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搞好国有企业的思路——访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副主任论文,国有企业论文,新形势下论文,国家经贸委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有企业改革难度很大，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国有企业到底能不能搞好？怎样搞好？就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
企业改革四大难题
记者：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已对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做了部署，要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现在正在运作的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陈清泰：企业改革的目标要服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大目标。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要基本建立起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营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使国有大中型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按照这样一个总的部署，我们设想，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把任务分成两个阶段，叫“前两年，后四年”。今明两年是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点面结合重在试验，贵在配套，力求突破；后四年我们要总结经验，健全法规，逐步推广。总体思路是：要通过试点对企业改革当中的重点与难点有所突破，在突破的基础上，把规律性的东西上升为法规规定下来，然后在面上逐步推广。我认为，改革的难度在于突破，真正突破，在面上逐步推开要相对容易一些。
记者：企业改革目标的实现，不是只靠减税让利、减政放权就能解决问题，它涉及到旧体制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那么，企业改革搞了多年，也有了很多进展，到目前为止，到底还有哪些难点，哪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突破？
陈清泰：我个人认为有四个方面的问题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或者说是不能回避。
首先，如何实现政企分开。关于政企职责的分开，我们已经讲了10多年，在这方面总的看有进步，但从根本上依然没有解决。我们多次讲，要向企业下放权力，一直到1992年颁布了转机条例，下放14项权力，落实情况有进步，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所以说任务很重。当前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贯彻转机条例，要把经营权交还给企业。从今年开始，我们还要贯彻去年颁布的监管条例，一方面对国有企业派出监事会，加强对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另外一方面要落实企业法人财产权，使企业可以依法独立自主地经营。要实行政企分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政府机构要改革，原来政府设置的一些机构主要职责是管国有企业，如果使国有企业独立地进入市场，相应政府机构必须改革，这方面，厦门、上海、青岛等做了一些探索。另外，政企分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把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职能由政府接过来。多年来企业办社会，现在企业要独立地进入市场，背着包袱无法平等地参与竞争，但要由政府接过来，这里面又有很多问题。就政企分开而言，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政府，要交给企业的经营权还没有完全交下去，企业所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政府还没有接过来。
其次，如何建立权、责明确的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监督和运营体制。这是深化企业改革必然触及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目前全国经营性的国有资产（资源、事业性资产除外）约26000亿，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这部分资产从经营的角度，如何进入市场运作。从政府的角度，如何管理和监督，这是很大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化，原有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暴露出很多矛盾，我把它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国家所有、管理责任不清。国家所有是毫不动摇的，但是管理责任不清，就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可悲的是，当我们发现国有资产流失后，要打板子追究责任时，我们不知道该打谁的屁股。国家经贸委作了一个测算，1987-1992年间，国有工业企业的国有资产通过不同渠道流失了约2300亿。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从政府机构的某些政策到企业本身及外商，几乎都从各自利益出发来蚕食国有资产。另外损失比较大的一块是，长期以来国营企业的折旧压得很低，已经不能弥补企业的有形、无形磨损，所以有人说，这叫自己在啃自己的大腿，因为政策是自己订的。第二，在企业内部所有者代表缺位。我们曾长时间讨论“厂长经理代表谁？”实际上，厂长经理既不能代表劳动者，也不能代表所有者，他是经营者。因此，缺乏来自企业内部的所有者对国有资产负责任的监督，使得企业在出现短期行为或非正常行为时，国家所有者根本搞不清。国有资产是政府代表全民来管理，政府却远离企业，怎么发现那些细微末节的问题呢？第三，这种国有资产的管理方式，政府的任何部门都可以以所有者自居，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加以干涉，但他们又不承担干预后果，有些企业被搞得狼狈不堪。第四，由于产权代表没有进入企业，企业需要由所有者作决策的权力依然留在政府。以往，一个企业的重大决策由政府的计划部门、财政部门、人事部门和劳动部门分管审批。这种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实际形成千万个国有企业只有一个董事会，就是政府，每一个企业不能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法人，使得国有资产的运作效率过低。
我们要建立的国有资产的管理、经营、监督体制，就是要实现政府的经营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要使国有资产的管理监督职能与经营职能分开。这一套国有资产的管理、经营、监督体制，无论对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对国有资产保持增值都是一个重大体制的问题。
目前，从改革的进程上来看，国有资产问题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但是各方面的看法又非常不一致。一些企业提出：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有一块应该是企业自己的。从1983年后，国家无论从改造资金到流动资金不再投入了，企业全部依靠贷款。因此他们误认为贷款付本还息后形成的资产应该是企业自己的。地方政府提出：有些国有资产的形成，与地方的减税让利及一些政策有关，所以应有一块归地方所有。大家都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调动不起积极性来。但是问题并不那么容易解决。假如我们现在用这种办法明晰产权关系，我们就要对国有企业进行一次分割，我想搞不好会天下大乱，全国的资产怎么分配？解放这么多年，国家的投入是不均衡的，怎么重新划分呢？总之，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也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如果处理得好，会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基础性的作用，但如果搞不好，也会带来一系列后遗症，因此，在政策的把握上我们认为，现在应该在少数的企业与城市试点，对这样一个难点问题，在没有立法，没有找到可行途径之前，全国一哄而起搞产权非要出问题不可，不会有好的效果。
再其次，企业经营机制如何转换。这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即“脱胎换骨”。这样形容其深刻的程度是不夸张的。
最后，计划体制留给企业的三个包袱。首先是人员包袱，我们长期执行的是高就业低工资政策，企业存在着大量的富余人员，有人估计约占1/3。现在全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是7600万人，1/3就是2500多万。富余人员原则上是没有产出的，但仍要支出工资与福利，如果每人按年均5000元支出，一年就是1250个亿。而去年全国国有企业的利润是900亿。另外国有企业的离退休人员大约有2000万多一点。其次是债务包袱。目前企业负债如山，据国有资产管理局去年在全国124000户国有企业进行清产核资的结果看，总资产负债率在75.1%，另外还有4400亿的挂账，如果冲银行的债务，银行受不了，如果冲企业的资本金，企业负债率要上升到85%左右。在100元中85元靠借债度日，企业怎么运转？每年工业企业要交付的利息超过1000亿元。最后是企业办社会问题。目前在国有企业中有学校18000所，在校学生610万，教职员工有60万；全国企业中的医院病床占全社会病床的1/3，另外有的企业自办公安、消防、副食基地，职工生老病死全包，使企业变形，带来的严重后果，除了经济上的负担以外，无法摆脱的办社会职能迫使企业同时追求若干相互矛盾的目标，使厂长经理无所适从。目标不清，又怎么能搞好企业呢？
要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靠以前减税让利，靠减政放权、靠我们曾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政策轮番调整都难以奏效。要解决政企分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企业机制转换及历史遗留的问题，一方面要靠配套改革，采取综合性措施，为企业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要靠企业制度的创新，要寻求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让它有利于政企分开与产权明晰，有利于形成企业内部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相互制衡的关系。
新形势下搞好国有企业的思路
记者：我注意到，您在许多场合讲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一直强调“新形势”这个前提，新形势指什么呢？
陈清泰：1994年全国几大经济体制改革措施推出后，搞好国有企业的思路、方法、手段面临着一次重大的调整。1994年的改革正是新的形势的出现。1994年之前，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有两个特征：其一是以企业财产不同的所有制性质为对象来不断调整政策。比如，国有企业有困难，对国有企业采取减税让利的办法；乡镇企业要成长，就给乡镇企业一些特殊的政策；外资要引进来，则给“三资”企业制订了特殊的优惠条件，这是我们过去工作的一个特点。最终的体现是各种所有制企业所实行的总税率完全不一样。第二个特征是，我们针对单个企业来制定优惠政策，最典型的是承包制，一厂一制，比如钢铁行业，对首钢、宝钢、鞍钢、武钢是四种不同的政策。1994年的改革，是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目标是建立公平竞争的条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财税体制的改革，这一改革方案出台后，原来一套企改的方法、手段存在的基础动摇了。
记者：那么，在新形势下如何调整，是否已达成了共识呢？
陈清泰：国家经贸委从1993年开始就在研究这个问题，如何适应这种改革的形势，更多的运用符合市场经济的方法、手段来搞好国有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现在逐步形成共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着眼于搞好国有经济，着力于国有资产存量的调整。这些年的改革，大家越来越感到，长期积累形成的国有经济的布局与结构在进入市场经济中，结构性的不合理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也是国有企业运营效益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国有企业困难这么大，持续时间这么长，我们不能否认有结构性的原因。改革的实践教育我们，在目前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的状况下，要想把国有企业无一例外地搞好、搞活，第一是不可能的，第二是没必要。之所以这么说，是没有这么大的财力，也拖不动这么大的包袱。再说没有必要主要是结构本身不合理，很多企业再怎么搞也没有生命力。目前国有企业的状况是：资产存量非常巨大，在中国没有其它所有制可与其竞争，全国固定资产中，国有资产超过70%，这是优势；劣势是结构不合理，存在着众多的结构性问题。改革和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生产力；因此，首先要着眼于国有经济结构上的调整，提高整个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和运行效益；将单个国有企业放到国有经济全局中定位，通过对国有资产存量的调整来实现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产品结构的优化。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这样的战略性结构调整是不可超越的。我们希望地方集中力量对国有企业的现状进行调查、分析，明确本地区经济发展生命力所在，确定调整哪些，发展哪些，这是目前成本较小的一种有效办法。上海先行一步，对全国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他们请专家论证，确立了六大支柱产业，汽车、通讯设备、钢铁、石化等，1994年六大支柱产业在上海整个经济中的比例：产值占41%；销售收入占45%；实现利税占59%。非常不简单！目前城乡都发展到结构调整的阶段，可以以产权的纽带，通过兼并、合并、租赁、承包、破产等手段，实现存量资产的重新组合与优化配置。
二、企业实行改组、改制、改造三改并举。“改组”是指结构调整；“改制”是指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有条件的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造”是指集中必要的投入，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这三件事现在都在做，但是多年的实践使大家一致感到三者必须并行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显然，结构调整后必须要有投入，才能有新的生长点；另外企业的重大技术改造，前提条件是结构趋于合理，如果结构不合理，还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添水”，不会有好效果。重大技术改造另一前提是企业经营机制必须转变，否则就会盲目要投资、要项目，“可行性”会变成可批性，走上“不改等死，改了找死”的路。因为技改投入的方向不对，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在企业转机换制时，要实行改组、改造、改制三结合。
三、加强试点，力求突破。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过程。经过多年的摸索，比较可行的、稳妥的办法就是搞试点，把改革中的重点、难点加以突破，在突破的基础上立法，再逐步推开。从1994年开始，国务院在搞企业改革中确定了四项试点：一项是百户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另外有三户国家控股公司的试点；56家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的试点；18个城市围绕搞好国有企业进行优化企业资本结构的试点。试点正在进行，其意义就在于对难点要有所突破。哪些方面希望有所突破呢？比如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大体有12个方面，其中包括谁是企业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如何建立可行的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
四、抓配套改革，改善企业的外部环境。目前的企业改革与各项配套改革相辅相成的关联性很强。没有相应的配套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很难有新的推进。
目前推动的配套改革，在18个城市优化资本结构的试点当中，针对企业增补生产资金，企业破产兼并，分流富余人员，分离社会职能等等具体措施，都是配套的改革，如破产，解决了破产企业失业职工的安置问题，明确了安置资金的来源，今年破产工作会有比较大的推动。另外，今年5月人民银行、财政部与国家经贸委共同发了关于兼并的一个文件，鼓励优势的国有企业兼并困难的国有企业，对被兼并企业的债务负担放缓一步，这个措施会推动企业兼并的进程。另外对企业的增补生产经营资金，试点城市也形成文件，对分流富余人员，加强技术改造等已形成文件。当然还要一些大的方面如税制、金融需进一步配套地改革完善。
五、苦练内功，加强企业管理。今年企业的外部环境依然不宽松，搞好企业深层次的问题正处在探索中，所以，对大多数国有企业来说，加速经营机制转换，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向管理要产品质量、要经济效益，是每一个企业最有主动权、现实有效的措施。
六、抓关键的少数，推行大公司大集团战略
现在全国有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40万个，其中国有工业企业有7100个，但是，要抓住了国有企业最大的500-1000户，可以说抓住了国有经济的大头。我们统计了国有最大的500家企业，在全国国有工业企业所占比重：户数占0.7%；资产总额占37%；销售收入占46%；实现利税占63%。可以认为这是国民经济关键的少数，抓住了关键的少数，就抓住了国有经济的大头，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作用就可以稳住。
抓好关键少数的意义，不仅在于这些企业关系国计民生，而且随着这些优势企业规模的形成，效益的提高，会促进整个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他们的资产纽带，连接一大批中小企业，促进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其它企业的调整有更宽的余地。
七、抓好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建立企业家队伍。目前我们感到最重要、最困难的就是缺少大批具有现代企业意识的企业家。中组部与国家经贸委、人事部研究将对全国的企业家进行考察，鼓励有事业心有能力的企业家，让他们走上更重要的岗位。企业家要试行年薪制，聘用制，要建立企业家人才市场。以后国家作为所有者，最重要的是选择好管理者，通过他们抓企业，不能再去干预企业的经济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