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政策的新基本原则：“护理四边形理论”及其研究课题_社会福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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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社会学90年代以来的最新社会发展理论，欧美各国大致在1970年前后进入了第二现代社会①。第二现代社会在人口学上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和少子化(65岁以上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4％，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2)。除了医疗保障和贫困救济，如何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逐渐成了世界各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基本内容。发展进程不一的各国曾经在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过程中先后制定了从家庭主义到社会主义等不同的社会福利政策原则，那么最新的福利政策原则是什么?有没有一种世界通用的基本原则?进入21世纪以后，联合国机构提出了一种“看护四边形理论”(有时也简称叫看护“钻石理论”，英文为care diamond)，开始成为世界各国制定社会福利政策的基本依据，相关的实证研究也在世界各国展开。笔者认为，这一新的理论具有社会福利政策基本原则的科学性和普世性，本文将结合国内外学术界的最新动态，就该理论的形成和研究课题现状作一阐述。

       一，“看护四边形理论”的形成

       从历史来看，“看护四边形理论”其实是多元主义福利理论的一种最新表述。

       在近代以前，人类基本以家庭和家族为核心，承担养老和育儿等社会福利事业。可以说，家庭主义或家族主义是基本的社会福利原则。东亚国家甚至把家庭主义原则固化为“孝道”伦理，通过儒教儒学广为传播，使其延绵不绝。进入资本主义近代社会以后，由于西方社会工业化、个人主义的发展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开始出现国家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福利思想，②但是即便是近代以后，家庭或家族主义也仍是许多经济发展落后国家的社会福利主要原则，尤其是有着浓厚儒教孝道思想的东亚国家，更是如此。我国在80年代至90年代，制定了一系列的社会保障法律，其基本的原理都是基于家庭主义的原则的。即便是亚洲最发达的国家日本，在1968年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在社会保障方面所奉行的也还是家庭主义，甚至于日本政府还把家庭主义式的福利制度标榜为东亚福利体系，并且一度得到了世界的公认。其原因主要在于东亚国家有共同的儒教思想基础，对东亚各国的影响至深。最早在1993年，西方学者凯瑟琳·琼斯就提出了“儒教福利国家”的概念，认为在东亚，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发展与福利体制的意识形态，并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些国家福利制度的走向(Jones-Finer，1990：446-462)。琼斯同时概括了东亚福利体制的特点：“没有工人参与的保守合作主义，没有教会的社会救助，没有公平的社会团结，没有自由的放任主义：所有的都可以归纳为一种‘家庭经济’福利国家——在一个自许的、儒家传统的、扩展的家庭模式下运作。”(Jones-Finer，1993：198-217)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开始从家庭主义福利原则走向国家主义或社会主义福利原则。1942年，英国社会福利专家W.H.贝弗里奇领导的社会保险和联合事业部际委员会发表《社会保险和有关的福利问题》的报告，提出社会应保障人人享有免于贫困、疾病、愚昧、污染和失业的自由权利，根据这一思想，英国工党政府先后通过和实施了《家庭津贴法》(1945)、《社会保险法》(1946)、《国民健康服务法》(1946)、《国民救济法》(1948)等社会福利法案，推行高增长、高消费、高福利政策，主张政府对全部社会福利负责。1948年，英国宣布建成”福利国家”。西欧、北欧以及美洲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仿行。”福利国家”是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生活，通过税收政策重新分配国民收入的一种社会福利政策。它把国家对部分人的社会责任变为全体人民的权利，把消极的救助变为积极的预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福利的发展。

       国家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福利原则的确立依赖的是战后各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但是70年代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福利国家”愈来愈感到政府已无力负担日益沉重的巨额福利开支，不得不调整政策，削减福利费用，学术界开始主张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私人合办福利事业，重新强调社区和家庭的作用，探索除家庭主义和国家主义双元之外的多元福利主义原则。

       学术界一般公认1977年英国《沃尔芬德报告》最早使用“福利多元主义(welfare pluralism)”一词，提出了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福利多元主义主张：“福利(满足基本需求和提供社会保障的商品和服务)有多种来源：国家、市场(包括企业)、自愿的组织和慈善机构，以及血缘网络(包括家庭)”(米拉什，2003：113)。

       福利多元主义超越了传统的家庭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单元或双元福利负担理论，逐渐向三元或四元的复合负担理论发展。1986年罗斯在《相同的目标、不同的角色》一文中详细剖析了福利多元主义的概念，强调社会总体的福利来源于家庭、市场和国家三个部门。这三者作为福利的提供方，构成了社会的福利整体，形成了社会的福利多元组合。罗斯的福利多元主义理论深入地阐释了三个部门在福利提供的角色和作用机制，对后来学者的福利多元主义分析框架提供了参考，实质上推动了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发展(彭华民，2009：17-18)。罗斯之后，约翰逊在福利多元部门组合中加入志愿机构，将提供社会福利的部门扩充为国家部门、商业部门(包括企业)、志愿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家庭、亲属、朋友、邻里)四个部门(彭华民，2009：2)。

       在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发展的同时，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国家开始将福利问题转化为具体的老人和儿童的看护问题，“看护”(care)一词开始见诸各研究成果。研究者们将社会福利体系从制度和费用具体化为实际的看护承担者和他们付出的各种各样看护劳动，使得社会福利保障研究更加实证和细致。尤其2005～2009年联合国社会开发研究所(U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社会性别与开发”部门组织实施了名为“看护的政治社会经济”研究课题。该课题组将上述的福利四角理论应用于“看护”(care)议题，用于评估各地区和国家的看护社会化程度。在该课题的研究中，课题组认为看护劳动承担部门的划分，在看护劳动多元化社会大致可分为以下4个领域：即①国家(官方部门)、②市场(商业部门)、③地区社会(互助部门)、④家庭(私人部门)。根据看护的提供者被认为包括家庭/亲属、市场、国家、非营利部门/社区四个部门的基本原则，课题组仿照福利四角的叫法将其命名为“看护四边形”(care diamond)(落合惠美子，2010)(见图1)。

      

       图1 看护四边形图式(シャ一ラ·ラザビ，2010)

       二、“看护四边形”理论的实践意义

       回顾“看护四边形”理论的演进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最新理论继承了欧美学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世界各种社会福利制度研究的基本成果，形成了最完善的多元福利主义基本原则，在社会福利改革实践中开始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看护四边形”理论为克服传统一元或二元福利体制带来的社会福利危机开辟了新的道路

       众所周知，在传统的亚洲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在社会福利上一直依赖的是基于家庭主义的单元制度。但是，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尤其是通过一种“压缩式现代化”③，亚洲国家在第一现代化尚未完成的同时就已经开始步入第二现代化阶段。而第二现代化的最显著特征就是社会的个体化，家庭主义福利制度赖以存在的传统家庭体系本身逐步走向了瓦解。具体的表现在于：亚洲国家普遍从传统大家庭走向核心小家庭体制，家庭平均人口减少，同时家庭种类多样化和零散化。具体说来，就是单身家庭扩大到10％左右，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也在不断扩大。传统的复合家庭普遍低于了三分之一以下。这样的家庭结构已经使家庭主义的福利体制难以为继。以亚洲最发达的日本为例，日本在战后家庭福利体系遇到麻烦时一度也曾学习西方国家，大力发展国家福利。但是与同时期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国民福利支出仍然占很小比例，如图2所示。

      

       注：数据来源于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1993年)

       图2 世界各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率

       1963年，日本制定了国民养老金制度，通过制度化的收入保证和家庭的扶持实现了国民福利的最大化，试图向二元福利体系过渡。1973年，日本实现了全民医疗保障，社会福利得到了大幅度增长。然而好景不长，就在同年的1973年爆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后，国家难以承受社会福利负担，不得不开始强调个人、家庭、企业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发展思路，国家缩减福利政策，重新强调家庭的责任和付出。

       同样，二次大战后，经济的迅猛发展让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起普世性福利国家制度，国家不断扩大公共服务包办了国民从生到死各环节的社会保障。但紧接着60年代发生的人口结构变化和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让国家一方承担福利的单元模式遭到质疑，走到末路。不少国家开始走向自由主义的市场提供福利服务商品的、补充社会福利减弱的部分以维持人们生活某种程度上的安定性的二元体制。然而持续的经济低迷和老龄化和少子化冲击，使得欧美国家普遍从财政和效率的角度发生了“市场的失败”和“国家的失败”双失败现象。之后，家庭和社区又再次被人们寄予厚望(後藤澄江，2012：5)。为解决福利国家危机，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得不探讨福利的多元主义这样一种重新分配社会福利的理论范式。正是面临单元或二元福利体系的困境，“看护四边形”理论从多元福利主义研究中脱颖而出，为解决全球性的社会福利危机开辟了通道。

       (二)“看护四边形”理论完善了多元福利主义从三角向四角的转换

       在西方社会政策领域中，福利多元主义主要指福利的规则、筹资和供给由不同的部门共负责任、共同完成。但这种多元到底是三角还是四角，三角和四角又应该如何分类，一直是福利研究学者议论的主要内容。罗斯在他的《相同的目标、不同的角色》一文中曾详细解析了福利多元主义的概念(Rose，R.，1986：5)。罗斯(Rose，1986)认为一个社会总体的福利是重要的议题，社会中的福利来源于三个部门：家庭(households)、市场和国家。市场、国家和家庭在社会中提供的福利总和即社会总福利，用公式表示为：TWS=H+M+S。其中，TWS是社会总福利，H是家庭提供的福利，M是市场提供的福利，S是国家提供的福利(彭华民、黄叶青，2006)。他特别指出，国家不是福利提供的唯一部门，而是重要角色。罗斯关于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因为强调国家以外其他社会部门在福利方面的作用而受到重视。在罗斯采取了三分法解析福利多元主义，提出福利的提供者由国家、市场和家庭组成后，在罗斯的研究基础之上，德国学者伊瓦思提出了另一种福利三角的研究范式。他认为应把福利三角放在文化、经济和政治的背景中去分析。福利三角是一种互动的三方关系，一方(市场)经济提供着就业福利；第二方个人、家庭和社区是非正规福利的核心；第三方国家通过正规的社会福利制度再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此外还有欧尔森的一种三分法即以国家、市场和民间社会(家庭、邻里、志愿组织等)来分析福利国家。以上的福利三角理论均在国家和市场这两方上高度一致，但强调福利来源的第三方略有区别。在随后的研究中，学者又有人开始采用四分法对福利来源进行划分。其中约翰逊在罗斯的福利多元部门组合中加进了志愿机构，丰富了福利多元组合理论的内容。约翰逊将提供社会福利的部门分四个部分：国家部门、商业部门(市场提供有营利性质的福利)、志愿部门(如自助、互助组织、非营利机构等)和非正规部门(如亲属、朋友、邻里提供的福利)(Johnson，1987)。约翰逊认为，社会福利多元部门中国家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他批评了福利国家过分慷慨的福利提供。他提出，在欧洲福利国家面临人口老龄化、核心家庭增加、失业问题严重等社会问题时，政府的福利承担能力减小，因而其他社会部门便需要分担福利责任，使福利产品的来源多元化，这是解决福利国家危机的出路之一。格罗斯(Gross)也将志愿部门放入福利多元组合的框架中，他提出志愿部门提供的对老人的照顾是解决老人照顾问题的重要方式(彭华民，2006)。而伊瓦斯(Evers)也在其随后的研究中采用了四分法，他也认为社会福利的来源有四个，市场、国家、社区和民间社会。

       无论是三分法还是四分法都是对福利多元主义来源提供的思考。福利多元主义认为福利的来源应该多元化，福利的提供不仅仅是单一的国家角色，而是应该由家庭、市场和民间机构或志愿组织共同完成。但最终还是2005～2009年联合国社会开发研究所(U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社会性别与开发”部门组织实施的名为“看护的政治社会经济”研究课题从看护劳动的提供者这一角度，重新实证性地归纳为包括家庭/亲属、市场、国家、非营利部门/社区的四个部门，并将其称之为“看护四边形”(care diamond)。其中，四角具体来讲，是指由政府、家庭(包括亲戚在内)、市场和社区或以NGO/NPO为主的第三部门这四个部分组成，这个四边形的模式可以在幼儿看护和养老看护劳动各方面适用。从而统一了四角的正式框架，为各国学者所普遍采用。

       (三)“看护四边形”理论从劳动角度介入，为福利制度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

       自1990年，艾斯平—安德森出版了《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艾斯平—安德森，2010)，提出了福利体制(Welfare Regime)概念后，社会福利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类型的研究上，探讨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同福利体制的比较。安德森以福利体制中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为中心，通过评价不同国家社会福利的“去商品化”程度(即社会福利脱离市场的程度)和“社会分层化”程度(即社会福利影响下的社会聚合结构)，提出了三种福利体制：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盎格鲁·撒克逊体制)、保守主义福利体制(欧洲大陆体制)和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北欧体制)。美国为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代表，社会福利去商品化程度最低。在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福利体制中，公民取得福利的资格和数量取决于个人的收入和地位，呈现部分去商品化特点。而在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中，社会福利去商品化程度最高，福利具有普惠性特点。他认为，“国家只是分担社会风险的三种途径之一，其他两种分别是家庭和市场。事实上，它们三者之间如何分担社会风险就形成了一种怎样的福利体制。”“福利体制可以被定义为国家、市场和家庭之间相互依赖组合来生产和分配福利资源的模式”(艾斯平—安德森，2003：352)。随后，在1999年出版的《后工业经济的社会基础》一书中，安德森为了进一步论证福利体制的不同，再次从国家、市场和家庭的关系出发，通过分析社会福利的“去家庭化”程度再次进行论证。结果同样表明，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的去家庭化程度最高，国家分担了较多的家庭责任。保守主义福利体制中的社会政策更多建立在对家庭的依赖基础上，去家庭化程度较低。而自由主义福利体制鼓励市场参与更多的福利提供，但其仍然建立在家庭服务的基础上，具有部分去家庭化特点。对不同国家之所以形成不同的福利体制的研究，虽然说明了在福利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国家、市场和家庭这三种不同力量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不同会形成不同体制格局，但并未触及具体的社会福利细节内容。“看护四边形”理论从看护劳动角度介入，为福利制度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

       在英文中，“看护(care)”一词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后开始频繁见诸社会保障、社会福利领域各大研究成果之中。在女性主义经济学文献中，看护劳动与做饭、洗衣等其他家务劳动相区分，指的是对人的直接照料活动，以及与被看护者之间建立的情感上的联系和对他们福利的关爱(董晓媛，2009)。社会福利研究者则认为，看护一般指的是对老年人、残疾人的护理和对儿童的抚养行为，分为具体的援助行为和精神上的援助(渡辺洋一，2015)，目的是为了让被看护者没有障碍地生活。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将看护定义为承担看护工作的人按照社会规范、经济原则、约定俗成满足有着依附需求的成人及儿童身体和精神上需求的相关行为和关系(上野千鹤子，2011)。而“看护四边形”理论把看护定义为一种劳动，至少有以下这些优点：

       1.便于计量研究的展开。

       劳动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劳动可以计时定量，也可以计算价值和价格，还可以讨论劳动者的再生产问题。所以这就为社会福利计量研究提供了工具。研究者可以精确地对社会福利所涉及的劳动供求结构和平衡进行实证探讨，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精确性和运用性。

       2.由于劳动和劳动者密不可分，劳动概念把人的因素充分导入了社会福利研究。体制论的社会福利研究往往关注财政开支和经济收入，容易忽视承担具体看护劳动的人力资源问题。看护劳动理论在劳动时间和劳动价格等因素之外还关注提供劳动的人力资源，并将其作为劳动供给中的核心问题，使得社会福利研究更真实和具体，也更全面。比如，家务劳动通常作为一种无偿劳动，在家庭经济研究中易遭忽视。但看护劳动中向看护对象提供的家务劳动就成了看护的基本内容之一。另外看护劳动通常可以分为感情劳动和物质劳动，等等，而感情劳动和劳动者自身的角色扮演密切相关，人的因素十分重要。

       3.看护劳动通过人的因素的导入才真正完善了社会福利的四角结构。我们知道多元主义福利结构的说法曾经形形色色，在看护四边形理论导入义务劳动者后才大致稳定并最后被广泛接受。之所以这样，完全和劳动中人的作用息息相关。社会福利劳动需要劳动者，而在西方发达社会，由于经济和人口变化的因素，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时间和金钱就能如愿以偿地解决劳动者的问题。很多看护劳动往往找不到它所要求的一定量的劳动提供者，即使有金钱和时间的保障也不行。所以社会福利学者才认识到，实际的社会福利中有相当的部分是通过社会互助和公助来提供的，是需要一定数量的无偿支援者来实现的，所以他们坚持把无偿的志愿劳动作为了看护四边形的最后一边。

       三、看护四边形理论研究的课题和进展

       由于看护四边形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优势，使得这一理论一经联合国福利研究机构提出，便迅速在世界各国福利研究者中传播，成为了各国学者从事社会福利研究的有力工具。

       运用看护四边形理论进行社会福利政策研究主要面临哪些课题呢?

       以看护四边形为代表的福利多元理论认为，各个社会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所能提供的社会福利总量大致是一定的，我们需要研究的是这种总量是如何在四角中分配的。这有助于我们积极地制定相应的政策，主动调整四角的负担比例。比如，西方福利研究者米什拉强调在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上，福利来源构成了一个既定的数量，剩下的事主要是在各个供应者之间对福利功能进行分割而已。近来在西方国家中所发生的变化，主要是国家在总体福利项目中主导地位的一种转变。各种福利提供者之间的功能正在重新分配，而福利的总体水平几乎仍然维持从前的规模(R·米什拉，2003：114)。我国学者彭华民在研究福利三角理论时也同时指出，福利三角范式最重要之处是它指出三角部门的总供给或福利总量是大致相同的，但三角之间所承担的份额不同。福利三角互动过程中的福利提供是多元的，福利提供的份额是相互影响的，它们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此外，多元福利理论研究者们还关注：不同的国家由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传统，是否在看护四边形上也有不同的模式，从而形成不同形式的福利体制。因此不同国家看护四边形的比较是另一项看护四边形理论的主要课题。艾斯平—安德森就曾指出，美国和瑞典两国的福利开支相同，但支出的侧重有所不同，美国偏重家庭、市场，而瑞典偏重国家部门。这当中就存在着不同的再分配成分、社会平等的价值考虑及社会效果(Esping-Andersen，1999：177)。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政策虽然都在实行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但是以福利三角的视野来看，社会政策建立的国家、家庭、市场的三角责任关系及承担比例是有所不同的。

       下面我们通过具体的研究事例，就上述看护四边形理论的主要课题的研究进展做一介绍。

       (一)日本的研究进展

       日本的社会学家，如斋藤晓子、落合惠美子等，不仅参加了联合国机构的看护四边形理论的研究课题，而且积极地将看护四边形理论导入了亚洲学界，并首当其冲地开展了亚洲地区的看护四边形理论课题研究，我们首先介绍日本学者在该领域的最新进展。

       1.斋藤晓子的研究

       日本学者斋藤晓子负责撰写了联合国福利研究机构课题的看护四边形图式下各发展中国家看护劳动供给体系比较的相关研究成果。她的研究由两大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里，斋藤分别分析了阿根廷、印度、南非、尼加拉瓜、韩国、坦桑尼亚6个发展中国家战后至今的看护劳动政策演进过程；接着，第二部分在“看护四边形”理论框架下对6个国家的国家、市场、社区、家庭四个部门的看护劳动负担情况和目前面临的主要福利课题进行了列表比较；然后从国家规制作用的角度评价了各国福利政策特征，利用对比各国男女无偿劳动时间和国民经济计算劳动时间的差异定量把握了研究对象国的性别分工程度；最后运用“看护四边形”图式定性地描绘出研究对象国四个部门承担看护劳动的构成及相互作用机制(斋藤晓子，2010)(见图3)。斋藤的研究结果发现：①国家规制作用对一个社会看护劳动体系构成的影响不可估量；②同是家庭提供主要看护劳动责任的国家，其他三个部门的看护劳动负担分布有着巨大的差异。该研究的贡献有三点：一是展示了利用“看护四边形”图式直观描述该国看护劳动负担情况的可能性；二是证实了利用生活时间法比较薪酬劳动和无偿看护劳动的有效性；三是提示了研究“家庭主义”看护模式国家及社会特异性和多样性的必要性。但同时，该研究的定量仅停留在对比该国男女薪酬劳动和无偿看护劳动上，“看护四边形”图式中其他三个部门负担程度缺乏与家庭的定量比较，也缺少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内部的比较，为后续研究留下了探索空间。

       2.落合惠美子的研究

       参加过联合国社会开发研究所“看护的政治社会经济”研究课题的日本学者落合惠美子沿袭了“看护四边形”理论视角，将其运用于东亚④各国(主要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⑤)看护劳动负担情况的比较，横向比较了各国在老人和儿童看护劳动社会网络构成和四个部门的负担程度(落合惠美子编，2013：177-200)，在落合的研究中，与其在《亚洲家庭和性别分工》著作一样，采取等级制评价了各国4个部门儿童、老人看护劳动负担情况(见表1，本文仅引用儿童看护四边形部分)，并依据评价等级定性地描绘了该国以及看护四边形四角的大小(见图4，本文仅引用儿童看护四边形部分)(Emiko Ochiai，2009)，让看护劳动社会化程度这一抽象概念变得直观可见。

      

       图3 斋藤的发展中国家“看护四边形”

      

      

       图4 落合的东亚5国儿童“看护四边形”

       除了2009年对东亚5国的儿童及老人看护劳动负担倾向进行评价的定性研究外，落合2013年还构建了自己的东亚福利体制类型，对亚洲国家看护劳动负担网络的构建机制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各国差异性的产生原因。在落合的研究中，①能够清晰地观察到各国看护四边形四角圆圈大小不一，非常容易且直观地比较各国儿童、老人看护劳动各部门分工的异同；②将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主要国家进行比较，结合“东亚福利体制论”回答了亚洲各国“家庭主义”看护模式背后的多样性问题和产生根源。但不足的是，研究结论仍是建立在定性研究之上，描绘出的四边形四角大小缺乏准确的数据支撑，虽然填补了研究领域的空白，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仍十分局限。

      

       3.柴田悠的研究

       日本学者柴田悠继承了落合及斋藤等人的研究框架思路，首次试图通过定量方法研究亚洲各国儿童、老人看护劳动负担比例来填补前人研究的量化空白。2014年7月在日本横滨世界社会学会年会上，柴田口头介绍了定量把握东亚6个国家(包括日本、中国、泰国、新加坡、越南、韩国)儿童、老人看护四边形看护劳动负担比例的研究思路(Haruka Shibata，2014)。据柴田的介绍，其研究组打算利用国家层面统计数据(年度看护服务设施数量调查及使用人数调查)，用四个部门下属各设施利用人数×利用率×一天总时间(1440分钟)得到四角各设施利用者的利用服务总时间，按照四角定义划分设施所属部门后，将四角所含下属设施服务总时间相加得到四角提供的看护总时间，再除以所有儿童、老人需要看护的总时间，得到四角各自所占比例⑥。四角比例的计算结果因柴田课题组的最终研究尚未完成而无法得知，但柴田在学会上大致汇报了目前得出的研究对象国儿童、老人看护模式(见表2)。柴田首次利用“看护四边形”理论对亚洲6国儿童、老人看护劳动负担比例进行了量化尝试，对亚洲主要国家看护劳动负担情况研究有了更为深入和准确的研究，填补了落合等人定性研究的空白，丰富了“东亚福利体制”论的研究内容。但是，①柴田的研究方法建立在国家完善和细致的统计数据基础上，柴田本人也承认除日本外，其他5个国家难以获取与日本相匹配的大型且可信度高的看护时间统计数据，这大大影响课题组的研究完整性，使得研究成果迟迟无法问世；②国家层面的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难以揭示国家内部多样性，使其研究未能摆脱落合等人国别研究和福利体制论的研究框架；③仅定量计算看护四边形四角比例，对于各国看护劳动负担模式的异同未做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学者以看护四边形理论为抓手，着重研究亚洲国家的看护四边形分担比例，从研究方法上有了重大创新。但因为定量研究的不足，使得目前除柴田外的学者研究在涉及日本儿童和老年看护劳动负担方面的结论几乎都还一致认为家庭和亲属承担了最多的看护劳动工作，其次为国家，市场和社区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在他们的研究中，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在与亚洲诸国的比较中仍然被归为极致的家庭主义一类。虽然落合在研究中也承认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新天使计划》颁布后，社区组织的育儿沙龙等为全职主妇家庭的儿童看护承担了一定的重任(落合惠美子编，2013：180-185)。但在她最新的研究成果中，仍将日本归类为纯粹家庭主义的儿童看护劳动负担模式。在量化数据支撑下的柴田研究中，出现了与以往看护专题研究者不同的结论，日本儿童和老年看护劳动社会化程度被认为融合了自由主义的特点，市场负担程度可观，高于中国等亚洲其他纯家庭主义国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论的矛盾提示了我们继续定量研究的必要性，定量研究方法和角度的不充分也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二)中国的研究进展

       看护四边形理论近几年刚刚传入中国，相关的研究尚不多见。近年由我指导的两位博士研究生郭佩和杨静，分别在她们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就日本社会在养老和育儿这两个不同的方面进行了一些新的探讨，下面分别介绍。

       1.郭佩的研究

       2014年，郭佩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主要探讨了日本社会在老年看护上的四角负担分配比例。她的论文题目是：《日本老年照顾责任分担比例测算研究——基于“照顾四边形”理论视角》。着眼于落合、柴田等人的计量研究程度的不足，郭佩另辟蹊径，放弃难以收集的大规模国家养老看护劳动的统计资料，直接通过分类的个案研究法获取了日本京都30多个不同家庭类型的需看护老人的详细数据，先在小规模完整定量考察日本老人看护劳动四边形四角责任的比例分配实际情形下工夫。她的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有以下几点：第一，日本老年照顾供给服务比例计算的首次尝试。论文使用联合国社会开发研究所最新提出的“照顾四边形”理论研究日本老年照顾问题，并首次尝试从个案角度对提供老年照顾的“国家”、“市场”、“家庭”及“非营利/社区”的四角服务量进行计算，从而可以一目了然知晓当今日本社会中老年照顾供给比例。第二，研究方法的创新。作者采用的是通过分析个案的照顾时间来考察“国家”、“市场”、“家庭”及“非营利/社区”承担状况，重点着眼于平均每位老人接收的四角服务时间，对于日本尚无平均老人照顾服务数据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第三，研究内容的创新。论文对于“照顾四边形”理论的实证研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内容上的创新：

       ①不同于大型统计数据分析，从个案的角度出发主要可以考察该个体整个照顾阶段的不同，照顾四角比例呈现特点。经过考察发现，在个体需要照顾初期，100％家庭照顾为主要模式，故照顾四角中家庭所占比例极高；逐渐步入照顾第二阶段时，家人会为被照顾者申请介护保险服务，但仍是家庭照顾为主，辅以市场的上门介护、日托所及短期托所照顾，这个阶段中“家庭”所占比例仍然较高，其次为“市场”、“国家”及“非营利/社区”。随着照顾年数的推移，需要介护级别的增加，在老年照顾第三阶段时，家人会为被照顾者联系养老设施，多数意向为公立老人福利设施，但入所极难的状况下很多个案最后使用的是民营养老机构或继续居家照顾。故老年照顾四角中整体特点为“家庭”与“市场”提供的照顾服务占有重要位置，其次为“国家”公立服务，最后为“非营利/社区”服务。这样注重个体不同阶段的四角比例探讨在“照顾四边形”理论的实证研究中尚属首次。

       ②对调查个案进行了不同家庭照顾类型的分类，客观分析了各自的“照顾四边形”四角比例特点，突破了先行研究中对于被照顾者均一化讨论的局限。具体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承担老年照顾的主要照顾者进行分类，作者发现配偶为主要照顾者的个案中，“家庭”在“照顾四边形”中所占比例最高。而子女为主要照顾者的个案“照顾四边形”中“家庭”比例相对要低，取而代之的是“市场”服务比例增多，这与子女还要忙于照顾自己家庭有一定关系，会选取更多的社会服务来代替自己照顾。另一方面，独居老人“照顾四边形”的特点是“市场”比例较高，但其独居时间同样较长。如果“家庭”对于独居老人的照顾逐渐减弱，那么需要发挥四角中“国家”及“非营利/社区”的照顾功能。

       ③通过对个案的大量访谈材料归纳影响“照顾四边形”四角比例的重要因素。主要影响因素有家庭照顾者，老年者本人的经济收入以及社会政策这三方面。

       尽管论文完成了以上创新，但作者认为仍有不足之处需要今后进一步研究，主要有第一，计算老年照顾个案的“照顾四边形”四角比例时，对于同一时间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服务相重叠时，作者采取的方法是以提供主要照顾服务方的时间为主。如对设施照顾为主的个案进行四角比例分析时，作者选取的是照顾时间多数的设施服务，而事实上家庭照顾者也会定期去设施探望，这种探望理应属于家庭的照顾付出，但作者没有将这部分时间计入。如何更客观把握重叠服务时间的测量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第二，从计算方法来讲，作者采取的是用照顾时间来衡量四角比例，而作为衡量工具同样重要的金钱计算法是未来计算照顾四角新的课题。第三，由于人力、物力、财力及时间的限制，作者无法短时间内完成大规模数据调查。论文从个案的角度对照顾四角比例的计算做了初步的探索与尝试，而对于日本整体需要照顾老人的照顾四角比例测算仍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2.杨静的研究

       2015年，杨静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日本儿童看护劳动社会化进程中各部门分担比例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中，主要从育儿劳动部分分析了日本社会看护四边形理论运用的实际形态。

       杨静的论文基于“看护四边形”理论，利用截面数据定量计算了日本当代学前儿童看护劳动中国家、市场、家庭和社区四个部门各自承担的劳动比例，分析并总结了日本主流育儿家庭看护四边形四角比例的相同点及不同点。然后利用SPSS软件详细讨论了家庭层面各种因素与该家庭儿童看护劳动分担比例分布间的因果关系。最后，对比分析了中日两国学前儿童看护现状的异同，总结了日本学前儿童看护问题的经验教训及我国学前儿童看护现存问题，从“压缩的现代化”理论视角出发，预测了我国儿童看护问题发展趋势，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和建议。杨静在论文中得到的主要结论有：

       (1)家庭在日本儿童看护劳动中占据基础地位，但家庭外部门力量不容小觑。

       就像先行研究共述的那样，日本当代儿童看护劳动供给体系整体上极大程度依赖于家庭部门，家庭提供的儿童看护劳动最多，占儿童看护总量的71.5％，远远多于其他3个部门。但令人意外的是，论文发现日本儿童看护社会化程度并不如先行研究所认为的那样不尽如人意。家庭外3个部门承担的总儿童看护量几近30％。其中，市场占10.62％；社区略少于市场，占9.77％；国家又略逊于市场，仅占8.11％。总的说来，家庭和家庭外部门按7：3的比例分担日本儿童看护劳动，国家、市场、社区几乎均摊了家庭外的3成儿童看护劳动。

       (2)日本社会育儿家庭内部差异巨大，但总体呈现两大形式。

       论文将日本主流育儿家庭分为双职工家庭、全职主妇家庭和单亲家庭三种类型。观其四角比例计算结果，单亲家庭儿童看护劳动社会化程度最高，四角负担比例分别为家庭59.84％、市场16.92％、国家15.2％和社区8.03％；双职工家庭第二，四角负担比例为家庭61.82％、市场14.59％、国家12.93％和社区10.59％；全职主妇家庭看护劳动社会化程度最低，家庭承担的儿童看护劳动高达82.23％、社区9.07％、市场6.06％、国家仅2.63％。

       观察计算结果轻易可见前两类家庭儿童看护劳动四角分担的比例大小及趋势类似，家庭外部门承担了40％左右的儿童看护劳动，其中市场和国家的作用较社区明显显著。反之，全职主妇家庭自成一系，四角无论比例大小还是分布趋势均与前两类家庭有明显差异。首先，家庭外部门承担的看护量不足20％；其次，家庭外部门承担的儿童看护劳动中，社区承担的看护劳动超过半数，市场和国家的作用有限。

       (3)母亲工作状态为代表的多种家庭属性导致了日本不同育儿家庭之间的巨大差异。

       现行的日本儿童福利体制下，母亲工作状态对日本育儿家庭利用家庭外看护服务影响最大，在促进家庭儿童看护社会化上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而这导致了全职主妇家庭与其他两类家庭之间的巨大差异。单亲家庭及双职工家庭不仅家庭负担的儿童看护量小于全职主妇家庭，而且家庭外国家、社区、市场看护服务的利用形式和频率也均远多于全职主妇家庭。

       其次是孩子年龄和有无核心家庭成员外同住者因素，同样对育儿家庭外看护服务利用有重大影响。以3岁为界，学龄前儿童阶段一分为二，两阶段的保育服务供给不均衡现象极为严重。而有无核心家庭成员外同住者因素则从另一个侧面再次揭示了将家庭作为基础福利提供者的日本福利设计，与母亲工作状态一样同为日本现行保育政策通往普世性道路的一大障碍。

       除此以外，家庭孩子数目和家庭年收入对育儿家庭看护服务利用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与研究假设相悖，并非孩子数目多的家庭更倾向于家庭主义模式，反而1个孩子的日本育儿家庭看护劳动家庭化的可能性大于2个及以上的育儿家庭。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总的说来在日本，只有3个及以上孩子家庭的最容易利用家庭外看护服务，由此看来，日本儿童看护服务对于多数育儿家庭来说并不平易近人。最后，家庭年收入与儿童看护劳动社会化的关系十分容易推测。与研究假设一样，高收入育儿家庭更易利用市场和社区看护服务，但对于国家看护服务并无利用优势。

       (4)中国社会化儿童看护劳动供给网络比日本社会更为薄弱。

       经中日两国儿童看护现状对比发现，与日本社会一样，中国学前儿童看护劳动分担同样呈现①以家庭为供应主体；②血缘网络之间互济文化在儿童看护中发挥重要作用；③地缘网络薄弱；④0-3岁儿童社会看护服务欠缺；⑤经济差距影响育儿家庭儿童看护社会化程度等特点。

       但与日本社会不同的是，中国儿童看护劳动分工①家庭内看护劳动集中在祖父母身上；②儿童福利法制覆盖面狭窄，儿童成长各环节严重脱节；③经济转轨中，社区力量萎缩明显，但国家对市场、社区等家庭外儿童看护力量统筹不善，家庭外优质儿童看护服务稀缺且价格昂贵；④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儿童之间差距显著。

       杨静的论文作为一项实证性研究，在研究设计和分析框架时就主要围绕着看护四边形理论来讨论所有问题，具体分析上更是在看护四边形理论框架下进行。通过实证研究，再次验证了运用看护四边形图式洞悉全社会儿童看护劳动分工情况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定量地掌握了日本全社会及各类家庭儿童看护劳动负担的具体分配情况，为针对性地调整日本儿童看护支援政策提供了依据。此外，基于亚洲现代化研究的“压缩的现代化”语境下的中日儿童看护现状的对比研究为我国儿童看护体制的建立提供了一定思路和经验。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次关于儿童看护劳动量化的尝试，为完善中日儿童福利多元理论和亚洲社会的现代化对比研究提供了一些参考。因为时间和条件的局限性，作者也认为论文还存在一些不足，如：研究设计的不足。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曾经指出如今的儿童看护社会化研究重看护劳动、轻看护费用。虽然论文在研究设计部分中提过看护四边形图式诞生于对看护劳动的研究，不适合用于分析看护费用，但从福利多元的角度来讲是能够将儿童看护费用纳入研究范围的。论文受分析数据和理论框架所限，未能对日本社会儿童看护费用社会化程度进行测量，严格说来是不完整的。研究数据和样本的不足。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国土分布造成的地区差异是显著的，受客观条件限制，论文无法取得母体之所有样本，难以简单地将研究结论推广到一般，研究结论的普适性还需要整合其他数据分析检验结果。另外，论文仅分析了0-6岁学前儿童的看护劳动分工，这既是论文的特色也是一种局限。因为，儿童看护劳动量是随着儿童成长发育呈系谱变化的，缺少其他年龄段谈儿童看护劳动分工是不够的。但0-6岁学前儿童的看护劳动分工分析是完善儿童福利体制最重要和必要的基础。尽管如此，杨静的论文还是得到了学界的很高评价，获得了2015年度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级优秀博士论文的荣誉。

       以上，我们围绕社会福利政策的一项新基本原则“看护四边形理论”的形成、意义和国内外的最新研究和运用，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从这一理论形成和发展及在实际研究中的运用来看，它确实是目前在社会福利政策制定中最有指导意义的一项基本原则，为世界各国解决福利政策难题提供了基本的方向和思路。只不过由于这一理论传播到亚洲和我国的时间还比较近，对它的研究尚未全面展开，可以说给我国的社会福利研究界留下了紧急的课题。

       注释：

       ①参见德国慕尼黑大学社会学教授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和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一批欧洲学者的《风险社会：走向另一种现代性》(1986)、《风险社会的政治》(1991)、《世界主义的欧洲：第二次现代性的社会与政治》(2004)等著作。

       ②比如最早德国在1883年出台了《疾病保险法》，用法律的形式把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责任固定下来。此后50年内，大多数欧洲国家相继采取社会保障立法和措施。

       ③1999年韩国学者、韩国首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庆燮运用两阶段现代化理论研究韩国社会近年的变动，提出了亚洲国家现代化是一种“压缩了的现代化”概念，参见Chang Kyung-Sup.1999.“Compressed 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South Korean Society in Transition.”Economy and Society,volume 28,number 1,pp.30-55.

       ④这里及后面柴田的研究中所使用的东亚是包含了东南亚在内的广义的东亚。

       ⑤落合及柴田的研究对象还包含中国台湾地区。

       ⑥以下关于柴田研究的内容均转引自郭佩，《日本老年照顾责任分担比例测算研究—基于“照顾四边形”理论视角》，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10)：20-21。

       ⑦转引自郭佩，《日本老年照顾责任分担比例测算研究—基于“照顾四边形”理论视角》.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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