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泽民的国际战略新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思维论文,战略论文,国际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994(2005)05-0012-04
江泽民的国际战略新思维与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外交国际战略思想一脉相承，而又牢牢植根于冷战后和新旧世纪之交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的崭新实践之中，汲取了当今世界各国国际战略思想的新经验和新营养，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和风格。
一、江泽民坚持邓小平的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的基本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世界多样性的观点
江泽民同志结合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形势的新特点和外交——国际战略的新实践，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基本内容作了全方位的丰富和发展。最有代表性的是世界多样性观点和对亚太合作发展战略的系统论述。
江泽民的世界多样性观点，作为一种正式的理论观点首次公开面世的标志，当属1993年11月19日他在美国西雅图会晤美国总统克林顿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他郑重而又自信地告诉国际舆论界：“克林顿总统表示，我关于世界多样性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① 事实上，在此前后，江泽民多次论及世界多样性问题。概要地说，这一理论观点至少包括如下重要内容：第一，世界多样性是一种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和基本特特征。江泽民指出：“世界是多样性的。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由上千个民族所组成的近200个国家，不仅存在着自然环境的差异，而且经历了不问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这就形成了各种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② 第二，人类应当以科学的态度分析世界多样性的问题，正确判断和确定其客观价值。江泽民指出：“世界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是件好事，不是坏事，它可以通过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转化为互补性和共容性、可以促成各国之间，各种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③ 以往，在世界多样性问题上人类认识有不少盲目性和片面性，更多看到的是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消极因素。例如，把差异简单片面归结为优劣高下的对立，形成民族自卑心理和大国沙文主义两种错误的极端；看不到多样、差异之间的互补性，看到的只是它们之间相斥的一面。江泽民的论述扫除了这些落后、消极、陈腐的观点，还世界多样性以本来面目和科学的客观的价值。第三，世界各国政府应当在世界多样性问题上尽快达成共识，并以此为基础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江泽民指出：“各国人民有权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制定自己的政策和法律，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只有各国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平等相待、和睦相处，才有可能维持持久的世界和平，为各国的共同发展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④ 第四，世界多样性是当代人类面临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新旧转移的最重要的客观依据。正确认识和对待世界多样性问题是世界各国人民进步发展、友好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共同解决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世界主题，创造一个和平、公正、繁荣发达的新世纪的必要前提。在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丰富多彩的多样性转化为互补性、互动性和共容性，必将成为这场跨世纪的世界历史大变革和大发展的巨大动力。
二、江泽民从中国和世界跨世纪发展的大局出发，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恢弘博大的胸怀和创新思维，积极推进亚太战略合作，以科学的亚太观和高超的外交艺术把中国在亚太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0世纪后半叶，亚太地区的崛起和发展愈益突出地成为举世关注的热门话题。80年代最后一个年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立后，亚太之声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中国作为亚太地区大国和APEC的重要成员，以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骄人成绩及政治、文化和理论思维等多方面的综合优势，为亚太崛起和发展，为APEC的健康成长作出了特有的贡献。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亚太问题一直予以高度关注。特别是江泽民主席从1993年以来连续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就亚太和世界的发展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意义深远，影响巨大。处在跨世纪大变革中的世界不能不对中国更加刮目相视，不能不就亚太问题、新旧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转换等一系列关于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认真倾听一下亚太论坛的中国之声。
江泽民的重要讲话，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结合亚太合作和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丰富了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外交理论，确立了当代中国的亚太观，为中国进一步在亚太和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在这些重要讲话中，江泽民首先提出了亚太合作的总目标和总方针。他反复强调，APEC领导人会议既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又要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这两大国际战略目标。
江泽民的重要讲话，不仅为中国处理亚太合作提供了基本的政策依据，而且还为新旧世界格局的转换、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跨世纪的世界历史大变革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和指导思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江泽民同志亲自决定，中国正式参加APEC组织，亲自参加一年一度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为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制定了崭新的亚太战略和科学的亚太观，集中突出地体现了新一代领导人的彻底唯物主义的理论勇气和充满辩证思维的创新精神。众所周知，中国本身就是亚太大国，亚太合作对中国的作用和价值历代中国领导人都予以高度关注和重视。但是，由于复杂的国际因素，亚太问题又一直是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中敏感而又棘手的难题。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怀着极为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它们想以此形式控制和利用亚太国家，同时进一步孤立、排斥和遏制中国；另一方面它们又不能不正视中国作为高速发展的亚太大国的不可替代地缘政治和经济优势，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严肃重大的国际关系的现实：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亚太的合作更是离不开中国。离开中国，排斥中国，世界的发展，特别是亚太的合作就是残缺病态的合作，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亚太国家都是不利的。因此，APEC成立之初，它们对中国的态度既不积极又不排斥。这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不冷又不热的大蛋糕。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亚太合作问题的看法也各不相同，大致可分为大、中、小三种观点。所谓小亚太：主要是日本和东盟国家的观点。把亚太合作限定在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之间，既排除了美国和以它为代表的东太平洋经济带诸国，也踢开了南太平洋的大洋洲国家，同时又把中、俄等西太平洋经济带大国弃置一旁。这反映了二战后日本欲图称霸东亚和东盟国家的幻想在两大阵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两霸(美、苏)之间保持中立并谋求发展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心态。所谓大亚太的观点：是把合作的主体按地缘区划扩张膨胀至整个亚洲(或者把西亚排除在外)和环太平洋国家，是力求以扩大空间主体多元的方式反击美国霸权主义的区域操作。中国和南亚诸国不少政治家持此观点。最有代表性的是邓小平。他在1988年12月21日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明确说道；“近几年有一种议论，说下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好像这样的世纪就要到来。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亚太地区如果不算美国，就是日本，‘四小龙’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比较发达，人口顶多两亿……，而我们两国人口加起来就有18亿。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这就像巴西不发展就不是拉丁美洲世纪一样。”这里讨论的重点当然是，“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⑤ 这里旨在强调中印友好合作的国际意义。但是毫无疑问，邓小平同志的观点，是要把南亚和整个亚洲纳入亚太合作和发展的范畴之中的。还有所谓中亚太的观点：这就是以美国为代表最初成立APEC组织的国家的观点，实际上就是把环太平洋国家作为亚太合作的主体和空间。客观地讲，这是小亚太观点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它以小亚太观点为基础，同时又冲破了小亚太观点狭隘的圈子，最终不排除大亚太的观点。因为持中亚太观点者同时又是倡导经济全球化观点之最力者，只是不愿意在现阶段过早地背上大亚洲的包袱。
面对上述情况，按中国传统政治逻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必须把邓小平同志的上述观点作为准则，坚决反对美国的中亚太观点。如果这样作，表面上看非常忠于邓小平理论，反对霸权主义的旗帜举得很高。但是，江泽民同志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决地自觉地摒弃了以往在中国盛行的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毫不负责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而是严格遵循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邓小平理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个精髓，从中国和亚洲及世界发展的大局出发，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亚太合作发展的现实出发，居高临下，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既坚决反对任何霸权主义的图谋，又以亚太合作的发展大局为重，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APEC采取积极肯定的态度，适时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江泽民同志连续亲自参加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了一系列对亚太合作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讲话。此举此论对中国与亚太的合作和整个国际关系的重要战略意义将随着时间的延伸而愈益充分地体现出来。
三、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居高望远，以创造性的思维和实践妥善处理、大力发展中国与周边和世界主要大国的双边关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进一步拓展空间，创造出更加安全祥和的周边和国际环境
在现代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搞好全方位外交，必须制定面向整个世界的国际战略，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要搞好与各个大国和重要地区的双边和多边关系，搞好自己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中国作为一个占世界人口1/4的大国，在前世纪末刚刚起飞，本世纪中前期要获得全面复兴，尤其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这方面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作出了崭新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推进中美、中俄、中日、中欧和中非关系全面发展，巩固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始终着眼于大局和长远，立足于现实，统筹兼顾，张弛有度，化险为夷，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辩证观点……，使中国对外关系的大骨架大脉络和大关节始终处于健康有序的良好状态。
1、关于中美关系。在坚持“三个公报”原则的基础上，江泽民提出了走向新世纪的处理中美关系十六字方针，全力倡导两国之间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为中美之间跨世纪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中国和美国，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关系不仅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事，也对世界影响至深且广。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的状况是迭宕起伏，一波三折。
1997年10月底至11月初，江泽民访美，两国之间正式确立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虽然双方没有就这一关系发表专门的文件，但是，江泽民在有关的讲话和“中美联合声明”中已对建立这一关系的有利条件和存在障碍作了明确的阐述。这一关系是两国的共同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双方都站得高、看得远，彻底摆脱和消除“冷战”思维，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流和大局，深刻认识两国关系在走向新世纪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在目的、动机和手段上以及实际效果的谋求上都应是积极的，都应以两国和世界人民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以推进21世纪和平发展为宗旨。双方应尽快结束敌对或敌视状态，坚决排除所谓“中国威胁论”和“中美冲突论”等有害论调的干扰和影响，成为真正友好相处、共谋两国和世界和平发展大计的稳定长远的伙伴。而这种伙伴关系决不针对任何第三国，为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大国关系的“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的准则提供了借鉴和表率。
中美两国确立建设性伙伴关系决不仅仅是两国领导人和人民的善良愿望，而是以可靠的现实可行性为客观基础的，具有诸多有利条件。首先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对美国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在整个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的地位和价值的认识重新进行定位，并不断接近客观和公正，以此为前提把对华政策作了重大的战略性调整。同时，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大局为重，不断克服干扰，战胜曲折，始终坚持积极健康稳定的政策和态度。江泽民主席在关键时刻两次提出十六字对美关系方针，即1994年10月提出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和1997年10月提出的“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使中国对美政策形成一个健康的有机整体。这既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又为双方处理若干棘手问题提供了便利。中美两国的“共同声明”正是确认这一关系的纲领性文件。虽然美国内某些反华势力不断制造种种障碍(主要是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但是，中美友好合作的大趋势终究难以改变。
2、关于中俄关系。在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决策的指导下，江泽民提出了“三不”、“三好”原则：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这是中俄关系的原则和目标，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中俄关系和中日、中美关系不同，中俄间没有中国和美国、日本间的那些纠葛，而且在对日对美关系中有重大共同利益。俄国对北约东扩极为敏感。按北约东扩的设想，中亚一些国家，如哈萨克斯坦等，都包括在它的远期目标中。这自然引起俄国的极大不安。因此，从世界格局看，俄国依重中国可和美、日、欧抗衡。同时，也需借助中国跻身于亚太事务。因此，俄政府强调，俄对外关系中，中国占优先地位。
江泽民主席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1996年4月25日在北京举行会谈后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决定“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双方共同作出的这种历史性的战略选择，标志着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已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中俄两国领导人都强调了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叶利钦总统认为，俄罗斯与中国构成一个互补的自然地理、资源、经济和人文区域，两国的地理位置和传统友谊要求双方建起高效的互利合作关系，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俄中两国的共同利益。江泽民说，中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正在不断加强和深化。他强调，中俄两国地理上毗邻，经济上互补性强，进一步发展合作的潜力是巨大的。这种新型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中俄两国共同作出的正确的历史选择。两位领导人同意成立“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以推动两国长期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12月27日中俄签署了《会谈纪要》，确定建立外交关系。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国，承诺履行以前中苏达成的协议。苏联解体10多年来，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不受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的影响，比较顺利地实现了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确定了新形势下中俄关系的基本原则，相互把对方作为友好国家，并使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中俄关系连续上了4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迅速实现了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保持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第二个台阶是：1992年底，以叶利钦总统首次访华为标志，两国关系开始由一般正常化关系上升为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的新关系。叶称这次访华“开辟了俄中关系的新纪元”。第三个台阶是：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对莫斯科的成功访问，两国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和《核武器互不瞄准对方》的声明，确立了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新型国家关系。同时还签署了《中俄国界西段协定》，不久，中俄东段边界亦划定，基本解决了存在多年的边界争议，从而为两国关系长期稳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时隔半年后，江泽民于1995年5月6日应邀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庆典，并再次会晤叶利钦总统。叶强调“俄罗斯希望与中国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进一步提高两国关系的水平”。第四个台阶是：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访华，同江泽民发表《中俄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关系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时，中俄和哈萨克斯坦、塔吉克、吉尔吉斯斯坦5国签订边界地区加强军事信任的协定，这是国际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通过这四大台阶的攀升，中俄关系已经形成五大机制：其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既不对抗又不结盟，长期友好、互利合作的新型国家关系机制；其二，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正常对话机制；其三，保障睦邻相处的安全机制；其四，经济科技合作机制；其五，重大国际问题磋商机制。这五大机制表明，新时期中俄关系基本上排除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对国家关系的不良影响；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已经成为新的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共识和承诺已经成为两国关系和整个世界和平与发展积极稳定的因素；发展务实的经贸科技合作已经成为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和主要内容。经过双方几年的共同努力，中俄已奠定了良好关系的基础，并已进入稳步发展的新阶段。这种关系的潜力很大，具有内在、强大和持久的动力，今后在各个领域将会继续保持健康、积极和稳定的发展势头。
3、关于中日关系。在坚持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江泽民恪守邓小平关于发展对日友好是中国长期国策，要从长远战略来考虑中日关系的发展的基本思想，积极推进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任和长期稳定的中日关系基本准则，在不断克服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领土问题、防卫问题和经贸问题等重大磨擦的过程中把中日友好合作不断推向前进。
此外，在发展中欧关系、中非关系和周边关系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全方位外交的重大胜利，使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周边环境和国际大环境不断改善和优化。
注释：
①②③《人民日报》，1993年11月20日。
④《人民日报》，1992年4月8日。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1—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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