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寿潜与晚清新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新政论文,汤寿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创办铁路 推动立宪
在晚清十年新政时期，汤寿潜是一位十分活跃的人物。他的主要活动是创办铁路与推动立宪。
早在1898年，英商怡和洋行与盛宣怀签订了《苏杭甬铁路草约》，强迫接受它的借款，修筑苏州－－杭州－－宁波的铁路。但一直没有签订正式的合同。后盛致函英商声明，如六个月内不勘路订正式合同，草约作废，但英商一直没有回答。随着收回路权运动的高涨，1905年汤寿潜和张元济等人发动旅沪浙江同乡，倡议集股自办全浙铁路，并成立商办全浙铁路公司，公举汤寿潜为总理，刘锦藻为副理。8月，清廷发布上谕，同意全浙商办铁路公司成立，并允准“所有前与英商订立苏杭甬草合同，著责成盛宣怀，赶紧磋商，务期收回自办，毋得藉口延宕。”①同时授汤寿潜四品卿衔，以示奖励。英方闻知苏杭甬铁路遵旨自办后，藉口草合同进行要挟，英驻华大使向清外务部纠缠，恫吓说：“浙江绅民无理之举动颇有险碍”，“中政府如仍袖手旁观，深恐两国纠葛，华英利益，均受巨亏。”②江浙绅民则坚持废约自办，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的焦点在于废除苏杭甬铁路草合同，坚持民间筹款自办。保路运动中，汤寿潜率同绅商，积极主动。1906年7月汤寿潜在给外务部、商部的函件中，指出苏杭甬铁路草议应作废的五点理由：
“苏杭甬铁路草议非契约，一应废。议浙路而不一问浙之官民，二应废。议从速而久不办，三应废。光绪二十九年，浙人拟自办，先勘江墅入手。盛大匣函促该商，限六个月，不办，此路作废。该商又默许废议，四应废。该商冀民法而就国际，不顾与盛议，既无原议，安有接议？五应废。”③
在对待浙路问题上，清廷商部与外务部态度不一致。1906年商部奏请清廷批准苏杭甬铁路章程，外务部却屈服于英国的压力，认为苏杭甬铁路草合同“势难作废”。指出折中办法：将借款与造路分为两事，路由浙人自造，款向英国借入。1907年11月清廷批准了外务部借款和造路分为两事的方案，向英国借款150万镑，并聘英人担任总工程师。
对于清政府的强迫借款，汤寿潜撰《论浙路勒借外债之弊》，公开抨击，并指出强迫借款对立宪与实业的不良影响：
“苏杭甬借款一事，实足以败宪政之初基，而危国本；灰营业之众心，而穷国计；阻侨民归国投资之热诚，而离国人之心。朝廷如虑此举之大失人心，必宜速将主持借用外债之外部尚书，立予谴责，使其拒绝外人之要求，以慰天下之人望。不然，怨毒所丛，危亡随之。”④江浙各地纷纷成立了国民拒款会。各团体还致电汤寿潜，表示全力支持。浙江旅宁同乡在给汤寿潜的电文表示：“拒款极表同情，旅宁已开会，电部协争，喧传汪得九五扣，实可愤恨，虽毁庐不足蔽辜。此间拟集股协助，望公坚持到底。”⑤邬纲和汤绪甚至以身殉路。邬纲是浙江铁路学堂的学生，听到强迫借款的消息后，“连日不食，槌胸夜哭。十七日呕血以殉。”⑥汤绪是浙路工程师，“受聘浙路，风雨勤劳，不辞辛苦。今因借款事急，不可挽回，愤病归里，绝食五日而死。”⑦1907年11月汤寿潜在浙路股东特别大会上致词时说：“邬、汤之殉，妇孺咸戚。绍之饼师，杭之挑夫，沪之名伶，义愤所激，附股若竞。绅商类多闳达，夫岂相让？潜等陋劣，过荷垂信，吾浙夙以好义闻，撄此戟刺，宜奋发不能已。”⑧在给嘉兴中学的谢电中，汤寿潜表示：“殉路已两人，杭且有挑夫二、三千求附股，人心如此，浙或不亡，潜惟死以报。”⑨
汤寿潜得到江浙广大绅民的强烈支持，坚持保路斗争。1909年向清廷提出废约、拒款、撤回英工程司的要求。1911年汤寿潜又与江苏铁路公司商定：江浙两路公司一致行动，撤消沪杭甬铁路局。在江浙人民坚持不懈的斗争下，1911年2月，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终于被废。浙江保路运动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保路运动中，汤寿潜无可争议地成为浙江保路运动的领袖。保路运动的胜利，与汤寿潜的努力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保路运动一开始，汤寿潜就认为，废约与否有赖于工程的进展情况。为招募足够的资金，公司采取集股和购股两种方式，大股每股至百元，小股每股仅五元。这样，招募对象就由富商巨股扩展到一般大众。到1906年9月，已筹款到421万元。保路拒款运动更进一步推动了招股工作的进行，到1907年10月，各地认集股款已达2300万元。
招股工作的顺利进行推动了工程的进展。1907年3月，沪杭甬铁路沪嘉段通车，8月，沪杭铁路江墅段通车。1909年8月13日，沪杭铁路全线竣工。据邮传部考核，平均每里工费不过1.8万元，仍及沪宁路的三分之一。邮传部考核后认为，沪杭铁路居全国商办铁路之冠。这不仅在于其工费低、质量高，亦在于其修建的长度。截至1911年，全国已修筑的商办铁路共401里，而沪杭铁路就达311里。
沪杭铁路的修成，汤寿潜起了重大的作用。1909年6月25日《民呼日报》对汤寿潜及刘锦藻的作用做了一个评价：
“奏办不及四稔，杭嘉三百余里，倏涌现风驰电掣之汽车，翳谁之力？不爱薪金，不支公费，芒鞋徒步，忽杭忽沪赃物勿论矣。前年分潮猛烈，外人之强硬，部臣之狡猾，与夫众议之沸腾，咽呜叱咤，瞬息万状，诚出生入死时也。汤以刚劲，刘以镇静，历七月，艰险不少懈，亦不少馁，卒至股东非股东、浙人非浙人、挹血沥汗、认集巨款。”⑩日人支南珏一郎亦将沪铁路的修筑归功于汤寿潜，说：
“群谋所以自筑之方，各省闻风兴起，公司林立，然其间良莠不齐，有名无实者，及败于经理之手者，时或有之，而夙著成效，日见蒸蒸，浙路实据其首。争回借款之局，而成为完全商办，其结构实较他处为难，赖汤寿潜之力成。”(11)
汤寿潜不仅投身于保路运动，还积极参与立宪活动，成为东南地与张謇齐名的立宪派首领，时人称之为“张汤”。
预备立宪是新政时期清政府的一次重要活动。汤寿潜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敦促清廷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方面。预备立宪上谕下达后不久，汤寿潜和郑孝胥等人两次电请清廷，要求速开国会。为推动清廷立宪，1906年12月汤寿潜与郑孝胥、张謇联合旅沪江浙闽绅二百余人，在上海成立了东南地区最大的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并与张謇被举为副会长。1908年清廷的九年预备立宪期限公布后，汤寿潜等人认为，九年预备，期限太长。在5月29日预备立宪公会致宪政编查馆要求速开国会的电文中，汤寿潜增加了十分深刻的八个字：“时不我待，敌不我待”。他与郑孝胥、孟昭常等人以立宪公会名义致电清廷，要求“以两年为限”，正式召开国会。并与张謇等人，以预备立宪公会名义电邀全国各省立宪团体，采取统一步调，赴京请愿，以敦促清廷早日召开国会。在《代理浙人国会请愿书》中，汤寿潜以欧美和日本因立宪而富强的历史事实，指出速开国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时势所趋，日本迎其机而利用之，蕞尔三岛，已见明效。中国为之，事半功倍，何等独不为？顾或疑人民程度太低，惟其低也，汲汲需开国会以便人民实地练习，得以增长其智力。……未闻人民有权力之国而列强敢凌侮者。……日本人民敢于欧美方驾，国内工厂林立，商贩四出，我国何以不如，是有国会与无国会之别也。”(12)次年汤寿潜再次上书摄政王，陈述局势危迫，尽速召开国会的紧迫性：
“夫立宪之精神，在处决公论，居民一体，呼吸相通，先帝所申谕臣民也。今则预备立宪，形式是而精神非。政策不改，则口口莫辩，是非不明，前后易其面目，朝野易其好恶，何以慰先圣在天之灵，答薄海臣民之望哉？今者强敌四逼，主少国疑，非速定国是，不足以回列强之听”，并痛言“宪政茫茫，期以九年，大局岌岌，恐无来日。”(13)
收回利权运动的正义性是无可置疑的。在20世纪初，立宪运动对推动社会发展也起了重大作用。革命党人从外部以武装斗争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立宪派从内部推动清朝统治集团放弃专制政体，促进社会变革。从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角度看，革命与立宪是两股有力的政治力量。作为浙江保路运动和东南地区立宪派的领袖人物，汤寿潜应该享有他的历史地位。这与汤寿潜的政治思想分不开。
二 汤寿潜的政治思想
汤寿潜1856年生于浙江绍兴，20岁以前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后离家到省城杭州读书。当时，清政府的国力日益衰弱，内忧外患频仍，汤寿潜留心时事，致力于经世之学。1886年因“家贫求力养”，入山东巡抚张曜幕，更扩充了他的见闻。1890年汤寿潜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以《危言》为名刊行于世。《危言》共4卷40篇（1892年增删为50篇，仍为4卷）。在《危言》中，汤寿潜将“变法”一篇放在最后，作全书的总结，在《变法第五十》中，汤寿潜概括地陈述了变法的必定性和紧迫性：
“历代有历代之法，一代有一代之法，历代之法递变，一代之法一递变。……夫弊者病也，法者方也、药也，天下病状万变，而牢牢又持不变之方以治之，虽樵僮筒妇，能笑其病之日绵缀哉？……病变矣而变其方、而变其药，亟起直追，廪廪如不逮；顾尚儒缓其论议，蹒跚其步履，狃因循则疑更弦之扰，猎捷则效则厌蓄艾之迂，及宜变之时而不变，则将有不及变者矣！储能变之力而变，力将有不能变者矣。”(14)《危言》将变法的必要性说得十分深刻，集中体现了汤寿潜的变法维新思想。从《危言》看，他的变法思想涉及各个方面。
在经济方面，《危言》强调发展工业，它说：“不富未有能强者也。”对洋务派已兴办的煤铁矿、轮船航运等近代企业，汤寿潜认为“此皆国家极大之利源”。洋务派经办工商企业，办不好的原因，《危言》说：
“非矿误开者，第开者误矿耳”。它说：“大抵泥于官督商办之说，而无事不有官府总其成，遍招商股以资成本；矿匠多滥竽也，机器无实济也；总办、会办、支应、文案，名目既繁，开销自巨，但论情势为任用，不问贤否之混淆。……混官商而一之，官有权而商无权，势不至本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特借矿股而戏人之猴而已。”(15)《危言》主张招商承办，“就所验厘定其价之筹差，仿牙行纳贴利，刊发矿帖颁之藩司，由商民认地具领。计所入岁必不赀，或集资伙办，或独力开采，听其便。”(16)官不干涉，反映了发展私营资本的愿望。
除主张以商办发展近代企业外，汤寿潜经济思想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强调修建铁路的重要性。在《危言》中，汤寿潜用较长篇幅论述了修建铁路的必要性。他说：
“海禁大开，既不得闭关以谢客，尚幸内地为我所自主，数大枝铁路一成，陆路尚务必日新月异，以分海疆之势，以植自强之基，中国大转圜之机，其在是夫，其在是夫！”(17)但修筑铁路耗资庞大，当时国库空虚，为解决资金问题，汤寿潜主张借助绅士的力量。他说：
“今不妨谕令地主附入股份，由总局为其地之值，而予之以券，俟成路得利，按值分息。……窃谓招之于已成，何妨招之于未成，先行逐段勘估每里工料车价，一面筹款垫造，一面招商认造，以所造之路权利属之，而岁所入几于官。商人多认一里，即公中可少造一里，则制造一项减矣。”(18)汤寿潜对铁路重要性的这种认识，是他后来投身于沪杭甬路，主张广集民资自行创办的思想基础。
在政治方面，汤寿潜提倡议院制度。在《危言》中他指出：
“若如采西法而变通之，自王公至各衙门堂官、翰林院四品以上者，均隶上院，而以军机处主之（军机处非行走者不得至，可以内阁主之）。堂官以下各员，无问正途、任子、赀郎，及翰林院四品以下者，均隶下议院，而以都察院主之。每有大利之当头，大害之当替，大制度之当沿革，先期请明谕；得与议者，殚思竭虑，斟酌古今，疏其利害之所以然，届期分集内阁及都察院，互陈所见，由宰相核其同异之外寡，上之天子，请如所议行。在外省，府州县事有应议者，自巨绅至举贡生监，与著有能名之农工商，皆令与议，而折其衷。”他坚信“我国家转弱为强之机”，在此一举(19)。汤寿潜这时心目中的议院与西方的议会还有一段距离，但他改革专制制度的民主精神是相当鲜明的。
议院与宪法分不开，汤寿潜对议院的重视引发了他对宪法问题的研究。1901年，汤寿潜撰写了《宪法古义叙》。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民权的压抑、君权的扩张是“中国无数百年不斩之统，无数十年不乱之省”的根源，主张君主立宪，认为“宪法者，民权之护符，而亦君权之后盾。彼疑立宪有损于君权，非真知宪法者也。”(20)在汤寿潜看来，实行宪法，既可使君、民的权利和义务得到保障，也是改变中国积弱不振的关键。
总之，从《危言》及其的《宪法古义叙》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汤寿潜已形成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政治上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亦即在中国经济与政治两方面推进近代化的思想。汤寿潜的《危言》刊于1890年，比著名维新思想家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五卷本）还早刊行四年。它反映了汤寿潜对鸦片战争后历史潮流的清醒认识，并由此产生危机感。这正是新政时期汤寿潜创办铁路、推动立宪以及后来由立宪转向共和的思想基础。
三 由立宪向共和的转变
新政时期，汤寿潜致力实业和立宪，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中国经济和政治的近代化，但清政府的不可救药又使汤寿潜不断感到失望。保路运动期间汤寿潜多次表示了对清廷的不满。他在给军机处的函电中指出：“杭谣暴动，实外务部制造，朝旨促成。”(21)1909年在《四年期满告退文》中汤寿潜再次流露了对清政府不能有效支持商办铁路的失望：
“嗟乎！人之商办，官奖励之，补助之，惟恐其不成；我则朝廷导引于前，贪且暴者摧锄于后惟恐其成。潜、藻诚不足以动中央，术不足以驭外人，鸩毒在前，虎狼在侧，沪轨虽接，所愧所负，不以退而须臾释也。”(22)1901年清廷任命盛宣怀担任邮传部右侍郎的上谕下达后，汤寿潜在给军机处的函电中愤然指出：“查盛宣怀既为借款之罪魁，又为拒款之祸首。……苏浙已躬被盛宣怀之累，复使受其教令，忍乎不忍？内灾外患，人心固结之不暇，而解散之乎？”并隐然将自己处在与清政府对立的地位：
“钧处若以罪魁祸首为非，似应奏请收回成命，或调离路事，以谢天下。若以罪魁祸首为是，必以遵旨商办为非，亦求请旨严饬汤寿潜，勿令干预路事。”(23)
如果说保路运动使汤寿潜对清政府感到失望，那么皇族内阁的出台则加大了汤寿潜的离心倾向。据《汤寿潜年谱》记载，1911年6月27日，汤寿潜与郑孝胥在汉口相遇，两人在思想上产生分歧，分歧的焦点在于：汤寿潜对君主立宪的态度由支持到怀疑，开始赞成共和，而郑孝胥仍主张保皇。至此，“汤、郑分道扬镳，断绝往来。”(24)
在保路运动中，汤寿潜与革命党已进行了实质上的合作。参加浙江光复的革命党人吕公望在《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中对此曾有涉及。他说：
“‘沪杭甬铁路’，藉对阻碍革命者施以釜底抽薪之策，并以汤寿潜为社会活动的领导，到处张扬对抗之声，汤且不顾生命危险，入京与邮传部斗法，结果如愿以偿。”(25)革命党人褚辅成、张元济、马逢伯等人在保路运动中甚为活跃。保路运动不仅得革命派的支持，而且汤寿潜也因领导保路运动而得到革命派的信赖。在浙江，革命与立宪两派不尽在保路运动中通力合作，而且两派一直有良好的关系。如谘议局成立后，由于议长陈黻震的开明态度，谘议局不尽有革命党人，而且还占据高位。革命党人陈时夏为谘议局副议长，褚辅成为常驻议员。杭州光复前，革命党人在进行部署时，采取了褚辅成的建议，决定“起义时拥汤寿潜为浙江都督以资号召，即由褚辅成担任向汤接洽。”(26)另据黄元秀回忆，“汤在事前常与民党中人往返，虽未参加革命，行动精神早有默契。”(27)武昌起义爆发后，汤寿潜即与谘议局议长陈黻震等人联络绅商各界，在谘议局开会成立团练总局，名义上为维护社会治安，实际上是为响应武昌起义做准备。后因事泄而流产。
汤寿潜任浙江都督后，于1911年11月11日与苏州都督程德全联名致电陈其美，明确提出建立共和政体的主张：“自武昌事起，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28)至此，汤寿潜完成了由支持立宪向拥护共和的转变。
注释：
①④⑤⑥⑦罗家伦主编：《江浙铁路风潮》，国民党党史料编纂委员会印行，1983年版，第1、157-158、336、219、220页。
②③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8)政协萧山市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汤寿潜史料专辑》，1993年版，第69、546、71、113-114、196、131、489-490、536-537、312-313、245、246、290、310、223-224、265、625、181、588-589、635、603页。
(25)(26)(27)《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9-160、164、5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