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阶层博弈论视角探讨泰国普密蓬末期的政治转型困局
杨 帆
摘要： 从政治社会学特别是阶层博弈论的视角分析了普密蓬时期泰国政治转型“迟滞动荡性”“相对稳定性”的两大特征，以及两阶段各阶层博弈格局对比及其演变过程，认为“王党派”和“他信派”两极对峙的形成与泰王的精神统合作用是造成这种政治转型困局的关键因素。其形成与作用机制是泰国贫富差距过大及地区发展过于不平衡造成的社会阶层分化和对立，以及泰国的政治传统缺乏妥协的精神及其派生的有序监督制衡机制。
关键词： 泰国；普密蓬体制；阶层博弈；阶层断裂；两极结构
泰国的政治现代化转型在1932年宪政革命之前总体上平稳顺利，世所罕见地未出现大规模暴力流血就建立起了君主立宪政体；然而1932年以后，乃至到普密蓬国王执政的后期，泰国的政治发展则长期陷入迟滞和反复的军事政变中，付出高昂代价仍未能建成成熟民主政体，这与先前形成鲜明反差。本文试图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通过分析社会阶层互动解释普密蓬末期这种“滞而不崩”的现象，认为“两极结构”的产生及泰王的精神统合作用，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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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密蓬时期泰国政治转型的两大特征
自拉玛四世国王（1868年10月1日—1910年10月23日在位）启动政治现代化改革以来，直至1932年宪政革命，泰国均未发生其他国家政治现代化变革中所普遍出现的大规模流血冲突，以较低的代价完成了君主立宪政治框架的建构；然而1932年以后，尤其是2006年他信政权被军事政变推翻后，泰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陷入阻滞，民主化进程不断被军人干政和军事政变打破，这与1932年以前民主化的顺利进展形成鲜明对比。泰国的政治转型开始陷入“民主政体——军事政变——军政府”轮替的困局中。1992年民主运动及他信民选政权上台后，泰国政治转型曾一度似乎将步入正轨，但2006年他信政权倒台及之后一系列社会动荡的发生，使这种乐观随即化为泡影。
表一
为方便研究，本文以5年为时间单位，根据相关资料整理出“泰国1932年（含）后军事政变发生频率表”。从图表可以看出：自1932年宪政革命发生的头5年里，泰国发生军事政变3次，而在随后的1937至1946年，10年里未发生政变，迎来第一个长波稳定期，因为军方当局在镇压保皇派后取得了政治上的绝对优势。1947至1966年属于第一个间歇动荡期，其中1947至1951年爆发了5次政变，为政变最密集的时段，1957至1961年爆发了2次政变，1952至1956年，1962至1966年则未爆发政变。1967至1991年是一个长波动荡期，峰值在1977到1981年，军事政变达到3次。1992至2001年，泰国迎来第二个长波稳定期，而这次的长期稳定是在民选文官政府的治理下实现的，这也是为什么当时会有学者对泰国政治发展乐观的缘故。2002到2016年这个时间段，属于第二个间歇动荡期，分别在2006年和2014年发生军方推翻他信派民选政府的政变，在此期间还爆发了“红衫军”与“黄衫军”的大规模街头对峙和流血冲突。
因此，1932年以后的泰国政局特征，可概括为两点：一为“迟滞动荡性”；二为“相对稳定性”，即民主化和军人干政的反复冲击，并未导致“普密蓬体制”的崩溃；这两者同时存在的特征看似相互矛盾，构成了普密蓬体制的内在张力。本文认为，普密蓬末期即第二个间歇动荡期的泰国政治转型困局，应当深入探究：一是因为其打破了第二个长波稳定期文官政治的有序演进，成为1932年以后泰国政局的典型；二是其在时间上距离当前最近，势必严重影响泰国政局的未来走向。本文将通过系统研究普密蓬末期社会阶层博弈的变化，探析泰国政局在普密蓬末期为何会呈现上述两种特征的深层原因。
在展开分析之前，有必要对一些基本概念加以界定。
三是普密蓬体制：普密蓬时期泰国逐渐形成的同时具有迟滞动荡性和相对稳定性的，具有较强内在张力的政治体制；普密蓬国王逝世后，这种体制依然延续至今，或将持续较长时间。
一是却克里改革时期：专指拉玛四世亲政至1932年人民党（Khana Ratsadon）实现宪政革命目标（1851-1932年），此为泰国政治现代化的第一阶段。
二是普密蓬时期：1932宪政革命后，仅有拉玛九世国王普密蓬·阿杜德（Bhumibol Adulyadej）统治时间最长；拉玛七世在1934年被迫退位，而1941年拉玛八世加冕，1946年即受枪杀离奇逝世，同年其弟普密蓬即位，是为拉玛九世。因此，“普密蓬时期”专指拉玛九世国王在位时期（1946-2016年），这段时期是泰国现代政治最具代表性的时期，也是泰国政治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其中，1997年泰国经济危机爆发至2016年普密蓬国王去世这段时期，可称为“普密蓬末期”。
实现阅读贴近生活。首先，教师要做的就是鼓励学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文章，让他们感受到阅读是一种享受，而不是学习任务，促使阅读成为学生自主学习的需要；其次，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把高中生的目光从课本里拉出来，适当引领到更加贴近生活的方面。虽然高中阶段的学生时间紧迫，忙着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高考，但如果学生的阅读量不够，理解能力不足，语文学习中阅读和作文的提高就会很困难。教师可以多向学生推荐一些贴近生活且短小精悍的文章，让学生在学习感到疲惫时能够在阅读中得到熏陶；再次，教师和学生一起阅读共同进步，营造“美文共赏，疑相与析”的融洽阅读氛围，促使读书成为学生自主坚持的好习惯。
四是王党派：王室和保守势力的支持力量，其构成在泰国政治现代化改革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逐步发生了变化，到普密蓬体制成熟时，该势力主要是“王权—军权—城市中产”构成的政治同盟。
闽北古民居建筑因为地处山区为省土石方数，常用垂直等高线办法布局，建筑依山就势，进进升高，山墙和屋面层层叠落。一栋房屋有时高差3-5米。不论建筑开间，进深如何变化，最后一进总是两层楼房，五夫镇的朱熹老宅就是典型的闽北民居布局，楼下会客，楼上可以读书，休息，分区明确，空间利用合理。厨房，饭厅设在宅居的最后头，有条件的家庭通常在此设内庭院作为活动空间，闽北的家庭大多数是三口之家或五口之家的成员结构，在长期的宗制社会里，家庭生活一般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所以房屋自然倾向于独家式。
五是他信派：普密蓬末期涌现出的新兴政治力量，主要由新兴资产阶级和支持他们的底层民众构成，与王党派形成政治对垒，这支力量均奉泰国前总理他信为精神领袖。
按照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经典社会变革理论，随着经济发展造成中产阶层人口比例的大幅增加，及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他们的政治参与积极性自然会提高，且因他们自身的保守性特征，最适合团结达成政治诉求，稳步推进民主化进程。泰国的现实却是中产阶级确实已经崛起，且掌握相当的社会资源，尤其是拥有大量资本的新兴资产阶级；他们确实也积极投身参与政治，社会影响远超却克里时期的中产阶级。然而，李普塞特根据过往经验总结出的中产阶级稳步推动社会民主化变革的事情却并未在泰国发生。其原因何在？
二、两阶段阶层博弈格局对比及其演变过程
泰国社会阶层垂直分化严重，这种境况至今未变，主要原因在于其传统文化固有的等级观念及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社会垂直分化在泰国非常突出，以致该国几乎所有影响社会转型的政治势力皆出于不同的阶层，而不是出于族群、宗教、政党等横向的社会区分，换句话说泰国政治博弈的本质实际上就是阶层博弈。
为检验长大纵坡试验段沥青路面铺筑质量，本文根据《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JTG E60—2008），分别采用渗水系数仪、3m直尺和钻芯取样的方法，对施工完成后长大纵坡试验段的渗水系数、平整度以及压实度指标进行检测。另一方面，由于长大纵坡沥青路面极易出现车辙病害，因此，本文还对施工完成3年后试验段行车道上的车辙深度进行检测，施工完成时路面检测结果如表4所示，施工完成3年后试验段车辙深度检测结果如表5所示。
1932年宪政革命之前，泰国王室出于应对西方列强入侵的需要，启动了一系列改革，其主要措施有：发展新式平民教育、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建立新式官僚机构及设立新式军队。这些改革直接促生了具有反对王权专制特点的新官僚精英阶层，其上层主要由掌握军权的旧官僚构成，而中下层则主要是青年军官、低级官吏和知识分子。这些在王室启动的改革中产生的新精英因其对旧体制的不满，逐渐取代西方压力，成为后续改革的施压者。此时泰国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尚未觉醒，因此1932年以前的却克里改革，几乎完全是新旧精英之间的博弈。
事实上，普密蓬末期和却克里时期相比，最明显的特征是中产阶层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且产生“两极分化”，即新兴资本集团和城市中产阶层这两支新兴中产阶级势力，并未结合而建立一个新而独立统一的中产阶级政治联盟，而是分别投靠“他信派”和“王党派”，进而成为这两股主要政治力量的代理人，直接参与泰国政治长达20余年。显然，中产阶级的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相比却克里时期亦更加积极参与政治，甚至可以参与权力中心，但却是作为其他社会政治势力的附庸而存在。当然，即使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中产阶级也可分属不同的政治团体，但并不像在泰国那样，中产阶级分裂而归入两大阵营，且形成对峙局面。
删除训练集中已有的样本时，采用减量式(或“遗忘”)算法。当样本xc在集合R中，如果它对SVR的解无作用，将其从训练集中移除时影响不大，且不需要调整。另一方面，若xc有一个非零系数，则将这个非零系数的值逐渐减少为0，同时确保训练集中的其它样本依然满足KKT条件。
（一）与却克里改革时期相比，至普密蓬末期，泰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变
主要体现为三方面：一是“王权—军权”合流形成新的上层；二是新兴中产阶层崛起并产生分裂；三是底层民众的政治觉醒。具体分析如下：
本研究共收集到不同产地的蜘蛛抱蛋属植物19种104个样品(表1)，植物新鲜叶片经变色硅胶迅速干燥后常温密封保存。样品由贵阳中医学院何顺志教授鉴定。其中17种引种栽培于贵阳中医学院，凭证标本存放于贵阳中医学院标本室。
首先，实现了君主立宪制后，军队一度完全控制泰国政局，王室则被边缘化，形成一个军方强君主弱的局面，此种状况在銮披汶（Pibul Songkhram）和沙立（Sarit Thanarat）统治时期数度达到巅峰。然而，在沙立统治时代，王室的影响开始回潮，普密蓬国王成功地利用两个重大事件来提高王室的权威，即1973年10月和1992年5月的民主运动。在全国局势濒临失控的情况下，普密蓬国王不失时宜地站在学生和市民一方，促使当时的军方领导人下台。正因如此，军方看到普密蓬国王不可小觑的政治影响力，以及逐步崛起的新兴中产政治力量对既有格局足以构成的致命冲击；若要实现长期稳定统治，必须拉拢王室，以形成新的政治平衡。于是，在20世纪70-90年代，泰国的军方逐步与王室一起，形成一个较为稳固的政治共同体，即普密蓬末期新的上层阶级。在这种结构中，宪法和法律承认国王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国王则为军方的决策背书，尤其是后者以政变形式推翻民选政府时。
其次，20世纪70年代伊始，泰国采用了自由放任型（Laissez Faire）经济发展策略，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快速成长，形成了有利中产阶级成长的环境；至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末，中产阶级开始深深介入政治。其中两支新兴中产阶级尤为重要：城市中产阶级与新兴资产阶级。前者以“黄衫军”为代表，他们是却克里改革时期中下新兴阶层的延续和扩张；后者以他信家族为代表，属于这时期中产阶级的中上层（区别于第一阶段作为中上层的军方），这是一支全新的力量，在却克里改革时期并不存在，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新兴资产阶级对参与政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于城市中产阶级，因为他们企图依靠强大的经济地位推动政治地位的提高。
再次，在却克里时期，由于传统观念及诸多因素限制，底层民众实际未参与政治变革的过程；然而，到普密蓬末期，由于经济及教育的发展，底层民众开始政治觉醒，从远离政治变为积极参与，尤其表现为积极支持他信所代表的新兴资本集团。具体而言，在新兴资本集团力量崛起后，因其在泰国社会缺乏稳固的根基，人口基数庞大的底层社会成了他们天然结盟的对象。草根阶层成为新兴资本集团的票仓，后者经常用金钱作为诱饵，通过贿赂来赢得他们的支持。精英阶层再也无法忽视普通民众的存在而私自妥协，只能争相拉拢民心。民众开始成为王党势力和新兴资本势力的共同拉拢对象，但因新兴资本势力给他们让利的幅度更大，他们遂通过选票支持后者，从而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而总体来看，到普密蓬时代，泰国分化重组了的社会势力开始形成两大政治联盟，即泛他信派的新兴资本势力-草根阶层同盟（或称“他信派”），以及泛王党派的王室-军人-地方豪强-城市中产同盟（或称“王党派”）。这两大势均力敌的政治势力如果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将成为两党有序博弈的基础，但在泰国，它们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一是双方力量的对决并不采用制度化的手段，而是诉诸街头政治、流血冲突和军事镇压；二是城市中产阶级并未像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普遍政治经验那样，成为推动社会温和民主化变革的中坚力量，反倒为了利益自保，站在了王党势力的一边。
这四个阶层均分别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源：国王与军方是传统的权威；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誉，能赢得多数泰国人的拥护，且积累了大量财富；军方控制了暴力机器，且拥有相当的财富与人脉资源。城市中产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且掌握相当数目的社会财富，后者还掌握较多的选票资源。底层民众虽无太多社会资源，但由于人数众多，因而得以在民主制度下控制选举票仓。
（二）相比早期的博弈格局，泰国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情况出现了变化
上述新的权力分布格局，相比早期的博弈格局，泰国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情况出现了以下变化：
从上层阶级来看：王室的权威在韦伯意义的“法理”方面有所削弱，但其财富、社会威望、人脉资源等各方面“软实力”不减反增。当然这是在普密蓬国王执政稳固后形成的格局，而其形成过程却经历了诸多曲折：王室的权威曾一度因军人集团的崛起而衰落。1932年革命后，军方势力开始介入国家权力中心，并长期实质掌握国家政权，这曾导致王室权威一度衰落，成为军人集团的附庸。后来军方出于稳固政权需要，恢复部分国王权威，而普密蓬国王则趁机利用军方和他信派之间的矛盾冲突，数次调解政治危机，且设立国王基金救助穷人，这些都恢复并强化了国王至高无上的威信。
从中上及中间阶级来看，出现以下重大变化：首先，军人集团已倒向王室势力，并与之紧紧捆绑；军方开始长期掌握国家实权，并与其他政治势力保持相对独立。为了巩固自身地位，其立场开始坚定地支持王室，但又允许有限民主在不威胁自身及王室的前提下存在。这些原先作为新锐精英的势力，由于保守力量内部利益重新分配，已经放弃原初的激进变革立场，被整合进守旧力量。
其次，一批新派势力随着城镇化及经济、教育的发展而崛起，其中一派是以“黄衫军”为代表的城市中产阶级，另一派则是以他信为代表的的新兴资产阶级。与此同时，随着民主化和地方自治的推进，开始出现掌握较多社会资源的地方豪强势力，其社会基础是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荫庇制人脉关系。新兴资本集团由于缺乏传统社会资源，便与下层民众势力结合，通过选票政治及给下层民众让利的方式，周期性地夺取政权。但他信派的这种左翼政策，一方面加重了城市中产阶级的税负，另一方面严重冲击了地方豪强在底层民众中的荫庇政治网络。城市中产阶级和地方豪强势力因为新兴资产阶级与民众的崛起而利益受损，于是他们与“王室-军人”同盟一并结成反他信派的利益共同体。
从草根阶级来看：经济及教育的发展及各派政治势力在农村的组织动员，使得底层民众开始政治觉醒，他们再也不像转型早期那样不关心政治，而是变得活跃起来；精英阶层再也无法忽视普通民众的存在而私自妥协，只能争相拉拢民心。民众开始成为王党势力和新兴资本势力的共同拉拢对象，但因新兴资本势力给他们让利的幅度更大，他们遂通过选票支持后者，从而形成“新兴资本势力-草根阶层”利益共同体，与“王室-军人-地方豪强-城市中产”利益共同体相抗衡。
PTA量表评定的程序大致如下。①确定对评价起重要作用的要素。②为每一个要素建立评价量表，用描述性的语言准确详细地阐述每一个表现水平。③使用量表来评价学生的表现，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改和调整。
从以上变化可以看出，1932年以后从王室到底层民众，泰国的各个社会阶层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旧的势力分化重组，新的势力又横空出世，原本无影响力的阶层开始变得举足轻重，这些变化都使得泰国的政治博弈变得更加复杂。
综上，在普密蓬体制末期，泰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主要出现的是以下四个阶层的博弈：一是上层：王室及军方，共同掌握绝大多数社会资源，在相当大程度上对泰国仍形成垄断性控制，其中王室主要掌握传统信仰和道义资源，军方主要掌握暴力垄断权力。二是中上层：新兴资产阶级，掌握较多经济资源，并借以获取草根选票支持而获得较多政治资源，对上层的政治垄断构成事实上的威胁。三是中下层：城市中产阶级，以城市白领与专业人士为主，掌握较多知识资源和一定经济资源。四是下层：北部农村及城市贫民。
三、两极结构的形成与泰王的精神统合作用
六是两极结构：在王党派和他信派的政治对峙中，泰国的中产阶层被撕裂，并未起到缓冲上下层矛盾的作用，反而归入这两个派别，加剧了阶级对立，形成“中间弱，两端强”的对峙格局。
却克里改革中的泰国社会阶层，主要由四部分构成：一是上层：王室与旧官僚阶层；二是中上层：从旧官僚阶层中分化出来的、掌握军权的新精英上层；三是中下层：从草根中崛起、具有知识和一定经济实力的新精英中下层；四是下层：政治参与意识尚未觉醒的普通民众。其中中上层与中层在当时都是新兴政治力量，而下层尚未进入政治博弈领域。
这种“他信派”和“王党派”阵营对峙的“泰国特色”政治局面，撕裂了中产阶层，将其不同的两支分别归入以“王权-军权”为一方而以“草根-新兴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两大政治派别中，从而形成这样一种阶层断裂的局面：“王党派”和“他信派”出现两极对峙，不同政治势力不得不“选边站”，而中立政治力量则在政治场域中陷入失语。这种困局恰似冷战中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僵局，遂可将其命名为“两极结构”。
“两极结构”的存在，恰好就是普密蓬末期泰国政治的“迟滞动荡性”的缘故。“两极结构”根植于泰国经济文化结构的深处，具有相当的社会根基，难以打破。其形成与作用机制如下：
首先，泰国长期重效率轻公平的经济政策引起的贫富差距过大，及地区发展过于不平衡造成的社会阶层分化和对立，形成势均力敌、难以达成政治共识的两大政治板块，而两者在泰国现有的政治框架中，都分别具备较稳固的合法性来源：“王党派”的合法性来源是传统与军队，“他信派”的合法性来源则是民主话语及选票。当人们被划分在长期对抗的不同团体中时，其各自对其团体的归宿感和认同感都会不断加强；而普密蓬末期政治框架的“双合法性”来源，及其对应的两大政治板块的碰撞，正好强化了这种阶层认同的固化，并使中产阶层的撕裂难以弥合。
其次，泰国的政治传统，正如许多亚洲国家一样，缺乏妥协的精神及其派生的有序监督制衡机制，任何一方上台都倾向将对方赶尽杀绝，毫无对话余地；这种缺乏妥协精神的政治文化，正是在长期的专制统治中逐步形成的。这就导致任何一派在掌权后，即便建立起制衡监督机制，也只能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监督，无法形成有效的横向监督机制。而泰国的荫庇制恰巧强化了这一点：横向监督本应基于权利义务对等的关系，才能达到相互制衡的目的；如今泰国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横向关系是敌对关系，而非竞争关系，这容易导致不同政治集团间的分歧加剧而合作意愿弱化；同一政治集团内的纵向关系也不是对等关系，而是庇护-效忠模式，这反过来强化了每个政治板块的内部一致性。
那么，普密蓬末期的社会动荡，为何仅造成泰国政治现代化的迟滞，却未导致制度崩溃？这种“相对稳定性”之成因可作如下解释：
高中语文课堂的提问内容多种多样，教师应将提问内容与语文教学目标紧密结合，注重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重视学生的思考过程，从而强化学生的情感态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于文学类文本的课堂提问而言，教师应抓住诗歌内容中具有欣赏性的高品位语言进行提问，从而引发学生与作者之间的情感共鸣。教师可以采取比较提问的方式，让学生感受文中的语言使用方法；通过读问结合的方式，引领学生领略文中的意境，体会作者情感。
首先，传统文化的力量，在普密蓬末期依然具备强大的社会基础。泰王室长期被泰国民众奉为神明，国王和王室成员的画像不仅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且普遍被民众供奉在家中，视若神明。这种王室崇拜与泰国特有的佛教文化及“荫庇制”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心态：一方面泰王被视为泰国佛教的首席“护法”，另一方面泰王又处于“荫庇”链条的顶端。这足以使国王和王室在笃信佛教，又期待寻找终极安全感的泰国民众中，形成强烈的认同感；这从普密蓬国王生病住院后，民众万人空巷为其祈福，以及拉玛十世新国王虽然先前名声欠佳，而民众却迅速接受等一系列事件中可见一斑。
在素食文化节期间，寺院还会举行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的文艺演出，给大家表演佛乐、禅舞，唱传统歌曲……寺院的师父也说，现在的开释不再像过去一样照本宣科，也要与当下的社会生活有机结合，让信众能够更好地去享受生活，寺院也要积极倡导信众用道德来约束自己。
除了在精神层面继续保持强大影响力，泰王室在经济层面也注重向民众适当让利。普密蓬国王提出并倡导“适度经济”思想，在此基础上创设了4000余个帮助发展国民经济“皇家发展项目”，在泰北山区推广罂粟替代种植，动用王室经费兴修水利、建电站，在王宫内聘请专家试验良种，设立水稻、奶牛场、淡水鱼良种培育和研究中心。在位期间，普密蓬国王遍访泰国各地，尤其是贫困地区，巡视王室利民项目的实施情况。这些具体措施，都能在传统文化保持影响力的前提下，进一步起到笼络民心的作用。
而对于包括军方在内的泰国多数精英，尤其是那些非“王党派”的精英派系，虽然主观上并不一定会像民众那样对王室心存淳朴的敬畏，但鉴于王室在民众心理中的超强影响力，他们至少在表面上必须表现出对王室的恭敬，以免失去民众的支持。
涡流检测:利用电磁感应原理，检测该试件中有无缺陷或评定其技术状态的无损检测方法。涡流检测对象主要是非磁性的导电材料制品(管材、线材和棒材)，既可用于大型设备，也可以用于生产过程的质量检测与监控等，对导电材料表面和近表面缺陷检测灵敏度高。
其次，普密蓬末期的两大政治势力中，“王党派”势力稍居上风，因其掌握军队实权，正因如此，新兴资本势力在通过让利拉拢草根选票支持时，不敢开罪王室和军队，只敢拿城市中产阶级开刀，向他们加大征税，这也是本来应倾向进步的城市中产阶级并不力挺民主化，反而倒向王党势力的真实原因：新兴资本势力主导下的政府出台“亲民”经济政策，使中产阶级经济利益受损，不得已倒向强势、保守的“王党派”势力，宁可牺牲部分自由以确保自身经济利益。“王党派”的相对优势，尤其是军队对王室的坚定支持，正是普密蓬体制并未因政治动荡而崩解的另一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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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帆.论泰国政治现代化初期未发生暴力革命之原因[J].东南亚研究,2014(3).
中图分类号： D73/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CN61-1487-(2019)15-0024-04
作者简介： 杨帆（1986—），男，汉族，江西人，博士，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国家政治发展。
（责任编辑：冯小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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