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理性视角下的马克思哲学概论_康德论文

实践理性视角下的马克思哲学概论_康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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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哲学与以往所有哲学的最大区别,在于他的哲学的目的是“改变世界”,他的哲学是改造世界的哲学。

由此,马克思的哲学便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即“改变世界”的视角。马克思不是以直观的眼光,而总是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世界的。要把握马克思的哲学,就必须把握马克思哲学的视角。已经有学者研究了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这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突破。但“实践思维方式”毕竟不是对马克思哲学视角的准确表述。笔者认为,马克思哲学的视角是实践理性视角。实践理性视角的形成过程,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形成过程。

一、哲学的理性视角

在哲学史上,曾有相当一部分哲学家认为,哲学是追求终极的学问。所谓“理性视角”,正是把握终极的视角。

对于这个“终极”,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表述,有的称之为“本体”,有的称之为“绝对”,有的称之为“无限”。但他们都想当然地认为,关于终极的知识是可以达到的。

康德扭转了哲学的方向。他指出,要探讨终极,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首先必须考察人类有无相应的认识能力。知识有其内容(质料)和形式,其中质料来自物自身,形式来自主体。对认识能力的考察,主要是对认识形式的考察。

按照康德和黑格尔的看法,认识的形式有感性、知性和理性三种。他们二人都认为,感性和知性均不足以认识物自身,不能认识绝对。黑格尔则认为,认识绝对只能依靠理性。

从感性来看,人类的感觉范围是极其有限的。无论从时间来看,还是从空间来看,都是这样。人不是上帝,不可能在同一瞬间感受到整个世界的状况。人直接感知到的,只是他周围的一小块地方,除此之外的一切,他不能凭感觉来把握。同样,人只能生活在当下这一刻,对于过去和未来的一切不能凭感觉去把握。这就是说,单凭感觉人是无法把握世界的。

知性也不能把握世界的总体。知性认识的对象是直观,而直观无非是感性的抽象。康德已经认识到,“直观无思维则盲,思维无直观则空。”这里的“思维”就是知性功能的体现。既然感性是有限的,那么适用于抽象的感性的知性当然只能把握部分,不能把握整体;只能把握静止,不能把握运动、变化、发展。而世界是一个整体、一个过程、一个复杂事物。对于这样的事物,知性是无能为力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对试图应用知性来把握物自身的倾向进行了批判,认为这样做只会导致理性的“二律背反”。这实际上指出了知性的局限性,因为物自身被当作一个整体,而经验只是它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对人显现的部分。康德的看法是:通过知性是不能把握物自身的,物自身属于信仰的领域。

康德的所谓“物自身”,的确是人类的认识所无法而对的,但人类实践却必须面对它。我们不可能等得到完全的知识再去行动,更何况康德已经向我们证明,完整的知识是不可能得到的。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黑格尔为什么要肯定矛盾的积极作用。康德认为只有四个“二律背反”(矛盾),而黑格尔却认为矛盾处处存在,并构成事物发展和认识发展的动力。把知性应用于物自身确实必然导致二律背反,但以不完全的知识指导人类实践的正是这种二律背反。由此可见,人类注定了二律背反的命运。

黑格尔认为,康德只是看到了理性的消极作用(黑格尔称之为理性的“辩证性”),而没有看到理性的积极作用(黑格尔称之为理性的“思辨性”)。人类在某时某地固然不能认识事物的全体,但人类并不是只存在于一时一地,人类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有着漫长的未来。某时某地的二律背反,在人类的下一轮实践中会得到相对的解决,与此同时,又有新的二律背反产生,于是过渡到再下一轮。就这样,二律背反必然一再地产生,又一再地被突破。揭露矛盾,只是理性的否定功能、消极功能;承认矛盾,把握矛盾,才是理性的肯定功能、积极功能。康德只是揭示了理性的否定功能,黑格尔则揭示了理性的肯定功能。黑格尔把理性与知性作了对比,指出唯有理性能把握全体和过程。

当然,黑格尔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阐述这一道理的。他把人跟人的精神等同,又把人的精神绝对化,变成所谓的“绝对精神”。绝对精神不仅就其是全体而言是绝对的,而且就它既是人的精神,又是宇宙精神而言是绝对的。这样,黑格尔就同时解决了康德关于整体与部分的矛盾以及物自身与它对人的显现之间的矛盾。所以,人类历史的辩证运动,在黑格尔那里首先是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而历史的辩证运动被当成精神运动的外化。“绝对精神”有两个特点:它是全体,它是过程。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联系观点和发展观点。所谓“理性视角”,指的正是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黑格尔认为,通过理性视角,就可以把握绝对。

二、实践理性视角

马克思哲学的任务是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提供理论基础,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人类社会一方面是一个整体,另一方面是一个过程。虽然马克思并没有把社会看作是终极的存在,但就它是整体和过程来说,是与黑格尔的绝对相近的。因此,对于人类社会,也只有采取理性视角才能把握。

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基础,吸取了他的理性视角。马克思的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则、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以及从肯定和否定两方面理解现存事物的原则等等,都是从黑格尔哲学中继承来的。正因如此,他能正确地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除联系的观点外,黑格尔的理性视角的最大特点是它的运动、变化、发展的观点。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必然会得出革命性的结论。但黑格尔本人并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太保守了。青年黑格尔派抛弃了黑格尔的保守性,鼓吹“批判”。马克思早年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但马克思不满足于理论的批判,而让现状保持原样。他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终于由理论的批判发展到现实的批判。马克思把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看作哲学的核心问题,并认为生活、感性第一性,认识、理性第二性,这都是受了费尔巴哈的影响。

综合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观点,马克思必然会得出结论:理性的辩证法不过是感性的辩证法的反映,理论的辩证法不过是现实的辩证法的反映,认识的辩证法不过是实践的辩证法的反映。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实践,他把理性奠定在实践的基础上,从而把理性视角改造为实践理性视角。

1.“实践理性”视角的含义

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使用“实践理性”这一术语,这大大妨碍了对马克思哲学视角的把握。也许这正是人们至今未能对马克思哲学形成比较一致的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马克思哲学的视角找一个合适的术语是令人颇费踌躇的。由于找不到现成的用语,笔者只好借用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但笔者所赋予实践理性的含义与康德术语的原意是有重大区别的。笔者所谓理性视角,是指从联系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的视角。所谓实践理性视角,是指之所以从联系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是因为作为实践对象的事物本身是一个总体。“总体”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从空间上说,事物是一个有机联系着的整体;二是从时间上来说,事物是一个过程。总体是整体与过程的统一,既然事物本身是一个总体,那么,对总体的认识就必须采取联系和发展的观点。

马克思哲学的目的是“改变世界”,实践观点是他的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马克思总是从实践的观点看问题的,而从实践的观点看问题,就不能不借助于理性视角。因此,所谓“实践理性”视角,指的是为实践所规定的理性视角。这跟康德的“实践理性”是两码事。康德的“实践理性”是指实践——在康德那里限于道德实践——为理性所规定,或者理性规定实践,而不是理性为实践所规定,不是实践规定理性。

不过,虽然有这样的重大区别,但考虑到哲学史上习惯于把以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哲学称为“实践哲学”,而马克思的哲学无疑首先是一种社会历史哲学,尤其是他的实践概念,首先是一个唯物史观概念,所以只有“实践理性”概念是最为接近对马克思哲学视角的准确表达的。

说实践是唯物史观概念,马克思的哲学是社会历史哲学,并不降低它的世界观意义,因为即使对自然界,马克思也是把它放在社会历史中加以认识的。马克思认为,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核心问题,人与环境的关系包括实践关系、感性关系和理性关系三个层次。相对于感性关系来说,实践关系是第一性的,人与环境的感性关系是实践关系的产物;而相对于理性关系来说,感性关系是第一性的,人与环境的理性关系是对感性关系的反映。所以,整个世界归根结底都是实践活动的产物。既然如此,就必须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待世界。

马克思采取的是实践理性视角。理性视角强调辩证法,实践理性强调理性辩证法来源于客观辩证法,强调客观辩证法的实践性。马克思从未把客观辩证法当成与人无关的辩证法,因为客观世界无非是感性世界;既然感性世界本身就是实践的产物,那么客观世界的辩证法当然是对人来说的辩证法。马克思承认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就存在,这一自然界诚然不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但在马克思看来,这样的自然界不具有感性性质,只具有理性性质。既然理性源于感性,感性源于实践,史前自然界当然与人有关,是对人类来说的自然界。

感性的存在与理性的存在有何区别呢?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对于我来说,我父母的存在是感性存在,因为他们的存在是我凭自己的感性经验就可以确定的。我的曾祖父母的情况略有不同:我从未见过他们。那么,我凭什么断定他们的存在呢?首先是凭我父母的感性经验。我父母告诉我:他们曾跟我的曾祖父母共同生活过。对我来说,我的感性经验与我父母的感性经验当然是不同的;前者是我的直接经验,后者是我父母的直接经验,对我来说则是间接经验。如果我是贝克莱,我就会否认我的曾祖父母的存在,因为贝克莱说“存在就是被感知”,而我曾祖父母的存在是我不能感知到的。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情况就有所不同。因为马克思谈的“感性”并不是指个人的感性,而是指人类的感性。我父母的感性与我的感性具有同等的价值,因为我们都是人类。所以我当然可以断言我曾祖父母是存在过的。其次,我断定我曾祖父母曾经存在过是凭理性推理:如果我的曾祖父母不是曾经存在过,就不可能有我的祖父,也就不可能有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理性告诉我:人都是父母生的。从而,我的父亲的存在、祖父的存在也就保证了我的曾祖父母的必定存在。所以,我断定我的曾祖父母的存在既有感性的依据,也有理性的依据。

但“人类出现以前的自然界”的存在与我的曾祖父母的存在情况大为不同:它的存在不是凭感性和理性的双重保证而是只有理性的单重保证。从理性推理来说,我们可以断言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必定是存在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自然界是从哪里来的?换言之,我们今天的自然界的存在为“人类出现以前的自然界”的存在提供了理性保证。但这一自然界谁都没见过。不仅我没见过,我父母没见过,而且人类根本就不可能见到。既然如此,这一自然界的存在就不具有感性性质。

那么我们是如何得到史前自然界的形象的呢?当然是根据今天的感性自然界(我们所得到的史前自然界的遗迹也是属于这个感性自然界的)的形象推出来的。既然是推理的结果,当然属于理论,而与感性经验不同。根据前面所说,理性是感性的反映,感性是实践的产物,那么,理性辩证法当然是感性辩证法的反映,最终是实践辩证法的反映。

由此可见,即使是考察自然界,也必须从社会历史的角度,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本身就具有世界观的意义。这是马克思对于康德关于人能否认识物自身这一问题所做出的独特的回答。

2.为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理性视角,必须划清两个界限

一是马克思的理性视角与唯心主义的理性视角的界限;二是马克思的理性视角与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视角的界限。

第一个界限是比较容易划清的。黑格尔承认事物是全体、承认事物是处于变革之中的,但认为这种变革发生在绝对精神的范围之内。马克思则认为精神的变革是对现实的变革的反映,而且重要的是现实的变革。理论反映的是现实的要求,现实处于运动、变化、发展之中,因此,任何理论都只是特定时代的理论,都只能提出本时代能够提出和解决的问题,而不可能超出它的时代所带来的局限性。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理性视角的区别在于:马克思的理性视角是唯物主义的,马克思绝不认为因为他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事物,所以事物才是辩证的;相反,正因为事物是辩证的,所以才必须用辩证的思维去把握它。而黑格尔的视角则是唯心主义的,他相信对事物的认识过程也正是事物的实际产生过程。

正由于有这样的唯心主义基础,黑格尔才认为哲学在他那里终结了,因为他的哲学正是体现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哲学。马克思却不认为他穷尽了真理,因为真理是不可能在任何一个时代被穷尽的。理性可以使对某一个时代的认识达到本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却不能使它达到所有时代,包括还没有到来的时代的最高水平。因为理性以实践为基础,从根本上说,理性是不可能超出实践所达到的水平的。实践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认识怎么能达到那一步呢?我们唯一能够断定的是,任何一种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都会有过时的那一天。

第二个界限的划分就困难多了。长期以来,在前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下,我们的哲学所宣传的正是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虽然它在口头上把所谓的“能动性”捏合到反映论上,自称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这从意识的定义就可以看出。人们已经习惯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这种说法,并且顽固地认为这正是马克思的观点。实际上,不仅马克思的反映论超出了那种把意识看作单纯是对物质的反映的观点,就连恩格斯也曾说过,“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

马克思认为脱离实践的物质只是一种抽象。对于实践来说,物质必定具有社会历史性。这就是说,任何物质现实都要经历一个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所以马克思对于现存的事物,要求不仅从它的肯定方面去理解,而且要从它的否定方面去理解。在这个意义上,“一切从实际出发”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但这里所说的“实际”并不是指当下的现状,而是现状的变革,因为马克思不是立足于现状,而是立足于现状的改变。

恩格斯曾经在海涅的分析的基础上,专门分析过黑格尔的“现实”概念,指出黑格尔所理解的现实不等同于现状。现实被黑格尔当作是不断变化的,而不是僵死的、不变的。马克思也正是这样看待现实的,只不过马克思剥掉了黑格尔的“现实”概念的唯心主义外壳。

既然现实处于变动之中,那么就不能想象理论只是反映现状,而不反映现状的变革。本来,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也说“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也提“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要不这样讲就太奇怪了),表面看起来似乎与上述观点一样,但实际上两者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传统教科书并没有把实践包含在“物质”的定义中,所以它所说的“反映”不是对实践基础上的认识对象的反映,不是对属人的物质对象的反映,而是对与人无关的物自身的反映。马克思早已指出,与人无关的物自身对于人来说是不存在的。人与动物不同,动物面对的是原原本本的自然界,而人所面对的却是一个经过改造的感性世界(这一感性自然界对于动物来说仍是自然的,即未经它们改造的)。人虽然来自于自然,但也有别于自然界中的其他存在者,人的生活条件是自己生产出来的。人再也不能以单纯的自然的态度和方式与自然界打交道了。至于史前自然界,我们已经证明,它的存在不具有感性意义,只有理性意义,因而也只是对人来说的自然界,而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界。

不仅认识对象本身不是与人无关的物自身,而是实践活动的产物;而且认识对这种对象的“反映”也不是如实的反映,即不是反映这一感性对象;而是批判的反映,即反映这一感性对象的改变。且不说生活中的三角形不同于几何学中的三角形,实际的地球也不是物理学中的质点(这一点康德已经讲得很清楚);单就理性的对象,即社会历史中的对象来看,并不是先认识了对象,再运用这种认识来改造对象,而是认识本身就致力于发现对象的可被改造之点,而且是按照人的尺度来衡量的对象的可被改造之点。

总之,马克思的反映不是意识反映物质,而是理性反映感性,思维反映对象,理论反映现实。如果一定要保留“意识反映物质”的提法,那就必须说明,这里所讲的“物质”与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是不同的两码事:旧唯物主义者所讲的物质是与人无关的物自身,而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物质是对作为主体的人而言的对象;旧唯物主义者所讲的物质是从来就有的、永恒不变的,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物质却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改变它的存在形式。

三、马克思采取实践理性视角的原因

马克思采取实践理性视角,既有实践的原因,也有理论的原因。实践的原因是只有实践理性视角能使马克思实现他“为人类工作”的目标。理论的原因是只有实践理性视角能让马克思解决使他困惑的所有重大的理论问题。

1.马克思采取实践理性视角的实践原因

马克思终生致力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是一项总体性事业,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解放,或者说,既包括感性的解放,也包括理性的解放。无产阶级的解放,也就是人的全面解放,但首先是人的感性即经济生活的解放。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是非常复杂的,对这种条件的认识是一种总体性认识。

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实践和对解放的实现条件的认识都是总体性的,即从空间上看是一个整体(无产阶级是世界历史范围内的存在,共产主义的革命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时发生才是可能的),从时间上看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所以必须用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这就决定了马克思的哲学只能采取实践理性视角。

2.马克思采取实践理性视角的理论原因

马克思之所以采取实践理性视角,从理论上说,是因为只有采取这一视角才能解决所有重大理论问题。对马克思来说,这样的问题有:理想与现实的关系、理性与感性的关系、现状与历史的关系,等等。马克思实践理性视角的形成过程,正是以上理论问题的解决过程。这一过程包括理想主义、理性现实主义、感性现实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四个阶段。笔者将在另一文考察马克思实践理性视角的形成过程。在那里,我们将会看到,马克思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渡使他能够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从理性现实主义到感性现实主义的过渡使他能够解决理性与感性的矛盾,从感性现实主义到实践唯物主义的过渡使他能够解决现状与历史的矛盾。

笔者相信,如果不是实践理性视角能帮助马克思解决令他困惑的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使他得以创立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的理论,他的视角还会发生改变。

马克思运用这一视角进行的理论研究是卓有成效的。他在建立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以后,先是把实践具体化为生产实践,然后又把生产具体化为资本主义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马克思认为最为重要的是生产关系的研究。他的《资本论》就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揭示了资本主义及其以前、以后的历史发展。《资本论》的巨大成就,表明实践理性视角确实是一个有效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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