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八五”轨迹及“九五”去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去向论文,轨迹论文,八五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八五”期间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
“八五”时期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哪些因素推动的，这是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而要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因素，基本难点依然在于对有关数据的估算和处理上。
1.关于投入指标的分析和处理
（1）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的资本投入量包括固定资本存量和年度流动资本两个部分，一般可以使用固定资产净值和流动资产（存货投资）两个指标。但是，国家统计局没有提供我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数据，这个指标需要估算。各年的固定资产都等于上年的固定资产与当年新增固定资产之和，由于我们已有1990年以前的资本存量数据（郭克莎，1993，第152页），因而主要问题在于估算“八五”期间的新增固定资产。全社会新增固定资产为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和其他投资三个部分形成的新增固定资产之和，其中“其他投资”新增固定资产用这个部分的投资额（包括国有单位其他投资和非国有单位投资）乘以同期基建投资和更改投资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的平均数得出。新增固定资产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扣除价格因素，流动资产（存货投资）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平均数扣除价格变动。
全社会资本总量的计算方法是：当年资本总量＝上年资本总量—上年存货投资+当年新增固定资产+当年存货投资。由此得到的“八五”期间资本投入量（不变价格）数据（见表1）。
表1 “八五”期间资本投入量变化（不变价格）
年份 资本总量（亿元） 新增固定资产（亿元） 存货投资（亿元）
1990 31991.4 1060.5
1991 35665.03826.5
1507.6
1992 40142.24741.6
1243.2
1993 46880.06279.5
1701.5
1994 56057.89589.9
1289.4
1995 70409.613001.1 2640.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1～1996）有关数据计算，其中1990年资本总量数据取自郭克莎：《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52页。
（2）劳动投入。由于我国统计资料的限制，不少文献在分析我国劳动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都采用全社会劳动者人数指标，笔者在有关分析中也一直采用这个指标。但是，这个指标的使用也许遗漏了劳动投入量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农业部门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时引起的劳动投入量变化。我国农业部门中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基本上处于潜在失业状态，这部分劳动力向乡镇企业和城市企业转移，虽没有增加总的劳动人数，却增加了总的劳动量。这种情况在经济扩张与紧缩年份具有突出表现。经济扩张时，社会总就业人数的增长率没有明显上升，但总劳动量却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加快而大幅度增加；经济紧缩时则相反，社会总就业人数没有减少，但由于城市和乡镇企业的部分劳动力重新回到农业土地上而再度处于潜在失业状态，全社会投入的总劳动量实际上相对减少了。这是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波动引起的失业人数变化完全不同的现象，它所带来的与就业人数变动无关的劳动量变化，可能远大于劳动者的性别、年龄和劳动时间变动而引起的劳动量变化。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把由从事农业转移到乡镇企业和城市就业的劳动力，看作全社会劳动投入人数增加的一个形式，同样，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减少意味着劳动力又回到农业土地上，也可看作社会劳动投入人数减少的一种表现。
把统计数字上的社会劳动人数增长率（名义增长率）与农业劳动力产业转移引起的社会劳动人数增长率加起来，就构成了社会劳动投入量增长的数据。计算结果列于表2。
表2 “八五”期间劳动投入量增长 %
社会劳动 社会劳动 乡镇企业就业增加引
农业劳动力进城就业引
年份 投入量增长 人数名义增长 起的社会劳动人数增长 起的社会劳动人数增长
1991 3.7 2.9 0.60.2
1992 3.8 1.8 1.70.3
1993 4.5 1.3 2.90.3
1994 1.9 2.1—0.50.3
1995 3.3 1.5 1.40.4
91～95
3.4 1.9 1.20.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1～1996）有关数据计算
（3）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根据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的变动关系，以及我国资本与劳动的收入份额的变动特点（郭克莎，1993，第63～67页），从准确度和可信度两方面考虑，这里仍将“八五”期间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定为0.4∶0.6。
2.经济增长因素的作用特点
表3提供了“八五”期间国民经济产出、投入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基本数据，从中可以看出各要素和生产率对经济高速增长的作用特点。总的说来，“八五”期间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资本的高投入推动的，劳动投入和综合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率较低。这个特点比“七五”时期更加突出。1991～1995年，GDP年平均增长12.0%，而资本投入年平均增长17.1%，对产出增长的作用率达57.0%；劳动投入增长3.4%，对产出增长的作用率为17.0%，其中有1.5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和7.5个百分点的作用率来自于农业剩余劳动力产业转移所增加的劳动量；作为余值，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了3.1%，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为26.0%。与“七五”时期的情况（郭克莎，1993，第70页）相比，“八五”期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上升了约3.5个百分点，资本投入增长率约上升8个百分点，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率提高了16%，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下降了14%。这表明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主要是由资本的加倍投入推动的，增长过程对资本投入的依赖性加强了，增长效率相对降低了。
表3 “八五”期间国民经济产出、投入增长率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
年份 GDP 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全部要素投入综合要素生产率
1991 9.3
11.53.76.8 2.5
（100.0） （49.5）
（23.9）
（73.4） （26.6）
1992 14.2 12.6 3.87.3 6.9
（100.0） （35.5）
（16.1）
（51.6） （48.4）
1993 13.5 16.8 4.59.4 4.1
（100.0） （49.8）
（20.0） （69.8） （30.2）
1994 12.6 19.61.9 9.0 2.8
（100.0） （62.2）
（9.0）
（71.3） （28.7）
1995 10.5 25.63.312.2 —1.7
（100.0） （97.5） （18.8） （116.4）（—16.4）
91—95
12.0 17.1
3.48.9
3.1
（100.0） （57.0） （17.0） （74.0） （26.0）
注：括号内数字为各要素和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为0.4∶0.6。
资料来源：同表1。
上述特点在经济增长因素的年度变动中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三年中，资本投入增长率迅速上升，对产出增长的作用率大幅度提高，而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和贡献率则相应下降。1992～1994年，GDP增长率分别为14.2%、13.5%和12.6%，呈逐年下降趋势，而资本投入增长率却分别为12.6%、16.8%和19.6%，呈不断上升态势，相应地，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率大幅度提高，分别为35.5%、49.8%和62.2%。1995年的情况更加突出，资本投入增长率高达25.6%，比经济增长率高出一倍多。这一方面是由于投资形成固定资产有一个滞后期，经济扩张初期的大规模投资在随后年份持续转化为资本存量的增长，另一方面，这表明资本边际生产率的下降，它是投资增长速度超过技术进步速度的表现，其结果是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系数的上升。虽然劳动投入的增长速度随着经济的相对紧缩而降低，特别是农业劳动力产业转移带来的劳动量增长率下降，1994年，乡镇企业就业引起的劳动投入量变化反而减少了0.5个百分点，全部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率只有9.0%，但是，由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率 上升幅度很大，全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率迅速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持续下降，1993年与1992年相比降低8.2个百分点，1994年比1993年降低1.5个百分点，1995年竟出现综合要素生产率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达16.4%。
从要素生产率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关系看，“八五”期间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完全是由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带动的，资本生产率的负增长对经济增长效率起了很大的抵消作用。1991～1995年，资本生产率年平均负增长5.1%，其中1994年负增长7.0%，1995年则负增长15%；而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8.6%，1994年增长了10.7%，1995年也增长了7.2%。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资本相对短缺而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国家来说，这种资源配置格局显然是很不合理的，并且，资本与劳动配置关系的失衡，是改革以来最严重的一个时期。它表明，一方面，在资本相对短缺的条件下，资本的使用效率很低，要推动经济增长需要大量增加投资；另一方面，劳动力相对过剩，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困难重重，在经济增长中劳动投入量难以大幅度增加。这种资源配置的格局和增长因素的作用特点，使我国的经济增长面临两难选择：经济既需要高速增长，以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经济又难以高速增长，因为它需要过量的投资，当经济增长过程刚刚带动劳动投入量增加的时候，过度的需求扩张已经拉动了高通货膨胀。
应当说明的是，在以上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中，存在着一些未能适当处理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不少非国有企业存在以现价计算增长率或者对价格上涨扣除不足的现象，导致经济增长率的明显失真。这个问题已经有一些学者提出过（如张军扩，1991），“八五”期间由于地方之间攀比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很高，问题更加突出。另一个是，资本质量和劳动质量的提高没有计算进要素投入。根据国外经济学家的研究（如钱纳里等，1989，第34～35、54页），考虑投入要素质量的改进，使发达国家的要素投入贡献增加10多个百分点，并使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减少一个相应的份额，发展中国家的类似影响则较小一些。我国在扩大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要素质量改进所带来的投入增长是存在的。如果把上述两个方面的影响考虑进来，那么“八五”期间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会减少1.5～2个百分点，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不足20%。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增长效率相比较，我们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粗放型和数量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还十分突出。
二、“八五”期间经济高速增长的机制
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八五”期间的增长机制与80年代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作为一个经济扩张期，与上一个经济扩张期相比增长过程表现出哪些特点？从经济增长速度的迅速上升和年度变动看，“八五”期间的增长机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投资需求的过度扩张拉动的，消费需求的扩张相对滞后并且程度明显较低，说明消费需求的扩张是受投资需求的过度扩张影响的。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随着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推进，市场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八五”期间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主要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如果说1990～1991年的市场疲软主要是消费需求疲软，那么1992年以后拉动经济迅速回升的却是投资需求的急剧扩张。1991～199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34.0%，与名义GDP的年平均增长率25.7%相比高出8.3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投资增长18.3%，比实际GDP增长率高出6.3个百分点；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年平均增长23.2%，比名义GDP增长率低了2.5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变动实际增长10.6%，比实际GDP增长率低了1.4个百分点；可见，不论是名义需求还是实际需求，投资扩张程度都大大高于消费扩张程度，而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并没有超过经济增长的水平。
从投资和消费的年度变动看（见表4），消费需求的扩张大体上比投资需求的扩张滞后一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最高的年份是1992～1994年，增长率分别高达42.6%、58.6%和31.4%，而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速度最高的年份是1993～1995年，增长率分别为28.4%、30.5%和26.8%，这说明消费需求扩张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投资需求过度扩张的转化和影响。与8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扩张期相比较，也可发现这次经济扩张的不同特点。1984～198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5.7%和21.9%，二者的差别为3.8个百分点，而“八五”期间这两个指标的增长率差别为10.8个百分点，其中投资需求增长比前五年上升8.3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增长只比前五年提高1.3个百分点。如果说，1984～1988年的需求膨胀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向膨胀，“八五”期间的需求膨胀则主要是投资需求的单向膨胀，是投资需求的过度扩张拉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拉动了消费需求的滞后性扩张。
表4 “八五”期间的投资和消费增长 %
注：①固定资产投资可比价格增长以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扣除价格变动因素；消费品零售额可比价格增长以零售商品价格指数扣除价格变动因素。
②为投资额和消费额占国内支出总额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1～1996）、《199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统计公报》的有关数据计算。
国内支出总额中总投资和总消费的变动关系也表明了上述特点。“八五”期间的平均投资率为38.9%，其中1993、1994年的投资率为43.3%和39.9%，而消费率则下降为58.3%和58.4%；与1984～1988年相比，“八五”期间的年平均投资率上升约2个百分点，年平均消费率由64.9%下降为59.5%，降低了5.4个百分点。这表明“八五”期间投资需求的相对扩张程度明显超过上一个经济扩张期，而消费需求的相对水平则大幅度降低。
2.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第二产业尤其工业的超高速增长推动的，第一、三产业的增长速度依然落后于增长过程的需要，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率大幅度上升，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率不仅没有提高而且明显下降，产业之间的增长关系表现出不协调态势。
1991～1995年，GDP年平均增长11.8%，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4.1%、17.3%和9.5%，对GDP增长的作用率分别为7.7%、64.9%和26.5%，其中工业的增长率高达17.7%，对GDP增长的作用率达58.2%。显然，经济的高速增长来自于第二产业尤其工业超高速增长的推动作用。这与80年代的情形（郭克莎，1993，第46页）基本上是相同的，即当经济扩张时，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率迅速上升，当经济收缩时，第二产业的作用率又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成为经济扩张以至波动的主要动因。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比上一个扩张期表现得更加突出。1984～1988年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率由1979～1983年的48.7%上升到51.6%，提高近3个百分点，到1989～1990年又下降为47.0%，降低了4.6个百分点，而“八五”期间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率比上一个扩张期上升13.8个百分点，比上一个紧缩期上升17.9个百分点，相应地，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率分别比上一个扩张期和紧缩期下降17.3和20个百分点。产业增长作用率的急剧变动，反映了产业增长关系的明显不协调。
从各个产业对经济增长作用率的年度变动看（见表5），第二产业的作用率由1991年的59.5%一直上升到1994年的70.2%（提高了10.7个百分点），1995年又回落为63.1%，其中工业的作用率在前四年上升7.6个百分点，1995年又回落6.5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的作用率却大幅度下降，由1991年的33.7%下降到1994年的22.6%，降低11.1个百分点，其中运输邮电业的作用率下降了2个百分点。这种第二产业尤其工业的作用率上升过快又波动过大，第三产业的作用率没有上升反而下降的现象，既违背了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产业增长要求，又增加了经济增长过程的不稳定性。这表明，“八五”期间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由于某些产业的片面扩张取得的，不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内在机制推动的，因而高速度中已潜伏了波动的危机。
表5 “八五”期间各个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或贡献① %
注：①各个产业对GDP增长率的作用或贡献，以各产业的增长率乘以其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计算，括号内的数字为作用率或贡献率，各产业之和为100%。
②一、二、三分别为第一、二、三产业。
资料来源：同表4。
3.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非国有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的，在工业超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国有工业的作用率大幅度下降，非国有工业的作用率迅速上升；在固定资产投资的超高速扩张中，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的作用率也表现出类似的变动态势，同时国有单位投资比重的下降还伴随着中央投资比重的迅速下降。
“八五”期间工业对GDP增长的作用率达58.2%，年度变动由1991年的54.9%上升到1994年的62.5%，工业增加值和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8.6%和23.2%，这么高的增长率和作用率，主要是由非国有工业的高速度推动的。从表6可以看到，1991～1995年，国有工业对工业增长的作用率只有16.8%，而集体工业的作用率高达44.4%，个体工业和其他工业的作用率分别为16.8%和20.7%，国有工业对工业增长的作用或贡献不够集体工业的一半，还低于其他工业，只与个体工业的作用相同。从年度变动看，国有工业的作用率从1991年的31.7%下降为1993、1994年的9.8%和10.7%，集体工业的作用率处于40%至50%之间，个体工业的作用率由1991年的9.2%上升到1995年的29.2%，其他工业的作用率则由14.9%上升到24.9%；1993年以后，国有工业对工业增长的作用或贡献已明显低于其他所有制工业，成为对增长速度影响最小的所有制形式。如果说，这与部分非国有企业以现价计算增长率有关，那么从当年价格计算的工业产值结构看，国有工业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54.6下降为1995年的34.0%，降低了20.6个百分点。显然，非国有工业已经成为工业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表6 “八五”期间各所有制工业对工业增长的作用或贡献 %
年份 全部工业国有工业集体工业个体工业其他工业
1991
14.8 4.76.6 1.42.2
（100.0）
（31.7）（44.3） （9.2）（14.9）
1992
27.5 6.6
14.0 3.03.7
（100.0）
（23.9）（51.0） （11.0）
（13.5）
1993
28.0 2.713.7 4.66.1
（100.0） （9.8）（48.9） （16.5）
（21.9）
199426.12.811.4 4.97.0
（100.0） （10.7）
（43.8） （18.8）（26.8）
1995
20.3 2.86.2 5.9 5.1
（100.0） （13.8）
（30.2） （29.2）（24.9）
91～95 23.2 3.910.3 3.94.8
（100.0） （16.8）
（44.4） （16.8）（20.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1～1996）有关数据计算。
在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投资需求扩张中，非国有单位的作用也表现出迅速上升的态势（见表7）。对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国有单位的作用率在1991年为67.0%，1992年为70.2%，此后就大幅度下降，1994年已低于50%，只有42.5%，集体单位的作用率呈相似的变动态势，而其他所有制单位的作用率则自1992年以后迅猛提高，1994年达到46.3%，超过了国有单位的作用。
表7 “八五”期间各所有制单位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作用或贡献 %
年份
全社会
国有单位
集体单位 其他
1991
23.8 15.93.8 4.1
（100.0） （67.0） （15.9） （17.2）
1992
42.6 29.9 12.00.7
（100.0） （70.2） （28.3） （1.7）
1993
58.6 30.3 11.1 17.2
（100.0） （51.8） （18.9） （29.3）
1994
31.4
13.3 3.5 14.5
（100.0） （42.5） （11.1） （46.3）
1995 18.8 9.2 1.97.7
（100.0） （48.7） （10.2） （41.1）
91～95 34.3 19.7
6.58.8
（100.0） （56.0） （16.9） （27.1）
资料来源：同表4。
值得注意的是，国有单位投资比重的下降还伴随着中央投资比重的迅速降低（见表8）。在国有单位投资比重下降（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由1990年的65.6%下降为1995年的55.7%）的过程中，中央投资占国有投资的比重也在大幅度降低。基本建设投资中，中央项目的投资比重1990年为53.9%，1992年下降到不足50%，到1994年进一步下降到只有37.8%，而地方项目的投资比重则上升到62.2%；在更新改造投资中，中央项目的投资比重大多数年份不够30%，地方项目的投资比重则在70%以上。这说明在非国有经济高速扩张的同时，地方经济也在迅速扩张，这两个方面成为“八五”期间投资过度扩张和工业超速增长的基本动因。
表8 “八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中央与地方构成 %
基本建设投资构成 更新改造投资构成
年份 中央项目地方项目
中央项目 地方项目
1990 53.946.1 27.572.5
1991 50.149.9 27.372.7
1992 44.555.5 25.474.6
1993 39.860.2 28.871.2
1994 37.862.2 31.268.8
1995 40.159.9 32.867.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1～1996）有关数据计算。
4.进出口和利用外资的高速增长对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经济高速增长中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大幅度上升，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投资和对外贸易中都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八五”期间，以美元计算的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均为15.7%，分别比“七五”期间高6.4、0.8和11.2个百分点，其中进口增长速度的上升远远超过出口速度的变化，说明国内需求扩张得更快，这既与“七五”期末的国内市场疲软有关，也与1992～1993年的投资需求过度扩张相联系。如1993年进口增长比出口增长高出21个百分点，贸易逆差700亿人民币，大部分为投资品进口。以当年价格的人民币计算，“八五”期间进出口、进口和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均为26.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5%，分别比名义GDP和实际GDP的增长率高0.7和1.5个百分点，说明进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其中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约为22%。相应地，国内生产的外贸依存度大幅度上升，为基础的，购买力平价（PPP）美元的计算结果似乎不如本币的计算结果更能充分反映外贸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虽然反映外贸依存度变化的两个指标（进出口额与GDP）的对比关系包含了某种不完全可比的数量关系（销售额与增加值的关系），它们之间受到多种不同因素的影响，但是，从国际经验看，以本币计算的外贸依存度大幅度上升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增长对外贸依赖关系的增强。
表9 “八五”期间对外贸易增长率和依存度变化 %
外贸增长率
外贸依存度
年份
进出口
出口进口 进出口出口进口
1990 3.418.2—9.8
30.016.113.9
199117.515.719.633.417.715.7
199222.018.226.334.217.616.7
199318.2 8.029.032.715.317.3
199421.031.911.345.323.222.1
199518.622.914.240.421.419.0
“八五” 平均
15.715.715.737.219.018.2
“七五”平均 9.314.9 4.5
注：进出口增长率以美元计算；进出口依存度为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同表4。
利用外资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也对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八五”期间，实际利用外贸总额由1990年的102.9亿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481.3亿美元，年平均增长36.1%，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由34.9亿美元上升到375.2亿美元，年平均增长60.8%，以年平均汇率换算，实际利用外资占国内总投资的比重由1990年的7.6%上升到1994年的19.7%，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总投资的比重进2.6%上升到15.4%，实际利用外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为8.0%和6.3%。显然，外资的引进或流入已经对国内的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或者说，国内投资的外资依存度已达到了一定规模。同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也持续上升，由1992年的26.4%上升到1995年的39.1%，其中出口比重和进口比重1992年分别为20.4%和32.7%，到1994年上升为28.7%和45.6%。这说明外商投资企业对国内投资和对外贸易都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成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动因。
表10 “八五”期间实际利用外资及占国内投资比重
利用外资总额 外商直接投资 年平均汇率 利用外资占 外商直接投
（亿美元）（亿美元）（1美元＝人民币） 国内总投资% 资占国内总投资%
1990
102.9 34.9 4.77 7.6 2.6
1991
115.5 43.7 5.31 8.2
3.1
1992
192.0110.1 5.5011.0
6.3
1993
389.6275.2 5.7514.9 10.6
1994
432.1337.7 8.6219.7 15.4
1995
481.3375.2 8.3517.0 13.3
资料来源：同表4。
5.货币供给的超速增长对经济高速增长起了根本性的支持和推动作用，其运行过程是：流通中货币（M[，0]）的超速增长导致狭义货币（M[，1]）的超速增长进而广义货币（M[，2]）的超速增长，同时推动投资需求的过度扩张从而总需求的过度扩张，因而拉动名义GDP的超高速增长，其中既有实际GDP的高速增长，也包含了价格水平的迅速上涨。
改革以来的货币扩张总的说来是由企业和地方的投资扩张拉动的，货币扩张相对于投资扩张，以及中央扩张相对于地方扩张，可以说都是被动和滞后的，但是，一旦中央政府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增加货币投放，货币供给的超量增长就对投资需求以至总需求的过度扩张起了根本性的支持和推动作用，并使整个经济迅速进入过热状态。
表面上看，“八五”期间M[，0]、M[，1]、M[，2]和名义GDP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4.4%、26.3%、29.8%和25.7%，M[，2]增长率比名义GDP增长率高出4.1个百分点，M[，1]增长率只比名义GDP增长率高0.6个百分点，M[，0]的增长率还比名义GDP增长率低1.3个百分点，但实际上，这是1995年为了实现价格控制目标，严格控制货币供给量，M[，0]只增长8.2%，M[，1]也只增长16.8%的结果。从1991～1994年的平均增长率看，M[，0]增长28.9%，M[，1]增长28.8%，名义GDP增长25.9%，M[，0]和M[，1]的增长率分别比名义GDP增长率高3和2.9个百分点。问题在于，M[，0]和M[，1]对M[，2]和名义GDP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时滞。一般来说，M[，0]和M[，1]的变动基本上是同步的，M[，2]的变动相对滞后1～2年，总需求（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变动直接受M[，0]和M[，1]的影响，并引起名义GDP的变动，其中实际GDP的变动可能来得较快一些（在存在资源闲置的条件下），GDP价格水平的变动则大概滞后1～2年，因而名义GDP的变动也相对滞后。
从以上几个指标的年度变动看（见表11），1992、1993年M[，0]高速扩张，分别增长36.4%和35.3%，M[，1]相应增长33.1%和31.3%，M[，2]则到1994年才出现高速增长（32.1%）；而投资需求随着M[，0]和M[，1]的扩张而扩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92和1993年分别增长42.6%和58.6%，拉动GDP高速增长，名义GDP的高速增长相对滞后1年，1993和1994年增长了30.0%和34.6%，其中包含了价格水平的大幅度上涨。可见，经济的高速增长从根本上说是由货币的高速扩张，即M[，0]和M[，1]的高速增长推动的。1994年以后经济的相对紧缩起作用，特别是1995年，M[，0]只增长8.2%，M[，1]的增长率也降为16.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5%（扣除价格变动实际增长11.0%），但M[，2]和名义GDP的变动相对滞后，增长率仍高达29.5%和25.0%。同样，城乡储蓄存款的变动也是滞后的，1994和1995年分别增长41.5%和37.8%，大大高于1992和1993年的26.7%和31.7%，实际上是前两年货币供给（M[，0]）过度扩张的结果。“八五”期间城乡储蓄存款年平均增长33.4%，比名义GDP的增长率高7.7个百分点，比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率高10.2个百分点，说明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个人消费需求没有过度扩张，否则，价格水平的上涨幅度将会明显更高。
表11 “八五”期间货币供给和名义GDP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1991～1994年M[，1]和M[，2]的数据取自《经济研究》1996年第3期，第17页表3（王大用文），其余资料来源同表4。
综上所述，“八五”期间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投资需求过度扩张拉动的，投资需求拉动下的第二产业尤其工业超高速增长对GDP高速增长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非国有企业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主体且作用迅速上升，国有经济中地方相对于中央对投资扩张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对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投资和进出口贸易中的地位大幅度提高，而货币供给（M[，0]和M[，1]）的超量增长则是投资需求过度扩张和经济（实际GDP和名义GDP）高速增长的根源，其结果是价格水平的大幅度上涨（见表12）。
表12 “八五”期间主要价格上涨率 %
年份GDP平 商品零居民消 工业品出 工业品中生产 固定资
减指数
售价格费价格 厂价格资料出厂价格 产投资价格
1991 6.8 2.9
3.4 6.2 8.0 9.5
1992 7.9 5.4
6.4 6.8 9.315.3
1993 14.213.2 14.724.033.726.6
1994 16.621.7 24.119.516.710.4
1995 16.414.8 17.114.913.6 5.9
91～95
12.311.4 12.914.115.913.3
资料来源：同表4。
三、“八五”期间经济高速增长的代价
经济的高速增长是有代价的，代价的大小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和机制。“八五”期间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通过资本投入的大量增加实现的，增长机制中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协调，因而可以说付出了较大的代价。这种代价包括当期经济运行和增长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下期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影响。
1.高通货膨胀率的代价
二战以后尤其是60年代以来，各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相伴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60～80年代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中，大约有2／3的国家出现了高通货膨胀，因而二者之间被认为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然而毕竟还有1／3的高增长国家没有出现高通胀，所以二者的同时出现不能被看作是一种必然结果或正常趋势，相反，高通胀的出现应当被视为高增长的一种代价，一种很可能发生却有可能避免的代价。统计分析表明，因高增长而高通胀的国家，大多数经济增长效率较低或增长效率下降，而增长速度高但通胀率相对较低的国家，大多数经济增长效率较高或增长效率上升。因此，为了避免发生高通胀，一个国家如果不能通过高效率去实现高增长，就需要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衡量这种适当速度的一个标志，就是看是否付出高通胀率的代价。
GDP平减指数、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一般可作为反映通货膨胀程度的基本指标，这三个指标在“八五”期间年平均上涨分别为12.3%、11.4%和12.9%，其中较全面反映价格水平变动的GDP平减指数（比实际GDP增长率高0.3个百分点），大体上反映了总需求过度扩张的程度。从已经实现的总供求关系看，这意味着通货膨胀缺口，即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差额的增长率超过了实际GDP（生产量）的增长率。而反映投资需求扩张程度的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在“八五”期间的年平均上涨率分别为15.9%和13.3%，说明投资需求超过投资供给的幅度更大。价格水平的大幅度上涨，对国民经济的有序运行和有效增长造成了很大冲击，尤其是对人民生活的正常进行带来了很大影响。不论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有多少具体的原因，货币供给超量和总需求过度扩张总是它必不可少的基础。这就是需求过度扩张拉动而不是科技进步加快推动的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沉重代价。
高通胀率除了成为高增长率的当期代价外，还具有其滞后影响。“八五”期间价格水平的大幅度上涨实际上是从1993年开始的，1993～1995年GDP平减指数、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的年均上涨率分别为15.7%、16.5%和18.5%，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的上涨率分别为21.6%和14.4%。由于成本推动和结构性价格上涨的滞后影响，近两年价格水平上涨的压力仍然较大，如1995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7.1%，能源、原材料购进价格上涨15.8%，就将成为1996年工资成本和物耗成本上升从而商品价格上涨的较大推动因素。因此，“八五”期间经济高速增长的部分代价将要由下一个增长过程来支付。
2.产业结构失衡的代价
如果经济高速增长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内在机制推动的，各个产业部门能够在高速增长中趋于协调；要是经济高速增长是由某些主要产业的片面扩张推动的，则增长过程必然要付出产业结构失衡的代价。“八五”期间的经济高速增长也是由第二产业尤其工业的超高速增长推动的，特别是具有短期扩张能力的加工工业超高速扩张，而产业技术进步并没有加快，物耗比重不仅没有下降而且在上升，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部门形成了过大的需求压力，使短期内难以迅速扩张的农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部门难以适应经济增长过程的需要，导致治理整顿后期有所缓和的产业结构失衡再度加深。
在当年价格的GDP结构中，1995年与1990年相比，第一产业的比重由27.1%下降为19.7%，降低7.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由41.6%上升为49.0%，上升了7.4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比重上升5.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比重保持31.3%不变，其中运输邮电业的比重下降0.6个百分点。要是以不变价格来计算，GDP产业结构的变动幅度更大。以199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1995年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8.9%、52.9%和28.2%，工业和运输邮电业的比重分别为47.9%和5.9%，其中第二产业的比重比1990年提高11.3个百分点，第一和第三产业的比重下降8.2和3.1个百分点，工业的比重上升10.9个百分点，运输邮电业的比重降低0.3个百分点。显然，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过快，第二产业尤其工业的比重上升幅度过大，而根据经济发展阶段要求应当较快上升的第三产业比重却明显下降，亟需提高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运输邮电业的比重也反而降低。
在工业内部结构中，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加工工业比重没有发生变化，是由于基础工业的价格上涨幅度远远高于加工工业。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看，1994年与1990年相比，采掘工业价格上涨147.7%，年平均涨幅为25.5%，原材料工业价格上涨103.9%，年平均涨幅为19.5%，而同期重加工业的价格上涨只是52.0%，年平均涨幅只为11.0%，轻加工业的价格上涨只有44.5%，年平均涨幅只为9.6%。这种价格上涨的部门间差别，正是工业内部结构失衡的反映。从不变价格结构的变动看，加工工业与原材料工业的比例关系由1990年的65.9%∶34.1%变为1994年的73.2%∶26.8%，变动幅度为7.3个百分点，加工工业比重的大幅度上升又加剧了与原材料工业的结构性冲突。
上述产业结构的失衡和矛盾，导致瓶颈制约和生产能力闲置并存，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加剧了总供求关系的矛盾，引起了结构性价格上涨。这种结构性影响的加深不仅存在于“八五”中后期，而且将对“九五”前期经济的协调运行和有效增长产生明显制约作用。
3.投资结构非优化的代价
投资结构的优化是资源配置优化的基础，也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保证。投资结构优化的表现，就是数量型投资的比重下降和质量型投资的比重上升。数量型投资是指用于增加资源数量的投资，质量型投资是指用于改进资源质量（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质量）的投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如果增长率的提高是由科技进步加快推动的，那么质量型投资的比重会不断上升；要是增长率的提高是由大量增加投入推动的，则质量型投资的比重上升缓慢以至趋于下降。“八五”期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大量增加资本投入推动的，由于增长过程表现为一种外延型、数量型的扩张，投资结构的变动出现了非优化或劣化的态势。
从质量型投资的几个主要指标的变动看，用于改善物质资源质量的技术更新改造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除1994年达到31.3%之外，其余年份均低于30%，“八五”时期的年平均比重为29.1%，与“七五”时期的平均比重31.9%相比下降了2.8个百分点。从科技开发投资看，我国研究和发展经费（R＆D）占GNP的比重，本来就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八五”期间又进一步下降，由1990年的0.71%下降为1993年的0.62%，以及近两年的只有0.5%；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经费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1990年为1.38%，1991～1992年略有上升，但1993年以来又逐步下降，1995年只为1.19%。再从用于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的教育投资看，国家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明显低于其他国家，1990年只有2.5%，“八五”期间又有所下降，1993、1994年均仅有2.2%，1995年只有2.1%。
这种投资结构非优化即质量投资比重下降的态势，是“八五”期间经济高速数量扩张造成的一个需要重视的代价，它将对下一个时期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产生不利影响。
4.经济效益波动的代价
从理论上说，资本投资增长率超过技术进步率会引起资本边际生产率的下降，因而经济过度扩张的结果是经济增长效率的降低。前面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表明，1993年以后综合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率或贡献率明显下降，以致“八五”时期的经济增长效率相对低于“七五”时期。另一方面，经济的过度扩张必然要引起经济波动，虽然由于宏观调控采取“软着陆”的方式，产出增长率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但由货币过度扩张到货币相对紧缩，毕竟引起了企业经营环境的较大波动，从而引起企业经济效益的波动。从增长速度最高同时波动也明显较大的工业企业的效益指标变动看，资金利税率由1990年的13.3%下降为1995年的9.1%，产值利税率由10.4%下降为9.6%（1994年数字），流动资金周转次数由一年2.9次下降为一年1.6次，工业增加值率在1993年上升到32.4%之后就持续下降，1995年只有27.2%，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自1993年经济紧缩以来不断下降，1995年只有90.02%，比1993年降低6.59个百分点。而扩张和波动幅度更大的加工工业的效益波动和下降更为突出。国有企业中的亏损企业亏损额则迅速上升，特别是1993年以来亏损额升幅很大，1995年为540.6亿元，增长幅度达25.4%，全年亏损率高达43.9%。
经济效益的波动和下降，是经济过度扩张引起经济运行过程波动造成的，是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必然要付出的一个代价。这个代价总是在经济紧缩时期突出地表现出来，并且往往要持续到经济回升时才宣告结束。
5.产品质量下降的代价
在经济高度扩张的条件下，市场需求处于膨胀状态，市场机制对于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的压力和动力下降，同时价格水平的迅速上升加剧了企业的短期行为，使大多数企业放松了质量管理和质量改进，把主要精力用于扩张产量上，经济高速增长表现为一种突出的数量型增长。因而在我国的历次经济扩张和高速增长时期，几乎都出现了产品质量波动和下降的现象。“八五”时期的情况也不例外。由于工业出现超高速增长的态势，工业产品的质量波动和下降更加严重。从国家监督抽查的结果看，1991年产品抽查的合格率为90%，1992～1994年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国家对企业自检合格产品的监督抽查，平均抽样合格率一直在70%的低水平上徘徊，1995年第一季度的抽样合格率进一步下降为65.9%，到第三季度也只回升到73.6%。由于“八五”期间投资需求的扩张更为突出，生产资料产品的质量波动和下降更为明显。以机械产品为例，国家监督抽查的平均合格率，1991年全行业为88.2%，其中重点骨干企业达到92.2%；1992年全行业的抽查合格率急剧下降到59.7%，重点骨干企业降低为90.8%；1993年的抽查合格率，全行业回升为65.5%，但重点骨干企业进一步下降为85.3%；到1994年，重点骨干企业的合格率回升为86%，而全行业的合格率又下降到62.7%。同时，市场抽查的商品合格率更低，假冒伪劣的现象相当严重。在1995年统计的消费者投诉中，质量问题的投诉占66.7%，假冒的投诉占12%。
“八五”期间产品质量的大面积波动和下降，不仅使当期的消费过程和生产过程受到很大影响，而且将由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质量链循环的作用而影响到下一个增长时期的产品质量水平，因而使我国提高产品质量从而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的进程受到严重冲击。这是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代价。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的代价之外，需求过度扩张拉动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尤其工业高速数量扩张还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和浪费，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近几年这方面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
概括地说，“八五”期间的经济高速增长虽然使我们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大幅度上升，但是也付出了相当高昂的代价。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并非所有的高速经济增长都是有利的或合理的，如果经济高速增长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并对下一个增长过程带来过大的影响，那么从经济发展的长期性、有效性，以及优化和竞争的趋势看，这种高速增长就不是合理的，或者说是弊大于利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衡量其中的“代价”和“影响”的限度？就我看来，要是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通货膨胀率超过了两位数，产业结构失衡影响到资源配置效率，投资结构非优化影响到下一期的增长质量，经济效益波动和产品质量下降的幅度较大，环境破坏和污染的程度明显上升，那么，就属于“太大的代价”和“过大的影响”。根据这些标准以及上面的分析可以指出，“八五”期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不合理的、非优化的，至少是一种不值得追求的目标。
四、“九五”经济增长的前景及政策选择
前文的分析表明，“八五”期间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和机制与上一个经济扩张期相比，主要表现为一种量的扩展，并没有发生质的明显变化。同样，在“九五”时期，如果经济体制转变没有重大进展，宏观经济政策未能发挥有效作用，那么经济增长的态势很大程度上仍将是“八五”期间的继续和发展。同时，“八五”期间出现的问题在“九五”时期将会进一步表现出来，因而经济增长的态势中将存在一系列矛盾。
1.经济高速增长与高通货膨胀的矛盾
“八五”期间经济的高速增长留下了通货膨胀的滞后影响，也留下了一个因遏制通货膨胀政策而形成的经济相对紧缩的局面。因此，“九五”时期一开始就面临着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不同取向的内在冲突：政府从经济稳定的角度考虑还在担心通货膨胀的死灰复燃，而企业却在生产经营的困境中盼望紧缩的银根尽快松动。国家统计局的分析报告说“宏观形势好转，企业困难增加”，很多人表示不好理解，其实这就是宏观与微观不同取向的矛盾状态的反映。企业感到日子越来越难过，是因为效率低下的状况使大多数企业只能过宽裕的日子，难以承受买方市场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市场竞争的压力。近两年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不断下降，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问题日益严重，主要是经济由高度扩张到相对紧缩过程中经营环境的变化造成的。
目前企业和地方要求放松经济紧缩的呼声越来越高。大量国有企业要依靠新一轮经济扩张来缓解经营困难和效益下降的局面，一大批受到经济紧缩冲击的非国有企业也希望在经济回升和需求扩张中东山再起，它们实质上都是要借助市场需求的扩张来掩盖效率低下和竞争力差的状况；地方政府则要依靠经济的扩张来减轻当地的就业压力，特别是缓解地方国有企业的困扰和地方财政的困难，并由此实现地方经济的繁荣，取得任期内的政绩，同时，不少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欠帐很多，也确实需要通过扩大投资来加快建设。在这样一片呼声中，中央政府本身也经受着宏观经济效益下降和中央财政困难的困扰。这种情况与上一个经济周期的起点很相似，有所不同的只是，“八五”期间的消费需求不象上一个经济扩张期（尤其1988年）那样高度膨胀，因而“九五”初期没有“八五”初期那样的的消费需求疲软的威胁。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中央政府势必要逐步放宽相对紧缩的政策，从而将出现又一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九五”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因仍然是企业和地方的扩张冲动，高速度不成问题，但问题却在于高速度。由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没有解决，非国有企业一方面可以国有企业为依托，另一方面有不少乡镇企业也尚未形成自我约束的机制，因而经济扩张具有较大的盲目性，低效率高速度增长的惯性依然存在，“九五”期间GDP年平均增长8%的计划指标很可能又被突破。在经济增长主要靠增加资本投入来推动，投入产出效率差的条件下，过快的增长速度必然伴随着投资需求的过度扩张从而总需求的膨胀，很快就会再度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2.消费、储蓄和投资变动的矛盾
“九五”期间经济增长中面临的一个困难是消费需求还没有出现新的热点。目前城市对一般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已基本饱和，农村市场由于收入水平限制等原因尚未开发出来，大多数日用消费品供过于求的趋势更加明显。个人消费需求增长相对缓慢的结果是个人储蓄存款的迅速增长，并成为国民储蓄增长的主体和企业投资增长的主要来源。这不仅容易导致投资规模过大和投资需求过度扩张，而且会引起投资与消费变动的不协调。而抑制投资扩张和信贷增长，则使巨额储蓄成为银行的很大压力。
如何引导城乡消费结构的变动，培育个人消费需求的新热点，使个人储蓄的高速增长有所减慢，高达40%以上的国民储蓄率适度回落，并引导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提高个人投资的比重，形成合理的投资主体结构和产业结构，从而推动投资和消费及其需求结构的协调变动，是“九五”时期必须高度重视和处理好的一个重要关系问题。
3.经济高速增长与产业结构失衡的矛盾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总是导致产业结构失衡，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由具有短期扩张能力的加工工业的超高速增长推动的，短期内难以迅速扩张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部门不能适应经济过度扩张的需要；二是高度扩张的加工工业的技术进步缓慢，投入产出效率差，物耗和能耗的比重高，对农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部门形成了过大的需求压力。“九五”时期这种矛盾将继续存在。因为非国有企业日益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力量，而它们主要集中于一般加工工业部门，其中大多数企业的技术水平较低，物质消耗比重较高。这种产业发展方向除了与一般加工工业投资小，周期短，回收快等特点有关外，还由于在高技术产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部门，非国有企业因技术经济原因和某些体制原因往往难以进入。现阶段需要加快发展的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教育科技、金融保险等第三产业部门，目前仍主要依靠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投资和生产能力已经下降到较低水平，加上体制方面的原因，很难使这些产业部门的发展速度适应国民经济尤其加工工业高速增长的要求。
“九五”时期，非国有企业对经济高速增长的作用率将进一步上升，加工工业将继续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动因。同时，非国有企业的迅速发展是解决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出路的希望所在，加工工业则是我国经济走向世界、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关键产业。能不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改变产业结构失衡的态势，根本问题在于两个方面：其一，能否将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和发展较多地引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部门，包括亟需加快发展的第三产业部门；其二，能否加快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整个加工工业的更新改造，使加工工业提高技术水平和发展层次，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
4.外资大量进入与民族经济发展的矛盾
随着外资的大量进入，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投资、生产、市场和进出口中的比重迅速上升，这既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也对民族经济尤其是民族工业产生了很大冲击。“九五”时期这种趋势及其带来的矛盾将进一步发展。由于外商投资规模的扩大伴随着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既有利于提高国内生产的经济技术水平，又对民族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对于大多数内资企业来说，是在这种冲击下增强了竞争力，保住了国内市场，提高了发展水平，还是在冲击下败下阵来，以致纷纷垮掉，失去了发展的基础，将不仅关系到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而且关系到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背景。
面对国际大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入及其投资力度的迅速增大，受到较大冲击的产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新兴产业，受到较大冲击的地区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受到冲击较大的企业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在这个问题上，内资企业能否经受住冲击，能否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关键在于能不能在下一轮经济增长中加快转变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效率，能不能发挥自身的优势，挖掘内在的潜力，开发新的市场。
5.市场机制功能与宏观调控作用的矛盾
“九五”时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仍在于投资需求的拉动。从“八五”期间的情况看，企业和地方的投资扩张主要不是由于市场消费需求的拉动，也不是出于投资者对未来收益的良好预期，而更多地是一种追求规模扩大和任期政绩的倾向，一种非经济理性的、盲目性较大的扩张行为。但是，这样的扩张行为却往往能够使中央政府被迫增加货币投放而不断得到实现。在市场机制未能对投资过度扩张和工业超速增长发挥有效约束功能的条件下，控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只能依靠宏观调控的作用。但宏观调控采取了控制信贷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方式，即只有直接调控甚至行政调控的方式才能有效地实现调控目标，这反过来又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成长及其功能的形成。
这个矛盾在“九五”期间将继续存在。如何逐步消除这个矛盾，使宏观调控作用的发挥与市场机制功能的增强协调起来，关系到经济增长过程能否尽快走出扩张——紧缩——再扩张的非经济性循环，进入市场需求既能拉动增长又能约束增长的良性轨道。
根据上述分析，“九五”期间要使经济持续和稳定增长，逐步缓解以至消除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必须在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的条件下，实施若干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
1.控制经济增长速度。高投入低效益的经济增长，增长速度太高使我们付出了过大的代价，并且影响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面对企业和地方的扩张冲动，如果宏观上把稳定价格水平和协调经济运行放在首要地位，那么控制经济适度增长依然是“九五”期间的一个重要问题。应当通过严格控制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运用新的金融、财政和法律调控手段，来控制投资过度扩张和工业超速增长，特别是控制基建投资和加工工业的增长速度。要改变地方政府追求速度和规模以表明政绩的倾向，控制地方之间的竞相扩张和攀比速度。在协调消费、储蓄和投资变动关系的过程中，既要适度促进个人消费的扩大，更要控制个人收入的过快增长，改变国民收入过多地向个人倾斜的趋势，要控制个人工资外收入和灰色收入的不断膨胀，加强税收征管工作。
2.加强产业结构政策。要扭转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状态，提高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九五”期间必须进一步加强产业结构政策的作用。在控制工业尤其是加工工业发展速度的前提下，要稳定地增加农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部门的投入比重，提高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和水平。由于国有企业以及中央的投资能力持续下降，应当更多地引导非国有企业以及地方投资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部门，并为此提供合理的投资和发展条件。在进一步利用外资的过程中，要加强引资的结构政策，提高对外资产业投向的刺激和限制作用，使外资的流入有利于缓和而不是加深国内产业结构的失衡局面。同时，扩大产业结构政策的视野、范围和功能，注重投入结构、产出结构和价格结构的变动关系，以及资本结构、劳动力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内在联系，引导国内消费结构合理变动，调节进出口结构，使其与产业结构的变动相一致。
3.加快增长方式转变。“九五”期间经济增长态势中存在的多种矛盾和问题的逐步缓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能否有一些明显的进展。应当加大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增长方式转变的力度，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的综合运用，增强对投资和发展方向的激励与限制机制，优化投入结构，尽快提高质量型投资的比重。“九五”计划规定的国民经济投入产出效益提高的一些目标，包括资本系数的降低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源消耗系数的降低，基建投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的提高，工业流动资金周转速度的加快，都不是容易实现的，甚至存在着逆向变动的可能（如“八五”期间一样）。这主要依赖于科技教育的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因此，应当使研究和发展（R＆D）投资占GNP的比重较快上升到1.5～1.8%，使教育投资占GNP的比重较快上升到4%左右，使技术更新改造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较快上升到35%，这是能够支持和推动上述效益目标实现的几个硬指标。同时，在提高投资效率的基础上，加快技术开发和创新的速度，加大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规模，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要通过必要的政策调节和相应的体制改革，使企业成为科技进步和职业培训的主体，支持企业推行名牌战略，提高产品质量水平，从而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迎接外资企业挑战的能力。
4.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九五”期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成效从而经济增长过程优化的希望，从根本上说，依赖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有效推进。改革的中心问题是培育和加强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并使宏观调控机制的作用建立在市场调节功能的基础上，而基本目标则是形成需求约束型的经济增长机制。其中的关键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加快国有企业的制度变革，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其二，加快基本要素市场的发展，使市场运行规则尽快起作用。这两个方面的改革都需要系统配套和深入进行，但值得提出的一个思路是，改革到了本世纪最后五年的攻坚阶段，应当尽量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创造性，让他们根据中央确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在实践中探索各具特色的改革方式和体制模式，而中央则把主要精力用于进行监督和协调。只要不搞私有化，不让国有资产流失，各种有效的改革路子都可以走。这样将能够大大加快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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