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融合——兼评斯大林的语言融合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论语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言
语言融合是语言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正确地认识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发展关系、融合关系和融合方式，是国家对参加制定国家语言政策者和贯彻国家语言政策的民族语文工作者、民族教育工作者的一个基本要求。但是，语言是怎样融合的，语言融合采用什么方式，语言融合的结果是什么，语言融合的涵义是什么？当今世界语言学界还没有一致的看法，所以很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语言是怎样融合的，语言融合的结果是什么，它与语言的本质特征、语言的社会功能、语言的内部发展规律直接联系着。所以，要正确地认识语言的融合，首先必须对语言的本质特征、语言的社会功能和语言的内部发展规律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关于这个问题，1950年苏联语言学界曾进行过一次大辩论。同年6月20日， 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著作，批判了Н.Я.马尔（1864—1934）的语言是上层建筑，语言有阶级性，语言可以突变，语言融合和发展进程是爆发式的等错误观点。这本著作的发表，不但对当时苏联语言学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也有重大意义。就苏联来说，斯大林把当时苏联语言学从马尔的错误观点束缚中解脱出来，促进了苏联语言学的健康发展；就我国来说，斯大林这一著作发表在新中国建立的第二年，正当我国语言学界正要开始学习马尔及其追随者们的语言“新学说”和正要着手制定我国的语言政策（包括民族语文政策），进行汉字改革，确立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创制少数民族文字的时候，斯大林批判了“新学说”，并提出了一整套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观，使我们提高了对语言本质特征的认识，避免了受“新学说”的迷惑，走上弯路。可以说，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观，对我国语言学界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尤其是其中的：语言既不是经济基础，也不是上层建筑；语言不是阶级性的，而是全民的；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列宁语），又是社会斗争的工具；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马克思语）；统一的民族语言是高级形式，方言是低级形式，低级形式必须服从于高级形式（民族共同语）；语言的语法构造及其基本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是语言特点的本质；语言不能突变，语言从旧的质到新的质的过渡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而是经过新质的要素的逐渐积累，也就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语言的融合不能看作是在几年中就得出结果的一次决定性的打击行动，语言的融合是延续几百年的漫长的过程，因此这里谈不上任何的爆发……等论点〔1〕， 几乎已成为我国语言学界认识语言和我们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和语言观来制定我们国家的语言政策，正确处理我国少数民族语文与汉语文之间的使用和发展关系的主要理论依据。
但是，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所提出的观点不都是完全正确的，有的是有片面性的。例如，其中提到的两种语言融合的结果只能是一胜一负，一种继续使用，一种消亡，不能得出第三种语言的论断，就有片面性，就难以为世界语言学者所接受。我认为语言融合不仅仅有一种一胜一负的语言转用方式，而且还有语言的溶合和混合方式。即不仅指不同民族语言之间或同一民族语言内方言与标准语之间经过长期的接触、交互使用、并行并用，以至于最后其中一个民族放弃自己的语言（或方言），改用另一种民族语言或本民族标准语的语言（或方言）转用方式；而且还应该包括某种语言因长期吸收某些不同语言的语言成分，受到深刻的影响而演变为另一种语言，或采用大量缩减某种语言词汇加上少量的本族语词杂凑构成另一种语言的语言混合方式；包括某些语言逐渐接近某种语言和某些方言逐渐接近本民族标准语，逐渐溶合为一体的溶合方式。所以，语言融合的涵义可以概括为：不同语言（或方言）的转用、溶合和不同语言的混合。以下谈谈我的认识。
一、语言的转用和溶合
斯大林说，语言“融合的时候，通常是其中某一种语言成为胜利者，保留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并且按自己的内在规律继续发展，另一种语言则逐渐失去自己的本质而逐渐衰亡。”〔2〕这是符合语言融合的通常情况的。但如果认为只有这种融合方式，没有其他融合方式，则是片面的。因为斯大林指出的这种语言融合手段，只是语言融合的主要方式，而不是语言融合的唯一方式。实际上，这种融合只是语言数量上的减少（一种消亡，一种胜利），语言使用上的统一，而不是不同语言成分上的融合。虽然，胜利的语言会从消亡的语言中吸收一些有益的成分以丰富自己，但吸收进来的成分（如借词）毕竟是有限的，它不足以影响胜利的语言的整体结构。即使胜利的语言中有的会混杂着一些当地语言转用者的原先母语（消亡的语言）的特殊成分，甚至有些特殊成分足以构成胜利的语言的一个土语（例如甘肃西部、青海东部交界地区的一些汉语土语），但这种土语是胜利的语言的变体，而不是消亡的语言的化身。因为无论从这种土语的整体结构、内部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来看，它都属于胜利的语言。所以，斯大林所说的这种一胜一负的语言融合，实际上是语言的转用（或叫“改用”、“换用”），是语言融合的广义，而不是语言融合的狭义。
语言的转用不仅出现于不同语言之间，而且还出现于某些方言差别大的方言与民族共同语（标准语）之间。
斯大林说：“马克思承认必须有统一的民族语言作为高级形式，作为低级形式的方言则服从于高级形式。”〔3〕这是正确的。 又说：“某些地方方言在民族（нация）形成过程中可以成为民族语言的基础并发展成为独立的民族语言。例如，成为俄罗斯民族语言基础的俄语中的库尔斯克—奥勒尔方言（库尔斯克—奥勒尔“话”），情形就是这样。成为乌克兰民族语言基础的乌克兰语中的波尔塔瓦—基辅方言，也应该说是这样的。至于这些语言中的其他方言，则丧失自己的独特性，溶入这些语言，并在这些语言中消失。”〔4〕这也是正确的。 但如果斯大林认为或者我们按此观点推论，把斯大林这里的最后一句话理解为所有的民族语言的方言都会像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的方言一样，都采取逐渐接近本民族共同语（标准语），逐渐丧失自己的特点，逐渐溶入本民族共同语的溶合方式（斯大林在这里不用скрещивание“融合”，而用слитъся“溶合”、“溶入”。“溶”在汉语里是“溶化”、“溶解”的意思），则是不符合世界的语言实际的。因为各国各民族语言的方言差别有大有小，作为方言差别很小的俄罗斯语、乌克兰语，它们的方言各自逐渐向本民族共同语接近、溶入，以至于最后方言特点完全消失，完全溶化为民族共同语，这是很自然的，是可以预测的。但是，对于世界上那些方言差别大的，方言区人民交往时各说各的方言已无法交谈，只能改用民族共同语的民族，它们的方言的集中主要手段就不可能采取逐渐接近民族共同语，逐渐溶入民族共同语的溶合方式，而是采取在本方言区内部使用方言，在与操用别的方言的人交谈时使用民族共同语，在共同语使用范围、使用场合逐渐扩大，方言使用范围、使用场合逐渐缩小中，逐步过渡到最后全方言区人民完全放弃本方言（消亡），完全使用民族共同语的方言转用方式。这种差别大的方言集中为民族共同语的转用融合方式，与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转用融合方式是共同的，都是通过双语或双方言的并行并用达到最终的转用，即都是采用“1+1→2－1＝1”的方式。例如，我国汉语方言， 因方言与普通话之间、方言与方言之间差别都很大，都不能通话，所以各方言融合为普通话就大都将采取转用方式，而不会采取溶入方式。汉语方言分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其中闽方言、粤方言与普通话差别最大，吴方言次之，客家、赣、湘等方言又次之。〔5〕它们之间的差别主要反映在语音上。因此，比较一下它们的语音差别大致情况，以论证汉语方言集中为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不可能采取逐渐溶入方式，而将采取逐渐转用方式，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有说服力的。请看以下汉语各方言的声、韵、调数量和辅音韵尾差别情况比较表：〔6〕
从上面的比较表，我们可以看出，北方方言有三少，南方的方言有三多：1.北方方言的韵母少，南方的方言除吴方言、湘方言外，其他方言的韵母都比北方方言多，尤以闽方言潮州话的韵母最多，比普通话多了一倍多（40:85）。2.北方方言的声调少，调类一般有四至五个， 四个最普遍，个别地方有少至三个的，而且大都没有入声；南方的方言声调多，一般有六至七个，最多的是粤方言广州话，有九个，个别粤方言土语声调还有超过九个的，都有入声。3.北方方言的辅音韵尾少，南方的方言除了吴方言、湘方言的韵尾只有-n外，其他方言的辅音韵尾都较多，而且有许多还保留塞辅音韵尾-p -t -k。所以，即使是同源词，其读音也大都不同。例如：
以上14个数目字，广州话、潮州话各与普通话比，竟一个同音字都没有，异音字达百分之百；广州话与潮州话比，也只有“九”一个字是同声韵字。像差别这么大，它们怎样能通话，怎么能溶入普通话呢？为了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汉语书面语的方言读音的差别情况，我特以1000个汉字的读音，拿闽方言潮州话（我的母语）与普通话作比较，看它们有多少同音字。结果是：同声韵的同音字（不管调值异同）有150 个（其中包括31个同文读不同白读的字，如“磨”文读为mo[55]，口语读bua[55]），占15%，异音字有850个，占85%； 如果以口语的不同读音和不同的用词计算，则不同音字当在90%以上。而且，各方言的口语词汇还有一定数量的同义异字词（估计，口语中使用的不同源词，包括变义词，约占总词汇30%），这些同义异字词，不但用字不同而且读音也大都与普通话不同，所以更难以听懂。例如潮州话：花生—地豆，萝卜—菜头，菠萝—番梨，糯米—秫（tsuk[11]）米，谷子—粟（ts‘ek[11]），荞麦—三角麦，筷子—箸（tш[11]），抄菜锅—鼎仔，调羹—汤匙，小孩—奴仔，小女孩—姿娘仔，女孩—走仔，男孩—逗仔，眼睛—目，脸—面，脖子—颔（am[35]），踝子骨—脚目，跑—走，走—行，快—猛，喜鹊—客鸟，鸽子—粉鸟，野鸭—水鸭，孑孑—蛆，蛆—虫，萤火虫—火夜姑（或火金姑），臭虫—木虱，绳子—索仔，铁丝—铁线，自行车—脚踏车，冰棍儿—雪条，冰激凌—雪糕，冰箱—雪柜……。以上33个词，潮州话共用60个字。其中除“地”和“菜”两个字和普通话同音外，其他58个字都不同音，不同音字占96.6%。像语音和语词差别这样大的方言，如与别的方言交际，不改用彼此都懂得的普通话，就难以达到交际的目的。我们知道，语言是交际工具，语言的交际效能决定语言交际手段，决定语言的融合方式。当不同民族语言之间或不同方言之间差别太大，各说各的语言或方言无法交谈（不能通话）时，在一般情况下，社会交际功能处于弱势地位的语言或方言，其使用者便会自然而然地改用对方语言或本民族的通用语。否则，当使用不同的民族语言（如近亲的亲属语言）或不同的方言、土语双方还可以听懂或勉强可以听懂时，处于弱势地位的语言或方言、土语的使用者便会本能地使用自己的母语，或在自己的语言成分上采取力所能及地自觉或不自觉地靠近对方语言或本民族标准语，以求得对方能在更大程度上听懂自己的话。这样，就有可能促使处于弱势地位的语言或方言、土语走上逐渐接近对方语言或本民族标准语，逐渐走向溶合为一的道路。例如汉语，由于方言、土语差别大小不同，它们向普通话融合的方式也将不同。南方六大方言与普通话都不能通话，所以它们融合于普通话的手段都将采用方言与普通话并行并用，逐渐过渡到最后完全转用普通话的方式。当然，南方的方言在与普通话并行并用期间也会逐渐地减少其特殊成分，吸收普通话的通用成分，但当它被磨掉的特殊成分和被它吸收进来的共同成分还未足以使它溶化为普通话时，它的使用者可能已全体放弃它而转用普通话了（当然，方言的消亡还要经过漫长的岁月）。但这只是对方言差别大的南方方言来说的，对于北方方言，由于它的内部还存在着次方言之别，各次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别大小不一，所以它们跟普通话融合的方式也将不同。差别大的，可能与南方的方言一样，采取“转用”的方式，差别小的则可能采取与俄语方言溶入莫斯科话、乌克兰语方言融入基辅话一样的“溶合”方式。
汉语北方方言分四个次方言：〔7〕（1）华北、东北官话；（2）西南官话；（3）西北官话；（4）江淮官话。这四个次方言，其中的华北、东北官话是狭义的北方方言，它与普通话差别最小，它与规范化的普通话逐渐溶合为一体是显而易见的。其次，西南官话跟普通话的差别也不大，也将有可能采取向普通话逐渐接近、逐渐溶入的方式。据我拿属于西南官话的成都话与普通话作比较，在1000字中，〔8〕同声韵的同音字有599个，占59.9%。成都话声母只有n没有l（实际是n、l 自由变读），只有
而且其韵母大多数相同， 所以如果把这类声母及其同韵母字也算作同音字（在成都人的听感上是一样的），则它们的同音字可增加259个，共有859个，占85.9%（武汉话与成都话音系很相近，与普通话的差别程度和成都话差不多）。由于西南官话与普通话差别不大，共同性是主要的，操西南官话的人在与操同一北方方言的人交谈时，各说各的土语可以通话，所以讲西南官话的人与北方人甚至与操别的方言而会说普通话的南方人交际时，往往习惯于使用他们的乡音—西南官话，而不大愿意改变腔调说普通话。对此，有人说这是云、贵、川人“保守”。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悦服的。我认为，主要原因不是“保守”而是因西南官话与普通话同属北方方言，差别不大，各说各的还可以通话。语言是交际工具，从语言的交际效能来说，两话可通，不妨碍交谈，便可使用，以谁为标准就不那么讲究注意了。但如果两话差别太大，像闽方言、粤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别一样，大到无法通话的程度，就不得不改用标准语—普通话了。关于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国家的几位领导人的讲话， 也就可以悟出其中的道理了。1949年十月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说的是普通话（北方方言），平时他对全国人民发表讲话，对外国人谈话也用普通话，而不用湘方言；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讲的也是普通话（尽管他们讲的都不够标准），而不是吴方言、客家方言。然而，邓小平、陈毅同志对全国人民讲话和平日政务活动说的却是他们的四川家乡话—西南官话，而不是普通话。至于云、贵、川的一般工农群众与外省人交往，其腔调就更少用普通话。但是，这并不是说，使用西南官话的人，他们的土语、方音可以原封不动，永远保持不变。不是的，为了使对方更容易听懂和顺应普通话的发展趋势，讲西南官话者在与外省人交谈中必然要在自觉又不自觉中、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消除其乡音土语中的特殊成分，吸收普通话中的通用成分。这样它就会自然而然地溶入普通话，以至最后与普通话溶合为一。当然，这只是对语音差别小的华北、东北官话和西南官话来说的，对于差别较大的西北官话（有人认为可把它另立为“晋方言”）、江淮官话（有人认为可把它另立为“徽州方言”），是否也能走逐步溶入普通话的途径，则还难以预测。总之，判断不同语言之间或不同方言之间的融合途径，既要看到它们的社会因素，还要看到它们语言（或方言）本身之间差别大小的因素。否则，以民族和语言为界限来认识语言的融合方式，并以之来制定国家的语言政策或决定是否给某一个民族创制统一的民族文字及统一的语言规范化条例，就会失之偏颇，走上弯路。特别是，对于那些杂居或分片聚居于多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地区，人口占少数，其方言差别又大，分布又广，其政治、经济、文化未能集中，其“统一的民族语言”尚未形式，或者已被后来的民族迁移或民族杂居所分隔，方言与方言之间已没有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其方言不是向本民族语言中的某一方言融合，而是分别向本地区或本国家中社会交际功能最大的主体民族语言集中（逐渐转用）的少数民族，如果我们教条地理解斯大林提出的低级形式必须服从于高级形式的统一的民族语言，可以包括任何时期、任何民族的语言，并以为统一的民族语言——统一的民族共同语，可以人为地树立、培植，只要有关政府部门规定本民族语言的众多“方言”都必须服从于选定的“高级形式”，服从于人为的“民族共同语标准音”，方言便会俯首服从命令，乖乖地逐渐溶入这个“高级形式”，逐渐溶合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那就错了。因为语言是交际工具，客观上不存在人为的“高级形式”，没有中介交际作用的“高级形式”，与之平行发展的方言是不会听其“号令”的。
上面所述，主要是谈语言融合的转用方式，下面我想再谈一下语言融合的溶合方式。语言溶合与语言转用有一点共同之处，就是语言溶入对象和语言转用对象都不一定限于同一民族语言或限于不同民族语言。因语言与方言之间并不存在着泾渭分明的界线，语言与方言的划分没有一定的标准。语言与方言的划分，在某种情况下是根据社会因素（如民族历史、民族现实），在某种情况下是根据语言因素（差别大小），或者两种并重，但更多的情况是根据社会因素。例如，汉语分七大方言，方言与方言之间差别都很大，都不能通话，但因操用各方言的人民都是汉族（转用汉语者除外），所以他们所讲的话都属于汉语方言。我国新疆的乌孜别克语、柯尔克孜语与维吾尔语之间差别都很小，操用这些语言的民族交谈时各说各的语言都可以通话，但因它们的使用者各已形成为不同的民族，所以它们都是不同语言。又例如，荷兰东部与德国西北部交界的某些地方，两边的话可通，但一边属于荷兰语方言，一边属于德语方言—低地方言；尽管荷、德交界处的德语低地方言与德语高地方言的差别还大于荷兰语，但在国家和民族观念上，它仍被看作是德语方言。从这种情况上讲，语言名称是可以跨民族的。又例如，同属斯拉夫语族东部语支的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和俄罗斯语，它们在语音、语法和词汇上的共同性都是主要的，它们都可以通话；〔9〕它们之间的差别远远小于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别，但它们各是不同的语言—近亲的亲属语言。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差别可以小于同一民族内部方言之间的差别。因此，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融合方式就不一定只限于使用转用方式，而是还有使用溶合方式的。我们知道，语言的发展有两个彼此相反的方向：分化和融合（或称统一）。语言分化根源于原来操用同一语言的人民的迁移、人口的增加、地域的分隔和各个地域的政体的分立、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地域的分隔，各地人民缺少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久而久之就会引起语言的变异，引起语言特点的产生，引致不同语言的形成。但是，当过去在地域上处于闭塞或政治上处于独立状况的地区（或国家）的人民已被后来与之有关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或政治联盟所打破时，语言的分化就会改变方向，逐渐转向融合。特别是分布于同一国家内毗邻地区的近亲语言，如果分化的时间还不太长，语言差别还不大，还可以通话，就有可能逐步相互接近，走向溶合。它们的溶合关系一般是，人口较少、语言社会交际功能较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处于后进地位的民族的语言向人口较多、语言社会交际功能较大、经济文化较发达的民族的语言逐步溶入，以至最终合二而一。例如，我国的柯尔克孜语（柯族人口有14万人），分布在黑龙江省富裕县的柯尔克孜族所讲的话，与新疆柯尔克孜语差别较大，基本上和哈卡斯语相同，〔10〕保存了古代柯尔克孜语的不少特点；而居住在新疆（维吾尔族是新疆的主体民族，人口有720 多万）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奥依塔格等地的“塔格勒克”人（山里人）的语言基本上已与维吾尔语相同，不过还保留着自己语言的一些特点；但居住在阿克陶县县城附近的柯尔克孜族，由于长期以来与维吾尔族居住在一起，其语言则已与维吾尔语相同。〔11〕从以上柯尔克孜语分布于三个不同地区，使用着三种不完全相同的口语看，我们可以说，阿克陶县城附近的柯尔克孜语已溶入维吾尔语了。但与我国新疆接壤的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吉尔吉斯语（即柯尔克孜语），则另有其发展趋向。又例如，我国新疆的乌孜别克族（人口有一万多），由于长期与维吾尔族杂居共处，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已发生了深刻的相互影响，现已逐步形成了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饮食起居等方面彼此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特点。在语言方面，由于乌孜别克族已使用乌—维双语制，在本民族内部使用乌孜别克语，在社会交际场合使用维吾尔语，所以乌孜别克语中的维吾尔语共同成分已逐渐增多“很多词在读音、语义和用法上与维吾尔语基本相同”，它们“在语音系统、基本词汇、语法结构、形态变化等方面共同点可达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这两种语言大体可以相通”。〔12〕因此，从发展趋势看，我国的乌孜别克语将逐渐与维吾尔语溶合。但是，中亚的乌兹别克共和国的乌兹别克语（使用人口有一千多万），则仍将保持其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趋向。又例如，俄罗斯语、白俄罗斯语、乌克兰语这三种近亲的东斯拉夫语，它们有过统一（东斯拉夫语——古俄语，存在于7—14世纪）、分化（约开始于14世纪）， 又有过汇合（如苏联时代）。苏联解体后，又各自成为本共和国的主体民族语言，但又共存于一个“独联体”内，仍受着前苏联时期以俄语为族际语的使用关系和今日以俄语为“独联体”的区域性国际语的社交功能所制约。它们将来的语言融合途径将走哪条路，是走并行、转用的方式，还是走逐渐接近、溶合的方式，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它们书面语中不同读音的同源词的书写形式是如何处理的？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了解、借鉴的。
二、语言的混合
语言融合能不能产生混合语，即能不能产生第三种语言？本来这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在世界众多复杂的语言里，早已就存在着混合语。但是，自从斯大林提出“如果以为两种语言融合的结果，会得出一种新的第三种语言，它不像这两种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并且同其中任何一种都有质的区别，这种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13〕之后，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竟成了问题。我不同意斯大林的观点。我认为，他的观点是不全面的，是不符合世界复杂多样的语言融合实际的。为什么斯大林的语言融合观会产生这样的片面性呢？这可能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样：“我不是语言学家”〔14〕的缘故。因为他不是语言学家，他没有做过苏联境内的语言调查研究和语言比较研究，没有了解到世界各种各样语言在发展中又分化又融合的复杂过程，没有了解到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因长期受别种语言的渗透、影响而逐渐变质，演变为与原来语言结构有很大差异，又不同于别种语言的第三种语言的情况，以致在批判马尔的“新语言的形成是以爆发的方法由于非亲属语言的融合、‘汇合’的结果”〔15〕的同时，却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作出语言融合的结果不会得出一种新的第三种语言的片面论断。他的片面性在于：只看到语言融合的“结果”，没有看到语言融合的“过程”；只看到语言融合的“通常”情况，没有看到语言融合的“特殊”现象；只看到语言融合中胜利的语言“本身”，没有看到失败的语言（已消亡）的“前身”。即只看到：A 语言兼用B语言→B语言（胜利的语言），没有看到：A（语言成分）+B （语言成分）+C（语言成分）＝ABC语言（未消亡时的语言）。虽然，两种语言融合的最终结果是一种语言胜利，一种语言失败，遥远的将来，世界大同的时候，也许将使用着一种共同的世界语。但是，以语言融合的最终结果来否定世界上现在还存在着一些民族，在它们还没有转用“胜利”的语言之前还使用着一种既不同于A语言，又不同于B语言、C 语言的多种语言成分“混合语”，则是不现实的，不客观的。何况，现在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语言系属难以确定的“融合语”，在世界大同以前，它的融合对象是谁，将来谁是失败者，谁是胜利者，还难以断定。其实，许多研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语言学家并没有否认“混合语”的存在。例如原苏联阿瓦涅索夫就说过：“在近亲部落联盟以及部族的社会组织成员中，可能在个别情况下，出现有非近亲的，操异族语言的部落。这样就可能引致各部落的混同和融合，同时，引致各种语言与方言的混同和融合”。〔16〕这种由于非近亲的部落的联盟而引起非近亲部落语言的混同和融合的情况，在我国某些少数民族杂居地区中也有。这种民族由于长期与其近邻某些比本民族的经济文化较发达，人口较多的大民族杂居共处，其原先民族特征已发生了某些变化，但还没有完全与某一大民族融合，还保留一些特征，以致它的民族成分变得难以确认，它的语言类型变成了跨语系的ABC混合语。为了证实这种混合语是客观存在的，下面我扼要地介绍我国新疆少数民族语言中现还使用着的一种混合语。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赵相如、阿西木先生写的《新疆艾努人的语言》〔17〕（以下简称《艾努语》）记述：在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的和田、洛浦、墨玉、莎车、英吉沙、疏勒等县，分布着一种自称“艾努”（εjnu）的居民。 当地的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称这种居民为“阿卜达尔”（Abdal）。南疆各地的艾努人， 大都住在人口众多的广大维吾尔族农村中，他们“大分散、小集中”，自成村落。艾努人长期与新疆主体民族维吾尔族频繁交往，在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都受到维族的极大影响。由于艾努人“小集中”，使他们的语言得以保存；又由于艾努人“大分散”，长期与维族杂居共处，使他们在很早之前便实行艾—维双重语言制。他们与外界交际时使用维吾尔语，而在艾努人之间和在家庭内却使用一种为维族和其他民族不易听懂的语言，即艾努语。
1976年，《艾努语》作者对聚居于和田县烽火人民公社“格窝孜”（giwoz）村的艾努人作初步调查， 这个自然村居住着一千左右的艾努人，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还兼畜牧、园艺、手工业等副业。
艾努语有人说它是维吾尔语的一种方言，但格窝孜村的艾努人自己却说，他们的祖先是很久以前从伊朗迁到格窝孜来的，他们说的不是维吾尔语。《艾努语》作者曾把他们调查的材料与波斯语、我国境内的维吾尔语以及属于伊朗语族东支的塔吉克语进行比较。发现：艾努语词汇中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词与波斯语同源，而且属于基本词汇，这部分词汇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语言的基本词汇很相似；在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上，除残存波斯语言的某些语音特点（如：元音a的弱化现象； 词尾可出现b、d、g浊塞音和为数不少的辅音丛；词中音节尾或词尾的r、j、h辅音脱落现象）和语法形式（如：名词、形容词、数词作定语时可以后置等等）外，受到维吾尔语深刻的影响，已经吸收了维吾尔语的属于粘着语类型的语法手段，以至在语法上与维吾尔语基本相同。所以，现时的艾努语究竟是一种在以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中的某一种语言（如波斯语）为基础吸收了大量的维吾尔语、阿拉伯语语词而变化形成的“混合语”呢？还是在以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中的维吾尔语为基础，吸收了大量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而形成的维吾尔语方言呢？它现在应属于哪个语系，哪个语族？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现把《艾努语》作者对艾努语与维吾尔语、波斯语、塔吉克语的比较结果摘要介绍如下。
1.语音
（3）艾努语的音节结构有六种形式（Y代表元音，F代表辅音）：Y、YF、FY、FYF、YFF、FYFF。这六种结构形式与维吾尔语完全相同。
2.词汇 艾努语中还保留着大量与波斯语同源的词。这些词仍然是艾努语词汇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交际中广泛使用，并且是构成新词的基础。《艾努语》作者选用4200个常用词进行比较，结果是：艾努语和当地维吾尔语不同的词有1200个，占比较词数的35%；相同的词约有3000个，占总数的65%，但其中包括维吾尔语、艾努语、波斯语三种语言相同的词391个，维吾尔语、艾努语、阿拉伯语三种语言相同的词622个。二者合计占相同词的33.7%，占比较词总数的23.9%。因此，严来说，艾努语中的维吾尔语词只占比较词总数的41.%。 尽管艾努语中吸收了不少维吾尔语词，并且采用维吾尔语的构词附加成份，构成各种合成词或派生词，可是，彼此完全不同的语词还有三分之一以上。这个事实说明：艾努语至今仍然保持其自己词汇特点的本质部分，尤其是生命力最强的基本词汇，它的发展变化远远比语音、语法的发展要缓慢得多，更具有稳固性（这个分析很好，引自原作）。
下面举出四组语词，可以看到艾努语、波斯语、塔吉克语（新疆的塔吉克语色勒库尔话）和维吾尔语彼此之间的异同关系。
A组 艾努语与波斯语相同而与维吾尔语不同的语词：
B组 艾努、波斯、维吾尔三种语言都相同的语词：
C组 艾努、波斯、塔吉克三种语言都相同的语词：
D组 维吾尔语与波斯语相同而与艾努语不同的语词：
3.语法 由于艾努人长期使用艾—维双语制，艾努语吸收了大量的维吾尔语词，进一步影响了艾努语语法的变化，使它逐渐改变原来屈折语类型的语法形式，逐渐吸收维吾尔语的属于粘着语类型的语法手段，以至现在在语法结构上变成与维吾尔语基本相同的另一种语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质变。以下略举数点，以见一斑。
（1）词法
名词 艾努语的名词有数、人称和格的变化，其构形附加成分完全和维吾尔语相同。例如，艾努语名词有六格，主格没有附加成分，其他各格都有附加成分，附加成分都与维吾尔语相同。例如：
数词 艾努语的基数词与波斯语同源，而与维吾尔语不同；但是，从十一到十九的复合数词的构成，艾努语是先高位数，后低位数，词素的次序与维吾尔语相同而与波斯语不同，这显然是受维吾尔语的影响。请看以下比较：
代词 艾努语中的代词，除mεn（波斯语为man）“我”、u“他”、an“那个”、hεr“每、各”、he∫“任何、决不”等与波斯语同源外，其他常用的代词都与维吾尔语相同（例子略）。
动词 艾努语动词的各种粘附形式与维吾尔语相同，连形动词、副动词、动名词和助动词等几种特殊形式，也与维吾尔语相同。（例子略）。
（2）句法艾努语的句子成分有主语、谓语、定语、 宾语和状语。基本语序是：“主语—谓语”或“主语—宾语—谓语”，都与维吾语相同：
在艾努语中，数词、形容词、名词在句子里充当定语时，既可以放在被修饰语之前（和维吾尔语相同），也可以放在被修饰语之后（和波斯语相同）。例如：
从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艾努语已变成一种既不同于波斯语、塔吉克语，又不同于维吾尔语、阿拉伯语的一种“混合语”。如按谱系分类法的论点，根据艾努语词汇中现还约有三分之一与维吾尔语不同源而可能是来自波斯语和还残存着波斯语的某些语音特点和语法形式的渊源关系来看，艾努语可划为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中的一种语言；但如按现在艾努语的语法结构和语音特点已与维吾尔语基本相同，词汇中与维吾尔语相同的词约占有65%，而不去追究它们的母语是否同源的话，则可以把艾努语划入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这种从原来的屈折语类型逐渐变为黏着语类型，从印欧语系特征转变为阿尔泰语系特征的语言，不能不说它已起了质的变化，不能不说它已是第三种语言了。
上面所举的这种混合语，在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中还有一些。如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隆务区五屯下庄、五屯上庄和江查麻乡的居民（约有二千人，统称为土族，但他们自己认为不是土族，而是藏族）所说的一种既不同于汉语又不同于藏语、土族语的语言。〔18〕它和艾努语一样，都是从原来某一种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吸收外来语言成分而逐渐演变而成的。它的演变过程总是与其兼用的外族语言并存并用，直到它的使用者全体人民转用外族语言或最终溶入某一外族语言为止（溶入的情况很少，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是一种类型。此外，世界上还存在着一种可以与本民族语言、外族语言同时并存并用的“混合语”——第三种语言。这就是洋泾浜（Pidgin）语和克里奥耳（Creole）语。为了说明语言融合是多样式的，而不是只有斯大林所指的那种“转用”方式，所以也介绍如下，以资佐证。
洋泾浜语 有人把它音译为“皮钦语”或称之为“混合语”。它“是一种来自英、法、西班牙或葡萄牙语的、大量缩减的词汇（通常只有700—1000个词）加上少量本族词汇，混杂构成的语言。”〔19〕由于它的词汇材料大都来自英、法、西、葡等原殖民帝国的语言，所以“传统上把洋泾浜语言、克里奥耳语言叫做英语、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荷兰语等标准语的异体方言。”〔20〕但这“并不意味着英语和克里奥耳英语有什么亲缘关系，或者在基本结构方面有什么相同点。”〔21〕洋泾浜语是“一种有其一致的内部结构、有实际用途的语言。”但它“不是一种民族语言，而是一种民族辅助语言。”“它总是在母语之外附加使用的”。〔22〕它是与殖民主义者的语言及当地土著语言同时并存并用的（只是使用人数少，使用场合小而已），所以它是以第三种语言的身份出现于社会的，是客观存在的。有人估计，世界上讲洋泾浜语的人数约有2500万人。主要的洋泾浜语言有两支：大西洋分支和太平洋分支。前者包括分布于喀麦隆的洋泾浜英语，后者包括分布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洋泾浜英语。〔23〕
洋泾浜语是如何形成的，世界语言学者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是原来英、法等国殖民地中的殖民主义者农场主、主人、商人模仿农业工人、用人和顾客学说殖民主义者的不准确话语，反过来，农场工人、用人、顾客又模仿他们的话语，相互模仿的结果。洋泾浜语开始产生时词汇很有限，语法结构不完善。例如：通行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的洋泾浜英语，只有1500个词。其他的词许多是奇怪的复合词，例如：haus kuk（“house cook”），是“厨房”的意思。bilong这个词， 源自“belong ”， 是“属于”的意思， 它被用来构成许多复合词， 例如：glas biong lukluk （“glass belong look—look）， 是“镜子”的意思。后缀-pela，可用来构成许多复合词。 例如：人称代词的复数，mi—我，mipela—我们；构成从1到12的数词：wanpela—1，tupela—2；构成单音节的形容词：bikpela—大的，gutpela—好的；构成其他词：dispela—这个，sampela—一些。而且许多表示语法意义的形态消失了，例如：英语一个人是one man/person，十个人是 ten men/persons；而巴布亚—新几内亚洋泾浜英语是wanpela man，tenpela man。表示语法范畴的词形简化了，人称代词的主格和宾格同形，副词和形容词同形，例如，主格和宾格的“他”都是i。〔24〕由于洋泾浜语词汇有限， 语法不完善，使用人口也不多，所以它们往往是短命的。但当它的词汇逐步丰富，语法结构逐步完善，交际效能逐步提高，使用人数逐步增多，使用范围逐步扩大，发展到已成为某一群体的大众交际工具，并已成为某一个群体的母语时，它便成为一种独立发展的语言了。这样的洋泾浜语，“人们就说它已经‘克里奥耳化’了。”〔25〕例如，新几内亚洋泾浜语（也叫新美尼西亚语），使用人数约有三、四十万。它已成为该地区不可缺少的交际工具，已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国家中获得了官方语言的地位，广播、报纸、学校都使用这种语言。〔26〕
克里奥耳语 Creole（克里奥尔）一词，原指西印度及南美各地的西班牙、法国移民的后裔，后来词义扩展包括到西印度、南美等处生长的黑人、黑白混血种人，最后泛指英、法、西、葡等国殖民地当地土人说的语言。
世界主要的克里奥耳语有：克里奥耳法语、克里奥耳英语、克里奥耳荷兰语、克里奥耳西班牙语、克里奥耳葡萄牙语、基图巴语（Kituba）、法纳卡洛语（Fanakalo）、玻利斯莫图语（Police Motu）。〔27〕
克里奥耳法语主要有两支：一支分布在加勒比海，另一支分布在留尼汪岛和毛里求斯岛。这些克里奥耳法语长期以来与当地通行的标准法语或标准英语或克里奥耳英语并存，平行通用。〔28〕
克里奥耳英语主要分布在西非的喀麦隆和塞拉利昂，加勒比海中的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国。只在牙买加，操克里奥耳英语的至少有150万人。
克里奥耳荷兰语最主要的是阿非利堪斯语（Afrikaans）， 分布在南非共和国。使用这种语言的约有300万人。〔29〕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克里奥耳语”的词汇主要原料不是来自英语、法语，而是来自本国或本地区中的某一个民族语言。例如，刚果的基图巴语，是刚果语的简化形式，广泛通行于刚果；南非的法纳卡洛语，主要以祖鲁语为基础，加上许多英语词和阿非利堪斯语的某些词汇构成，是南非矿工的语言；〔30〕玻利斯莫图语以莫图语为基础，主要分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南部地区。〔31〕
从以上所举的我国艾努语、五屯话以及国外现在还在使用着的许多洋泾浜语和克里奥耳语，我们可以确信，在复杂的世界语言里，的确存在着一些由多种语言成分融合而成的混合语。这种混合语尽管不是语言融合的主要结果，但它正如世界种族中的少数混血种人一样，它们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总是各占有一席之位的。
三、世界语的融合
未来的世界共同语是什么样的类型，它是怎样融合而成的？它是从一个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呢，还是由许多民族语言自然溶合而成的，或者是人造的语言呢？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也作了一个推断。他说：“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期，即当社会主义巩固起来并实现于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各个民族语言就必不可免地会溶合（请注意这里是用слиься“溶合”，而不用скрещивание“融合”——笔者注）为一个共同的语言，这个语言当然不会是俄语，也不会是德语，而是某种新的语言。”〔32〕斯大林的社会根据是：“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后的时代，那时世界帝国主义将不复存在，剥削阶级将被推翻，对民族和殖民地的压迫将被消灭，民族孤立和民族的互不信任将被民族的互相信任和接近所代替，民族平等将会实现，压制和同化语言的政策将会取消，各民族间的合作将会建立，而各民族的语言将有可能在合作的方式下不受约束地互相丰富起来。很明显，在这些条件下，根本谈不到一些语言的被压制和失败与另一些语言的胜利。”〔33〕所以，“在这里我们遇到的将不是两种语言，其中一种遭受失败而另一种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而是好几百种民族语言，这些语言由于各个民族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长期合作将首先划分出最丰富的统一的区域性语言，然后区域性语言再溶合为一个各民族共同语言，这种语言当然既不是德语，也不是俄语和英语，而是吸取了各民族语言和区域性语言的精华的新语言。”〔34〕斯大林这一推断，是否能实现，现在还很难预测。但是，如果他所说的那种“新语言”像1887年由波兰柴门霍夫（L.L.Zamenhof，1859—1917）创造的，在现在国际上已得到某种程度的承认的人造语言“世界语”（Esperanto），那么， 根据“世界语”现在的使用情况和发展速度，以及国际上现在使用的国际语的发展趋势看，“世界语”（Esperanto）要发展成为未来全世界的共同语，或者不久以后或遥远的将来还将会创造出一种比现在的“世界语”更有规律性更容易学习的、像斯大林所说的是吸取各民族语言和各区域语言的精华的“新语言”的新世界语，它的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前“世界语”的宝座已开始被一种活着的、有口语基础的、使用的民族和国家最多、分布范围最广、扩展力量强、国际交际功能和现代科学技术信息负荷量最大的语言——英语所占据。〔35〕
本来，世界的学者，尤其是反对民族压迫、反对语言同化，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学者，对“世界语”（Esperanto）创造成功及其发展前景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和希望。因为“世界语”具有两点世界上任何一种民族语言所没有的优点：1.它不是世界上任何一种曾经同化过别种语言的大民族语言，而是一种不同于任何民族语言的超民族人造语言，全世界各民族都学习它，以它作为国际语，不会损害各民族的自尊心，体现了“语言平等”的原则。2.它是按照一个理想的语言模式，依照严密的语言结构规则设计出来的，是最有规律性、最容易学习的语言。但是，“世界语”本身也有一些致命的弱点：1.由于它是人造语言，它不是任何一个活着的语言，它没有使用者的聚居地，没有群众性的口语基础，没有像一般民族母语一代传一代的使用继承功能和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的语言使用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它只为某些国家中的少数知识分子所掌握。2.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把“世界语”定为普及教育的教学语言，极大地限制了“世界语”的发展。3.它没有像中、英、法、俄等民族语言一样，具有可供学习的丰富历史文献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书面语，即没有学而能用立竿见影的实用价值。所以，“世界语”诞生一百多年来，学懂世界语的也只有一千多万人，平均每年只约增长十万人。这与现在使用人数已近十亿，每年增长人数超千万的英语比，其差距实在太大了。再从英语的扩展史和现在国际场合主要使用英语的发展趋势看，未来世界语的宝座为谁占领，也许可以预测了。英语现是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爱尔兰、新西兰等国的主要语言和通用语言，仅这六个国家的面积就有2760多万平方公里。英语，在16世纪时还只是一个民族语言。在当时，文化影响还比不上意大利语和法语，在使用范围上还比不上西班牙语。但英国从17世纪向海外移民，到19世纪中叶成为世界上的工业强国和最大的殖民帝国之后，在这一时期，英国依靠海上霸权，侵占了比它本土大150倍的殖民地， 并在其殖民地中强迫当地土著民族学习、使用英语，规定英语为殖民地的官方语言和教学语言，竭力推行其语言同化政策，因而大大地扩大了英语的使用范围和使用人数。据统计，现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或通用语的国家，非洲有20个，亚洲有17个，美洲有12个，大洋洲有7个。总共， 全世界以英语为通用语或官方语言的国家共有60多个，约占全世界国家和地区总数的四分之一。〔36〕由于英语在全世界使用的国家最多，使用范围最大，因此英文在联合国6种工作语文中的使用率也最高。据联合国统计， 联合国文件原文用英文写的占80%，法文占15%，西班牙文占4%，俄文、 阿拉伯文和汉文总共只占1%。〔37〕又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1982 年在召开该组织会议时，参加会议者共有158人，有131个国家代表发言。其中说英语的51人，占38.9%；说法语的43人，占32.8%；说西班牙语的18人，占13.7%；阿拉伯语11.5人（部分国家代表用两种语言发言，每一种语言只算半个）占8.8%；俄语6.5人，占5%；华语1人，占0.8%。〔38〕从使用人数上说，当今把英语作为母语使用的人数约有3亿，作为第二语言使用的约有2.5亿，共有5.5亿人。此外把英语作为外国语使用的人约有3—5亿。〔39〕由于英语使用范围大，使用国家和使用人数多，国际交往中使用频率高，所以它已越来越多地被看作是一种国际交际工具，看作是一种超民族超国家的信息媒介。在这种形势下，过去曾经沦为英帝国的殖民地，曾经反对过英语同化政策，现在已独立的国家，则由于满足于已取得独立，取得了本民族语言与英语并行并用的合法地位，或者因制约于社会上已形成了以英语为主要书面语或官方语言的客观实现，为了发展本国的科学文化，还需要通过英语这个工具来学习、引进英、美等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他们也改变了敌视英语的态度，采取容纳、继续使用的政策。这样，过去主张创造一种人造的“国际语”，以供世界各国人民共同使用，以实现“语言平等”的崇高理想的人，见此情况，对此问题也就慢慢地淡薄了；柴门霍夫所创造的最有规律最容易学习也最能体现“语言平等”原则的“世界语”，想要取代英语的国际语地位，也就越来越不可能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将来的世界共同语就一定是英语，不！它还有可能是现在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华语（汉语），也可能是俄语或法语或其他民族语言。因为世界各国的经济、科学文化都在不断发展变化，都在竞争，各大民族语言使用范围也在扩展、在竞争，现在处于区域性国际语（如汉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和世界性国际语（如英语）地位的语言跟各国语言之间的使用关系也会发生变化。例如，17、18世纪，法语曾经是欧洲的重要国际语言，19世纪以后却逐步地为英语所取代。实际上，在20世纪以前，世界上还没有一种语言能冲破区域性国际语的地位（使用范围），只有英语，随着现代国际交往、国际关系日益密切，国际日益需要有一种共同的国际语言以克服各民族之间的语言障碍，具有使用范围最大、使用国家最多的英语，才能乘机冲破区域性国际语范围，走上成为世界性国际语的道路。从英语现在的发展趋势看，世界共同语的融合途径，仍将是从一个民族语言为基础发展而成的，仍将采取语言融合的一胜一负的转用方式，而不是像斯大林所预测的那种所谓“溶合”而实际上是人工创造的方式。当然，统一的世界语的最终形成，还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因为世界各民族大小不同，各民族语言和各国通用语使用范围大小和使用人数多少不同，各民族从单语制走向双（多）语制——走向学习、兼用本地区或本国的通用语、区域性国际语、世界性国际语，再从双（多）语制走向单语制——走向使用本国统一的通用语，走向最终使用全世界通用语（世界共同语），它们的发展将很不平衡，它们各自融合于世界共同语的时期和经历的时间长短将极不相同。从现在来看，要达到全世界人民都使用一种共同的世界语，那还只是一个理想，一个无法估计的极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但是，新生事物总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从现在的国际会议、国际交往中，英语已开始充当世界性“国际语”的角色，并已具有一定的发展势头看，世界共同语已在开步走了。由于世界共同语的发展，对促进各国人民的科学文化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的交融，促进各国人民走向世界大同将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我们对它的发展，便应采取顺乎自然、积极促进的态度。基于这个认识，我认为：在我们国家的中等教育中普遍开设一门英语课是必要的，正确的；在大专院校的外语系中，外语专业如非英语专业，其选修的第二外语课必须是英语；对硕士、博士研究生必须掌握的二种外语，其中一种必须是英语。这样，我们今后的知识分子才能广学外国科学文化，才能更加广阔地参与国际科学文化交流，更快地发展我国的科技；从个人来说，才能走向国际，走遍天下。
最后，我还想引用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最后一段绝对正确的话，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因为这段话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他说：“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丰富起来，——因此，它的个别公式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能不被适应于新的历史任务的新公式和新结论所代替。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的敌人。”
注释：
〔1〕〔2〕〔3〕参见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第21—23、11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
〔4〕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第33页。
〔5〕参见詹伯慧《现代汉语方言》，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8月。
〔6〕参见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汉语方言字汇》方言音系简介，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年6月。
〔7〕参见詹伯慧主编《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
〔8〕根据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汉语方言字汇》， 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年6月。
〔9〕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2月。1993年， 作者曾问一位来我国访问的俄罗斯语言学家有关此三种语言的差别情况，也说差别不大，彼此都可以通话。
〔10〕据哈西木先生说，哈卡斯语是原苏联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语言。
〔11〕参见胡振华《柯尔克孜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4 月。
〔12〕参见程适良、阿不都热合曼《乌孜别克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7年8月。
〔13〕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72年3月。
〔14〕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第3页。
〔15〕见[苏联]阿瓦涅梭夫著《斯大林语言学著作中所阐明的语言与方言学说》，民族出版社，1955年。李佩娟译。
〔16〕同上书第16页。
〔17〕载《语言研究》，1982年第1期， 华中工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章。本文有关艾努语材料都摘引自这篇文章。
〔18〕请参阅陈乃雄《五屯话初探》，载《民族语文》1982 年第1期。
〔19〕见[ 美] 肯尼思·卡兹纳《世界的语言》（The Languagesof the world），北京出版社，1980年5月。
〔20〕林书武：《谈洋泾浜语和克里奥耳语》，载《语言学动态》（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1979年第1期。
〔21〕同上书。
〔22〕见[美] 肯尼思·卡兹纳《世界的语言》（The Languagesof the world），北京出版社，1980年5月。
〔23〕参见林书武《谈洋泾浜语和克里奥耳语》，载《语言学动态》，1979年第1期。
〔24〕参见林书武《谈洋泾浜语和克里奥耳语》，载《语言动态》1979年第1期。
〔25〕见[美]肯尼思·卡兹纳《世界的语言》，北京出版社，1980年5月。
〔26〕参见林书武《谈洋泾浜语和克里奥耳语》，载《语言学动态》1979年第1期。
〔27〕参见林书武《谈洋泾浜语和克里奥耳语》，载《语言学动态》1979年第1期。
〔28〕参见林书武《谈洋泾浜语和克里奥耳语》，载《语言学动态》1979年第1期。
〔29〕参见林书武《谈洋泾浜语和克里奥耳语》，载《语言学动态》1979年第1期。
〔30〕见[美]肯尼思·卡兹纳《世界的语言》，北京出版社，1980年5月。
〔31〕参见林书武《谈洋泾浜语和克里奥耳语》，载《语言学动态》1979年第1期。
〔32〕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72年3月。
〔33〕同上书。
〔34〕同上书。
〔35〕参见周耀文《论语言社会功能大小与教学语言使用层次高低》，载《民族研究》1994年第6期。
〔36〕参见周耀文《论语言社会功能大小与教学语言使用层次高低》，载《民族研究》1994年第6期。
〔37〕参见苏金智《语言的声望计划与双文字政策》，载《民族语文》1993年第3期。
〔38〕参见香港《明报》：《联合国六种正式语言使用比较》，转引自《参考消息》1985年1月17日。
〔39〕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第4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