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史学的思考——建立心态文学史学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刍议论文,文学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出建立心态文学史学是基于两种事实。一是文人的心理机制与文学创作活动的天然联系。文学活动说到底不过是人的心理活动的外化，是人的欲求受现实刺激后的一种语言发泄形式。二是心理学在研究人及说明人的文学行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放大、显微功能。其实从心理的内世界研究历史不单是扩大了理解的范围，而且使许多现象得以心理的深透阐释。既然心理学可以被历史学家运用于历史研究，而成功地建立起心态历史学，那么做为作家心灵晴雨表的文学，做为一个朝代心理凝定的文集，更是进行心理分析的最好范本，故而提出建立心态文学史学便不足为怪，而是顺理成章的了。
文学史研究作者的创作心态，研究创作心态在文本中凝定，以求更深刻地阐释文本，首先要借助个体心理学及其分析方法。在这方面弗洛伊德的研究是最富于开拓性、启发性。其闪光点，无疑非自我、本我、超我的心理结构理论莫属。如果我们将自我本能的范围由性本能扩延到目前人类认知的诸方面（物质和精神的方面），那么可以说这个心理结构涵盖了个体的心理动机、行为走向和价值实现的全部心理过程，合理地解释了个体与社会的矛盾与合谐的复杂关系。正因此，作为人类文化活动之一的文学创作也可以由此得到心理的阐释。就文本的阐释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最得力的利器。目前我们没有看到那一种方法比它更具体、深彻、鲜活，更具有广泛性，古代任何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借用这种方法得以不同层类的心理说明。鉴于此，经改造后的弗洛伊德的个体心理学理应成为心态文学史学的第一理论结构层次。
然而个体心理分析只能揭示创作心态以及与之相关的文本分析，而文学的历史则是集体的时代的文化心理的连续呈现，它依赖于集体意识，依赖于对社会集体心理的明彻揭示。个体心理很难解释文学的民族性、时代性、地方性、集体性以及由此构成的文学运动。因为在一个具有特定“心理集体”特征的群体中，个体心理必然受到控制、暗示、感染的作用力干扰，因此文学史出现的大量的集体文化现象，如民族特色、时代特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作家并称等等，起主要乃至决定作用的是集体心理。勒邦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在一个集体中个人的特殊的后天习性会被扼杀，因此，他们的个性也会消失。种族的无意识的东西会冒出来，同质的东西淹没了异质的东西。勒邦指的是一个短暂的集体，如果在一个稳固的集体中，个体的意识也会与集体意识和平相处，既保留自己的立足之地，也难以摆脱集体意识的影响。正因集体意识与文学运动的上述关系，集体心理学及其分析方法便理所当然成为心态文学史学第二个理论结构层次。
对集体无意识的探讨，弗洛伊德虽有开辟之功，但因受其泛性论、个体化、原始化、生物化的思维影响，结论颇多可疑。倒是他的弟子荣格有意识地校正老师的泛性论、个体化，使其超越生物性和个体性，走向文化和民族，并进而创建了“原型”论。此论对于解释文学史上常见的“母题”现象和民族情结颇为有益，以至于产生了后来的神话原型批评。
“原型”理论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说明了集体潜意识的存在形式及其作用。的确，遗传，一代代遗传的沉淀，构成了集体无意识深层的内容，这些东西形成了大到一个民族小至一个家庭的传统。非但如此，遗传也构成了横向的类质的区别。说得更全面点，是远祖的遗传与现实的“心理同质性”（共同的兴趣、共同的情感倾向、共同的观念意识等）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文化集体：创作团体、地方作家群、家庭文学链、师承门派等等。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风格（如南北文化的差异，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秦晋文化、草原文化的地方色彩），乃至“三曹”、“三张”、“两陆”、“三苏”、“三袁”等时代文学精英同出于一族一门的现象屡见不鲜，对这种文化现象的心理解释，自须借助民族文化心理、时代心理、地域文化意识、家族师承意识等集体心理加以说明。而遗传、复现论、心理同质说在说明上述心理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效。
然而原型批评没有摆脱弗洛伊德早期被压抑意识（对于个体来说是童年被压抑的欲望，对于集体来说是“原始时期发生的久已被人遗忘的那些事件”）重新复现的回归原始的思路。非但没有摆脱，反倒沿着这个思路走得更远。如果用这种方法解释文学的历史，历史的功能仅仅是对原始的复现，作者不过充当记忆的工具，那么人的创造力、文学发展与进化又从何谈起？文学史的动力又来自何方？
人不单是原始意识的承传者，也是旧时意识的磨灭者，不单是被动的接受者，而且是积极的创造者。正是这种无止境的欲求与欲求不能满足的矛盾，成为社会前进的动力，也是文学发展的动力。无意识的运动方向是两维的，既有复现过去的意识回归，又有超越过去走向未来的新欲求躁动，而且后者占主导地位，正是由于潜意识无休止的欲求、躁动，才使人的审美情趣、文学样式、表现技巧、批评理论不断地花样更新，一代代文学才留下一片片的足迹，构成了弯延曲折的历史轨迹。由此可见，精神分析学派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是残缺不全的。将之运用于文学史研究同样需量体裁衣，加以改造和完善。
我们应该面对这样的问题：在心理学与文学史学之间最需填充的东西是美学与历史，是心理学与美学与历史的结合，说白了就是要建立文学审美史心理学。没有这个填充与建立，心态文学史学的理论大厦就很难耸立起来，而精神分析学派在这两方面恰恰是欠缺的。弗洛伊德与荣格企图将心理分析的方法用之于文艺，他们的实践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创作心态方面）进行的，实验的结果，连他们自己都感到不尽人意，弗洛伊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一文中声称：“可惜，在有创造性的艺术家这个问题面前，精神分析学是无能为力的。”荣格讲得更坦率：“可以成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只是那些属于创作过程的方面，而不是那些构成艺术本质属性的方面。艺术本身是什么？这一问题不可能由心理学家来回答，只能从美学方面去探讨。”精神分析学派长于个案分析，长于共时态的把握，其历史观则残缺不全，或者说，他们没有完整而清晰的历史观。看来要完成心理学与文学史学的联姻必须建立文学审美史心理学，将民族思维、民族审美心理与历时性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历史观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民族审美心理的嬗变展示文学发展的历史。
应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心理分析方法在解决文学史现象方面各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个体意识与家庭师门意识用之于作家个体文化修养、个体气质、创作动机、心态及其在文本中的凝定；地域意识着重探讨地域文学特色、文学团体、文学流派审美意趣形成的原因；时代意识对于说明一个时代的文化审美心理、文学思潮的内质具有不可替代的功效；而民族文化审美心理则是说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独特个性、思维习惯、审美传统及其这种个性、习惯、传统是如何演变成中华民族文学发展历史的。同时，一种文化心理总是受更高一层文化心理的暗示、感染的影响，而不可超越其影响的范围之外。所以上述心理分析方法在心态文学史学方法结构中的排列顺序，是从个体心理学到民族文化心理学，由低到高逐层排列的。而处于顶端的民族文化意识对其下的心理意识有着最大的统摄力、暗示力、感染力，从整体上和最深心理层次上展示中国文学迈进的步履，故而其在心态文学史学的整个结构中处于统领地位。
心态文学史学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理论的规定性，更在于方法的科学性与有效性程度，而后者正是最易引起人们担忧、怀疑乃至非议的地方，故而显得尤为重要，也尤须小心。心理本来是人的一种隐秘的自我，具有明显的排他性、隐避性，现代人分析古人的心理更是难上加难。一来历史留给我们的材料少得可怜，且缺衍讹伪甚多，稍不留心就会陷入误区。二来古人与今人心理上的距离很难合而为一，极易造成以今人之心测古人之意的情形。还有研究者的知识（心理学知识与文学知识）在运用中能否均等、兼顾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随时有可能使文学史的研究滑入主观主义、反历史主义和庸俗心理学的歧途。鉴于此，对文学史心理分析必须坚持两项基本原则，一是反对凭空揣测的客观性、科学性原则。二是必须将文学史、心理学统一于逻辑学的原则。统一原则有三项规定性：心理学的修养、文学史学的理论修养、逻辑的思辨表述能力。客观性原则不仅要求分析者对所依据的史料在分析前进行去伪存真的考辨（包括对史料撰写者撰写时心理动机有无作伪可能性的分析），而且要求心理分析者退回历史，尽可能地逼近心态生成时代和生成者的个性。
心态文学史学以心理体认文学史的方法主张，必然引起研究、撰写者思维方式与叙述语言的变化，由价值评判、评述语式，转向心理体验、描述语式。心理体验式的思维既具有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双重性，又有心心相印式心理感知的独特性（非逻辑性、变象性）。其特点是在思维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情感和心理体验。它一般不对具体事物做直接抽象，而是将其转为心理意象，经过心理的体验，心态的把握，尔后回到具体的事物，在已知的事实间填空补缺。这一思维方式自然要求与之一致的语言表述，一本正经的评判语调，已显得格格不入了。于是能够灵活显现“心象”的描述语式成了其“意中人”。这种思维方式与语式既便于俯瞰历史，勾勒轨迹，又能切入文本，与其内在的心理情感相溶为一，在复现文学史的鲜活浑漭上，显示出自身的独特优势。
心态文学史学涉及的理论问题很多，不是一篇短文所能说全说透的，本文只是谈了几点个人想到的东西，意在说明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以便引起学界的注意，更细更深的研究有待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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