是为师的条件，它要求教师在温习旧知识时，经过知识的储存和积极的思维，从而获得新的启示。孔子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学习迁移的人，他从教学实践中认识到了旧知识与新知识之间的辩证关系。
孟子的教学活动都是遵循教学原则展开的。他提倡“深造自得”、“盈科而进”、“专心致志”，还特别强调“教亦多术”。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4] (P320)孟子实际运用的教学方法还不限于这五种，“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4] (P300)拒绝教诲，让其反思，也是一种教育的方法。故“教亦多术”，一切因人而异。
荀子认为教师教学方法必须根据教育对象，因人施教，区别对待，避免盲目性。他说：“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告二谓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向矣。”又说：“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颜色而言谓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2] (P8-9)这是对孔子教学思想的发展。要求教师在教学中掌握施教时机和深浅难易适度，以提高教学效果和受教者的学习兴趣。荀子还要求教师教学应做到“诵说而不陵不犯”、“知微而论”，[2] (P290)即教师要有讲授能力，能根据教材内在逻辑，循序渐进，讲述得条理清楚，不凌不乱。并能掌握教材的精粗，善于阐发微言大义。
《学记》不仅阐明了“教学相长”、“藏息相辅”、“长善救失”、“启发诱导”、“预时孙摩”等著名教学原则，并论述了“讲解”、“问答”、“练习”、“类比”等教学方法，且应知道为师的基本条件。“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师也”。[5] (P98)强调教师必须掌握教育成败的规律，这是为师的基本条件。具体内容包括：第一，“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5] (P99)靠死记硬背获取的零星知识，不能执教。第二，“能博喻，然后能为师”。[5] (P99)博喻，即广泛地启发诱导。教师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掌握教育、心理等科学知识，针对不同教育对象，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第三，避免教学中的弊端，可以为师。教学中的弊端有“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5] (P98)教师如果只管输入，只注重诵读教条，丝毫不照顾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因材施教，这是违背教育学原理的，是教育失败的原因之一。它从反面说明，不懂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的人不能为师。
(四)热爱教育事业
孔、孟、荀三大教育家，皆终身从事教育工作，即使在为政期间，也未辍止教学活动。他们以培育英才为己任，把对教育的热爱贯注于毕生的教育实践中。孔子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1] (P147)是他热爱、忠诚教育事业的肺腑之言，体现了他献身教育事业的决心。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4] (P309)为人生一大乐趣，终身乐此不疲，表明他对教育工作的热诚。以这样的态度从事教育工作，他们必然能创造出不朽的教育业绩。只有热爱教育事业，才能有奉献精神；只有积极奉献，才能有所作为。
三、师生关系
(一)平等相待与绝对服从
先秦儒学大师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师生关系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孔子主张师生平等，荀子则要求绝对服从，代表了先秦儒家在师生关系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论语》中记载孔子师生平等的材料比比皆是，其内容可概括为师生平等和孔子对所有学生不分亲疏、一视同仁。他说：“当仁，不让于师”。[1] (P170)他与学生在一起讨论问题，从不因自己是老师、年龄大，就压制学生的意见。相反，他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意见。所以弟子敢于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反对意见。刚直的子路常对孔子提出批评意见，并进行激烈的争论，孔子并不因此而厌恶子路。漆雕开未听孔子之言出仕，孔子不但不批评，反而高兴。这都反映了孔门平等的师生关系。孔子对学生一视同仁，不亲亲疏疏。他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出身、不同年龄的学生，都按“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1] (P17)的原则，不歧视、不偏爱，同样要求和对待，就是自己的儿子孔鲤也不例外。弟子陈亢以为孔鲤从孔子那里得到什么特殊传授，经调查没有，于是高兴地说：“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远其子也”。[1] (P178)孔子本主张父子“亲亲”，对孔鲤应与他人不同，但在师生关系上，他没有这样做，他把学生与儿子同样看待，是十分可贵的。
荀子强调学生对教师的绝对服从，主张“师云亦云”，[2] (P27)甚至认为“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内，朝士大夫遇诸涂不与言”。[2] (P568)他说：“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2] (P27)把教师作为礼义的化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教师是一切的准则，学生必须无条件的绝对服从，否则便是离师叛道，要遭受君主和世人的唾弃。荀子强调师生关系中教师的尊严，完全把学生置于从属的地位，这是战国后期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思想在师生关系中的反映。他把封建社会所要求的尊君卑民和绝对服从精神贯注到师生关系中去了，从而抛弃了孔子“当仁不让于师”的平等的积极思想，是应当摈弃的。
(二)师爱生与生尊师
在中国历代教育家中，孔子堪称热爱学生的楷模。不仅在品德、学业上关心学生进步，对子路、子贡、宰我等都曾有严厉的督促批评，而且在生活上对他们关怀备至。原宪家贫，孔子就给予物质生活上的照顾，使他能致力于学习；学生“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1] (P58)“颜渊死，子哭之恸”。[1] (P112)孔子并多次对此表示惋惜。热爱学生，无私无隐，体现了大教育家的坦荡胸怀，是孔子伟大人格的表征之一。
孔子热爱学生，也赢得了学生对他发自内心的敬爱。诚如孟子所言：“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4] (P74)当鲁大夫叔孙武叔故意诽谤孔子时，子贡就说：“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1] (P205)竭力维护老师的声望。孔子死后，弟子们如丧考妣，以丧父之礼待之，服丧三年，子贡守庐却达六年之久。这种服丧本属封建礼制，并不足取，但它反映了孔门师生间真挚的情谊。
(三)教学相长
教学相长既是著名的教学原则，又反映了教学过程中师生教与学的基本关系。教师既教且学，学生既学，又反过来促进教。形成教师、学生间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辩证关系。
孔子对教与学关系的论述是深刻的。他已注意到师生之间的相互切磋琢磨、相互启发以增长知识的关系。“夫子循循然善诱人”，[1] (P90)“不愤不启，不悱不发”，[1] (P68)是孔子对学生启发诱导的一面；“起予者商也”，[1] (P25)则是学生对孔子启发的一面。这里包含了师生间相互学习的因素，反映了孔子对“教学相长”已有所认识并积极提倡，只是尚未明确表述而已。①
《学记》明确提出了“教学相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5] (P97)反映的是师生之间相互促进、互相学习的辩证关系。
四、教师修养
孔、孟、荀等儒学大师从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深感教师自身修养是维护教师尊严、保持教师威信、提高教学水平、完成教学任务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因此，十分重视教师自身修养问题。
(一)以身作则，表率学生
孔子在施教中，不仅重言传，更重身教。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 (P136)又说：“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1] (P138)他认为古人就讲言行一致，以说到做不到为可耻。当子贡问君子时，他回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1] (P17)“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1] (P155)孔子在教学活动中，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努力做到。要求学生虚心好学，自己先“学而不厌”，达到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1] (P71)的程度。孔子为人表率的精神，在教育界产生了重大作用，激励着广大教师为人师表。
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正人先正己”的思想。他指出：“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4] (P308)又说：“其身正天下归之”。[4] (P167)由此出发，孟子主张教师必须首先端正自己，用正道教育学生，即“教者必以正”。[4] (P178)孟子“正己”的标准是仁义道德，如果自己不能按仁义道德行事，就会威信扫地，更不用说教育别人了。
荀子认为教师的言行就是为人所仿效，“上者下之师也，天下之和上，譬之犹响之应声，影之象形也。故为人上者，不可不顺也”。[2] (P343)因此，荀子特别强调教师自身的修养，认为教师自己修整其身，那些欲齐其身的人也会跟着模仿，并倾附于他。“君子洁其身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马鸣而马应之，牛鸣而牛应之”。[2] (P39)教师工作的示范性，决定了教师必须注意自身修养，否则就不堪为人师。
(二)锤炼语言，巧用比喻
孔子在教学中很注意语言的训练，把“言语”列为四科之一，并用普通话教学。“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1] (P71)。“雅言”就是标准语、普通话。因为孔门弟子来自不同“国家”，若用方言讲授，势必影响教学效果。孔子是有史籍记载的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用普通话教学的教师。在教学中，孔子很善于用比喻、具体事物和形象化的语言来阐述抽象的概念，以此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这就是“能近取譬”。[1] (P65)用“北辰”来喻德政，[1] (P11)用“草上之风”来形容君子之德，[1] (P129)用“松柏”来比喻节操，[1] (P95)深入浅出，形象生动，既提高了教学效果，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孟子对教师语言提出了较高要求。“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4] (P338)不仅要求教师语言寓意深长、言简意赅，而且要形象地运用语言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在《离娄》中，孟子提出“言无实不详”，指教师语言要有内容、不空洞，否则就不是“善言”。孟子在教学中也善用比喻，据统计，《孟子》全书216章中有93章共使用比喻159个。用“揠苗助长”比喻学习要循序渐进，用奕秋教人比喻学习应专心致志。至今“守株待兔”、“缘木求鱼”、“五十步笑百步”仍是常用的成语。这些比喻贴切、通俗易懂，形象地揭示了抽象的道理，用于论辩易使对方折服，用于教学则启发思考、兴味盎然。
荀子主张教师应具备善喻的讲解能力。“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2] (P80)强调教师要善用语言、巧于论辩。批评不仁之言，做到“小辩而察。见端而明，本分而理”。[2] (P80)荀子很注意语言训练，他的文章语言流畅，论辩分明，笔锋犀利，在先秦诸子中不可多得。
《学记》对教师语言要求更高。“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5] (P99)“约而达”要求教师语言言简意赅，讲解清楚，说理透辟，一矢中的，使学生精神振奋，提高兴趣；“微而臧”指教师语言微妙、幽默而尽善尽美，做到讲解重点和教材重点相统一；“罕譬而喻”指用少而精的比喻来说明抽象、深刻的道理。用概念解释概念是不易透辟的，讲解中“譬”是必要的，但“譬”不是目的，是为了使人“喻”，这就需“罕譬而喻”，而非多多益善。《学记》对教师语言的精辟论述是对孔、孟、荀关于加强教师语言修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集先秦儒学大师之成，是对教师语言修养的总结，对后世影响深远。
(三)仪表端庄，不亢不卑
教师仪表是其德、才、体、貌等各种素质在社会交往中的综合表现所形成的独特风貌，是教师教学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教书育人有辅助作用。先秦儒家很重视教师仪表，并提出了不少见解。
孔子认为，教师仪表应是“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1] (P77)只有温和、安祥，学生才能亲近教师；只有威仪、端庄，教师才有尊严。那么，教师怎样才能既庄重又有威信呢？孔子认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 (P61)强调教师应文采与质朴相结合，否则，“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1] (P61)都是教师应该避免的。只有“文质彬彬”，才能使教师既不粗野，又不虚浮。
荀子继承发展了孔子关于教师仪表的思想，主张教师应“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2] (P79)教师严肃庄重、正直诚恳，学生便乐于接受其教诲。具体则表现为“宽而不慢，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傲，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2] (P35)这是对教师仪表的全面要求。两千多年前的荀子能提出这些标准，并贯彻于教学实践中，是难能可贵的。这或许是荀子成为稷下学宫的“最为老师”并三为祭酒的原因之一吧。
综上所述，先秦儒家师道观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对其深入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我国师道理论，推进教师学的发展，而且对提高教师素养，深化教书育人有借鉴意义。
注释：
①《论语·先进》载：“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颜回对孔子之言提不出个人意见，孔子便认为颜回对他没有帮助。相反，对他有所启发的子夏、子贡则大力表扬。反映了孔子希望从学生那里获得助益，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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