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间结构论文,方法论文,城市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战后20多年的经济增长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在70年代经历了数次经济衰退，最终导致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各次经济危机一样，随之而来的是世界经济格局的重组，表现为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新一轮的国际劳动分工（见Johnston、Taylor和Watts，1995年）。
伴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重组，城市和区域演化（urban and regional transformation）进入了一个活跃时期。地域发展的不均衡状态更为突出，表现在各个空间层面上。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和区域演化的内在机制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包含了不同范畴中和不同层面上的各种因果过程。
80年代后期以来， 城市和区域的结构重组 （urban and regionalrestructuring）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见Lovering，1989年；Bagguley等，1990年）， 地域实证研究是这个领域的主要课题（见Cooke，1989年；Harloe等，1990年）。本文将回顾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学科和地理学科的一些新发展的基础上，阐述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框架，并以西方大城市的空间结构演化作为示例。
二、城市空间结构的概念发展
城市空间结构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对象，由于各个学科的研究角度不同，难以形成一个共同的概念框架。尽管如此，许多学者对于城市空间结构的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Foley和Webber 是试图建构城市空间结构概念框架的早期学者之一。根据Foley（1964年）的观点， 城市结构的概念框架应该是多层面的。首先，城市结构包括三种要素，分别是文化价值、功能活动和物质环境；第二，城市结构包括空间和非空间两种属性，城市结构的空间属性是指文化价值、功能活动和物质环境的空间特征；第三，城市空间结构包括形式和过程两个方面，分别指城市结构要素的空间分布和空间作用的模式；Foley认为， 尽管每个历史时期的城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一历史时期，城市结构的演变还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有必要在城市结构的概念框架中引入第四层面，即时间层面。
基于Foley的概念框架，Webber（1964 年）的论述限于城市结构的空间属性，包括形式和过程两个方面。城市空间结构的形式是指物质要素和活动要素的空间分布模式，过程则是指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为各种交通流。相应地， 城市空间被划分为“静态活动空间”（adapted space）（如建筑）和“动态活动空间”（channel space ）（如交通网络）。
Bourne（1971年）试图用系统理论的语汇使城市空间结构概念的表述更为严密。Bourne认为：第一，系统理论强调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正是城市空间结构的本质所在；第二，系统理论的中性立场使之能够适用于不同的观点和理念。
运用系统理论的语汇并以图示的方式，Bourne描述了城市系统的三个核心概念。①城市形态（urban form）是指城市各个要素（包括物质设施、社会群体、经济活动和公共机构）的空间分布模式（见图1a，土地使用模式表示城市要素的空间分布）； ②城市要素的相互作用（urban interaction）是指城市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之整合成为一个功能实体，被称为子系统（见图1b，不同功能节点之间的交通流表示城市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③城市空间结构（urpan spatial structure）是指城市要素的空间分布和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使各个子系统整合成为城市系统（见图1c，各种功能活动对于不同区位的市场竞价曲线表示城市系统的构成机制）。
除了Foley 和Webber 提出的城市要素的空间分布和相互作用，Bourne把它们的构成机制作为城市空间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城市空间结构概念的一个重要发展。对此，Harvey（1973年）作了更为精辟和明了的论述：任何城市理论必须研究空间形态（spatial form）和作为其内在机制的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传统的城市研究受到社会学科的方法（socialogical approach ）和地理学科的方法（geographical approach）之间的学科界限的束缚。社会学科的城市研究仅强调社会过程，而地理学科的城市研究只注重空间形态。Harvey指出，城市研究的跨学科框架就是在社会学科的方法和地理学科的方法之间建立“交互界面”（interface）。
（1a）城市形态
（1b）城市要素的相互作用
（1c）城市空间的构成机制
图1 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概念
资料来源：Bourne（1971年），pp.31.
三、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析方法
地理学科的一个传统研究领域是对于城市内部空间分异模式的判识和测度，在方法上越来越趋向于运用数量化技术，特别是多变量统计方法。Knox（1982年）在回顾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析方法时，根据研究的目的和对象，把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划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物质环境（the physical environment）、感知环境（the perceived environme-nt）和社会—经济环境（the 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 由于感知环境是建立在对于物质环境的主观体验的基础上，在回顾研究发展过程时，又可以把上述两者归并为一种基本类型。
1.城市物质空间
城市内部空间分异模型的早期研究对象是城市空间的物质属性（urban physical space）， 包括城市物质环境的空间分异及其演化过程。在Jones（1958年）对于Balfast的城市风貌研究中，根据建筑物的一些主要特征（如建造年代、使用功能和建筑形式），将城市物质环境划分为五种类型，然后判识城市风貌的空间分布模式（见图2）。
Conzen（1960年）认为，对于城市物质空间演化阶段的划分往往过于主观武断，并不符合城市发展的客观过程。在对于Aluwick 的研究中， Conzen 引入了“边缘地带”（fringe
belt ）和“固结界线”（fixation line）的概念。 他的研究方法是判识“固结界线”作为城市物质空间发展的障碍，包括自然因素（如河道）、人工因素（如铁路）和无形因素（如地产业权）。城市物质空间的发展会在一段时间内受到这些因素的束缚，但最终会克服这些障碍，产生新的边缘地带，直至遇到新的固结界线，从而形成城市物质空间的分布模式。
Smailes（1966年）的研究工作表明， 城市物质形态的演变是一种双重过程，包括向外扩展（outward extention ）和内部重组（internal rorganization），分别以“增生”（accretion ）和“替代”（replacement）的方式形成新的城市形态结构。 替代过程往往既是物质性的又是功能性的，特别是在城市核心地区。
城市物质空间的另一种研究角度是强调对于城市物质环境的主观体验而不是客观现实，称之为感知环境。Cox（1972 年）把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划分为城市环境的意象构成（imagery ）和城市环境的合意程度（desirability）。
Lynch（1960 年）对于城市环境的意象构成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工作。他的研究是根据在三个美国城市（Boston、Jersey City和Los Angeles）的抽样访谈结果。访谈对象对于城市环境进行描述， 指出他们认为重要的环境特征要素及其空间位置，并且以图解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于城市意象的认知。Lynch发现， 人们对于城市意象的认知模式往往具有类似的构成要素，可以概括为路径（paths）、边界（edges）、地域（districts）、节点（nodes）和地标（landmarks）等五个要素， 于是就形成了共同的城市意象（见图3）。
对于城市环境的合意程度的主要研究工作是分析人们的居住选择意愿。在Clark和Cadwallder（1973年）对于Los Angeles的实证研究中，居民以家庭收入作为约束条件，标出他们认为最为合意的三处住宅区（见图4）。然后，根据各个住宅区的物质环境、社会构成、 就业便利和商业设施等，分析影响居住选择意愿的各种因素。他们的研究工作还对不同经济地位和种族背景的社会群体的居住选择意愿及其空间分布模式进行了分析。相比之下，Lynch 的研究忽视了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城市意象的认知差异性，因此受到质疑。
图2 Belfast的城市风貌
资料来源：Jones（1958年），pp.154。
2.城市社会空间
尽管研究的角度不同，上述两种研究的对象都是城市物质空间。然而，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析方法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城市空间的社会属性（urban social space），并且与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理论发展紧密相联。
对于城市空间的社会属性的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三种典型模式（见图5）。Burgess（1925年）根据Chicago 的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构成的空间分异模式，提出了针对北美城市空间结构的同心圆模式（the concentric zone model）。 居民的社会—经济构成随着与市中心距离的增大而呈上升趋势。Burgess 引用了生态学的“侵食”（invasion）和“演替”（succession）的概念来解释城市形态的同心圆模式。由于低收入的社会阶层不断向外扩展，迫使高收入的社会阶层向更为外围的地区迁移，形成了城市内部空间的演替过程。
同样是建立在对于美国城市的实征研究基础上，Hoyt（1939年）提出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扇形模式（the sector model），社会—经济特征相类似的家庭集聚在同一扇形地带。Harris和Ullman（1945年）提出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多核心模式（the multiple nuclei model ），表明城市土地利用是围绕着若干核心进行空间组织。
这些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典型模型引发了大量的城市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具有多种社会属性及其空间分布模式，上述三种典型模式只是概括了城市内部空间分异的部分特征。在此基础上，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判识和测度成为城市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方法和技术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Shevky、Williams和Bell 开拓了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领域（social area analysis）。他们认为， 作为现代城市社会的一些重要演化趋势的空间表现，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可以用经济地位（economic status），家庭类型（family status）和种族背景（ethnic status）三种主要特征要素的空间分异加以概括（见Shevky和Williams，1949年； Shevky和Bell，1955年）。 每个特征要素可以用一组相关的人口普查变量加以表征，根据这些变量的组合情况，将人口普查单元划分为不同的社会空间类型，据此判识城市社会空间的结构模式。
图3 Boston的城市意象构成
资料来源：Lynch（1960年），pp.146.
从70年代开始，多变量统计方法（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me-thods），特别是主因素分析方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被广泛地应用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和其它社会研究领域。主因素分析作为一种归纳技术，把人口普查变量归纳为若干具有相似的空间分布模式的变量组类，形成在统计上相互独立的若干主因素，作为城市内部空间分异的表征要素，并且测度这些要素对于城市内部空间分异的相对重要程度和判别其空间分布模式。同时，计算机技术为大规模的实证研究（涉及更多的城市和包含更多的人口普查变量）提供了技术条件。
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见Herbert，1972年；Herber和Johnston，1978年），北美城市具有比较相似的社会空间结构模式（见图6）。 经济地位的空间分异是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最重要的表征因素，其空间分布呈现为扇形模式；其次是家庭类型，其空间分布呈现为同心圆模式；然后是种族背景，其空间分布呈现为多核心模式。但是，对于北美以外的城市，这种空间结构模式就难以适用了。
在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析方法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城市空间结构的解析理论始终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核心所在。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式的分析结果往往被用来检验（在采用演绎法的研究中）或者建构（在采用归纳法的研究中）关于空间形态和社会过程之间相互关系的各种假设。
图4 Los Angles的居住合意程度分析
资料来源：Clark和Cadwallader（1973年），pp.697.
图5 城市空间结构的三种典型模式
资料来源：Bourne（1971年），pp.71.
四、城市空间结构的解析理论
城市空间结构的解析理论主要分为新古典主义学派和结构学派，两者之间的分歧不仅在于认识现象的方法（methodological），而且在于解析现象的理念（ideological）。
1.新古典主义学派
新古典主义学派（the neoclassical approach ）的理论基础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作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主流经济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一种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探讨在自由市场经济的理想竞争状态下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虽说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新古典主义学派注重经济行为的空间特征（或者称为空间经济行为），引入了空间变量（克服空间距离的交通成本）， 从最低成本区位（the least—costlocation）的角度， 探讨在自由市场经济的理想竞争状态下的区位均衡（locational equilibrium）过程，来解析城市空间结构的内在机制。
在60年代，新古典主义学派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城市土地使用的空间模式（如Alonso，1964年；Mill，1967年；Muth，1969年）。 其中，Alonso（1964年）的研究最有影响，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解析了区位、地租和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 与其它新古典主义学派的研究一样，Alonso的研究是针对理想状态（如经济理性、完全竞争和最优决策）下的选址行为。Alonso指出，由于不同的预算约束，各个土地使用者对于同一区位的经济评估（单位面积土地的投入和产出）是不一致的。并且，随着与城市中心的距离递增（意味着区位可达性的递减），各种土地使用者的效益递减速率（边际效益的变化）也是不相同的。基于这样的假设，Alonso提出的核心概念是不同土地使用者的竞租曲线（bid —rent curves）， 表示土地成本和区位成本（克服空间距离的交通成本）之间的权衡，类似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无差别曲线（indifferencecurves）。不同的曲线表示不同的土地使用，曲线上的任何一点表示一种选址可能性。同一曲线上任何一种选择方案的经济效益（土地成本和区位成本之和）都是相同的。于是，城市土地使用的空间分布模式就可以用一组地租竞价曲线来加以表示（见图7）。
图6 城市空间结构的理想模式
资料来源：Murdie（1969年），pp.71。
Alonso（1960年）运用地租竞价曲线来解析城市内部居住分布的空间分异模式。根据经济收入作为预算约束条件，在任何区位，低收入家庭的土地需求总是少于高收入家庭。由于低收入家庭享用的土地较少，区位成本（通勤费用）的变化比土地成本（地租）的变化相对更为重要，这就导致了低收入家庭的地租竟价曲线比较陡直。相反，由于高收入家庭享用的土地较多，土地成本的变化比区位成本的变化相对更为重要，因而地租竞价曲线就比较平缓。于是，城市内部居住分布的空间分异模式就表现为高收入家庭居住在城市边缘和低收入家庭居住在城市中心。
在工业区位方面，新古典主义学派的研究主要考虑在不同区位的企业运输成本。随着微观经济学理论（mircroeconomics）的引入， 对于企业的最佳区位的考虑不仅涉及到其它成本要素，而且包括收益要素，形成了由总成本曲面和总收益曲面构成的利润空间界面（the spatialmargin to profitability）（Smith，1966年和1971年）。利润空间界面表示企业可以赢利的空间区域范围，而不只是最大利润的某一区位（见图8）。
图7 城市土地使用的空间分布模式
资料来源：Knox（1982年），pp.114
图8 利润空间界面
资料来源：Lever（1987年），pp.30.
在70年代，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区位理论还被广泛地应用于公共设施（如学校和医院）选址的优化分析（Shannon等，1975年； McAllister，1976年）。最大利润（profit maximization ）的选址原则被最大福利（welfare maximization）的原则所取代，用各个地区到公共设施的距离之和进行衡量，并且根据各个地区的需求指数来确定其距离变量的权重（见Smith，1977年）。
作为一种规范理论，新古典主义学派的研究对象是理想状态下的空间经济行为，但关于理想状态的各种假设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从60年代中期开始，作为对于新古典主义学派的一种改良，但仍然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行为学派（the behavioural appr-oach）试图解析在现实状态（而不是理想状态）下的空间经济行为。在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的经济开始不景气和失业率的普通上升，企业的选址行为对于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成为行为学派的重要研究领域。Keeble（1976年和1980年）运用多变量统计方法，分析了产业分布空间模式的演化与“区位因素”（location factors）之间在统计上的相关关系，试图判断影响企业选址行为的各种区位因素（如地区的居住环境、劳动力状况和政府的区域政策等）及其重要程度，从而检验关于不同时期中企业选址行为的影响因素的各种假说，为政府的区域发展政策提供依据。
作为对新古典主义学派的一种改良，行为学派以实用主义为特征，在理论发展上并无建树（Johnston，1977年）。就解析现象的理念而言，无论是新古典主义学派还是行为学派都受到了结构学派的挑战。
2.结构学派
6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激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日益显著，成为地理学中一些激进思潮的理论基础。所以，结构学派（the structural approach） 又被称作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从70年代中期开始，结构学派在城市和区域的理论研究中颇有建树。正如Massey（1973年）所指出，结构学派对于新古典主义学派及其改良的行为学派的挑战不仅是在方法论上而且是在认识论上，不仅是在理论上而且是在理念上。
结构学派认为，新古典主义学派和行为学派的根本缺陷在于把对城市空间结构的解析建立在个体选址行为而不是社会结构体系的层面上，因为社会结构体系是个体选址行为的根源，资本主义的城市问题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的空间体现（Gray，1975年）。因此，城市研究理论必须把城市发展过程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其核心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中的阶级关系。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资本主义城市的物质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在论证资本主义的城市形态与资本再生产的关系时，Harvey（1973年）分析了各种资本通过投资、建造和使用城市物质环境，获取剩余价值和实现资本积累。因此，城市物质环境的形成过程受到各种资本的影响，以满足资本再生产的要求。
以美国战后的郊区化为例，Checkoway（1980 年）揭示了城市物质环境建设中的资本积累。美国的大建筑公司和大金融机构极力游说，促成了美国城市发展的郊区化模式，成为联邦政府的高速公路和住房建设计划的主要得益者。参与游说的还有其它产业资本，因为郊区化带来对汽车和其它耐用消费品的大规模需求，也为各种其它资本的积累提供了条件（O'Connor，1973年）。不仅如此，城市建设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过度积累造成的经济危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各种剩余资本往往会转入房地产领域，以寻找投资出路（见Ball，1983年）。
关于城市物质环境对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影响，结构学派认为，城市居住空间分异不仅反映了劳动力在生产领域中的地位差异，而且有助于维持这种差异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体系的组成部分的延续，因为公共设施（如教育设施）的空间分布差异对于劳动力的再生产（特别是受教育的程度）具有重要影响（Gray，1976）。
在产业区位研究中，结构学派强调资本主义生产中社会关系的空间构成（the spatiality of social relations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方式及其相应的空间格局导致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 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中社会（劳资）关系的空间构成（Massey和Meegan，1982年；Massey，1984年）。 在经济结构重组的过程中，资本的每一次流动（资本在从一个部类转移到另一部类的同时，往往会从一个地域转移到另一地域）带来新一轮的劳动力地域分工（spa-tial division of labour），这是地域的生产条件 （特别是指地域的劳动力市场）与资本的生产要求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在各个地域形成特定的社会（劳资）关系构成，是城市演化的一个重要的机制。
Forbel等（1980年）认为，70年代以来，劳动力的国际分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原有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发展中国家是作为原料产地，发达国家则从事成品制造。伴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劳资关系发生了变化，行业工会和跨行业工会的影响日益强大，组织起来的现代产业工人越来越威胁到资本追求最大利润。70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后，产业资本开始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以利用农业生产中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妇女）。更为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会力量相当薄弱，使资本能够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于是，在新一轮的劳动力的国际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中，发达国家仍然掌握着管理／控制和研究／开发的功能，而发展中国家则越来越成为跨国公司的生产／装配基地，其产品市场是全球性的，相当一部分将会返销到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地区（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的出现就是这一轮劳动力的国际分工的产物。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形成对照，发达国家出现了结构性失业（指长期失业的现象）。失业率的上升严重地打击了曾经是气势雄壮的产业工人大军，资本重新占据了劳资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空间表现，城市的物质和社会空间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内城衰退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
结构学派的一些早期研究过于片面化，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的其它范畴中的社会过程对于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从80年代开始，随着结构学派的继续发展，在理论上出现了许多新的观点，同时又不否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对于解析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性。除此之外，认识到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过程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的具体作用，结构学派不再只是局限于抽象的理论，而是越来越注重对于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的实证研究。
五、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框架
社会过程是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内在机制，社会关系则是导致社会过程的根本动因。因此，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必须建立在社会关系的构成范畴和社会过程的空间属性的理论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科和地理学科相结合的方法。
根据传统理论， 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构成表现为经济基础（economic base）和上层建筑（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superstructure）之间的关系。正是建立在这种传统理论的基础上， 结构学派在解析城市空间结构时，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社会过程的作用，忽视了其它范畴中的社会过程。
作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理论的重要发展，Urry（1981年）提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表现在经济（economy）、政府（state）和社会（civil society）三个范畴。 相对于经济范畴中的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劳资）关系而言，在社会范畴中存在着多元化的社会关系，包括建立在性别、年龄、宗教、种族和地域等基础上的各种社会群体（如女权运动、老龄协会、宗教团体、有色人种的民权组织和地域发展联盟）。与经济范畴中的阶级对立关系不同，社会范畴中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因此，社会范畴中的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并不附属于经济范畴中的阶级关系。即使在经济范畴中，资本主义后期的社会关系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如中产阶级的兴起），已经不是传统的阶级关系理论所能解释的（见Wright，1980年）。Dunleavy（1980年）认为，战后的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使城市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表现为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中公有部类和私有部类的分化，如在生产领域中公有部类的工会和私有部类的工会之间、在消费领域中人公房租户和私房业主之间的利益冲突，成为城市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
城市空间结构研究还必须建立在对于社会过程的空间属性的认识基础上。空间相对论（the relativist perspective on space）认为，空间并不是具有实质的物体，只是作为自然实体和社会实体之间的（空间）关系而存在。根据社会科学的现实主义哲学（the realist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社会实体（即社会群体及其关系）具有导致社会过程的内在因果机制，由于社会实体总是存在于时空之中，其因果机制在具体过程中是否以及如何得以实现，取决于社会实体之间的时空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实体之间的空间关系是影响社会过程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
Sayer（1984年）指出，社会科学包括抽象研究（abstruct research）和具体研究（concrete research）。抽象的理论研究是讨论社会实体所必然具有的内在因果机制。由于社会实体的因果机制是否得以实现的外部条件具有偶然性，这就需要具体的实证研究来讨论社会实体的因果机制在特定外部条件下的作用。在自然科学中，研究对象往往可以在受到控制的模拟条件下进行观察；在社会科学中，研究对象总是处在一个充满偶然性的开放系统中。
建立在空间相对论和现实主义哲学的基础上，Duncan（1989年）提出的地域化概念（concept of locality ）包括社会过程的空间属性的两个层面。在第一层面上，宏观的社会过程（如世界经济格局重组和国家经济发展政策）总要落实到特定的地域，因而受到各个地域已经存在的特定社会关系构成和正作用于这些地域的其它社会过程的影响，于是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比如，世界经济格局重组对于不同产业结构的地域会有不同的作用，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受到地方政府的不同实施方式而产生不同的结果。在第二层面上，社会过程的发生具有地域内部的因果机制，这就是说，地域内部的特定社会关系构成引发了社会过程，而不仅仅是影响到宏观社会过程在本地域的作用。比如，各个地方政府会根据地域内部的利益构成，采取不同的地方发展政策。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重组，城市和区域的演化进入了一个活跃时期。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城市和区域演化的因果关系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必须包括发生在不同范畴中和作用在不同层面上的各种社会过程。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和政治范畴中的社会关系构成及其演化趋势，避免局限于经济范畴而忽视了其它范畴中社会过程的作用，或者用经济范畴中的社会关系来涵盖其它范畴中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过程的空间属性，既要考虑地域内部发生的社会过程，又要注重宏观层面上的社会过程对地域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后者的影响会越来越显著。正是这些不同范畴中和不同层面上的社会过程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内在机制。
六、西方大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示例
作为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示例，本文拟对西方大城市的空间结构演变进行简要讨论。80年代以来，西方大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三个主要特征是城市中心的全面复兴，内城的局部更新和郊区的继续发展。
从50年代开始的“郊区化”导致相当数量的人口和产业离开城市中心地区，70年代的数次经济衰退更加剧了城市中心的萧条。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从以制造业为主导到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post—industrialization）转型过程，城市的商务、 零售、娱乐和休闲功能日益显突，中心地区的独特建筑环境、传统历史文脉和浓郁文化氛围成为地区发展的潜力所在。为了使这些发展潜力得以实现，政府部门必须创造良好的环境，吸引私人部门的投资。
从80年代开始，城市中心地区成为西方大城市复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改善基础设施、修复历史建筑、整治荒废土地和美化环境面貌。 政府的这些措施带来积极的“外部效应”（externality），有效地减低了私人部门的投资风险和开发成本，使城市中心重新成为各种资本（包括跨国资本）的重要投资场所。
作为“后工业化”的宏观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级公共部门（包括地方和中央政府）和各种私人部门（包括本国和跨国资本）之间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结果，城市中心地区重获生机，展现出集商务、零售、文化、娱乐和休闲活动为一体的“后工业”城市景观（post—industrial urban landscape）。特别是城市中心的商业步行街区和滨水地带，往往被作为城市复兴的成功标志。
城市中心地区的一些历史街区经过整修和更新，成为受到“新生代”中产阶级所青睐的高尚往宅区。这些历史街区的“中产阶级化”（g-en trification）使城市中心的社会—经济构成（socio—economic s-truc ture）发生变化， 是西方大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重组的一个重要特征。伴随着西方经济结构的后工业化，出现了“新生代”中产阶段（被称为new service calss）（见Thrift，1989年）。 作为一种新的文化价值取向，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偏爱城市中心地区具有历史文脉的建筑环境和文化氛围，历史街区的更新正是迎合了这些“雅皮士”（yup-py）的生活方式和居住偏好（Healey等，1992年）。所以，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是与宏观层面上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重组相关联的。
内城（inner city）是西方大城市中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最为集中的地区。80年代以后，尽管各级政府投入不少资金，但相对于内城问题而言，只是杯水车薪。由于内城并不具备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城市中心所特有的发展潜力，对于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的私人部门投资缺乏吸引力，政府的各种措施也就显得势单力薄了。当然，这并非认为内城地区是一事无成。内城的主要变化是物质更新（physical renewal）而不是经济复兴（economic regeneration）。即便如此， 内城的物质更新也只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因为有限的公共投资只能是用于局部地区的环境整治和住宅改造。
在被资本所遗弃的情况下，内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公共投资。围绕公共资源配置的社会冲突成为内城更新的主要机制，表现在两个空间层面上，各个城市和各个社区之间相互竞争，为本地域争取更多的公共投资。公共资源配置具有地域特征，政府的公共投资计划通常是根据地域来界定的，如以城市为单位的财政开支预算和以社区为单位的公共设施配置（Cox，1979年）。并且， 公共资源配置往往带来“零和”（zore—sum）的结果，一个地域的“获得”是以另一个地域的 “失去”为代价的。对于公共资源配置的理解不仅是“哪个社会群体得到（或失去）了什么”，而且是“哪个地域得到（或失去）了什么”。因此，在围绕公共资源配置的社会冲突中，各种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是建立在地域（无论是城市还是社区）的基础上，被称作地域联盟（territorial c-oa lition）（见Pickvance，1985年）。成功的地域联盟能够广泛地动员地域内的不同社会群体，对政府施加各种压力（如游说、集会、请愿和舆论等）（Cox和Johnston，1982年）， 为本地域争取到更多的公共投资，内城中获得更新的地区往往就是如此。
与城市中心复兴和内城更新相比，郊区发展的内在机制比较单纯。尽管大规模郊区化的时代已经过去，西方大城市的郊区发展仍然持续着，“带有花园的独立式住宅”已经成为广大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居住偏好，只是“雅皮士”们反其道而行之，钟情于城市中心的历史街区。因此，西方大城市的郊区发展始终是各种资本的重要投资领域，也仍然被作为城市物质环境建设中资本积累的典型例子。与城市中心地区的复兴相比，郊区发展是由市场机制所驱导的过程，而不是政府干预所促成的。
西方大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内在机制表明了不同范畴中和不同层面上的各种社会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就范畴而言，包括经济范畴中的各类资本（产业、金融和土地资本）、国家范畴中的各级政府（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范畴中的各种社群（特别是地域发展联盟）；就层面而言，包括全球层面上的经济格局重组和跨国资本流动、国家和城市层面上的政府干预（特别是城市复兴计划）、以及社区层面上的社会冲突。
城市的未来取决于各种社会过程的发展趋势：①在经济范畴中，伴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重组，跨国公司的主导作用更为突出，资本的流动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全球层面上；②在国家范畴中，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共干预作用正在减弱，国际性和区域性的经济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日益显著；③在社会范畴中，各个地域和社群只有结成更为广泛的发展联盟，才能在资本流动和公共投资中把握住各自的机遇。
七、结语
城市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是空间形态和社会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发展过程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方法研究上从城市空间的物质属性到城市空间的社会属性；在理论研究上从个体选址行为到社会结构体系。在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析方法取得不断进展的同时，城市空间结构的解析理解论始是这个研究领域的核心所在。可以认为：新古典主义学派是关于个体选址行为的理论，而结构主义学派则是关于社会结构体系的理论；对于个体选址行为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对于社会结构体系的认识基础上。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重组，城市和区域演化进入了一个活跃时期，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城市和区域演化的内在机制变得更为错综复杂。为此，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必须包括发生在不同范畴（资本、政府和社群）中和作用在不同层面（城市、国家和世界）上的各种社会过程。本文对于西方大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示例性讨论证实了这一研究框架的必要性。
我国的改革开放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城市发展也不例外。随着我国经济体系的进一步开放，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于我国城市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另一方面，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中，我国的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使城市开发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城市物质环境成为各种资本的重要投资领域；第三，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城市发展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因此，我国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正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机制和新特征，将会成为城市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旨在推动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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