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台湾经济竞争力排名问题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竞争力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IMD ）最近公布的1997年世界竞争力报告，台湾的竞争力排名从去年的第18名降至第23名。台湾竞争力的排名已连续3年下降， 尤其是在去年台湾当局把提高竞争力作为施政重点后的继续下降，引起台湾舆论哗然，纷纷指出这是经济发展的“警讯”，批评当局提升竞争力是“纸上谈兵”，“说的多做的少”。但也有部分舆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排名下降固然值得检讨，但我们是否要那么重视所谓竞争力指标及其排名，其实也有商酌的余地”〔1〕。因此，怎样看待和评价台湾在IMD竞争力的排名，就成为了解和研究台湾经济不可或缺的基本问题，故笔者拟就竞争力排名与台湾经济的关系以及台湾提升竞争力的前景谈点一孔之见。
一、竞争力排名集中反映了投资环境长期难以改善的状况
怎样看待和评价IMD的竞争力排名， 首先需要对其内容及科学性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评判。IMD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是通过378个指标的系统综合来全面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水平，这些指标又分别包含在八大竞争力要素中，它们分别是：（1）国内经济实力， 对国内经济实力的全面评价，含有48个指标；（2）国际化程度， 评价一国或地区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程度，含有60个指标；（3）政府作用，评价政府政策有益于增强竞争力的程度，含有54个指标；（4 ）金融环境，评价资本市场的发育状况和金融服务业的质量，含有35个指标；（5）基础设施，评价基础设施能力和满足企业发展需求的程度， 含有46个指标；（6）企业管理，评价企业管理在创新、 盈利和责任方面的有效程度，含有37个指标；（7）科技实力， 评价与基础研究和运用研究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能力，含有42个指标；（8）国民素质， 评价国民素质和生活质量，含有56个指标。由此可见，这八大竞争要素基本上涵盖了投资环境评估的内容，因此八大要素指标排名好坏，实质上反映投资环境的好坏。
IMD国际竞争力评价作为一门软科学，是经济学包括微观和宏观、 管理学包括企业管理和国民经济管理、社会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综合运用，在分析社会经济复杂系统问题上具有它的科学性。竞争力评比用的各项指标性质，既包括经济活动诸方面的事后结果的统计，也包括专家调查的评价指标，它不仅揭示现实竞争结果的能力水平，而且还评价潜在竞争力，从而使人们可以从中把握基本动向及发展趋势。因而IMD被世界上一些专家认为是权威性评价， 对于各国和地区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具有参考价值，受到世界各国和地区政府的一定重视。
在IMD近几年公布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 台湾竞争力排名处于不断下降的态势，具体情况是1992、1993连续两年排名为第11名，1994年急剧下降为第22名，1995年回升至第14名，1996年再度下降至第18 名， 1997年进一步下降至第23名，成为近5年来最低。1997年， 在竞争力八大要素指标评比中，台湾除“科技实力”从上年的第17名上升至第10名，“基础设施建设”由第30名上升至第28 名， “企业管理”仍维持第18名外，其它5项指标全面走低，具体是“经济实力”从去年的第11 名降至第17名；“国际化程度”从第26名降至第30名；“政府效率”从第6名降至第20名；“金融实力”从第21名降至第23名； “人力及生活素质”从第16名降至第21名。在排名下降的5项指标中， 政府效率一项下降了14位，下降幅度最大。
IMD国际竞争力排名是一个非常专业和复杂的评价系统或模型， 我们没法得知它怎样综合各项指标的评判结果，但我们可以根据它的一些主要具体指标，采取从现实来印证排名结果的方法，不难发现台湾竞争力排名的下降并非“难以置信”，而是有其多方面的原因。
（一）经济不景气是导致台湾的“经济实力”排名继续下降的重要原因。在“经济实力”所包含的48个指标中，较为主要的有产出、资本形成、通货膨胀、私人最终消费、经济预期、工业生产、服务业、农业等。1996年台湾经济预期并未达标，增长率仅为5.7%，比原订6.2%的指标低了0.5个百分点，为1991年以来最低；在资本形成方面， 无论政府投资或民间投资，全年固定资产形成仅较上年小增3.22%，投资意愿不振的阴影仍挥之不去；工业生产进一步衰退，全年也仅有1.7 %的增长，较上年下降了2.5个百分点； 私人最终消费在“内（需）冷”经年的情形下，仍继续呈衰退状，没能超过上年增长水平。至于台湾农业，多年来就已处于停滞状态，早已成为不具竞争力的产业。这样一个不景气的经济总体情况，必然导致台湾在“经济实力”排名中的失分。
（二）导致“国际化程度”排名继续下降原因主要是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国家”保护三大指标的不理想。1996年台湾的对外贸易较上年仅增长1%，与上年约20%的增长率相比差距较大， 而其中进口较上年减少2.2%；同年，台湾吸引侨外投资为24.6亿美元， 较上年减少16%，台湾复杂且过时的税制大大削弱了吸引外资的竞争力。据台湾媒体报道，在台外商的实质税负高达40%，远高于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及中国大陆等周边国家和地区，高税负必然被认为国家保护程度高，这在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原则的竞争力排名中得分不高是可以想像的。另外，台湾当局对大陆经贸的政策性干预和限制，如对两岸直接“三通”仍加阻挠，对“亚太营运中心”以大陆为腹地的构想重新检讨，以“戒急用忍”限制或紧缩两岸经贸等，这些均属于违背自由贸易原则做法，必将影响其“国际化程度”。
（三）行政效率难有起色使“政府作用”排名急剧下降。政府作用或效率的重要指标有，官方（外汇）储备、财政政策、国家产业控制、政府效率和透明度、社会政治稳定等。台湾的外汇储备，因两岸关系的恶化导致的汇市波动而节节缩减，从前年的1000多亿美元减至去年底的880.38亿美元；而财政近几年来一直是趋于恶化，财政赤字从1992年度的2946.92亿元新台币逐年增至1995年度的4889.20亿元，1996年虽有所下降但仍高达2088.02亿元。去年6月连战在“行政院”提出提升竞争力是新“内阁”未来的施政重点，允诺要在未来4 年内将台湾竞争力提升至全球前5名，并要求有关部门在一个月内制定计划纲领， 而各有关部门仓促凑数，搞了一个被舆论讥讽为“散弹打鸟、毫无着力点”的纸上谈兵似的计划，还未来得及推行就被1997年竞争力排名结果当头一棒。另外，台湾“行政院”在修改有关“亚太营运中心”的行政法规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原订计划，完成率仅70%左右。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新增的“国会制定法律的效率”评判指标上，以善长做秀和打架而闻名的台湾“立法院”肯定得分不高，1995年整个会期通过的“立法案”不过10个，去年虽有所增加也不过20多个，迄今为止，“亚太营运中心”所需“立法”40多项仅完成9项，“立法”效率不彰显而易见。
（四）资金市场不活络是金融环境不佳的主因。1996年日平均货币供给额M[,2]增长率为8.12%，较上年下降2.03个百分点， 金融业拆款金额1995为130916.19亿元新台币，而1996年为122053.41亿元新台币，较上年减少6.77%。由于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台湾在资本成本对竞争的有利性方面得分不会很高，金融风波使公民对金融中介的信任度指标下降，外国资本进入岛内证券市场的限制较大，也使外人感到金融开放程度不够。
（五）“企业管理”要素指标不见改善，主要与劳动成本相对上升有关。“企业管理”的主要指标内容，如管理能力、公司经营、管理效率和生产率等是台湾的相对强项，这也是在1997年台湾该项指标排名未继续下降的重要原因。但在“企业管理”诸项指标中，劳动成本指标是台湾最弱项。台湾由于土地资源有限，加之环保运动的压力，近几年来企业获取生产用地的成本日益高涨，连台塑集团这样的龙头老大都深感获取土地不易，其它企业所承受的土地成本压力便可想而知。此外，工资成本却不断上升，以1996年11月为例，各业员工月平均工资较上年同月上升4.46%，其中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3.53%和5.73%。土地成本和工资成本的上升，导致了单位产出与劳动成本指数的下降，1996年11月与上年同期比较下降了4.41%。
（六）“人力及生活素质”排名下降是台湾社会经济问题的综合反映。与该要素有关的主要指标有劳动力、就业、失业、教育结构、生活质量和劳动态度等。去年的经济不景气，使台湾失业率较上年增约1 个百分点达2.6%，创下自90年代以来失业率最高纪录。另一方面， 劳动力参与率却连年下降，1996年只有58.44%， 人们劳动态度的不振与重投机轻劳作的社会风气有很大关系。相应的科技和金融人才不足，困扰着台湾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这又与教育结构与经济发展不配合有关。在生活质量方面，除生态环境不佳外，社会治安也日见恶化，这无疑使台湾在社会安全系数上下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台湾在IMD 八大竞争力要素排名中不尽人意，集中反映了其投资环境不佳和改善成效不彰，这就是台湾竞争力排名不断下降的根本原因所在。所谓对IMD 竞争力排名不必那么重视的说法，不免使人感到是一种十足的驼鸟心态。
二、提升竞争力难以在短期内见效
IMD的竞争力排名集中反映了台湾经济存在的问题， 按其关联因素进行归纳，即自由化程度不够、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行政效率低下和两岸关系不稳定等是四大主要问题，这也是台湾提高竞争力所必需有所改善的四个方面。台湾当局自去年以来把提升竞争力作为“施政主轴”，在一系列“行政院会”及“国发会”上所提出的相关策略，焦点均集中于解决上述四大问题。今年4月， 台湾当局又专门邀请国际知名竞争力理论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访台，帮助台湾寻找提升竞争力的对策。波特的有关建言不外乎是，当局要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科研和投资环境等，仍脱不了上述四大问题的框架。因此，分析判断台湾提高竞争力的前景，应以它解决这四大问题的前景为基础。
（一）提高“行政效率”有空间，但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从目前来看，影响台湾行政效率的主要因素是，岛内政治党派斗争的无序化、“总统府”、“行政院”和“立法院”的三角关系不顺及选举密度太大等，使当局或“立法院”不能有效地行使推动经济发展的职责，这些表象背后的根本症结是政治体制没有最后定格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台湾当局拟通过所谓“宪政改革”以提高行政效率。从去年“国发会”上对“宪政改革”的思路来看，台湾当局想通过加强“总统”权力来限制“立法院”的泛化斗争，如“总统”有权任命“行政院长”，“立法院”对此不能否决，“总统”可以解散“立法院”，规定“立法院”在每届会期必须通过一定数量的法案等。其次，简化行政体制，废除“国大代表”、省长、省议员、乡镇长及乡镇议员选举，使目前每年都有选举改为每两年才有选举；减少行政层级，通过冻省或废省，委派乡、镇长，把目前的四级政府改为只有“行政院”和县市的两级政府。
“宪政体制改革”措施若得以实现，将有助于加强执政当局的权力，提高行政效率，故台湾解决行政效率问题的空间是很大的。但由于台湾存在独特的“统独”之争问题，它在“废省”或“冻省”问题上，就势必导致超出一般意义上的行政体制变动的震动或压力，因而台湾在体制改革上不可能一帆风顺。此外，从资本主义民主化发展的历史来看，类似台湾目前斗争无序化和低效率的阶段在所难免，而且这个阶段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处于资本主义民主化初级阶段的台湾，要真正建立高效率的运行机制，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
（二）提高经济自由化程度是大势所趋，其进展会相对较快。目前台湾已以发达经济地区的身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这意味着它必须尽快在经济自由化方面达到国际上认可的标准，而且这与其“亚太营运中心”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在台湾各党派中具有相当的共识。从台湾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来看，台湾在市场开放方面的步伐很快，与许多国家完成了入会咨商，并且在较为薄弱的金融自由化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进一步的开放举措，如提高外资投资岛内股市的比例，将单一外资投资单一发行公司的股份比例由原来的7.5%提高到10%， 全体外资投资任一发行公司股份比例由20%提高到25%。
从台湾经济对自由化的承受能力分析，丧失成本竞争力及当局保护性或垄断性较强的部门受到的冲击较大，主要是农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营建业、金融服务业等。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尤其是资讯产业受冲击程度不大，台湾已原则上同意WTO签定的“资讯科技协定”（ITA），将在2000年实行207项资讯产品的“零关税”。 为减轻自由化带来的冲击，台湾当局分别采取不同的举措。对于成本竞争因素丧失殆尽的农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因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已大大降低，故当局基本采取任其逐渐淡出的态度。对于保护性或垄断性较强的公营事业（包括金融服务业），台湾当局通过加速民营化来培养竞争力，以因应自由化的挑战，各党派已在去年“国发会”上就未来5 年内基本完成公营事业民营化达成共识。用民营化来因应经济自由化的挑战，应该说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下较为可行的举措。
因此，台湾经济的自由化势在必行，而且是符合日益壮大的民间资本的根本利益，尽管自由化会对经济产生一些影响，但台湾经济的整体是经受得往自由化冲击的，它的进展会相对较快。
（三）基础设施的改善面临重要困难。虽然台湾在1997年的“基础设施”指标排名上有少许进步，但台湾从“六年国建计划”到“亚太营运中心”计划，一些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均未能如期完成，去年公共工程完成率不及八成，交通拥挤，河流污染严重等问题不少。通信基础设施也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求，李登辉去年以来不止一次抱怨，“连夜间打越洋电话都经常占线”，充分表明台湾基础设施建设仍存在很多问题。
基础设施的改善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即财政能力、民营化进度和行政效率。基础设施建设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当局财政投入，而当局财政税基自80 年代中期社会经济转型以来不断萎缩， 赋税收入年增长率从1992年19.7%一路下滑到1996年的-2.8%，其中关税从11.6%降到-9.2%；所得税从11.6%降至7.6%；货物税从32.2%降至-1.3%； 营业税从20.1%降至1.2%；土地税从78.9%降至-18.3%；专卖税从-2.7%降至-9.4%。
同时，各级公库和“国库”支出增长很快，分别从1993年的3.0 %和0.1%增至1996年的9.6%和7.6%。在支出结构中， 为争取选票而日益扩大的社会福利支出及为坚持分裂而扩大的军备开支占了财政预算的很大比重，如1996年的财政预算中，“国防支出”占了22.1%（未含外购军备的特别预算），社会安全支出（含社会福利、社区发展、环境维护和退辅支出等）占23.36%，两项共计占45.46%，如果加上向外国购置武器装备的支出，军费开支和社会福利开支就约占总预算的50%，若再把行政开支计入，整个财政开支中非生产性开支的比重就很大了。显然，台湾当局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财政能力非常有限，这就是其“六年国建计划”一再缩水，以及如台北捷运等重大公共设施建设进度一拖再拖的重要原因。
为解决财源不足的问题，台湾当局采取了发行公债和开放民间参与或经营基础设施建设的办法。近年来公债发行额增长很快，占岁出的比重从1990年18.0%增至1996年的52.4%，占GNP （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9%增至8.2%。公债比重过大的状况，将会加重通货膨胀压力，导致财政陷入赤字不断增长的恶性循环，无异于饮鸠止渴，这已经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故当局在发行公债方面的空间已非常小了。在短时期内改善财政状况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基础设施建设更多的只能依赖民间力量的介入，但由于相关法令不健全，以及与金钱政治密切相关的营私舞弊严重，开放民间参与或经营基础设施建设进展并不理想。加之，台湾当局行政效率不足以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的土地获取及工程进展顺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前景难以令人乐观。
（四）政经矛盾使两岸关系改善的前景不容乐观。自李登辉访美给两岸关系造成重大创伤以来，台湾当局的分裂行径并未有所收敛，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的斗争将会持续下去，其中很难排除紧张气氛再度升高的可能。这样一个政治背景之于两岸关系，一方面，台湾当局出于政治需要，对两岸经贸采取政策性抑制，去年李登辉提出两岸经贸要“戒急用忍”，并以此对台商大陆投资重新制定具有紧缩性质的政策，对两岸全面“三通”一再拖延等，就是这种政策取向的集中反映。另一方面，台湾当局试图调整“亚太营运中心”以大陆为腹地的政策，这不仅对台湾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而且有碍于其提升经济的国际化和自由化程度。所以，由于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台湾提升竞争力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两岸关系难以改善。
综上所述，台湾提高竞争力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均是政治、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虽然台湾当局正在采取解决问题的相应措施，且其中某些措施会有一些效果，但由于结构性问题是长期形成的较为复杂和多元的社会发展问题，要想在短时期内加以根本解决是不可能的。台湾当局所谓要在未来4年使其IMD竞争力排名中跃居前5位的说法， 只能是鼓动人心的宣传口号。
三、竞争力排名不等于经济发展排名
虽然IMD竞争力排名集中反映了台湾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但它并不能完全代表经济发展快慢以及人均GNP或GDP（国内或地区内生产总值）总量所代表的经济实力的排名，从以下几个方面即可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异：
首先，从经济增长与IMD竞争力排名关系来看， 两者似乎走向并非必然一致。例如，1992、1993、1994和1995年，台湾竞争力排名分别是第11、11、22和14，而经济增长率则分别是6.8%、6.3%、6.5%和6.1%，其中1993年至1994年，台湾竞争力排名急剧下降10位，但经济增长率却提升了0.2个百分点。
其次，从横向比较来看，IMD 竞争力的排名不等于经济实力的排名。IMD 将竞争力定义为：“某个国家在全球市场上较其它竞争对手获得更多财富的能力。”所以，尽管它有一项“经济实力”的指标，但其目的不在于评选世界之富或世界之强，因此它并没有秉持综合实力的概念，同时在评判产出即GDP时，是按人均或总量排列也不甚清楚。 例如，1995年的“经济实力”指标排名，中国大陆在产出一项的排名为第24位，如果按总量排名的话，中国大陆绝不会排在位居15的马来西亚之后，如果是按人均排名的话，马来西亚不应排在位居17的加拿大之前。另外，从IMD竞争力整个排名顺序来看，1997年马来西亚位居第16， 远远高于排名第23的台湾，但它的人均产值、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外贸总额、经常性收支平衡及外债等项指标均不如台湾，很难说马来西亚的经济实力或经济状况强于台湾。因此，无论IMD 的“经济实力”单项指标排名或竞争力总体排名，均不能真正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水平。
再次，IMD竞争力排名似乎仅是对同一问题的一家之言，1996 年台湾在IMD的排名为第18位，而在世界经济论坛（WEF）公布的竞争力排名中却位居第9。1997年台湾在IMD的国际化程度指标排名第30位，而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公布的《1997年经济自由指数》中排名第7。
IMD的竞争力排名集中反映的是投资环境的问题， 尽管它对经济增长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经济增长所需条件不止于此。仍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投资环境的好坏固然很重要，但经济发展战略和策略，产业结构、区位优势及世界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影响等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而且在一特定时期内或环境下，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投资环境的不足。例如，台湾近几年来投资环境并不理想，但得益于迅速发展的两岸经贸，及其资讯产业的发展及世界资讯产品市场的扩大，台湾无论在经济增长率、人均GDP 和外贸扩张方面都取得一定的发展。从世界范围来看，按照自由化的标准来衡量，东亚国家和地区大多排名不高，而且在基础设施、财政状况等诸多方面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就是说投资环境并不十分理想，但他们得益于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成为近几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反观排名较前的西欧国家，经济却长期处于不景气状况。
之所以出现这些矛盾现象，就在于IMD 竞争力排名仅孤立地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因素，没有涉及每个国家和地区既源于现状又要改变现状的发展目标和策略的促进效应；它仅着眼于对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分工中的绝对利益的分析，疏漏了比较利益才是国际竞争的运行机制，即没有把每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国际经贸互补效应对经济弱势的改变或弥补考虑在内；它把全球经济发展机会假设为均等，没有分析世界经济重心变化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推动作用；它包罗万象的竞争力要素指标是追求全面性发展的概念，但任何国家和地区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经济发展都不可能在全面竞争的基础上进行，而是有其各自不同的支柱性产业或增长点。正是这些缺失，使IMD 竞争力排名出现了与被评价国和地区经济实际发展状况和前景不相一致的情况。所以，与世界银行（WOB）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各国经济发展预测不同，IMD 竞争力排名并不是联合国对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好坏的评估依据，而只能被看做是某个侧面的评估。
因此，台湾竞争力排名所反映出的问题，若长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势必对其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能否直接导致其经济衰退，还需综合其它有关因素加以分析，不能简单地将IMD 竞争力排名作为评判台湾经济状况及发展前景的唯一依据，以免失之偏颇。
注释：
〔1〕台湾《经济日报》1997年3月28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