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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生态农业有很强的外部经济性
农业作为一个古老的生产部门，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外部经济性影响的积极制造者。农业的外部经济性影响，指农业部门在为其生产者带来产出和收益的同时，也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好处。当然，这里并不排除农业部门的发展也会耗费一定的外部成本，从而形成非经济性影响。如定居农业侵入森林和脆弱地区后，会破坏整个生态系统，进而对野生动物造成不利的冲击，以及造成森林植被的减少和降低其蓄水能力，并由此导致土壤侵蚀、洪涝灾害和旱季下游给水短缺等状况，但仍然不可否认对耕地及荒漠的生态性利用无疑会产生一种纯粹的正外部性影响。
生态农业是一个农业生态经济的复合系统，它反映了两种具体的关系：一是农业内部及农业与其它产业之间的关系；二是农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就我国西部地区而言，在这两种关系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应当是农业和环境的关系。目前，这一关系中所反映出来的主要是生态问题。
我国西部生态农业的经济性影响一般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植物多样性与林草覆盖率的增加可以有效控制我国江河上游的泥沙下流量，减少大江、大河中下游河床的泥沙淤积，有利于保持大江、大河的河道畅通，从而避免中下游地区河水泛滥，减少河道疏通的经济成本，对于河道航运业的发展创造了便利的条件。第二，植物覆盖率的提高，也可以有效增加江河上游地区的蓄水能力，对江河水流起到有效调节作用，不至于造成雨季的河水泛滥。在淡雨季，丰富的植被蓄水，也可以避免河道水流枯竭，确保中下游流域有充分的水源供应。第三，森林植被的增加，特别是“三北防护林”工程，既可以防风固沙，又可以在西部地区形成一道天然的生态屏障，有效减缓内陆冷气流向中、东部地区的扩展速度，促成冷热气流的平稳对接，减少大风、雪、雹等灾害性天气的发生。第四，近年来出现的沙尘频发天气，从反面也印证了西部特别是西北农村地区对植被的维护和培养，可以有效预防沙尘向中、东部地区扩散，避免在中、东部地区形成沙尘天气，为中、东部地区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创造优越的环境条件。第五，西部有机生态农业的发展，既可以为西部地区人民提供绿色无公害农业产品，又可以减少化学元素对西部地区土壤结构的破坏，进而避免这些有害物质通过地表水流动对中东部地区造成土壤和水流污染。第六，西部生态农业发展所建立起来的“绿色生态屏障”，最终将有利于改善全国的环境和气候条件，既有利于西部地区，中东部地区也可以从中获益。
此外，我国西部地区生态农业建设同时承担着保护珍稀物种的艰巨任务。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西部地区有种类繁多的国家级珍稀物种。在保护珍稀物种方面，西部农业的外部经济性主要有如下表现：第一，西部农业承担着比较多的珍稀物种保护任务，这就在客观上增加了西部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如在林区的一些开发性农业活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西部农业为此所增加的成本投入，带来的环境效益不仅是西部的，而且为全中国，甚至全人类所共享。第二，在一些保护区的边缘地带，正常的农业活动也经常受到来自保护区的一定的威胁。如保护区的动物流窜至划定的耕作区内，造成对农作物的大面积损毁；或者在保护区的边缘地带，为了防止动物流窜对农作物的毁损，而不得不建立一些人工屏障，甚至动用较大数量的人力建立起必要的预警和守护系统。第三，对保护区的严密控制，也使得传统的采集和狩猎活动遭到限制，来自于保护区的直接净福利与保护任务形成尖锐的矛盾，最终不得不牺牲个人福利而服从于社会利益。第四，在一些生态脆弱地区推行生态移民工程，圈定“无人区”，设立生态自然保护区。如甘肃省向河西走廊的疏勒河上游移民２０多万人；宁夏贺兰山区也全部实现封山禁牧，６００多户牧民和１５万头牲畜全部迁出。可见，西部生态农业在保护珍稀物种方面付出了高额成本，使得中东部和全国地区受益，其经济外部性表现较为突出。
外部经济性损害西部生态农业的产权
外部经济性影响对西部生态农业产权损害，其主要形式之一是使得农业劳动的可期待利益被虚拟化。这一点尤其表现在西部生态农业的环境、生态效应上。最典型的表现反映在退耕还林还草和植树种草等生态工程上。在利益虚拟化的情况下，从表面上看，为某种农业活动所投入的农业劳动会产生直接的经济价值，具有明显的可期待利益，但由于外部经济影响的非偿性，劳动的可期待利益根本无从实现，现实的利益完全被虚拟化。这种利益虚拟化的原因有：第一，“退耕还林还草和植树种草”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因外部影响而失去了市场交易性。比如就“退耕还林”的具体实施来看，可选择经济林和非经济林。经济林的价值在于林木的果实，非经济林的价值在于成材林木本身的价值。在经济林方面，从苗木栽培到成果一般要２～３年时间，因为有比较长的成长期，到了成果期，遇市场变化，其经济价值可能变得很小，甚至丧失。如陕西渭南、咸阳等地农民近年来大面积毁坏梨、桃、苹果等成果林就是一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经济林一般是在平原区的可耕地上套种的，因而可根据市场变化进行淘汰，不会产生消极的生态后果。但引导性的栽种经济林，在遇市场变化时，这种损失显然直接落到了农民身上。同时，因为基于生态原因而培植的经济林，即使不产生经济价值，农民也不能随意砍伐已有的经济林木。这样一来，农民的可期待利益完全落空。在非经济林方面，其经济价值就在于能够为市场提供可采伐的成熟林木，但仍然是基于生态原因，在生态脆弱区，任何采伐行为都是被禁止的。因此，即使成材林木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但由于政策的限制，为交易而进行的采伐也是不可能的。如陕北农民石广银，为治理沙漠栽种了２０多万亩林木，价值评估３０００多万元，但仍然身负巨额债务，靠借钱贷款来植树造林，成材林的经济价值在他看来只是“水中月，镜中花”，根本不能转化成个人实实在在的收入，劳动价值在这里已经完全被虚拟化了。第二，退耕还林还草和植树种草所产生的环境价值完全吸蚀了农业劳动本身的经济价值。造成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不管是退耕还林还草，还是对荒漠化的治理，其初始动机和终级目标都是追求一种生态效益，创造社会所需要的环境价值。因而，个人劳动的经济价值只是一个附带的追求目标，特别是当面临极为恶劣的生态问题时，这时候对自身生存环境的保护将上升到更为突出的核心位置，直接的经济价值追求被完全淡化，基于经济人理性的个人目标发生了换位，被社会目标所取代，因而个人劳动的价值直接被社会成本所吸蚀，转化成对全社会有利的环境价值。另一方面，当个人目标发生换位以后，其所创造的环境价值却从未有一个价值评价系统，也不存在一个对价给付机制。就比如我们根本不知道栽一棵树，能挡住几粒沙，能减弱多大风力，能带来多大湿度一样，社会习惯就是对此从不作任何评价，因而个人劳动的价值就像水被吸进了海绵，劳动的应得利益被社会瓜分了。
同时，基于生态建设的农民“两工”，也扭曲了农业劳动力的真实价格。农民“两工”，具体是指农民承担的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
农民两工，不管是义务工，还是劳动积累工，都被规定为是农民对集体、对社会的一种义务，不能取得正常的劳动报酬，所创造的财富被作为集体积累或者被国家无偿取得。据有关资料，自９０年代初以来，农民“两工”从１９９３年的１６．４个上升１９９８年的１８．２个，个别年份甚至达到２３个以上。根据辽宁省的统计资料，１９９１～１９９９年，辽宁省仅投入水利建设的农民义务工年平均为５００万个工作日，按２０元１日计算，价值１０亿元，相当于辽宁全年各级政府安排的水利投资总额。农民“两工”就其使用范围来说，主要被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兴修水利、道路和生态环境建设工作。就中东部地区而言，农民“两工”的使用，影响的主要是区域内的农业生产环境。但在西部地区，农民“两工”的使用更多的是与全国的生态环境建设有关，如大型水利设施的修建，以及投入植树种草和建设防护林工程等。而这些工程对于改善两河上游的土壤植被、阻挡风沙东进以及调节全国的气候变化无不具有重要意义。因而西部地区农民“两工”的特殊性还在于其影响范围对区外的辐射。另外，较之于中东部地区更为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西部地区农民“两工”的数量也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工作日。因此，西部地区农民“两工”收入，不仅没有被西部农民得到，而且区内也没有得到农民“两工”的全部收入。也就是说，农民“两工”收入的一部分，经由外部性影响传递到了区外，农业劳动力的真实价格也因此被扭曲了。
对生态农业的产权损害，直接导致了西部农民的低收入水平。１９９８年西部地区１０个省（市、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较全国平均水平低１７．６％～５３．０％。据《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９年的统计，全国５９２个国家级贫困县中，７０％左右集中分布在西部地区。
用法律为脆弱的西部生态农业“去病强体”
追根溯源，西部生态问题的主要成因是西部生态农业的外部经济性缺乏相应的公平合理的法律制度，因而基于外部性的农业生态价值不能充分释放或遭到消极限制的结果。所以，解决西部农业的生态问题，核心就在于能够合理解决西部生态农业的正外部性影响。关于外部性解决，经济学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庇古等人的利益调整观点，庇古认为，外部性存在时，可以通过税收或补贴来消除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额，从而依靠政府干预的手段解决外部性。一种是科斯提出的解决思路，即只要交易费用大于零，就可以通过合法权利的初始交底界定以及经济组合形式的选择，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解决外部性问题。
笔者认为解决西部生态农业外部性产权损害问题时，可以根据外部性经济的不同形式，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对经济林建设可以庇古等人的“利益调整论”为理论依据，建立国家补偿法律制度；对生态林可以科斯的“市场交易论”为理论依据，建立国家征购法律制度，即对林地进行征用，对林木实行购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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