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安[1]2006年在《企业知识共享网络理论及其治理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种以“知识共享与企业网络”相结合的新型组织形式——企业知识共享网络，在世界经济实践中产生并迅猛发展，学术界开始关注这种经济现象，并赋予了极大的研究兴趣。然而，在涉及企业知识共享网络运作的一些基本问题上，理论界对此还缺乏系统研究和深入探讨。一是企业知识共享网络存在的效率合理性；二是企业知识共享网络是如何形成的；叁是怎样促使企业知识共享网络更加高效率的运作等。由于这些问题的实质都是讨论企业知识共享网络的创建和有效运作，为此，本文选择企业知识共享网络理论及其治理研究为题，以探讨如何创建和管理一个高效的企业知识共享网络为研究目的，用以解释为什么要创建企业知识共享网络、怎么样去创建企业知识共享网络以及企业知识共享网络的治理等理论问题。 本文的研究首先从为什么要创建企业知识共享网络着手，分别从制度层面和价值层面探讨了这个问题。前者主要是通过构建知识交易成本的理论框架，运用比较静态的方法，分析论证了企业网络同传统的市场和企业相比，具有企业间的知识交易的有效性，从而从制度层面上回答了为什么要创建企业知识共享网络的问题；后者试图对知识共享的价值问题作尝试性探索。遵循从知识共享的经济利益的一般分析到结点分析再到网络分析的顺序，通过分析得出：知识共享不仅具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而且还具有联结经济；追逐知识共享的经济利益是企业知识共享行为发生的源动力；基于能力的知识维度解构，指出企业通过同外部企业建立网络以进行知识共享已经成为解析企业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构建知识共享生产函数，给出由知识共享形成的企业网络的共有知识在维持企业网络的存在和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的结论。从而从价值层面上回答了为什么要创建企业知识共享网络的问题。 随后，本文对怎样创建企业知识共享网络进行了分析。通过引入进化博弈，研究了企业知识共享网络形成的演化动态，指出企业知识共享网络的自我进化具有初始状态不确定性，反证了企业知识共享网络主动创建的重要性。通过建立动态博弈模型，探讨了企业知识共享伙伴选择的逆向选择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曹联养[2]2001年在《网络与网络经济的一般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网络是网络经济的基础。形形色色的网络都具有相似的结构。网络通道、网络传输物、网络传输物提供者、传输物消费者是组成网络的基本要素。作者对互联网、电网、邮政网的结构进行了分析。 本文研究了网络经济价值的评价问题。作者发展了梅特卡夫法则，给出了网络价值评价的一般公式，即网络的整体经济价值与网络通道的传输速度、宽度、安全性以及传输物的价值、传输物提供者的数量、传输物消费者的数量成正比，与网络的使用成本成反比。作者并据此分析了中国互联网的经济价值。 文章认为，网络的进化与发展是与人类社会生产力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不可分离的过程。网络的细化与融合，是网络进化的基本形式。 文章讨论了网络经济的含义、特征与基本规律。作者认为，网络经济有叁个层次的含义，分别是宏观网络经济、中观网络经济、微观网络经济。作者对典型的中观网络经济形式——互联网经济的特征持保守态度。作者认为，网络经济的特征表现在网络经济是跨地域合作的经济，网络经济以稳定的、可预期的联系为基础，网络经济是开放的经济，网络经济是市场统一的经济，网络经济是经济成本更低的经济。 作者介绍了国内学术界对于网络经济基本规律的四种不同观点。作者提出了对网络经济基本规律的思考：在现代经济中，网络经济是一种普遍的经济形态；网络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未来各产业经济将无一例外均是网络经济：网络经济是协作的经济；网络经济不是大而全的经济；网络将通过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再造产业面貌。 基于对网络与网络经济的如上认识，文章提出现代企业在网络经济中应该做出七个转变，以适应网络经济要求。即反省经营理念，重塑企业灵魂；调整企业市场行为模式；重组企业核心竟争力；建设企业开放的信息系统；优化企业组织；扩展企业价值内涵；加强协作。
韩伟[3]2012年在《美国电信产业管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电信产业是一国重要支柱产业之一。近些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国际因特网技术以及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电信产业也迅猛地成长起来,在一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服务于一国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是电信产业大国,其技术及管理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长期的发展中,美国从本国国情出发,对电信产业的管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对我国电信产业管制的改革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本文在进行电信产业一般分析和梳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回顾了美国电信产业管制的历史变迁,重点分析了美国电信产业的管制体系、美国电信产业的管制领域以及管制改革等重点问题,总结了美国电信产业管制的主要经验,在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电信产业管制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卢斌[4]2011年在《哲学视域下的网络社会交往》文中研究指明知识经济时代的全部社会生活,被网络社会交往的普遍化逻辑以不同的强度所贯穿。这一现象主要表现在同时发生、相互联系的叁个过程:信息网络以技术不断创新、功能向后兼容的方式迅猛发展,在全球尺度上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形成深度渗透和全面覆盖;个体拥有了信息和知识的生产传播工具——网络终端(PC、笔记本和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在社会劳动、交往自由和意见市场上获得了更大自主性;社会组织在政府、公司和NGO(非政府组织)/NPO(非盈利组织)这叁种传统方式之外,出现了以价值认同为主要特征的网络群体,他们不需要现实接触却能通过网络交往迅速组织起来并达成行动目标,成为现代社会不可忽视的的“第四种力量——网络群体”。这叁个过程的互动和它们所触发的社会反应,带来一个以网络中介为载体的新的支配性社会结构,即以网络社会交往为核心的社会发展图景:一个新经济,即信息化/全球经济;一个新文化,即真实/虚拟的文化。而深植于这种经济、社会和文化之内的网络交往逻辑,已经成为整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的社会运行与制度供给的基础。本文立足于信息时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前沿,对影响社会发展的最活跃因素——基于SNS(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社会性网络服务)的网络社会交往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分析。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立论基础,通过对社会交往、网络社会交往的理论梳理和现实探索,努力发现和发掘网络社会交往的内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网络社会交往的理论体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本文在结构上分为绪论、理论基础、理论主体和结论四个大的部分。1、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问题提出的背景、论文框架和研究的主题,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选题研究现状和评析以及选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等。2、理论基础部分为第一、二章。第一章“社会交往理论的历史演进”重点回顾和梳理传统哲学思维中的社会交往观,为后续展开的网络社会交往分析奠定理论基础。本章开头开宗明义地建立了社会交往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顺序整理了中国和西方的古典交往思想、现象主义和存在主义的社会交往思想、社会资本理论和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与社会交往思想,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交往观,并结合网络交往现实进行了初步理论展开。第二章“网络与网络社会交往”是从生产力发展角度,以社会交往中介的技术发展和特征为主线,分析网络社会交往中介的技术发展基础。这部分讨论了语言、交通、媒介和货币在交往中的作用以及在网络时代的新发展,以及在“摩尔定律”、“梅特卡夫规则”影响下的网络社会交往的叁个发展阶段及其扁平化、两极化、集成化和协作化等特征。3、理论主体部分为第叁、四、五章,讨论网络交往与社会(个体和组织)、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互动及影响。第叁章“网络社会交往中的个体与组织”,分析了个体在网络交往中的发展阶段、动机和特征,如网络交往对“六度空间”理论和人际交往“150原则”的创新与突破等,然后分别研究了网络交往对传统社会中的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NGO(非政府组织)的影响。第四章“网络社会交往与经济”则着力分析了以知识经济和全球协作为特征的生产力发展背景下的经济交往形式和发展特点,如“众包经济”、“长尾经济”、个体商业行为的可计量性、消费偏好分析、网络货币等。第五章“网络社会交往与政治”关注了传统政治活动被网络交往所改变的现象、特征和发展规律,分析了网络交往对选举、政权更迭(如2011年上半年发生于北非的网络民主化浪潮)的影响,研究了跨国政治组织、地缘政治弱化、政见多元化、网络意见市场等概念。4、结论部分包括第六章和结语。第六章“网络社会交往的文化反思”分析了网络社会交往中的典型文化现象如黑客文化、粉丝文化、网络语言、游戏文化等,总结了网络交往中介对文化生产的影响及其时代特征,辩证地反思了网络社会交往对传统道德、法律和价值观等方面形成的冲击。结语是在对本文理论基础部分和主体分析部分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网络社会交往的未来进行了展望和预测,指出网络社会交往的继续发展对生产力的提升作用和对社会个体行为组织形态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把握和利用好网络社会交往的发展规律对于在更高更新的层面上认识和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理论价值。
陈亚琦[5]2016年在《基于时空视角的电子商务平台竞争及商业模式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我国的电子商务平台市场发展迅猛。2015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20.8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7%,其中网络零售市场交易额达3.8万亿元,同比增长33.3%。以B2C (Businessto Consumer)和C2C (Consumerto Consumer)等网络零售为主的电子商务平台产业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电子商务平台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商业模式层出不穷,平台竞争及商业模式呈现差异化。而以网络零售为主的电子商务平台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尚不完善,更没有形成电子商务平台理论研究体系。电子商务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能够在任何地点、用碎片时间进行交易,货物的位移交由物流运输完成,整个过程突破了物理时空的约束,消费者对时间及时间价值的感知更多。尽管很多研究都已注意电子商务平台这种超越时空限制的重要特征,但却停留在表象。事实上,传统理论视角是在物理时空约束的局限下发展起来的,并不能合理解释超越时空限制特征的电子商务平台产业,而双边市场理论关注银行卡、操作系统等传统领域,对电子商务平台市场的研究少之又少,也无法解释电子商务平台不同于传统双边市场的这种时空特征。与此同时,我国电子商务平台市场商品同质化严重,平台间竞争白炽化,为了力求差异化获取竞争优势,京东商城通过自建物流配送体系以提高网络购物的服务与时效,与阿里巴巴旗下淘宝网与天猫商城相比,京东模式无疑更进一步地压缩了网络购物的时间距离,改善了消费者的时间价值,也赢得了更多市场份额。随后苏宁易购、当当网、我买网也建设了不同规模的物流配送平台。面对这种竞争,阿里巴巴也在不断整合线下物流资源以优化消费时间价值。目前对电子商务平台差异化竞争的研究不多,且集中在产品差异化,这种在时间上的差异化竞争研究很少,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本文从电子商务平台不同于传统实体零售平台能够超越物理时空约束的特征入手,分析其本质是电子商务平台企业组织运行的物理时空与经济时空之间原本高度契合的状态发生变化,经济时空的内涵与外延突破物理时空约束向外拓展。这种时空契合变化凸显了用户的时间价值,特别是提高了消费者时间价值,改善了消费者的效用水平。本文基于此进一步提出了电子商务平台不同于传统双边市场平台交叉网络外部性与直接网络外部性的一个重要效应,即网络时间价值溢出效应。不同电子商务平台所产生的网络时间价值溢出效应不同,导致电子商务平台之间呈现差异化竞争；与此同时,时空契合变化引发了电子商务平台商业模式创新的时空动因,平台差异化竞争进一步使得我国电子商务平台的商业模式创新呈现差异化。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有：(1)互联网环境下经济时空与物理时空原本高度契合的状态发生变化,经济时空的内涵与外延突破物理时空约束向外拓展。从时间角度看,平台双方不受地点、场所、时间的限制并能利用碎片时间,对于消费者而言用于交易活动的必要时间被极大地“压缩”,被“压缩”了的这部分时间消费者能够任意安排用于提高收入或者闲暇效用的事情,提高了消费者效用水平;从空间角度看,经济时空的延展扩大了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及交易流的协调空间,进一步扩大有效市场范围,用户连接到平台便连接到经济时空。经济时空与物理时空的契合演变是电子商务平台组织运行及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动因。(2)电子商务平台具有不同于传统双边市场平台的一个重要效应——网络时间价值溢出效应,即平台一方消费者时间价值的改善能够对平台另一方商家的效用、平台厂商利润产生溢出效应,甚至进一步拉动电子商务产业链相关行业的效益,提高社会效益。这是本文重要的理论创新。网络时间价值溢出效应进一步带来外部性：消费时间价值的改善强化了一边用户对平台商品或服务的需求,一边用户需求的增强又加强了另一边用户的需求,带来平台交易量与平台规模的增长。但当超过一定临界时间值,消费时间价值增值随着实际消费耗时的延长而逐渐减弱,网络时间价值溢出效应也有可能产生负外部性,导致平台双边用户获得效用较低。网络时间价值溢出效应是电子商务平台产生的时间效应,交叉网络外部性与直接网络外部性是电子商务平台产生的空间效应,电子商务平台是在时间效应与空间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发展的。(3)本文分别考察了我国两种主要电子商务平台类型即开放式电子商务平台与自营式开放电子商务平台分别对商家收取接入费、交易佣金、两部制定价而向消费者免费的垄断定价结构。研究发现,电子商务平台的定价同时受到时间效应与空间效应的共同作用影响,其中网络时间价值溢出效应对两种类型电子商务平台的定价结构均起到重要作用。网络时间价值溢出效应越强,商家间的直接网络外部性强度越强,平台能够向商家制定更高的接入费用或者交易佣金。在采取两部制定价时,两种类型的平台向商家制定的平台接入费与交易佣金费率均呈现负相关性,并且两部制定价时的利润并不必然比只收取接入费或交易佣金时更大。(4)不同结构形式的电子商务平台产生出的网络时间价值溢出效应存在差异,使得电子商务平台呈现差异化竞争。本文在Armstrong (2004,2006)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按照用户归属行为(单平台归属和多平台归属)、平台类型(开放式电子商务平台与自营式开放电子商务平台)与平台结构(纵向一体化结构与市场化结构)展开了多维度的平台竞争研究。研究表明,电子商务平台的交叉网络外部性与直接网络外部性要与网络时间价值溢出效应共同作用,才能发挥更大作用,即要同时发挥电子商务平台的时间效应与空间效应。仅仅具备较强的交叉网络外部性或直接网络外部性并不能促使电子商务平台获得更高利润,与大多数认为消费者之间的直接网络外部性能够对平台定价及利润产生积极作用的观点不同,本文通过引入网络时间价值溢出效应的模型分析发现,在网络时间价值溢出效应较弱即差异化程度较低时,消费者之间的直接网络外部性过强反而会影响平台的定价与利润,这主要是由于时空契合演变使得平台突破了对地理空间与交易时间规制的约束,消费者与商家在平台的空间规模急剧扩张,而如果不能满足消费者对自身时间价值的需求或者说超出了预期临界时间,即消费者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所获得时间效用过低,会导致消费者的转移,进一步影响平台商家的规模。(5)电子商务平台的商业模式与传统商业模式相比,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其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的经济时空突破了物理时空约束,从面对面的时空同步交易转变为时空异步交易。时空契合变化进一步引发了电子商务平台商业模式创新的时空动因：供求双方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良性互动产生平台的空间效应以及满足消费时间价值增值所产生的网络时间价值溢出效应；平台差异化竞争表明差异化对电子商务平台发展意义重大,我国电子商务平台的商业模式创新呈现差异化,具体表现在收入模式创新、价值创造模式创新与要素支撑体系创新,并且这些差异化的商业模式均发挥了不同程度的网络时间价值溢出效应带来的正外部性。
王晓芳[6]2006年在《外部性与网络经济效应研究》文中指出网络经济是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形态。网络经济的迅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对传统的经济模式也构成了巨大的冲击。本文吸收和借鉴了近十多年来国内外对网络经济这一新兴领域相关的研究成果，尝试分析网络经济产生的背景，网络外部性与网络效应的联系与界定，网络经济效应的作用及影响，着重分析网络经济效应对市场竞争、企业行为及政府职能变化等方面的动态关系，网络经济的发展将带来信息要素的生产和经营方式的突破性变革，网络经济中的新经济规则将对传统经济领域带来的影响和挑战。 文章主体内容分以下四部分： 第一部分：“经济外部性的内涵” 对经济外部性的涵义进行分析，回顾相关文献的研究，通过对经典例子的回顾分析产生外部性的原因。 第二部分：“网络经济的特征” 从网络经济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分析为起点，阐明网络经济产生，网络技术促使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网络经济的模式带来经济发展一系列新的变化，既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又降低了生产费用，其双重作用带来了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同时分析基于新经济环境的网络经济理论的不断更新与发展。 第叁部分：“网络经济效应的作用及影响” 分析正在迅速发展的网络经济中外部性的一些表现形式以及同网络效应的界定，在此基础上分析网络经济效应对现实经济的影响。较为详细地从叁个方面来阐述，首先，从现实经济的例子分析网络效应与网络经济中的外部性；其次，分析网络经济效应对市场标准、锁定与转移成本、市场效率的影响；第叁、从电子商务蓬勃的发展，传统企业纷纷走向信息化经营模式的过程，分析网络经济效应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第四部分：“网络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宏观经济职能” 分析网络经济效应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影响，从政府对标准制定的把握、政府管制与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阐述。
张小强[7]2006年在《网络经济的反垄断法规制》文中指出网络经济中新的经济形态、其背后的经济学以及政治因素使其成为21世纪反垄断法必须面对的新课题,中国反垄断立法亦不能回避网络经济。网络经济中反垄断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当前对网络经济的反垄断法规制研究角度是多元的,从学科上看有经济学与法学,从领域看有新经济、网络经济(界定内涵千差万别)、网络产业、电子商务、高科技产业、信息经济乃至软件产业等等,到目前为止网络经济的反垄断法规制理论框架尚未建立。基于以上现实,论文作者对网络经济的反垄断法规制展开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尝试将网络经济的反垄断法规制研究系统化、体系化,确立一个一般分析框架。论文首先对网络经济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以确立全文的研究范围。在分析相关学者对网络经济的定义之后,作者指出网络经济是具有网络经济效应等网络经济学特征的网络产业。以此为基础,作者进一步对网络经济的一般性经济学特征进行了简要评述,并对其中存在争议与容易混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如网络外部性、网络效应、网络经济效应等等,指出了这些特征带来的新的反垄断问题。作者进一步发现网络经济的产业组织特征,不论是理论模型,还是其市场结构以及企业的竞争策略等都表明企业行为带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既可能朝着提高经济效率的方向发展也可能降低经济效率,由此带来了反垄断法干预难题。在回顾了相关观点后,作者指出了解决该难题的方法。以上结论为分析网络经济中的反垄断问题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认识框架。在这个框架下,作者首先对网络经济的反垄断法规制一般性理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反垄断法要适应网络经济,只能以经济效率为核心价值,该经济效率的内涵是在静态效率(包括生产效率和分配效率)与动态效率、交易成本之间的一种权衡。指出网络经济中限制竞争行为的违法认定原则应该为合理原则。还针对有学者将网络经济视为新型自然垄断的观点,指出了网络经济与自然垄断的本质区别,不能将网络经济作为一种新型自然垄断而实行管制政策。并在分析了反垄断法与产业政策、知识产权在网络经济上的冲突特点之后,指出了解决这些冲突的方法。在研究了网络经济的反垄断法规制基本理论问题之后,作者又对网络经济的反垄断法规制具体制度,包括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禁止、对限制竞争协议的规制、合并控制叁大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的重点在于分析网络经济中的限制竞争行为与传统经济中的限制竞争行为的表现与实质究竟有何不同,从而找到有效的规制方法。作者首先指出静态网络市场中的网络效应、用户安装基础、转移成本、
林季红[8]2003年在《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首先是文献综述，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战略联盟的各种不同观点进行介绍和评论，并进一步分析跨国公司战略联盟形成的宏观背景和微观动因。然后论述战略联盟的主要特征及其影响。 第二章主要从交易成本理论、价值链理论以及资源基础论分析战略联盟的理论基础，该章为第五章的理论总结作了铺垫。 第叁章以R&D联盟为例对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在对战略联盟的发展状况作详细的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战略联盟的效应。本文认为，战略联盟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速度经济效应、协同效应以及学习和创新效应。本文还对跨国并购与跨国战略联盟进行比较，从市场进入、控制权和组织学习等方面分析两者的区别。 第四章也是关于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的实证分析。这里主要分析跨国公司战略联盟在汽车制造业的表现及其发展态势。首先从日本分包制入手，对汽车制造商与零部件供应商的长期性稳定交易关系的形成及其对竞争优势的构建作深入的分析，并与美国的模式进行比较，进而剖析日本汽车制造业跨国公司如何在海外再造系列结构。最后，从全球的视角，阐述国际汽车产业竞争格局及其发展趋势并分析其中的原因。 第五章进行理论总结。本文认为，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经营战略已经发生从内部一体化向内部一体化的分解的倾向。跨国公司之间的战略联盟趋势日益明显。跨国公司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构筑公司网络，使生产国际分工不仅成为跨国公司内部母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关系，而且也成为子公司与所在的东道国企业如供应商、经销商等等的专业化分工合作关系。本文还对邓宁的OLI理论进行评论，本文认为，OLI必须引入动态分析，要更注意OLI叁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跨国公司战略管理学派的发展，对跨国公司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使跨国公司的研究重点由存在机制逐步转向发展机制。本文指出，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的发展，使跨国公司逐渐演变为全球性网络型公司。跨国公司战略联盟将成为21世纪跨国公司发展的主流趋势。 第六章是关于战略联盟的启示。本文主要从发展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发展产业集群与再造区位优势；企业战略调整与组织结构创新；促进关联，吸引FDI；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等六个方面进行论述。
王法硕[9]2012年在《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网络信息技术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互联网科技革命带来了网络信息时代。互联网改变了人类政治生活方式。数量惊人的网民开始形成一股重要的力量参与和影响着中国政治和公共政策。网络参与成为我国当前民意表达、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网络参与的异军突起引起了从事政治学、公共管理学以及公共政策学研究学者的高度关注。与现有的研究不同,本文着重分析网络参与和公共政策过程两个变量的关系,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公民怎样在互联网上参与我国公共政策过程?公民的网络参与对我国公共政策过程产生了什么影响?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本文建构了以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所形成的政策网络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和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模型,从宏观环境层面到微观个体层面对该政策网络进行分析。从宏观层面看,公民网络参与的背景和参与途径构成政策网络存在的环境。公民网络参与产生和生长于一定的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大背景之下。现实途径中公民政治参与的失灵使公民将实现政治参与的希望寄托给互联网,政党执政理念的更新为网络参与提供了合法性；网络经济的发展及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提升了公民网络参与的能力和热情；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为网络参与的实现创造了可能性；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初步孕育和发展更成为了网络参与不断壮大的助推器。网络论坛、政府网站、博客和微博等网络应用是公民网络参与的主要途径。通过实证考察,本文认为作为公民网络参与平台的网络论坛、政府网站、博客、微博等网络应用对塑造网络民意、推动网络民主、增进政治沟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从微观层面看,网民、政府、媒体、社会组织等网络参与的行动者为了实现行动目标展开互动形成了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政策网络。公民个体或群体借助互联网上的各种应用平台向政府进行偏好表达和意见输入,网络参与对包括议程设置、方案选择和政策执行在内的政策过程各阶段施加了影响。本文研究了上海“钓鱼执法”、新拆迁条例和北京治堵网络意见征集及微博打拐等典型案例,从政策网络的行动者、运行机制、网络特征等方面对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进行具体分析,揭示公民网络参与对政策过程不同阶段构成的影响。而在网络参与的另一端,面对来势汹涌的网络民意,作为政策制定和执行主体的政府需要做出回应。网络参与具有双重效应,对政府管理来说既构成巨大挑战又发挥积极作用。在网络参与初期,政府主要采取监控为主的应对措施,而随着对网络参与认识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和政治领导人不再视网络参与为洪水猛兽,而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心胸直面网络民意,应对网络参与的策略从严格监控逐渐转变为积极回应和主动引导,政府应对方式的变迁体现为由堵到疏的政策学习过程。通过对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背景、途径、阶段及政府应对的详细考察,本文得出结论：网络民意和政府态度是影响公民网络参与的核心变量,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大众传媒、社会组织、知名人士等是外围变量。政府和政治精英的态度是影响网络参与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本文根据网络民意和政府态度的不同划分出高效型、低效型、倒逼型、孤立型、受阻型和公敌型等六种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基本类型；根据网络参与发起主体的不同区分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参与机制；基于实证案例的考察,抽象出公民网络参与政策议程、政策方案与政策执行的叁种参与模型,对导论中所建构的过程模型进行了修复与拓展。虽然当前公民网络参与对公共政策过程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但是其纵深发展仍然面临若干困难和瓶颈的制约：网络参与存在代表性结构失衡；互联网自由、开放等特性容易滋生无序网络参与；充斥于互联网上的西方意识形态和多元价值观有瓦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危险；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容易诱发网络参与出现“沉默螺旋”和“反沉默螺旋”效应；网络参与过程中可能产生群体极化等非理性群体心理。要推动公民网络参与的良性发展,本文提出制度、法律、道德叁位一体的优化建议：要构建公民网络参与保障体系,缩小网络数字鸿沟、提升政府网站和政务微博水平、加强对网络参与的回应；要推动公民网络参与立法进程,保护公民网络言论自由权；要塑造公民网络参与伦理道德,倡导网络参与道德自律、培育公民网络参与精神、建构网络时代行政伦理。近十年的公民网络参与实践证明了现阶段在我国政府与公民完全可以通过互联网上的交流、协商与合作实现良性互动,为构建更加民主的决策过程和公共治理而共同努力。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当前的网络参与往往由政府主导,网络参与的积极功能尚未充分发挥。本文认为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依托较为成熟的网络社团,实现一定程度的网络直接民主,建立覆盖公共政策全过程的公民网络投票制度,切实保障公民参与权。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有效的网络参与我国公共政策的民主基础将更为宽广,距离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目标将更为接近。
甘凤婷[10]2012年在《网络经济中相关市场界定问题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经济技术创新的加快,作为新兴产业的网络经济也展现出了蓬勃生机。网络经济的新特点促使原有的社会经济运作结构发生新变化,更对人们的价值观念、生产方式及竞争形式产生重大影响。虽然网络经济是新兴产业,但其重要性足以影响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繁荣的背后带来竞争的激励的同时,伴随着网络技术发展起来的网络经济带来的新型的垄断行为层出不穷,尤其在界定相关市场方面给传统反垄断法的规制带来众多挑战,同时成为当前法学研究和执法实践的重点领域。网络经济中对于反垄断法中相关市场的界定与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相比具有很多特殊性,除了网络这一新的载体的影响外,归根结底还是网络效应的影响。然而,当前我国法学界还没有认识到这一重要性,对相关市场界定的研究主要局限在传统经济领域,忽略了网络经济条件下垄断问题的严重性。因此本文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相关市场的界定在网络效应的影响下有什么新变化以及如何完善。本文拟从当前涉及到网络领域垄断的典型案件出发,分析研究网络经济的特殊性及将会给传统的相关市场界定造成的困境与挑战,并结合我国当前法律相关规定进行分析,为构建我国反垄断领域中相关市场界定的完整框架以及维护网络经济市场的公平有序竞争提出完善建议。目前,在网络经济逐渐成为经济发展主流的背景下,完善现有的反垄断法使之符合市场需求和我国国情,营造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法制研究的重要任务,也符合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但从目前的立法现状来看,网络经济中的相关市场界定问题虽有所提及但可操作性不强,这势必会阻碍我国网络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对当今我国网络经济条件下的相关市场界定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从中探求反垄断法在这一新经济条件时代下的制度规范以及规制模式的新规律,从而为网络时代相关市场界定的困境与变革及我国反垄断立法与执法的完善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参考文献：
[1]. 企业知识共享网络理论及其治理研究[D]. 任志安. 西南交通大学. 2006
[2]. 网络与网络经济的一般分析[D]. 曹联养. 陕西师范大学. 2001
[3]. 美国电信产业管制研究[D]. 韩伟. 吉林大学. 2012
[4]. 哲学视域下的网络社会交往[D]. 卢斌.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5]. 基于时空视角的电子商务平台竞争及商业模式研究[D]. 陈亚琦. 北京交通大学. 2016
[6]. 外部性与网络经济效应研究[D]. 王晓芳. 西南大学. 2006
[7]. 网络经济的反垄断法规制[D]. 张小强. 重庆大学. 2006
[8]. 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研究[D]. 林季红. 厦门大学. 2003
[9]. 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研究[D]. 王法硕. 复旦大学. 2012
[10]. 网络经济中相关市场界定问题研究[D]. 甘凤婷. 郑州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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