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的哲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精神文明建设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要求“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共同进步。我们必须站在国家、民族、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高度来认识精神文明建设的地位，全面准确地理解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涵义，把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带入21世纪。本文试图从哲学的高度研究、分析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的辩证关系，求教于各位学者。
“虚”与“实”
自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伊始，精神文明建设“虚”与“实”、“软”与“硬”的关系即尖锐地凸现出来。为汲取20年忽视发展生产力的沉痛教训，特别是针对长期形成的意识形态中心论的思想束缚，邓小平同志高度强调经济工作的中心地位，现代化建设“还是要以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要少讲空话，多办实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0页。）“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1页。），邓小平的重点论是鲜明的，但同时又是两点论“两手抓”、“两手硬”的思想，一以贯之。然而遗憾的是我们许多同志恰恰是离开了“两点论”来看待和贯彻经济中心论的。其结果，精神文明建设被视为无用的“虚功”，可有可无的软任务，变成了经济工作的一种“陪衬、点缀、装饰”。这种认识及其表现在相当普遍的社会层面上存在，而且贻害至今。如何看待精神文明建设的虚与实、软与硬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有许多精辟的阐述。抓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同志尤其关注的是它的核心的东西即革命的理想、道德、精神：“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他认为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368页。）同物质文明建设相比，上述内容可以说是无形的，它主要是观念形态把握的对象。从现代科学分类的角度看，也可以认为精神文明大多属于软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范畴。然而，软科学并不软，它是人类认识和实践进入更高层次的一个标志；无形的精神往往蕴含着巨大的物质力量，它是人类实践创造活动的灵魂。那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究竟硬在何处？对此，邓小平同志主要阐明了这样几层思想：一是从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的理论高度提出，社会主义本身包含着两个文明，一个是物质文明，一个是精神文明。（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6页。）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是基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仅有经济的动因“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它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3-144页。）因而它“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
68页。）。三是着眼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不仅物质文明建设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2页。）而且从长远来看，精神文明建设也“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5页。）精神文明搞不好，也“足以祸国误民”。（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四是基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提高民族素质，培养“四有”新人。实现四个现代化，最根本的条件是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人是首要的因素。而精神文明建设直接面对的就是人自身的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神文明建设是最根本的建设、最务实的建设。因而也是应当硬起来，必须硬起来的建设。当前，特别需要指出，正确认识精神文明建设的虚实关系问题也是经济领域工作的同志们的一项重要任务。经济与文化是不可分的，任何经济过程都在事实上扮演着文化载体的角色，诸如各类企业文化、社区文化都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塑造人，直接影响着精神文明建设的大众层面，而且较之一般的思想教育其导向作用更为迅疾、强烈，这是每一位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必须自觉意识到的一个严肃课题和社会责任。
“统一性”与“多样化”
经济体制的转换使高度统一的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格局开始出现多样化的态势。实践表明，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性与多样化的关系是最为复杂、紧迫的一个课题。在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主旋律不突出，以极端利已主义为核心的各种思潮、观点、生活方式、文化倾向已达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邓小平同志在设计现代化建设整体蓝图之初就已高度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做出了深刻、辩证的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的精神生活方式归根结底决定于社会的物质存在方式、生产方式。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现实生产关系的基本实现形式，它与多层次的生产力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多元的经济关系决定了多样化的社会精神生活的客观存在。空前活跃、繁荣的思想文化景观是对过去意识形态禁区林立，全国只有“八台戏”、“一切统一口径”的历史性否定，是巨大的社会进步。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精神文化生活多样化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意义。他认为，现代化建设需要“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页。）以“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9页。）要“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144页。）一个社会如果只有“一种声音、一个调子”，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一切从本本出发，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为此，他多次严肃地指出：我们在思想文化的指导工作中还存在着“左”的倾向，这也必须坚决纠正和防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2页。）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打击压制人民群众不同声音的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为切实推动精神文化生活的多样化建设，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者最宽容大度的襟怀，积极倡导大胆地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积极的文化成果，而且身体力行，在经济理论、法制、管理思想等许多方面带头冲破禁区，空前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而对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性，邓小平同志主要强调了两个原则：一是指导思想的统一。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不允许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二是实践标准的统一。在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他向从事文艺、教育、理论、新闻、政治工作的同志们严肃地提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是非准则”。（
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9页。）精神产品的生产“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5页。）邓小平同志认为，多样化与统一性是不能割裂的。统一性是基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多样化则反映了人民群众现实的多方面需要和利益差别，两者互为条件和目的。他以艺术创造为例朴素而又深刻地说明了这个道理：“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0-211页。）但多样化又必须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多样化，不能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就歪曲了“双百”方针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就变成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方针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7页。）“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9页。）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内在要求“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我们必须站在国家、民族、社会主义命运前途的高度来认识精神文明建设的应有地位，全面理解、贯彻邓小平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提高辩证思维的水平，真正把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两个文明都搞好”的社会主义中国带入新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