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不移地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斯大林模式的来龙去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来龙去脉论文,坚定不移论文,中国论文,伟大旗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来有人认为斯大林模式是个“假命题”，“斯大林模式”这个提法可疑。这就提出一个问题，苏联是否存在过一种叫作“斯大林模式”的东西？稍微懂得点苏联历史的人，我想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是不会否认斯大林模式的存在的，区别也许只在于有人否定、批判，有人肯定、欣赏，这当然是每一个人的自由，难以强求一致。但是，如果独树一帜，断言根本不存在“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是个“假命题”，那恐怕还需要从学术上提出有根有据的论证，才能令人信服。
“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不过今人在使用这个术语时往往把“斯大林模式”和“苏联模式”混为一谈，把两者等同，这就不够“学术”了，所以还得谈一点启蒙性的历史知识。
实际上，“苏联模式”和“斯大林模式”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苏联模式包含斯大林模式，而斯大林模式并不完全等于苏联模式。在苏联存在的70多年里，一共有过两种基本模式，也就是说，“苏联模式”包含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它被列宁所否定，斯大林模式是这一模式的延续；另一种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模式，它被斯大林所推翻。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实行的第一个模式是“军事共产主义”模式。这个模式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军营，把全国的生产和消费统统集中到国家手里，取消商品买卖，取缔市场，大家过着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讲(也无法)民主，党内外均实行战斗命令制。这不全是战争环境使然，当时的苏俄领导想通过这种“简捷”的办法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列宁后来检讨说：“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决定，农民将遵照粮食征收制(又译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么明确具体地给自己描绘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1]这是马克思所说的粗陋的军营式的共产主义。实行这种模式几乎收走了农民的全部粮食，而不仅仅是余粮。这种做法引发农民的严重不满和坚决反抗，以至于在国内战争后期农民暴动蜂起，出现所谓“小国内战争”。由于当时实际上抓不了生产，无论工业生产还是农业生产都无法满足人民的需要，工人也因长期缺衣少食而不满，一些工业城市罢工频发，最后酿成喀琅施塔得兵变，使苏维埃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所以列宁说，苏维埃政权遭遇到成立以来最危险的政治经济危机。
为拯救苏维埃政权，1921年春布尔什维克党放弃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实行以粮食税为开端的新经济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根本没有提及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其特点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引入市场机制，恢复并运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价值规律等等一向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这是社会主义观的重大突破。于是允许贸易自由，允许私人经商，实行引进外资的租让制，在农村允许租佃土地、使用雇工，鼓励农民发家致富。最后，列宁甚至把农民做买卖的合作社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布哈林所说的：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开辟了各种经济力量、各种经济成分互相促进，互相繁荣的可能性。
但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党内一直存在一股强大的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力量，他们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城市培育了“耐普曼”(做买卖的商人)，在农村复活了“富农”(善于经营的富裕农民)，是向资本主义倒退，是搞资本主义。有人为此痛哭流涕，有人因此退党。他们主张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要求限制以至消灭耐普曼和“富农”，打击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用计划原则取代市场机制。列宁去世后主政的恰恰是这样一些“左派”，包括季诺维也夫、斯大林以及托洛茨基等等。斯大林是隐蔽的“左派”，出于夺权的需要，他同季诺维也夫结盟去打倒托洛茨基，后来又同布哈林结盟去打倒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达到目的之后，他倒过来打击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维护者布哈林，以“右倾”的罪名把布哈林等人赶下台，并处死他们。斯大林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于是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
斯大林恢复了被列宁否定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他干了三件大事。第一，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不仅消灭了“富农”，而且消灭了全体小生产者——农民，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农具、牲口，剥夺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独立自主权，其第一个苦果就是1932-1933年的饿死几百万人的大饥荒。第二，取消市场机制，实行指令性计划，实行超高速度的重工业化、军事工业化。这种做法使苏联成为军事强国，但是也造成居民日用消费品的严重短缺，农轻重严重失衡。第三，贯彻“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加强专政，在国内实施大规模镇压，从列宁的战友到各级干部，到工人农民，到知识分子，千百万人成了冤鬼——到底有多少镇压的牺牲者，至今也没有完全查清楚。结果在1930年代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军事动员型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就是斯大林模式。
这样，在十月革命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三段式：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模式。用辩证法来说，这是否定之否定——经济政策模式否定了军事共产主义，而斯大林模式又否定了新经济政策，回归军事共产主义，当然，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过去，斯大林有自己的很多新东西。
邓小平对苏联的体制有客观的评述，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2]邓小平这里评价了苏联的两个社会主义模式，一个是比较好的列宁的思路，这就是新经济政策；另一个是僵化了的模式，这就是斯大林模式。
区别苏联模式和斯大林模式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的改革对苏联的做法既有否定批判的一面，也有肯定继承的东西。我们否定了“斯大林模式”，同时也继承苏联某些好的东西，并予以发展。例如我们继承了新经济政策中运用市场机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互相促进，共同繁荣的做法，并且最后发展成作为一个体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没有把洗澡水同小孩一起泼掉。
中国同苏联模式的历史联系是客观存在。邓小平多次说明中国体制同苏联的关系。1986年9月29日，在同波兰雅鲁泽尔斯基的谈话中说得很清楚：“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3]
割断中国改革同斯大林模式的关系，无非是想借此肯定斯大林模式，说明中国的改革不是对来自苏联的斯大林模式的否定，斯大林模式好得很，应当在中国坚持下去。不过，邓小平曾经“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4]在这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恰恰是针对“我们过去照搬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