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追求统一的民族文化心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文化论文,中国人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人四千年前开始的统一史形成了中国人强烈的追求统一心理
中国人历来具有十分强烈的国家统一的心理和独特的统一观，和许多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人很不一样。因为中国具有悠久的国家统一的历史，这种统一在几千年中不断得到加强。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融合，形成了汉族占绝大多数的中华民族。即使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或成为统治民族，如公元5世纪统一中国北方、建立魏朝的鲜卑族，14世纪和17世纪分别统一全中国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和建立清朝的族，这种将国家统一置于最高地位，视为最高利益的心理，也没有丝毫的改变。任何试图破坏国家统一的言行都被认为是大逆，是最严重的罪行。特别重视和珍惜国家统一的民族文化心理，是中国人巨大精神力量的一个重要源泉，也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
国外有人误以为古代中国的统一始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实际上秦始皇只是开创了中央集权制度，而这种统一于一个中央的情形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已有近两千年之久。正是有着这么长的心理准备和实际趋势，所以才会出现战国七雄都想统一天下的局面和秦终于将它实现的伟业。中国早在四千多年前的黄帝、尧、舜、大禹时期，华夏大地上就存在着一个“中央”，这个“中央”有相当大的权威，这种权威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增大。中华大地上的这种长期存在一个中心的现实，使重视和追求全国统一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突出特点。
司马迁指出：“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原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注：《史记·五帝本纪》。）由此可见，轩辕虽然是诸侯“咸尊”即推举为天子的，但却在战炎帝、伐蚩尤之前就已成为诸侯的领袖，所以“诸侯咸来宾从”，轩辕那时已有了“征师诸侯”的大权。被推为天子后更加名正言顺，凡“天下有不顺者”（应当是那些“相侵伐，暴虐百姓”者）就“征之”。黄帝这时候统辖的地区已经相当广大，东到今山东的海边，西至今甘肃东部，北到今河北北部，南至今湖南一带，“监于万国，万国和”。
帝尧也是一位得到天下“万国”拥戴的仁君，他对百姓的仁爱与民主作风成为后世君主的楷模。《五帝本纪》说：“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可见帝尧确是一位很有领导才干的领袖，他首先是团结好一些大的部落联盟领袖（九族），使他们互相团结，不“相征伐”，然后通过他们昭告天下百姓，从而使普天下众多的部落、部族（万国）都能“合和”。《史记》对帝尧禅让的记载，后人特别是近人在反对封建独裁时往往强调它的民主性而忽略了它包含着的其他文化内涵。当帝尧为嗣君之事征求群臣意见时，有人建议尧子丹朱。尧曰：“吁！顽凶，不用。”有人认为共工可用，尧又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他能说会道，用心不良；表面恭敬，罪恶滔天），不用。”尧又问道：“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大家都说鲧能将洪水治好。但是尧曰：“鲧负命毁族（性格乖戾，违负教命，毁败善类），不可。”后来有人建议不妨让鲧一试，尧才同意。这几个“不用”、“不可”充分表明了帝尧在重大问题上的决断能力与实力，以他为天子的这个“中央”在“天下”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群臣和各路诸侯的主要代表都是服从的。它反映了尧帝时期华夏大地上的统一局面已经相当牢固。
在舜帝统治期间，统辖的地区进一步扩大，北至今东北南部，南至今广西、云南北部，东至大海。这就需要各不同部门来分别处理来自各地的事务，所以朝廷机构有了扩大，建立了比较明确的分工，各大臣分别主管司法、人事、农业、工程、交通、土地和人民、水利、礼仪接待等。这些机构为后世的以“六部”为首的“中央”机构奠定了基础，表明朝廷权力有了进一步的明确与加强。“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正是这种权威的生动说明。后来舜帝“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五帝本纪》）这就证明从黄帝直到舜帝，统治地区已达到今湖南、广西和广东的北部甚至云南（“南抚交趾”），在一个十分广大的区域中都听命于朝廷，这样天子才能去“巡狩”。
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详细记载了奉了舜帝之命去治水的大禹是如何带领群臣到全国各地去和洪水作斗争的。大禹之所以能够“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天下于是太平治”，除了他本人的优秀品质、出色才干和具有益与后稷这样杰出的助手外，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条件，即当时以舜帝为首的中央朝廷有很高的权威。所以禹才能和益与后稷按照统一部署，调动全国的力量，“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在大禹继位以后，华夏大地上的这种中央朝廷的权威性较以往又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其中的一个突出事件是，禹帝“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竹书纪年》）关于杀防风氏的记载，在其他先秦典籍中也有提到。《国语·鲁语下》引孔子的话说，由于在禹帝大会诸侯时“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韩非子·饰邪篇》中也说防风氏由于迟到而被“禹斩之”。上古时期，在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里，中央权力的强化有助于减少诸侯之间的争斗与杀戮，特别是能够制止一些诸侯（部族）以强凌弱，保护弱者，使人口和经济得到发展；有利于进行一些大大超越诸侯国范围的巨大工程，对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生产发展都十分有利。反过来，这种弱者因受到朝廷保护而过上安定生活的好处，极大地加强了小诸侯向天子与朝廷靠拢的向心力。各种超越诸侯国的大工程有助于加强诸侯国与中央以及诸侯彼此之间的凝聚力，因此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值得注意的是，黄帝、尧帝、舜帝更多的靠的是道德力量，而禹帝则同时依靠政权本身的力量。因此防风氏被杀一事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实际影响，它成为“天子”由推举、禅让的部落联盟领袖到大权独揽的皇帝的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人类社会早期这种权力集中现象有助于广大地区统一的加强，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舜帝的大臣、曾协助大禹治水的契的十四代孙成汤，在夏代末年见君主桀“虐政淫荒”，于是就“兴师率诸侯”伐桀。商的历代君主运用文告进行统治形成传统，除了说明语言文字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外，从政治学角度来看，这是天子权力加强和应用权力的手段的一大进步。有意思的是，成汤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先后分别继位三年和四年也都去世，伊尹就立成汤的嫡孙太甲为帝。太甲继位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逐）之于桐宫（今洛阳附近）”，自己摄政。而太甲在桐宫过了三年被放逐的生活，“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在太甲被放逐前后，无论是伊尹摄政还是太甲回朝执政，诸侯都听命于朝。这就生动地表明，中央朝廷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很高的威望，其权威性远远大于任何其他诸侯。后来到了太甲的孙子帝雍己时，“殷道衰，诸侯或不至。”帝雍己死后，其弟太戊继位，任命已故伊尹的儿子伊陟为相。在伊陟的辅佐下，“殷复兴，诸侯归之”。后来商朝王室又出现过几次“复衰”和“复兴”，乱时“诸侯莫朝”。但是到盘庚为帝时“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过上了太平日子，殷道再次复兴，又重新出现了“诸侯来朝”的兴旺局面。从诸侯的态度变化中我们可以注意到，维护统一、尊重中央朝廷的观念已经深深扎根于他们的头脑之中。帝王、朝廷如果“道衰”，他们无非也就是有时候不来朝而已。而一旦朝廷中兴，政治清明了，诸侯就纷纷来朝。（注：《史记·殷本纪》。）诸侯对这个代表统一的朝廷总是维护的，绝不会轻易宣布脱离朝廷，“自立中央”，自任天子，自外于这个华夏中国。如果这个天子不好，那么诸侯不是离开中央独立出去成为另外一个中央，而是讨伐“无道”，在推翻旧天子的同时自己建立新的“中央”。即在这片广大的华夏大地上所有的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央，而不能有一个以上中央。除非这个天子坏透了，就如夏桀、商纣那样，被新的诸侯领袖率众诸侯起兵推翻，建立新的朝代即中央。前11世纪中期周武王伐纣，“东观兵，至于盟津（今河南孟县）”，“不期（不约而同）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注：《史记·周本纪》。）。过了两年，武王率戎车三百，虎贲三千，甲士四万五千人，并联合了周边一些少数民族部落推翻了商朝，建立周朝。原来的“小邦周”终于取代了作为天下共主的“大邦殷”（《尚书》）。这种越来越强烈的“中央”意识和统一观念产生的巨大民族凝聚力，是夏、商、周三个朝代都能够维持几百年总长达到一千七百多年的重要原因。正是这种凝聚力使上古时期的华夏民族不断壮大，长期保持稳定和发展的势头。与此同时，这种中央意识和统一观念反过来又加强着中央朝廷的权威，促使各诸侯和各地人民维护统一，拥护中央。这种趋势到了周代初年有了承上启下重大发展。
二 自古以来中国各族人民心里只有一个“天下”，“独立”出去自外于“天下”是没有意义和不合法的
尽管直到禹帝为止，帝王之位还是诸侯推举而产生的，但是这个天子已有很大权力，而且对于挑选继任者能发挥决定性的影响。这个中央朝廷的中心地位客观存在，也是人们所向往的。周代开始，诸侯由天子分封，其中主要是天子的兄弟、近亲和功臣。“周初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注：《荀子·儒效篇》。）以后又陆续分封了几十个，总数达一百四十八个。周初号称天下有千八百国，这里实际上包括许多较大的部族或部族联盟，和黄帝时天下“万国”的情况相似。周天子自谓天之元子（上帝的长子）：“元子哉．．．．王来绍上帝”（注：《尚书·召诰》。）。以周武王和周公旦为首的周王室从健全中央机构、改革军队体制和建立分封体系诸方面加强了中央权力和对全国进行有效统治的能力。对朝廷主要部门官员职位设立更加完善，出现了不少新的官职名称，分工更加明细，反映了中央对扩大了的统治地区管理的强化。周天子有自己精锐的王室禁卫军“虎贲”，有驻扎在京师附近完全由周人组成的主力嫡系部队“周六师”，还有由商的遗民组成驻于东方但由周人统帅的“殷八师”。“一师，相当于古代文献中所说一军，计一万余人，可见，当时周王的常备军已达十四万人以上。”（注：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32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版。）周朝三支军队的建立，尤其是由王室直接指挥的主力部队存在和非主力部队也由朝廷指挥，使“中央”的力量大大强于任何一个诸侯即“地方”的势力。它对于牢固地确立中央权威，使广大地区保持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加强各部族的融合，使不同地区与部族人民都心向朝廷，增强中央的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中国军事史和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周天子不仅分封了诸侯国，而且诸侯在自己的封区内将大部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卿大夫作为采邑，卿大夫又把受封采邑内的土地分封给士，士则直接统治人民。这样一整套“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层层分封体系，大大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有效管理，不仅在行政、司法和经济上，而且在文化的普及和统一上也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统一于中央又能通达于基层的分封管理体制，决定中国三千年社会面貌的周礼就不可能在全国实行。诸侯按“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注：《礼记·制》。）的规定向天子朝觐、述职、纳贡，有时天子还会重新宣布诸侯的爵位。“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注：《诗·小雅·北山》。）生动地唱出周天子的中央地位和人们心目中的中央观念，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牢固的统一意识。
周代中后期给人的印象是四分五裂，尤其是春秋战国，王室衰微，争斗不休。这个看法并不全面。周幽王欲让他宠幸的不爱笑的妃子褒姒笑，下令举烽火，擂战鼓，诸侯悉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后来申后之父申侯联合东方的缯候与西方的犬戎攻幽王，幽王再“征兵举烽火，兵莫至。”（注：《史记·周本纪》。）于是幽王成为刀下鬼而褒姒当了俘虏，周京丰、镐被抢掠一空。这个故事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不过人们通常都只是从周幽王的昏庸误国甚至“女人祸水”论的角度去理解，实际上它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远不止于此。周幽王多次举烽火，擂战鼓，诸侯均应召立即领兵来首都保卫朝廷，由此可见周天子对诸侯的权威。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诸侯后来知道上当受骗不再来了，也绝无一人“独立”于中国而分裂出去自立为天子，相反依旧是坚定地维护中国的统一。幽王被杀后，太子宜臼在申候与诸侯的拥立下继位为平王。平王东迁雒邑（今洛阳）后周朝（东周）权威不断下降，有些诸侯国在大量兼并小国后成为雄踞一方的大国。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注：《史记·秦本纪》。）“荆（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注：《韩非子·有度》。）“（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注：《韩非子·难二》。）但是这个形式上的中央依旧长期保持。即使是春秋时期的一些霸主，也都以“尊王”来成就与巩固自己的霸业。公元前七世纪中期南方的楚国不断扩大地盘，吞并各小诸侯国，北侵中原。齐桓公率齐、朱、魏、许、曹、陈、鲁等国联军打败听命于楚国的蔡国，迫使楚国与齐结盟，使周王室得以安定。周襄王派周公宰孔到数百里外的齐桓公召集诸侯开会的地方，赐给他祭肉。并带话说凭你的功劳，（受礼时）可以不下拜。但是齐相管仲却说：“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君臣的名分和礼仪被认为是影响国家治乱的根本性问题。于是齐桓公下拜受赐，“诸侯称顺”（注：《国语·齐语》。），诸侯也就都听命于周王室了。齐桓公通过尊重和利用天子的权威达到成为中原霸主的目的。便是战国时期的秦、楚、赵、魏等七强，也没有任何一个强大的诸侯先把这个周天子为首的朝廷灭掉。尽管他们也曾蚕食王室的土地，而且到后来周王室已经衰弱得如风中之叶，但再强大的诸侯也只敢称“王”，而无人称“帝”或“天子”。“天子”依旧是周王的专利。直到周赧王 59年（前 256年）秦灭周，东周长达五百余年，而加上西周的整个周代长达近八百年，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最长的一个朝代。这样一个长期的统一局面是自黄帝以来所从没有过的。它为中华大地始终保持统一，为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牢固地树立国家（天下）统一意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这种自黄帝以来至西周的约两千年中不断发育、成长和凝固起来的“天下（国家）”统一意识和中央观念，成了华夏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在任何部族、部族联盟、诸侯与方国看来，自己都是“天下”的一部分，都应当听从“天子”的号令。在古代华夏各族人的眼中只有一个“天下”，因此也只有一个“天子”。这样，“独立”出去自外于现在这个“天下”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这个天子无道而自己具有足够的力量，那就取代它。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诸侯国在周王室国势衰微之际不是要从周朝“独立”出去，成为这个“天下”的另一个“天子”，而是都想要壮大自己之后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天子”。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从不存在那种可以自外于中国的所谓“独立”意识，也从不承认中国的某一部分自己（不论是什么地方什么人）宣布“独立”为合法，而且也从没有任何中国人自己宣布从中国“独立”出去另立一国。即使近代个别少数民族中有极少数人在外国势力的唆使与支持下试图这样做，由于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搞分裂者本民族中的绝大多数）的坚决反对，也从未有过成功的记录。
三 为统一中国作出贡献者受到尊敬，反之就遭到唾骂
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和中央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十分突出，而且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时南方的吴、越、楚、齐国之间发生的事。吴王阖庐将军政大权分别交给从楚国逃亡来的伍子胥、伯嚭与来自齐国的孙武，不久伍子胥、孙武率领吴军大败楚军，占领楚都。后来吴、越交战，越国先胜后败。越王勾践在大臣范蠡、文种（皆楚人）的劝说下以卑辞厚礼向吴王夫差投降。伍子胥坚决反对说，如今不灭越国，将来必定会为此后悔。而伯嚭受贿，吴王听从伯嚭的建议接受了。后吴王先后伐陈、鲁、齐，杀死了好谏的伍子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彻底打败了吴国。“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但就是这位令诸侯刮目相看纷纷前来讨好的越王勾践，在与齐晋诸侯相会时却不忘“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指出：“勾践平吴之后，周元王始命为伯，后遂僭而称王也。”越王勾践是禹帝的后代。“越侯传国三十余叶……允常，拓土始大，称王，《春秋》贬为子，号为於越。”（注：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舆地志》。）可见只有周天子赐予的封号才有真正的价值，自封的不定什么时候就不作数。周初“王”只有一个，就是周天子。诸侯的“王”虽然渐渐被时人与后人承认，毕竟不是“原装”，而是新的包装。再说，这些后出的“王”虽然地广人多，军力强大，但是他们均非“天子”，也不敢自称“天子”。“天子”仍然只有一个，就是那个地盘越来越小，几乎没有什么军事实力，穷得要向诸侯们要钱、要车的周天子。不管他是多么没有力量，没有权威，只剩下一个“天子”的外壳，但是它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这个“天子”的存在就意味着全国的统一。所以“天子”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某一个具体的国君，是否确有实权，如周赧王，而在于它是统一的天下的象征，所以才成为所有强大的诸侯极力追求的唯一目标。在华夏甚至包括四夷——因为四夷也臣服华夏的天子＿的大地上，只有这一个“天子”。得到这个称号和位置，就意味着自己乃上帝之“元子”，成为“天下”的主人。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天下”观、“天子”观和朝廷观即中央观念与统一意识，使华夏大地上春秋时期数以百计的方国和战国七雄不是分离为许多各自独立的国家，而是不断融合，最终统一成为秦朝。
魏晋南北朝、尤其是五胡十六国时，中国处于分裂时期，但是所有的方国都以自己是中国的正统王朝自居，国号多为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帝国，如夏、秦、汉；或者是历史上为中国统一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著名诸侯国，如宋、齐、魏、燕、赵。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多次出现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这些少数民族也都以统一中国为目标，有的实现了局部统一，如北魏基本上统一了当时中国的北方；有的如元和清则统一了整个中国。所以自古以来统一始终是各民族共同的伟大目标。正是在不断追求统一的过程中，各族人民实现了民族大融合和民族大团结。现在的汉族人口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古代少数民族。有些少数民族自知力量太小，无力统一整个中国，只能在边疆地区称王，但是也以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为荣，并要表示自己是中国的正统。十世纪时突厥人在今新疆西部建立了一个王朝，其汗往往加上“桃花石汗”的称号，意为“中国之君”。十三世纪时女真人在今黑龙江东部至日本海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一个王朝，先叫“大真”，后改名“东夏”，表示自己是中国东部的王。
这种统一观念成为中国人对历史人物盖棺论定的基本标准。伍子胥对越国上下可谓了解到头了，越国君臣的什么计谋都瞒不过他。在太宰嚭等人的挑拨与诬陷下，吴王派人赐剑给伍子胥令其自尽。伍子胥死前说，一定要取出我的眼珠放在吴国首都的东门，我要看着越兵打进来。《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生动地记载了这个故事。知越者莫过于伍子胥也；反之，伍子胥实在是越国最危险的敌人！但是越人对伍子胥非常敬重，视他为神，每年端午节都要划船溯江而上祭祀这位“伍神”。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从不把伍子胥等楚国人打楚国和齐国人孙武训练吴军打齐国看作不义之事。因为当时的诸侯国只是“天下”的一部分，“治国”是为了“平天下”。所以为了统一中国作出贡献者都受到尊敬，反之就遭到唾骂。
这种道德评判标准最突出的典型就是南宋的岳飞和秦桧。岳飞牢记丧权辱国、失地赔款的民族耻辱，立志收复失地，统一祖国。因此，八百多年来一直受到全国人民的极大尊敬，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民族英雄之一。杭州西湖边的岳坟每年瞻仰者多达上百万人。而秦桧等坚持分裂的汉奸卖国贼，则被人们铸成铁人，跪在岳坟前，任人咒骂与蔑视。近世与秦桧“齐名”的则大概要算对日本帝国主义屈膝投降、认贼作父的汪精卫了。
标签：伍子胥论文; 华夏民族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史记论文; 独立论文; 黄帝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汉书论文; 后汉书论文; 离骚论文; 西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