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式领导的古代借鉴
——以西汉平定羌族叛乱的朝堂议事为例
杨 守 涛 向 昉
[摘 要] 作为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协商民主具有久远的传统渊源。这种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得益于我国古代协商实践机制长期运行的不断积淀。文章以西汉宣帝平定羌族叛乱的朝堂议事为例，在阐述其背景和过程后，讨论了它对坚持和用好协商民主这一领导方式、发挥协商民主重要作用的五点启示。
[关键词] 协商式领导；协商民主；朝堂议事
十九大报告指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1]这一领导方式“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2]。要结合实际继承与发展其深厚的文化基础，就有必要去研究我国古代协商传统，挖掘其协商式领导的可鉴价值。我国古代尽管无“协商民主”概念，但存在着许多蕴含或体现协商元素的实践机制，譬如朝堂议事机制。这种机制是我国古代王朝统治者为解决事关国家或民族重大问题而逐步形成的国政商讨机制和决策机制。这可以追溯到我国原始社会时期的部落议事会，到清末，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朝堂议事案例。
本文以东汉史学家班固的《汉书》关于赵充国的相关素材为案例，介绍西汉宣帝刘询（公元前91-前49年）时期赵充国带兵平定羌族叛乱的朝堂议事背景与过程，进而挖掘朝堂议事在协商领导方面的启迪意义。
2.2 两组患者治疗后相关指标的比较 结果(表3)显示：治疗后，两组患者血钾、血氯、LVEF、eGFR和每搏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托伐普坦组体质量和NT-proBNP水平低于标准治疗组(P<0.05)；托伐普坦组血清渗透压和血钠高于标准治疗组(P<0.05)。
在生长发育中胎儿会受到环境因素、物理因素、病毒感染、药物等外界因素以及遗传缺陷感染，出现器官发育异常，病情较轻时会致胎儿畸形，严重时可致胎儿死亡。临床常以二维超声对胎儿情况进行检查，能对胎儿胸腹围、头围、双顶径、股骨长径等数值进行测量，并能清晰显示胎儿外形和内脏结构，便于对胎儿生长发育情况作出准确评估，确定孕龄，能对胎儿结构是否畸形进行观察，了解子宫是否发生病变以及胎盘、脐带、羊水量等功能状况，能全面诊断胎儿状态[6-8]。但二维超声检查图形无法将器官的整体结构立体呈现出来，只能对其某一切面进行显示，在临床应用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9]。
一、西汉宣帝平定羌族叛乱的朝堂议事
（一）背景
西汉宣帝年间，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出使羌族各部落，先零部落酋长表示希望能在一定的时候渡河到湟水北边、寻找汉民不耕种的地方放牧。后来，羌族人违背相关律令，擅自渡湟水，有关郡县长官不能有效禁止，即“旁缘前言，抵冒渡湟水，郡县不能禁”。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先零部落首领与羌族其他几个部落首领二百多人“解仇交质盟诅”，共谋侵扰汉边境地区。一个多月后，羌族人勾结匈奴，“遣使至匈奴借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汉廷依据丞相和御史的建议，派义渠安国出使巡视以了解相关事态及各部落首领忠诚度。义渠安国去后诛杀了一批人，“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桀黠，皆斩之。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结果所有原来归顺汉廷的羌族部落以及归义羌侯杨玉等都很恐惧怨恨，于是劫持其他小族部落一起背叛汉廷，攻打边塞、杀死边塞长官。义渠安国以骑都尉身份带领三千骑兵防备羌人，但被袭击而损失惨重，后向汉廷报告，当时是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春天。
为应对羌族人的叛乱，汉廷开始讨论制定对羌方案。最初，羌族各部落“解仇交质盟诅”之时，宣帝就派人征询营平侯赵充国的意见并讨论应对措施。实际上，羌族人借兵匈奴之初，赵充国就已谈了很多看法。羌族人终于大举侵扰边塞并袭击义渠安国之后，宣帝依然亲自征询已古稀之年的赵充国，“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问谁可将者”。这时，赵充国请求领兵平叛，宣帝也答应了。按照设想，“计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虏谋，徼极乃击之”。但是，酒泉太守辛武贤上书朝廷提了不同意见。于是，这场关于如何平定羌族叛乱的朝堂议事正式开启，并伴随平乱的全过程。
（二）过程
这年秋天，赵充国染病，宣帝下诏书问候并责令于这年十二月出兵先零部落继续攻打。“其秋，充国病，上赐书曰：‘制诏后将军：闻苦脚胫、寒泄，将军年老加疾，一朝之变不可讳，朕甚忧之。今诏破羌将军诣屯所，为将军副，急因天时大利，吏士锐气，以十二月击先零羌。即疾剧，留屯毋行，独遣破羌、强弩将军”。赵充国部队则继续坚持原作战方案，准备撤回骑兵屯田以待先零困敝之时再以最小代价消灭之，“遂上屯田奏”，即继续上书朝廷陈述屯田主张。朝廷讨论之后回复说，“言欲罢骑兵万人留田，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孰计其便，复奏”。即按赵将军屯田策，羌族叛乱何时可以平定，军事斗争什么时候可以结束？详细考虑之后再报。赵充国答一年左右。于是，朝廷回书确认一年是当年还是次年某时，并要求考虑撤骑兵会不会导致羌族军队反扑的问题，以及那些已脱离先零胁迫的部落会不会重新受制于先零的问题，要求赵充国仔细权衡后再报。
对于辛武贤太守的提议，宣帝发起并主持了相关议事工作，即“天子下其书充国，令与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议”。赵充国和长史董通年组织讨论后驳斥了辛武贤的提议，认为其提议在很多方面欠考虑：一是对长途用兵带粮草等问题考虑不周，二是指出夺取羌族牲口妻子儿女只是一句空话，三是威武县和张掖日勒驻军在于防备羌族和匈奴断两郡出兵通道，四是罔顾先零部落首先发起并坚定主导叛乱而其它部落被胁迫的事实。所以，赵充国部队坚持原有部署，并认为先主动打击并彻底消灭先零部落以震慑其余势力，而后再派熟知羌族情况的官员去安抚团结之，才是保全军队而又稳操胜券的最佳安边策略。即“故臣愚册，欲捐罕、开闇昧之过，隐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善，因赦其罪，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捬循和辑，此全师保胜安边之册”。
[注 释]
赵充国及其部队收到责备诏书后，“以为将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国家。乃上书谢罪，因陈兵利害”。赵充国上书请罪的同时顺便陈述用兵的利害关系，建议择机攻先零部落而威震罕、开等部落。再次商讨后，宣帝终于“玺书报从充国计焉”，即下发加盖了国玺之印的诏书，依从赵充国的破羌计策。结果，初战先零部落得胜后，罕部落“竟不烦兵而下”，没有交兵就被征服了。
酒泉太守辛武贤上书，提议增加马匹饲料并于当年七月带30天粮草出击，同时分别从张掖、酒泉出兵攻打罕、开部落在鲜水上游的部队，夺取两部落牲口以及妻子儿女后返回，冬天再出击。通过大部队的频繁攻击，击败羌族反叛势力，即“大兵仍出，虏必震坏”。其理由是当时西汉应对羌族反叛的各郡兵力都驻守祁连山南、北部空虚而不能长久，以及当地土地寒冷贫瘠而致马匹不能在那里过冬。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8.
领导活动本质上是带领一群人做好正确的事。如何确定正确、如何才能做好、如何调动积极性实现群策群力等，一定程度上都有赖于协商方式的运用。这一领导方式突出强调商量，要求通过对话而非对立甚至对抗的形式来集思广益，在对话过程中逐步改变原来可能不恰当的想法与主张，实现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以及各方合作者之间的理解与支持。上述案例启迪后来者，协商式领导具有尊重决策执行各方的感情功能、补充资讯促进理解的信息功能、提高决策质量畅通执行渠道的决策功能、避免谬误及时优化的纠偏功能、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的团结功能。可以说，正是这些功能的发挥，才最终妥善处理与羌族的关系。
二、西汉朝堂议事对协商式领导的启示
综览西汉平定羌族叛乱全案，其中朝堂议事对如今健全协商式领导有若干启示。
（一）深刻把握协商式领导的功能
磷肥实现自给有余，使农民用上了价格稳定、物美价廉的国产肥。我国磷复肥工业凭借资源与地域优势，迅速将产能和产品覆盖到南亚、东南亚市场，既有效缓解了企业连续生产、季节销售的矛盾，又提升了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最重要的是形成对协商的正确理解。协商的关键是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表达主张、提出理由彼此辩驳、转变原有的可能不成熟和有偏颇的想法与看法。领导者用心广泛听，听其实、听其理、听其可行，最终择善而从，确保充分协商、有序有度且有效地协商。上述案例中也体现了这一点。领导者尤其要养成喜欢听真话的品格，确保参与者们不因讲真话而陷于窘境。周恩来同志说过，“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喜欢听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6]本案例中，汉宣帝正是一位能听真话的领导者，所以赵充国说“明主可为忠言”。而实际上，本案例中也有人因利益受损而据个人得失秋后算账的情况。例如，辛武贤因赵充国如实上报平羌战况及失败原因后被罢免破羌将军而回酒泉太守任，心怀怨恨，即“武贤罢归故官，深恨”。后来，辛武贤因此举报赵充国之子中郎将赵卯泄露宫廷之言。所幸的是，当时的朝廷民主氛围不错，这些并不影响赵充国继续参与朝政议事，即使解甲归田后，朝廷也是“每有四夷大议，常与参兵谋，问筹策焉”。
（二）重视领导者协商素养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2018年12月25日至26日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把民主素养作为一种领导能力来培养，作为一门领导艺术来掌握”。协商素养是领导干部民主素养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核心领导者具备较高的协商素养与智慧，是协商式领导的重要前提条件。本例中，最高领导者宣帝刘询在三个方面值得肯定。首先是有民主协商意识、坚持“兼听”原则。做到了“兼听各种意见，深入了解所面临问题的本质，找出其规律，谋而后断”[3]，所以才有“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的局面。其次是做到了尊重和包容。就算是在最初采纳辛武贤计策而责备赵充国时，也坚持“问后将军，甚苦暴露”。而且，赵充国部屡屡反驳刘询主持讨论后决定的破羌策略，刘询也都体现了极度的包容，并没有因为赵充国等不迎合圣意而情绪化，并没有去争“谁说了算”，而是坚持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来判断是非曲直，最后决策权取决于“谁说得对”。即决策依据的是卡斯·桑斯坦在论及协商民主时所强调的“论据的力量”。[4]再次是有足够的耐心，确保充分协商，以期在循环往复的多回合讨论之后达成对事务的正确认识与共同理解。“对话过程虽然漫长，甚至可能出现反复，但后遗症最小，结果也最可持续。”[5]本例中，朝堂内的讨论相当激烈，朝廷与赵充国的往来书信也相当频繁。当然，最终也取得了较好的协商结果，不仅“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而且平定羌乱也基本上按照赵充国的整体战略部署得以顺利实现。
自1956年开始生产成型加工机床，兹默曼一直致力于复杂曲面的高效高速加工，现已形成完整的五轴联动高速龙门加工中心系列产品，不仅在铝合金、铸铁、钢件、镁合金和钛合金以及高温合金的加工中引领技术方向，在非金属材料的加工中也独领风骚。在汽车整车设计研发、车身模型制造、汽车检具制造、保险杠仪表盘等深型腔模具精密制造和大型模具精密制造等领域，兹默曼公司FZ系列龙门加工中心得到广泛应用。
（三）被领导者的参与素养也不容忽视
被领导者有较理想的参与素养，也是协商式领导的基础条件。本案例可以提炼出三点。首先是有一定的知识能力储备，并且要敢于说真话和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例如，最重要参与者赵充国“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通知四夷事”。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敢于说真话、坚持为自己的正确主张“说明理由”的人，就算被责备也能在请罪的同时“因陈兵利害”。其次是有大局观，能围绕大局、围绕公共利益表达和解释观点，而不受个人恩怨得失等私利影响。本例中，各方面的参与主体都围绕如何有效平定羌乱的大局进行理性论辩，辛武贤等人提出的意见没有偏离这个大局，朝中大臣们作出支持或反对的表态也是围绕破羌目标的实现。赵充国更是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了大局意识，如面对来归顺的罕羌部落、在部属都坚称“此反虏，不可擅遣”的情况下指出，“诸君但欲便文自营，非为公家忠计也”。又如他批驳赵卯迎合圣意的建议，以及他向皇帝如实上报胜败得失的原因。再次是对他人主张的胸怀，不能因为自身情绪或别的干扰因素而生出不宜于有效协商的言行，要尊重包括反对观点在内的一切意见，要正视和赞同更能准确反映现实和更有益于最佳决策的各类见解。本案例中，“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本身就体现了这种博大胸怀。而且，当宣帝下诏质问先前质疑赵充国军计的人之时，那些认识到自己先前观点偏颇的朝廷大员们都“顿首服”。丞相魏相更是检讨自己“愚不习兵事利害”。对久经沙场的赵充国建议,宣帝自己也复信说“今听将军，将军计善”。
（四）健全协商式领导制度
领导者的协商素养、被领导者的参与素养都是不可或缺的，更重要的是协商式领导制度的健全。上述案例中，汉宣帝刘询可以说是历史上有名的圣明之君，赵充国等人也算是贤能之臣。“昭宣中兴”中宣帝功不可没，赵充国则是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所以，当中郎将赵卯发出“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来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之议时，赵充国有“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为忠言”之语，并有上书坚持撤兵屯田之举。然而，纵观历史，也有不少类似于刘备“叹息痛恨于桓、灵”之哀、项羽不以大局为念并“怀思东归”而“斩韩生”之悲、更始帝刘玄时“将军张卯拔剑击地”说“今日之议，不得有二”之无奈，致使“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敢避重诛以直谏，是故事无遗策而功流万世”难以变为现实。因此，健全协商式领导制度是必要的，在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次、制度化发展的新时代，更是如此。
（五）营造协商氛围
以云服务需求企业的期望为参照点，依据式(2)～式(5)将云服务需求企业给出的偏好信息转化为相对于参照点的收益或损失，构建云服务需求企业的损益矩阵
宣帝将赵充国官兵的讨论结果交付朝廷百官研讨，结果“公卿议者咸以为先零兵盛，而负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则先零未可图也”。参与讨论的百官都觉得辛武贤言之在理而反对赵充国的主张。汉宣帝采纳辛武贤的意见，任命侍中乐成侯为强弩将军，就地任命辛武贤太守为破羌将军并发诏书嘉奖，同时下诏责备赵充国。
赵充国又一次回书，朝廷再次讨论后回复说，“上书言羌虏可胜之道，今听将军，将军计善。其上留屯田及当罢者人马数。将军强食，慎兵事，自爱”。朝廷认可其计策，同时辅之以强弩将军、破羌将军、中郎将赵卯配合出击。最终大破敌军，朝廷诏令其他几位将军还兵，只留下赵充国率军屯田防守。次年五月，赵充国继续上报军情并“请罢屯兵”，朝廷“奏可，充国振旅而还”。赵充国部经过一年多的军事斗争后，基本上平定叛乱后请求罢兵，朝廷同意后赵充国班师回朝。
[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2(02).
当字符分割这一环节，如果车牌出现反光现象，即二值化后车牌字符处被大量噪点覆盖，就会出现字符分割失败。如果图片中噪点过多，将会对分割甚至是识别造成很大的影响。利用KNN算法进行车牌识别时，k值的选择会影响识别的结果。同时KNN的结果也会受到每个样本容量的影响。所以要尽可能的保持每个分类的样本容量要比较接近。当然，相对于传统的KNN算法，也可以考虑把距离作为权值进行计算，即距离近的权值大，最后求每个分类的总和来确定。
[3]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27.
[4]Sunstein C R. The Law of Group Polariz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2002,10(2)：175-195.
[5]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N].人民日报,2016-01-22(003).
[6]中国共产党口述史料丛书编委会.中国共产党口述史料丛书：第6卷(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78.
[中图分类号] B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270(2019)01—0111—04
[作者简介] 杨守涛，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副教授。向 昉，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形势下提高我国基层干部民主协商素养的对策研究”（16CZZ009）、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北京市社区协商中的公众参与效能感研究”（17ZGC012）、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北京市社区协商实践评价指标体系研究”（9184024）资助。
（责任编辑：江生亮）
标签：协商式领导论文; 协商民主论文; 朝堂议事论文;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